情态鉴识人、用人典故
情态者，神之余，常佐神之不足。久注观人精神，乍见观人情态。大家举止，羞涩亦佳；小儿行藏，跳叫愈失。
孔子认为：君子懂得的是义，小人懂得的是利；君子想的是道德和法度，小人想的是乡土和恩惠。他曾经给小人定下五大罪状，并据此诛杀了鲁国大夫少正卯。孔子任鲁国司寇时，上任七天，就诛杀了少正卯。
他的学生子贡对他说：“少正卯是鲁国的名人，您刚上任就杀了他，有人认为是不是太过分了？”孔子说普天之下，有五种人罪大恶极，小偷、强盗还不在其中。
第一种是心怀叛逆而又阴险狡诈的；第二种是行为邪恶而又顽固不化的；第三种是言语虚伪而又善于诡辩的；第四种是探听国家的叨暗面，而且记得很多，到处宣扬；第五种是附和错误的上司而获得恩宠的。这五种罪恶够上一条，就免不了被君子诛死。少正卯正是这种五毒俱全的人，他呆在那儿，就足以在那里拉帮结派；他的言论足以文过饰非，迷惑他人；他控制了权力就足以谋反叛乱，自立为王。这种人就是人中的奸雄啊，怎么可以不杀呢？”他还引《诗经》上的诗句慨叹：
“真令人忧心如焚啊，我恨透了这些小人；小人成群结党，这就值得忧虑了！”
春秋时齐国的晏婴在《晏子春秋》中对君子和小人的行为曾做过更为具体的评述。叔向向晏子问道正直之人的道义，邪恶之徒的行为，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晏子回答说：“正直的人身居高位之后，不徇私情，不谋私利。对国家来说，这种人是值得培养的。而他们也是不会忘记国家恩情的。得志了，他们就辅佐国君，使国君体恤人民；窘困时，就教化人民，使人民顺从国君的领导。侍奉君主，按礼仪行事，忠心耿耿，不计较爵位俸禄。不任用他们，他们就坦然离开，毫无怨言。他们在交朋友的时候，注意对方的身份，行为合乎道义，决不做不正当的事情。看法不同，就交换意见，而不恶意攻击，更不会到君王面前诋毁别人。不用苛刻的手段对付人民来换取尊贵的地位。所以，这种人被君王重用就能够使人民安居乐业，在人民中间做事就能使君王受到人民的尊重和拥护。所以他们能得人心而君王对他们也深信不疑。为君王办事，决不搞歪门邪道。因此，得重用时，不玩物丧志，不被任用的，也不忘正心修身。这就是正直之士的行为。而那些邪恶奸诈的人就大不相同了。做了高官就残害人民，在下面做事，就违逆君主意志；侍奉国君，就献媚迎合而不尽忠心，交朋结友，无原则地凑合，不干好事。以阿谀乖巧的手段谋取私利，与奸诈之徒结党营私，养肥自己。夸耀自己的权势俸禄来凌驾于人民之上，用铺张礼仪，装饰门面的手段来哗众取宠，招摇过市。不被重用时，就轻率地议论朝廷；与朋友相处不融洽时，就在背后诽镑。所以，在朝廷为官，老百姓就担忧，在下面做事，就危及君王。因此，让这种人辅佐君王，简直是罪过；这种人和谁交朋友，谁就要大祸临头。这种人得到重用，会带来耻辱，任其发展会破坏刑律。所以，这种人在朝为官就要滥杀无辜，在下行事就要谋害君王。因此，和这种人交往，就会受到玷辱，任其发展作乱，就会危及社稷安全。这就是邪恶奸佞之人的行为。”
刘向在《说苑·臣术》篇中，依据对人臣的行为和心术的轩轻，将人臣分为十二大类，即：圣臣、良臣、忠臣、智臣、贞臣、直臣、具臣、谀臣、奸臣、谗臣、贼臣和亡国之臣。刘向的人臣之术议论精辟独到，在古代典籍中实不多见。刘向认为：作为臣子应当遵从君王的旨意：
行事，还要将办事的结果向君王报告，不能自作主张，独断专行。坚持正义而不无原则地附和他人，不用不正当的手段谋取尊贵的地位，他们所作所为必然是有益于国家，必然有助于辅佐君王治理国家。所以，他们不但能使自己生前地位尊贵，而且还会泽及子孙，福荫后人，臣子的行为有“六正”、“六邪”之分。行为符合“六正”就非常荣耀；行为属于“六邪”之列的就是耻辱。荣耀或耻辱就是得福或招祸的开端啊！那么，什么是‘六正”，什么是“六邪”呢？
“六正”的第一类是指能在事情开始之先或在未见端倪的时候，就能够预见到将产生的结果，尤其是在有关存与亡、得与失的重大问题上，能够防患于未然，在坏事发生之前及时止住，使君主超出众人之上，立于显赫荣耀的地位，天下人都称颂他，能这样做的人，就是“圣臣”了。第二类，虚心诚意向君王进言，献计献策，并疏通进谏渠道，用礼义奉劝君王，对君王讲述长远的国策，弘扬君王的美德，纠正他的缺点。事业成功之后，将成就归功于君王，决不自吹自擂，夸耀自己的功绩。这样的臣子就是“良臣”。第三类，不顾自身地位低微身体有病，废寝忘食地为国家操劳。为了举贤荐能，不厌其烦地列举古代贤人禅让等美德，处理问题按君王意旨行事，这样做是为了有利于治国安邦。这样的臣子就是“忠臣”。第四类，对事情的成败利钝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善于早做准备，防患于未然，堵塞漏洞，断绝祸根，变不利为有利，使事情向好的人面转化，让君王放心，根本用不着担忧发愁。这样的臣子就是“智臣”。第五类，遵命守法，忠于职守，谦恭礼让，决不无功受禄，还能将君王的赏赐转让他人，不接受馈赠礼品。衣冠简朴整洁，饮食节约俭朴。这样的臣子就是“贞臣”。第六类，当国家混乱，国君昏庸，而别人对国君的所作所为不敢劝阻之时，敢于冒犯君王天威，批评其错误行为，不顾自身安危，只要换得国家安定，哪怕是粉身碎骨，也毫不后悔。这样做的人就是“直臣”。
以上谈的是“六正”的表现。
“六邪”指的是这样六种人：第一种人，心安理得地做官而无所用心，贪图富贵，一味经营自家产业谋取私利，而置国家大事于不顾，有知识不肯用，有良策不肯献，有能力不愿出。君王如饥似渴地需求治理国家的高见和良策，而他却不肯尽一个仁臣的职责。他追逐自在，庸庸碌碌，混迹于普通人之中，随波逐流，还不时窥测方向，见风使舵。这样的人就是“具臣”。第二种人，君王说的话，他都说好，君王做的事，他都说行，背地里摸清君王的爱好是什么，立即奉献上去，使君王赏心悦目，让君王收留，与之往来，寻欢作乐，根本不考虑这样做的恶果。这种人就是“谀臣”。第三种人，内心相当阴险，但貌似恭谦，处处谨小慎微，花言巧语，妒贤嫉能。对于自己想举荐的人，就夸耀他的优点，却把他的缺点隐匿起来；对于自己想排斥的人，就大肆宣扬其过错，却把他的优点掩盖起来，致使君王由于胡乱行事、用人失察、赏罚不当而号令不行。这样的人就是“奸臣”。第四种人，智谋足以用来文过饰非，辩才足以用来游说撞骗，说反话，换词语，精心修辞，写成文章，对内，离间骨肉亲情，对外，挑起妒忌，搅乱朝廷。这种人就是“谗臣”。第五种人，利用权势，独断专行，打着国家大事的招牌，重其所亲，轻其所疏，结党营私，掠夺财富，以此来显示声威，扩大势力。更有甚者，还擅自伪造君王的诏令来显耀自己尊贵。这样的人就是“贼臣”。第六种人，诬陷忠良，助长邪气，使君王陷于不仁不义的境地；纠结朋党，狼狈为奸，蒙蔽君王。在朝廷上巧言令色，尽说好话，朝廷之外又出尔反尔，当面一套，背后又是一套。使人黑白不分。是非颠倒，长此下去，致使君王的恶名传遍全国乃至邻国。这样的人，就是“亡国之臣”。以上讲的就是“六邪”。
贤良的臣子一言一行恪守的是“六正”的准则，决不会有“六邪”的行为出现，所以才会使得朝廷之中安定团结，天下大治。
中国古代政治家认为，君子和小人是水火不相容的。决不能将君子和小人兼容并蓄，一同任用。王符在《潜夫论》中写道：“作为君王要尊重正直的臣子，推崇忠诚的臣子。委托忠良担任重臣，放手让他们治理国家，处理政务，这样，奸佞小人就没有空子可钻了。
这就好比方的和圆的不能相互重合，弯的和直的不能相互容纳一样。鸟类和兽类不群居的原因，就在于它们不是同类；老虎和糜鹿之所以不结伴同游，是因为它们力量悬殊，不相匹敌。所以，德才兼备的贤哲之人得到重用，那些奸佞之徒想犯上作乱，就好像是燕雀见到鹞鹰。老鼠见到狸猫一样，一定会受到严厉的制裁。”
奸臣当道，大将是不可能在外建功立业的。无数历史事实从反面给予后人以深刻的借鉴。秦国大将军自起为范睢掣肘，三国时诸葛亮被黄皓所诽镑，南宋大将岳飞被秦桧杀害等等，都是极好的经验教训。
小人一旦得势，君子必定会邀约志同道合的人离去；如果是君子和小人竞相争斗，那样就会危及国家的根本了。小人当政，一定会欺瞒圣上，祸害国家；混淆君王的视听，致使国家祸患将临，危在旦夕，君王还被蒙在鼓里。例如：秦二世宠信赵高，视为心腹之臣，结果受赵高蒙蔽，以至刘邦、项羽起兵造反，打到家门口了，还一点也不知道；汉成帝听信谗言杀害忠臣王章，以至于自己的大权落到王凤的手里，还不明白；东汉灵帝杀戮忠良陈着、窦武，致使国势日衰，天下大乱都不知道；唐玄宗赶走张九龄，埋下了“安史之乱”的祸根，也是毫无觉察。
君子和小人如同水和火一样不能相容，所以不能同在朝廷一道参政。英明的君王一定会罢黜小人而任用君子。但实际上，历代王朝都有过小人祸国殃民的事存在。原因在于，凡小人都有一套伪装自己、接近君王的手段。所以在许多时候，即便君王想除去小人，也难以办到。历代君王往往分不清正直与邪恶，不善于辨别贤能和愚昧，而使君子与小人比肩使用。这样一来，君子与小人杂然相处，势如水火，互不相容。于是乎，斗争愈演愈烈，而朝廷纲纪每况愈下，以至于弄得不可收拾。纵观历史，各个朝代都免不了这种弊端，所以一个个都灭亡了。
忠良贤臣是国家社稷的坚强卫士。治国的第一要着，在于识别忠臣与奸臣。君子和小人在现实社会中实在是极难辨别的。贤正之人指责邪恶之辈为奸佞，而邪恶之辈也会贼喊捉贼，反诬贤正之人为奸佞。这样一来，就使君王很难分辨出谁是谁非，谁正谁邪来。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办呢？最关键的是执政者要公正无私地选拔人才，务使中选者名副其实。选拔人才，要先考察其行为品格，再看他的文才和能力。选对选错关系重大，这是自古皆然的规律。真正做到这一点可真不容易啊！
吕后雉（公元前241-公元前180年），山东单父人；汉高祖刘邦皇后。刘邦死后称太后，临朝执政16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无冕女皇。
吕后在西汉前期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她身后，却毁于纷坛。实事求是地说，在她执掌大权时期，尚能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使汉皇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均得以稳步发展，为后来的文景之治奠定了政治和物质的基础。
吕雉之父吕公，在单父属士的阶层，因此吕雉自小得以闺秀生活，养得姣美如玉。公元前221年，吕公为躲避仇家，携带家眷离开单父，迁居接邻沛县，投奔他的好友沛县令。沛县令顾全友谊，留吕公一家落居此地。出于敬重的善意，沛县令决定为吕公举行大宴，并让沛县的地方绅士和官衙执事都来拜贺。这样，由此便引出了吕雉与刘邦带有传奇色彩的姻缘。
刘邦的父亲是个种田人，刘邦却不喜劳动，靠着能舞枪弄棒的武艺，居然讨得了小小的泅水亭长之职，与沛县的功曹萧何、典狱长曹参、县吏夏侯婴等人交往甚密。
刘邦也参加了沛县令为吕公举行的大宴，而且泰然自若地坐在首席上，谈笑风生，频频饮酒，旁若无人。
酒阑席散，客人俱皆告辞，吕公以目示意刘邦留下。待无他人时，吕公对刘邦说：“我年轻时就给人看相，还没见过像你这样有福相的人，不知你娶亲没有？”刘邦活到36岁，还未曾有人关心自己的婚事，连忙答道：“家境贫寒，尚未娶亲吕公高兴地说这太巧了，我有一女，还待于闺中，如不嫌弃，愿许配于你。”刘邦听罢感到喜从天降，一文未花吃顿盛宴不算，又白白赚了个媳妇，心里乐不可支。与即翻身下拜应允，订了迎亲的日子后，兴冲冲地告辞回家了。
吕公回到家中，把许亲之事与妻子说了，他的夫人听了十分恼怒。原来，吕公夫妇有两男三女。两男为吕泽、吕释之，三女是吕长句、吕雉、吕须。子女中唯吕雉生得仪容秀丽，有“贵人”相，因此备受宠爱，不肯轻易许人。如今这“贵人”许给了不务正业、好说大话、且年龄相差10多岁的刘邦，好似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吕夫人对丈夫说你以前讲二女应嫁给贵人，沛县令求婚你都不允，如今却无端送与刘邦，他是贵人吗？”吕公并未动气，仍笑呵呵地耐心解释说：“你们妇道不知其理，你放心，我的眼光不会错的。”吕夫人拗不过丈夫，只得同意了这门婚事转瞬间吉期巳届，刘邦换好礼服，自来迎娶。吕雉妆扮一番，坐上彩车，随刘邦去了。如果说吕公嫁女是出于偶然的话，但刘邦与吕雉的结合，却彻底改变了吕雉的命运，使她这样一个普通的平民女子，得以走上政治舞台，在风云变幻的年代里，去施展自己的一番手腕。
石显（？——公元前33年），字君房，济南（今属山东）人。少年时期，因触犯法律被处腐刑，成为阉人。
所谓腐刑，又称宫刑，是一种阉割生殖器的极残酷的肉刑。对石显来说，遭受这种酷刑，当然是极大的不幸。
然而这肉体与精神上的不幸，却给石显带来命运的转机。古代多用阉人在宫内侍奉皇帝及其亲族。汉宣帝时，受过腐刑的石显，按照当时的规定，被送进皇宫服役。他趁机钻营，爬进尚书机构，成为尚书仆射，尚书令。
当时年少的石显，受刑之后，远离家乡，进人禁城，举目无亲，失爱失倚，孤苦伶丁。恰遇沛（今江苏沛县）人弘恭，也因犯法遭刑，与之同时人宫服役，石显便与他结为至交，聊解孤独之苦。弘恭博通文史，熟知法令，处事老练，比石显成熟得多。二人患难相依，苦心钻营，终于由一个普通的服役阉人，晋升为中黄门。这个职位虽然不高，但却可以接近皇帝。宣帝吸取昭帝时外戚霍氏专权的教训，特从宦官中选拔尚书，二人又升为中尚书，掌管文书奏章，在皇帝左右办事，职位不高，地位重要。不久宣帝选拔弘恭为中书令，成为尚书的长官，石显做了副职，被任为中书仆射。
汉武帝时，有中朝官和外朝官之分。由丞相统辖的正规机构各官，为外朝官，诏令由此颁行。中朝官由近臣如侍中、常侍、给事中、尚书等组成。宦官所任的职位，都属中朝官，所以所任职前有“中”字。武帝为集中皇权削弱丞相权力，扩大了尚书的权限。宣帝史称“中兴之主”，能任用贤能之人担任重要官职，虽用弘恭、石显为中书令，直到临终也没有把朝政大权交给他们。但是这个职位却给这两个阴谋家窃取权柄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汉武帝没有想到事情的另一面，即任用宦官担任尚书官职，扩大尚书的权限，给后代带来无穷的祸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