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怕你见笑，我正在造新房呢，这些年也攒了千儿八百元钱，上月托人说媒去了。实在说不成的话，也就盘算着从人贩子那里买一个。”
“买一个？”我惊讶得瞪大了眼睛，“这可是犯法的呀！”
老杨摸着光光的头皮，沉思了一下，说：
“我也觉得有点不大对劲，咱大小也是个干部嘛。可咱这好多婆娘都是买来的呀！再说，请人做媒不一样花钱吗？要给媒婆辛苦费，还要给女方彩礼钱，过门时又得摆酒，这说来的媳妇比买来的媳妇算下来贵多了呢。”
正说话间，一个挺着大肚子，装束十分邋遢的女人和几个大汉吵吵闹闹地来到我们面前。女人瘦得尖巴巴，鼻子仿佛要淌下鼻涕似的，脸和手更是脏得不得了。
从他们的争吵中，我知道那几个大汉是做计划生育工作的干部和民兵，他们要抓这个大肚子女人去引产，女人不肯，便一路嚷着找乡长评理。
“你们管天管地，还管女人生崽呀？狗屁！”女人一把鼻涕一把泪，干脆坐在地上撒起泼来。
王乡长指着女人气哼哼他说：“对你是够宽大的了，说了多少遍要你去做节育手术，可你竟躲出去，有本事死在外面呀。”他朝几个汉子挥挥手喊道：“押她去引产，真不像话！”
“走！”几个汉子架起女人就往前拖。
女人见斗不过了，就从地上爬起来，跺跺脚，甩一把鼻涕，说：
“引产就引产，反正我还要生。没有男娃，谁给咱家续香火。”一边走，一边嘟哝，“女人不就是生意的吗？人家生我，我生人家，天经地义。不然要女人干啥！”
我张大嘴巴，感到女人的抱怨里，隐藏着一种朴素而又极为可怕的人生哲理。
王乡长告诉我，这个女人才24岁，却已经是4个女孩的母亲了。因为超生，家里被罚得精光。王乡长还告诉我，有个28岁的女人在生下第7个女婴后，当场就把女婴扔到水缸里淹死了，自己也用一根麻绳做了吊死鬼。
我禁不住倒抽了一口冷气。
这真是一片神奇而又令人费解的山野。
行程很快，天气变暖的时候，我已经进入了武陵山深深的腹地。满眼所见的，是山连着山，山套着山，山衔着山，山抱着山。千山万岭，峰峦叠蟑。农民们在狭窄的坡地上种瓜点豆，连一尺见方的泥土都不肯放过，统统被垦为耕地。山里汉子在那里犁地，三五步便到了头，半站在悬崖边，既不能进，也不能退，于是，人们只得从泥土里提起沉重的犁辕，使劲儿往后拉，身子后坐，几乎悬空在山崖外。那牛。那汉子在这一瞬间便组成了一尊极富英雄气概的雕像。
这种奇特的山地画面，奠定了我认识武陵山，理解武陵山人的基础。
爬上一座高高的山，展现在面前的是一片平整的旱地，稍远处有一个村落，这个地方叫天堡寨，村民们大多在耕地播种。
路旁地头，一个农夫使唤着一头非常瘦小的黄牛。小黄牛已经累得口吐白沫了，可农夫仍在一个劲地抽打它，嘴里不停地呛喝着：“呵呀！呵呀！”
小黄牛似乎很委屈，低垂着头，一步一步艰难地走着，它那通红的眼珠好像啜满了泪水。
“喂厂我看不下去，朝农夫喊道：“人知道做累了要休息，难道牛就不要休息了？”
农夫咧嘴笑笑，停下来，说：“不加紧，今儿的地就犁不完了。”
我蹲在地头，用手抚摸着可怜的小黄牛。它喘着粗气，用一种温和的目光望着我。
“干吗不使大牛？”我责怪农夫。
农夫摇摇头，说：“家没呢。这小牛还是去年买的，大牛买不起。”顿了顿，又问我，“你这位同志好眼生，是从县上来的？”
“不，我是过路的。走晚了，想到村里投宿。”说罢，我投过去征询的目光。
农夫扔下犁，从地头的暖水瓶里倒一碗热茶给我，爽块他说：“没问题，没问题。我是本村的支部书记，本人姓李，十八子李。”
“啊，这真是太巧了。”我很高兴。
李支书扭头朝另一块地里的人喊道：“婆娘，来贵客了，你回屋做饭去。”
做婆娘的得到指令，向在地头干活的小女孩交待几句，急冲冲地走了。
我扔下行羹，走过去对女孩说：“我们一块干好吗？”
女孩调皮地问：“你懂得做活吗？”
我笑笑：“你可以教我呀。”
她不好意思了，给我一把锄头，真的教起我来：“你在前面犁好的地方刨一个小坑，我在后面抓一把肥料撒在坑里，再扔几粒苞谷种，然后用土盖上就行了。”
我们竟配合得很好，没有一个多余的动作。
我一边干活，一边问小女孩：“你叫什么名字？”
“虎妹。”她响亮地回答。
“畸，好神气的名字。你几岁了？”
“13岁。”
“念书了吗？”
“小学没念完就不念了。家里没钱，爹娘要我做活。”她的声音低低的，很委屈的样子。
“你喜欢读书吗？”
虎妹眨巴了一下眼睛，又得意他说：“我的成绩可好呢，年年是三好学生。”
我笑了，说：“等做完活我送你几本书。”
“真的？”
“骗你是小狗。”我伸出指头与她拉了钧。
白天快要过去，太阳的余辉把晚春的山野照得一片血红。山里的天很怪，等太阳刚一沉人西边的群峰，四周立刻伸手不见五指。
晚餐炒了一串腊肉和十几个鸡蛋，我明白这是翻箱倒柜找出来的。山里人平时舍不得吃，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太珍贵了。
吃饭的时候，虎妹间我：“叔叔，你送我的书呢？”
我想起自己许下的诺言，赶紧从行囊里取出两本当地《民间传说》送给她。
虎妹接过书，饭碗一搁，高兴地跳到一边，凑在油灯下，津津有味地瞧了起来。
李支书见状，笑着说：“这孩子，生性爱书。你瞧她那劲头，赶明儿见到她的小伙伴们，拿出这些书，还不知道吹啥牛皮呢。”
我递给李支书一支香烟，说：“你还是该让虎妹上学的。”
李支书咧嘴笑笑：“上月老师也来动员过了，说咱是支书，要带个好头。话是这样讲哩，可咱经济不行。去年刚给19岁的大儿子娶了媳妇，花不少钱。小儿子今年也16岁了，在县里读初中，负担很重。反正虎妹是个丫头，过几年就给人了，不读也罢。”
我笑笑，故意批评他：“你是共产党员，可不能有重男轻女的旧思想呀。”
李支书突然急了，一块肉刚塞进嘴里，还没来得及咽下，便赶紧吐出来，用手掌接着，说：
“不是我不想让虎妹上学，而是学校的老师没名堂，三天两头停课，花钱也白花。”李支书指了指虎妹，“她现在读四年级，可三年级的课还没上完。不信你问她。”
我瞧了瞧虎妹。她扭头“嗯”了一声，又凑在油灯下读起书来。
吃罢晚饭，来了很多的乡亲，屋里屋外都挤满了人。他们是特意过来凑热闹的。
“孙同志，问你个事，不要笑话呀。”李支书递给我一袋旱烟，见我摆手，于是自己点燃，吸了一口说：“面包是啥东西呀？”
“晦！面包都不晓得？”一位青年农民抢着回答，“不就是用麦面做的馒头吗。”
我笑笑，没有说话。我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烟，撕开口，一把抓出来，一一发过去。后面我够不着了，便有人接过烟替我散发。
李支书对青年农民的话颇不以为然，说：“先前我上县里开会，在一家又黑又暗又阔气的小屋子里，看人用小勺在杯子里一点点舀起那些墨黑墨黑的水往嘴里送，看样子很好喝的，于是我也买了一杯。喷，真贵，要1元5角钱呢。你能耐，知道那是啥东西吗？”
青年农民一下子傻眼了，但又不服气地反问道：“有那样的水吗？”
“怎么没有？我都喝了嘛，味道和颜色跟我们的刷锅水差不多，墨黑墨黑，苦涩涩的。”
我也糊涂了，半天没弄明白他指的是什么。
李支书见大家都答不上来，乐了：“哈哈，告诉你们吧，那东西叫咖啡。”
我乐坏了，笑得连眼泪都快滚了出来。
“咋？我说错了吗？”李支书显得有点慌乱。
“没错，没锗。”我忍住笑，“那墨黑墨黑的刷锅水一样的东西，正是咖啡。”
“城里人真怪，喝这种水干吗？”青年农民显得有些莫名其妙地嘟咬着。
李支书的婆娘拯了一下老公，嗔怪道：“亏你这么大”个人，你想喝刷锅水屋里有的是，花一元多钱在外头买，真是！”
李支书搔搔脑壳，想解释，又觉得说不清楚，只是嘿嘿地笑着。
“你们村的温饱问题都解决了吗？”我转换了一个话题。
“吃粮还勉勉强强能凑合，就是经济收入太少……”李支书告诉我。
“摊派却很多。”那位青年农民又抢过话头。
“摊派？”这个词我并不陌生，报纸上经常有“要减轻农民负担，不要乱摊派”的呼吁。
也许是“摊派”大敏感，群众立刻七嘴八舌起来。我用笔粗略地记了一下，摊派名目大约有30多种，每项少则五六角，多则十来元，甚至几十元不等。这对年人均收入不足200元的贫困山区的农民来说，实在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
“听说在广东打工挺挣钱的。”一位扎着长辫子的姑娘问道。
“这里也有去广东打工的？”我感到有点意外。
“听乡上干部们讲的，有的说挣钱，有的说不挣钱，到底挣钱不？”
我见人们很关心这个问题，便尽自己所知耐心地做了解答。我知道，在武陵山区许多偏僻的地方，有些老人一辈子也没有出过山沟，他们活动的范围充其量不过是步行一天的路程，即使是现在的年轻人，也很难得到县城走一趟，当然更难知道外面发生的事情和变化了。加之大多数农民都是文盲和半文盲，他们没有报纸。电视可看，也没有收音机可听，信息几乎完全依靠一些传言。我还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事，这个县的邮递员一般总是将信件和报刊送到乡政府，由群众自己去取。而乡政府却从中渔利，每封平件收保管费1角，挂号收2角，汇款单则收得更多。本来负担很重的农民哪里经得起这般盘剥，于是，那些有关科技、信息方面的资料，虽然堆积如山，但是却很少有人认领。
“有井水吗？”说了很多话，感到口渴，便想喝一碗清甜的井水。
“井水？”李支书愣了一下，说：“谁家有？去取一碗吃饱的样子，“咯咯咯”地叫个不停。
我走到火塘边蹲下，身上立刻感到暖和起来。男主人憨厚地笑笑，并不说话，只是埋头用粗糙的大手很认真地卷了支喇叭筒递给我，又用茅柴为我点燃。他自己则在一根烟杆里塞满烟丝，烟杆起码有一米长，像一根龙头杖，做工很精细，头尾包着黄铜皮。他将烟杆头伸进火里，“吧嗒吧嗒”狠命地吸着。
“你几岁了？”我问这家的大女儿。
“9岁。”
“念书了吗？”
她摇摇头，眼圈红了。
我想了一下，又问：
“你们家没被子，下雪天盖什么呢？”
她黑亮亮的眼睛望着我，轻声说：“盖被子，要盖新被子的。”
“新被子在哪里？”我不禁四下扫了一眼。
女孩子不说话了，泪水哗哗地滚了下来。我后悔了，我明白自己无意中刺伤了一个纯真女孩的美好憧憬。她是要盖被子，是要盖新被子的呀！
我又问这家男主人：“你家怎么这样穷呀？”
男主人沉吟了半晌，闷声闷气地告诉我，他命不好，一连买了两条牛，不到半年全死了。听说种烤烟来钱，可是没有技术瞎折腾，烟地变成了大花园。人家一亩烤烟收人四五百元，他的一亩连四五十元都收不上。人不抵出，最后成为“暴贫”。
“你家的困难政府知道吗？”我问道。
他漠然地笑笑，点点头，又摇摇头，最后说出一句话来：
“我在这儿住了几十年，只见到一个副乡长来过一回。”
我叹息一声，从行囊里拿出进山时穿的毛衣毛裤，放在玉米秆上。
我要走的时候，这家的大女孩忽然扯住我的衣角，泪汪汪地喊道：
“叔叔，我想读书，我要读书呀！”
我的心像被什么刺了一下。我帮小女孩擦着眼泪，声音有些颤抖：
“小姑娘，你会有书读的，会的……”
“真的吗？我啥时候才能上学呢？”
山坳上是一处苗寨。支书告诉我，像山洞里这家人，他们寨上还有7户，占全寨总户数的25％。
啊，武陵山！一代又一代，一年又一年，这片为砸碎贫穷枷锁付出了巨大牺牲的红土地，你怎么仍被贫穷所困扰？
太阳依旧。
我朝山下走去。
半道上遇见一个牵着毛驴的商贩。
“这深山里有什么买卖可做呢？”我非常奇怪地问他。
商贩说：“生意好做呢！我进山时带来的几驮日用品不到两天就卖完了。”他指驴背上驮着的两筐鸡蛋，问我：
“你猜猜这300个鸡蛋多少钱？”
“20元钱吧。”我认为这个价已很低了。
商贩却瞥了一下嘴巴，颇为得意他说：“告诉你吧，我是用一件衣衫换的，顶多5元钱。”
“这些鸡蛋你怎么弄出去呢？”我问。
商贩说：“等两筐收满了，用毛驴驮出去就是了。除了路上耗费的，到了城里，总能赚上一些。当然了，还要捎带一些其它的山货出去，来一趟不容易呀！”
我惊异了。是呀，山路难行，农民到集市或县城一天又回不来，自己去卖那点东西，也许连吃住的路费都不够。没有公路，天也低来地也窄，难怪山果要烂在山沟里呢……
于是，我终于理解了刚进山时农民说的那些话：
“果子没人要呢！”
“卖给谁哟！”
一踏进武陵山，我就被这片神奇而凝重的红土地深深地吸引了。或许是它太古老，民族文化的沉积层太深太深，让人永远看不清，道不明，挖不适。我又想到了这些始终沉默而不发一言的巍巍群山，它们存在亿万年了，春风。夏阳，秋雨、冬雪，抚摸着，晒烤着，淋浴着，摧残着，它们不也走过来了吗？它们还是要走下去的，人是不是也这样呢？世界上的事情难道真的说不清吗？
山，没有回答。
山，冷峻地沉默着。
夕阳，泻尽了自己的余辉，把整个武陵山浇铸得金碧辉煌。
远处，一个微微驼背的老农，赶着老黄牛，一步一步在山腰间移动着，渐渐地与夕阳融合在一起。
隙望前方，仍然是山连着山，山套着山，山衔着山，山抱着山，千山万岭，峰峦叠蟑。高大的红松、青翠的马尾松、火红的青枫，盖满了历史，益满了未来，盖满了大自然那悠远悠远的呼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