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向梅芳《百年风华——李孝式传奇》
向卫国
当代社会，许多个人和某些文学团体都热衷于所谓报告文学的写作，其目的当然既为帮忙，也为帮闲。所以我个人有一个规矩，一不写，二不读——那些“报告”以及“文学”。这样一来，有时候也会殃及池鱼，比如传记文学，因为从形式到功能都太接近报告文学，所以也少看，当然极少数伟大艺术家的传记除外，比如罗曼·罗兰的《名人传》、欧文·斯通的《梵高传》等。囿于这种个人的偏见，最初当向梅芳女士说她写了一部人物传记，希望我帮她看看，提提意见时，我心里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以为最多不过一篇放大了一点的“报告文学”而已，只是碍于多年交情，不好推脱。
但是，当我从电脑上打开这部书，慢慢地读下去之后，却发现我这一次是完全错了。这不仅是一部内容上有价值的书，而且它在写作上也别开生面，在许多方面突破了人物传记写作的传统范式，堪称这一领域的一篇力作佳构。
首先，这部传记作品的传主并非当代流行的报告文学或传记文学中所常见的当代改革英雄、劳动模范或者一夜之间腰缠万贯的农民企业家等等，而是一位那个时代的“南洋客”，一个终身漂泊异国他乡却又在很大范围内对世界发生过影响的华人楷模。正如作者所指出的，由于历史的原因，在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三次人口大迁徙：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中，下南洋又是规模最大、路程最远的一次跨国大迁徙”。当年下南洋的华人后代现在已经遍布全世界，但他们的先辈在海外漂泊、奋斗的血泪史，却至今不为人知。向梅芳的这部书不仅首次向国内广大读者介绍了一位曾经直接参与一个国家（马来西亚）的创建，多国王室的座上宾，在政治、实业、商业、金融、新闻等方面都取得重大成就的伟大华人英雄，而且通过他折射出千千万万南洋客在异域他乡的血泪史、奋斗史、爱国史。他们最初为了生存而漂泊海外、九死一生；当祖国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之时，他们又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抗日救国运动，为了祖先留下的土地保持完整而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不仅如此，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还使得他们在异国他乡也能做到，一方面坚忍不拔地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权利而斗争，一方面又善于与他民族和谐相处，共同建造新的国家、新的家园。而所有这些独异而优秀的品格，在传主李孝式身上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作者在他身上不仅倾注了深切的情感，更为难得的是作者首先要有阔大的民族胸怀和深刻的理解能力才能做到这一点。也就是说，我们从这部书，也可以看到作者本人的情怀、学识和修养。
其次，作者通过对一个特殊人物的历史刻画（本文不必去重复人物的经历），透视了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和现实，表现出多方面深刻的思考和独特的历史认知。关于这一方面，书中有许多精彩的片断可资印证。
比如，当抗日战争爆发，李孝式毅然听从国家的召唤，回国参战，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这样一个爱国将领，当抗战胜利后，他为什么不留在国内继续为国效劳呢？作者认为正是国共两党的内战使他觉得报国终究无门，只好重回马来亚。书中有李孝式与他父亲的知交梁宇皋将军的一番对话，十分精彩：
“您不回重庆了？”见梁宇皋不说话，李孝式又忐忑不安地问。
梁宇皋摇头，“你也别回去了，我们一起回马来亚吧。”
“为什么？现在正是政府需要各种人才的时候……”
“你要去做打内战的‘人才’吗？”
“内战？不是要成立联合政府吗？大家都是这样期待的。”
“中国有过联合政府吗？”梁宇皋今天的情绪特别不对劲，说话用的全是反问句。李孝式却蓦然间想起了自己在剑桥大学写的毕业论文，中国有过联合政权吗？西周的召公、周公二相共同执政的共和算不算呢？国民党可以跟共产党那样“共和”吗？中国的历史似乎从来都是“一山不容二虎”“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他陷入了令自己不安的沉思中。
自然，这样的对话不过是作者文学式的想象，但它合乎历史的逻辑和后来的事实。一个为祖国不惜牺牲性命的抗日英雄，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却深感报国无方，最终黯然离国，这样的文字难道仅仅是对历史的一种复述吗？作者不会另有深意存焉？
再比如，马来西亚国从英属殖民地独立的前夕，李孝式代表即将成立的新国家赴伦敦与英国政府进行关于新国家的立宪问题的谈判之前，却得知有马来亚的华人代表团为了争取自身利益，要赴英请愿。李孝式的个人立场当然首先是同情华人的，但他从大局出发，成功地阻止了代表团的请愿活动。在谈判过程中，他又一方面以自己的个体人格力量和知识与逻辑的影响力坚定地否决了马来人无限期享有特权的规定，一方面将临行前国内华人团体给出的允许马来人享有15年特权的底线延长为30年，从而保证谈判顺利地达成了共识，为马来西亚国的独立扫清了最大的障碍，至于此举对他个人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他完全没有放在心上。显然，李孝式的这种政治智慧，完全得益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这说明本书作者对此也是深有领悟的。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必须既有坚定的原则，又懂得如何进行适当的妥协，正如印度伟大的国父甘地所说，“政治就是妥协的艺术”。所谓“传记”固然首先是一种历史记忆，但它同时也必然是对一种文化的理解和其影响力的见证。
第三，突破“历史”的范畴，上升为文化的影响研究，在文化的意义上理解族人——在这里具体体现为理解所谓的“南洋客”的世界影响力的发生，可以说正是这本书作为传记文学对一般历史性传记写作范式的某种程度的突破。当李孝式的种族基因中的中国智慧与他所接受的西方教育结合起来之后，一颗独特、丰富、创造性的伟大心灵便诞生了。我个人认为，这一点独特的文化领悟正是本书最富有特色的地方，也是将来作者在写作类似题材的作品时，应该着力开采的一座智慧的富矿，尽管这一思考在本书中还只是初露端倪，但已经产生出不俗的成绩。
最后，我想谈一谈本书在艺术构思等方面的独特之处，这也是本书巨大的阅读魅力之所以产生的重要原因。尽管作者在写作本书前已花大力气进行了资料的搜集和整理，但由于题材的特殊（传主是大陆读者，包括作者都十分陌生的海外华人）、时代的相对久远以及空间上的阻隔，作者不可能掌握十分完整的材料，因此作者在构思本书时采用了两个有效的特殊技巧：
一是每一章的构成都把真实的历史叙述与由作者的主观分析、推测、个人感受或他人言论形成的后述性议论结合起来，前者是叙述性主体，后者作为辅助性的文字，实际上是对真实细节的不足所可能造成的某种断裂和理解上的困难进行主观性、想象性补充。这种补充是必要的，因为传记不同于纯粹的文学作品。文学是虚构的结果，读者和作者拥有几乎同等的想象权利，而传记写作中只有作者一个人进行过大量的现场采访，因而拥有一般读者所无法拥有的现场感受和理解与想象基础，作者的领会肯定优于普通读者，可以对读者起到真正的启发作用。
二是作者在叙述许多历史大事件时，由于无法完全真实地再现全部过程，因此采用了某些小说笔法，抓住个别的典型的细节来突出人物性格，避免面面俱到的叙述反而会带来的不真实感。比如，李孝式参加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历时2年多，其具体经历和全部过程肯定已无法复原；作为篇幅有限的个人传记，也毋须如此这般地纠缠于具体过程。所以，作者通过阅读历史资料，精心选择了一个经典案例，即李孝式是如何巧妙地化解美军军事顾问意图谋刺中国最高领袖蒋介石的绝密行动的。这一案例，可谓一石四鸟：一是向读者揭示了一个惊天的秘密，显示出作者在资料掌握上的独到功夫；二是向读者暗示传主在抗日战争中曾经起到的独特作用和至今不为人知的伟大功勋；三是向读者证明了传主超人的中国式智慧和能力；四是成功地彰显了传主的个人性格和对祖国利益的无限忠诚。书中类似的笔法不止一处，它们一方面弥补了材料上的欠缺（这是必然的），另一方面又增加了作品的文学魅力，从而显示出作者高超的艺术手段。
总之，我觉得这本特殊的人物传记，在写作上是取得了不少新的突破的，其创作成就堪当认真地总结和研究。
2011年4月11日
（作者系广东石油化工学院文法学院副院长，茂名市批评家协会主席，著名文学评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