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孝式从未想过会与这位自己父亲的忘年交——从现在开始也必将成为他的忘年交了的梁宇皋同行，而且是奔赴同一个目的地，为着实现一个共同的目标。
共同的目的地是印度蓝姆伽，共同的目标是与中国远征军一起重新打通滇缅公路。
在中国抗日战争中，人们都知道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虽然中国远征军因为有过200师和新38师等等几个“英勇之师”威名远扬被很多人记住，但真正了解中国抗战的第三战场——印缅战场的人并不多。
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中国的工业基础薄弱，急需大量物资和外援，中国国民政府遂于1938年初修筑滇缅公路。来自滇西28个县的20万民众在抗日救国信念鼓舞下，自带口粮和工具，风餐露宿，劈石凿岩，历时10个月，在高山峡谷激流险滩上，沿滇西，缅北990公里的山野，用双手和血汗修筑了滇缅公路。其间因爆破、坠岩、坠江、土石重压、恶性痢疾而死去的民众不计其数。滇缅公路1938年底通车，从此成为中国抗战的输血管。
1938年2月，日军攻占南京，逼使国民党政府西迁重庆。10月，广州沦陷，祖国的南大门被日军堵死。大批作战物资屯积在缅甸的仰光、曼德勒、腊戍，急需运回国内。这样，刚抢修起来的滇缅公路就成了中国抗战对外通行的唯一的一条“生命线”。这条“生命线”路况极差，基本处于“边通车，边抢修，边塌方，边补修，边拓宽，边铺石”的状况。在路况如此恶劣的公路上运输战略物资，没有质量好的卡车和技术过硬的司机是万万不行的。而当时国内既缺好车更乏司机，导致公路事故频频发生，“生命线”变成了“死亡线”。在如此紧迫的情势下，国民政府只好请南侨总会救援。于是，在马来半岛就上演了南侨机工在滇缅路上建奇功的一幕。也有了李孝式的矿工“四眼仔”为国捐躯的壮举。
1939年冬，日军在广西钦州、防城登陆，侵占南宁，截断了中国通往越南海防的国际交通线。为了最终达到以武力强迫中断“第三国”的援华活动，日本侵略者专门成立滇缅公路封锁委员会，于1940年春，对滇越铁路狂轰滥炸，6月，迫使法国接受停止中越运货的要求。9月，日军正式侵入越南，并与泰国签订友好条约，滇越线全面中断。
中国政府的物资流通线被一条一条的截断了，西方援华物资便只能抵达仰光，然后经过唯一的一条滇缅公路辗转运到昆明。由于路途漫长，困难重重，到次年1月，援华物资运输总量便从正常的每月35000吨剧减到不足6000吨。1942年1月中旬，日军攻入长沙。第九战区炮兵第一旅占据岳麓山阵地，压制敌人炮火。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炮弹告罄。第九战区长官部电告重庆，军令部回答：炮弹尚在仰光待运。同月，从汉阳迁至重庆的兵工厂因缺少钢材和原料，被迫停工。国民党政府仅有的十余架运输机亦因油料缺乏而停飞。作战物资匮乏的危机同样影响到敌后战场，延安总部曾电告重庆，沂蒙山根据地遭到敌人铁壁合围，急需军火、粮食及被服支援。重庆方面答：因外援受阻，正面战场亦无法保障供给，今后各抗日根据地须设法就地筹措物资。整个中国只能通过连接新疆和苏联的西北道路进口非常少量的每月不到1000吨的支援物资，所有的物资进口不得不依赖连接云南省和缅甸的滇缅公路。
据李孝式在重庆时了解到的相关资料记载：“七·七”事变以来，中国抗战后方所需各种战略和各种民用物资：100%的汽油、煤油、柴油、橡胶、汽车配件，90%的药品、钢材、棉纱、白糖、纸张，都须从西方进口。如果日军切断滇缅公路，就是断绝了中国同外部世界的一切联系，中国国内的各种战略物资储存最多只够维持3个月。
飞机终于穿越了硝烟弥漫的重庆上空，舷窗外开始有了阳光的影子。坐在窗边的李孝式还是第一次从高空鸟瞰祖国的大好河山，心中油然生出无限豪情：自己一定要出色地完成统帅交给的任务！自己不是在为某个领袖某个集团服务，而是在为伟大的、多灾多难的、积弱太久的祖国服务，为四万万受苦受难的同胞服务，为一个必将在战火中诞生的和平世界服务。
“听说你参加过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的考察？”坐在他旁边的梁宇皋忽然用广东话问他，打断了他的冥想。
“哦……不过是负责陪同接待而已，那边的殖民部虽然委托我负责考察团与当局之间的高层联络，但基本不用做什么。”李孝式谦虚地答，用的同样是广东话。机舱里坐的都是美国人，虽然可能有人听得懂中国话，但绝对不会有人听得懂广东话。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说广东话是最安全的，而且也更显同乡亲情。
“还记得当时的情形吗？”
“当然。那是我深感遗憾的一件事。”
“哦？为什么？”
“因为……中国与英国错过了最佳的合作机会，而且是因为人为的因素……”于是，李孝式简要地说了一下当时的情况：
为了保护滇缅公路，国民政府曾极力争取与英国间的军事同盟。中英同盟的第一个步骤是通过中国对缅印马的军事考察，共同商定保全缅甸的具体军事计划。经过协商，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于1942年1月产生。考察团的成员有：商震、林蔚、杜聿明、侯腾、冯衍、唐保黄、刘方矩、王赞、周应聪、郑康祺、刘耀汉等，商震是团长。考察团于5月份到达马来亚，李孝式以抗日华侨代表的身份陪同，同时受殖民部委托负责中英双方的上层联络沟通工作。考察团里面，他最欣赏的是杜聿明。他看过杜聿明写的结论：“日本对于中国的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将不是从中国境内截断，而是配合它对亚洲的政治战略整个策划的。日军侵略越南并与泰国建立友好条约表明，它即将向英国的远东殖民地进军，这样既可夺取英殖民地，又封锁中国，起一箭双雕的效果”。遗憾的是，这份书面报告因为一个小小的插曲，并没有在当时完整地提供给英方，错过了双方通过及时的共同分析和加深了解而达成协议的最佳时机。
英国当时驻新加坡总督波普汉，跟考察团交流时很同意中国军事考察团的意见，希望商震抄一份初稿给他。可是商震的英文是半瓶醋，只是唯唯的答应，并没有明白对方的要求。刘耀汉是商震的秘书，因为商震没有通过他而直接与波普汉谈话，正闹情绪，也未提醒商震注意。两天以后，波普汉宴请考察团，又问到这件事，商震瞠目不知如何回答，反而问刘耀汉，刘耀汉说有这回事。商震这时才显得十分尴尬不安，马上表示道歉，并立即吩咐刘耀汉补抄一份送给波普汉。
这个小插曲看似无伤大雅，却暴露出了中国国民政府官员不容忽视的弱点。身为团长的商震为个人出风头，在正式外交谈话中不用秘书翻译，既违外交惯例，又把事情弄错；而身为下属的刘耀汉则为个人情绪，故意让长官在外交上丢脸。
“如此不顾大局的上下级，怎堪重用？”事过境迁，李孝式如今想起来依然义愤填膺。
“政府的组成人员，除宋氏家族外，大都是从旧时代走过来的，的确存在很多亟待改进的地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进步，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既然我们生逢其时了就要有耐心。”梁以长者的身份谆谆而言。
“这我也明白，只是，毕竟太遗憾了！当时，英国除少数人如波普汉、丹尼斯之外，对于局势的看法都与中国大有出入。他们普遍存在着张伯伦式的幻想，以为可以用早已是明日黄花的大英帝国的招牌吓唬日本。他们说英国有雄厚的力量，日寇不敢轻易向他们挑衅；他们错误地断定如果日寇要截断滇缅路的话，必然从中缅或中老（老挝）边境，而不会经过缅甸。加上他们没有及时了解中方的观点，一切都耽误了……不说这个了，先生您跟我聊聊远征军吧？远征军的失败真的是史迪威将军一手造成的吗？”
“作为远征军的全权指挥官，他当然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梁调整了一下坐姿，显然对这个话题有些慎重。于是，李孝式就在不经意间，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渠道，了解了一个在中国抗战史上不可或缺的历史事件……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盟军在东南亚的节节败退，不仅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凶焰，而且把中国的大后方暴露无遗。1942年12月，侵泰日军先头部队入侵缅甸南部维多利亚角，直接威胁仰光和滇缅公路，而英国人在缅甸的全部兵力总共只有2个师。鉴于缅甸局势岌岌可危，英国殖民者又顽固坚持退守印度的利己主义立场，同月下旬，蒋介石在重庆主持召开中、英、美军事联席会议，蒋介石在会后接见中外记者并发表谈话：“……日军若吞并缅甸，必然大举入侵印度，进军中东。缅甸不保，印度也危在旦夕。因此国军入缅，其目的不仅保障滇缅交通线，更为保障盟军统一战线之大业……”
在大英帝国的版图上，缅甸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印缅省，它在英国方面的战争意义，仅仅在于对印度构成一道外围屏障。但是对艰苦抗战的中国人来说，缅甸之役却势在必夺。因为缅甸西屏英属印度，北部和东北部与中国的西藏和云南接壤，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是被日军包围的中国通往外部世界的唯一通道，它的存在直接关系到抗战大后方的安危。日本进攻缅甸不仅可以孤立中国，还可以将其作为入侵印度的基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在短时间内席卷东南亚，随即矛头直指缅甸。
为了保卫缅甸，中英早于1941年12月23日在重庆签署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中英军事同盟也在那时起正式形成。中国政府根据中英军事同盟组织了中国远征军，远赴缅甸与英国同盟军一起共同抗击日军。这是中国与盟国首次直接进行的军事合作，也是自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军队首次出国作战。
1942年1月30日，日军集中大约6万人的兵力攻克缅甸东部重镇，随后分两路继续前进，3月8日，日军占领缅甸首都仰光。3月到4月间，日军进攻重镇曼德勒，企图切断滇缅公路。此时，在英国的求助下，中国方面以杜聿明为代理司令长官，由中缅印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指挥，集合中国精锐力量的中国远征军约10万人向缅甸进发。但是，由于已经失去作战先机，造成缅甸保卫战的失利。中国远征军保卫缅甸的作战变成了掩护英军撤退的作战。更要命的是，由于彼此的偏见和信息不通，英军竟然完全在中国远征军毫不知情的情形下退出了缅甸！英军已经在偷偷地撤退了，中国远征军还在疲于奔命地做着“会战”的准备……
从1942年3月中国远征军开始与日军作战，至8月初中英联军撤离缅甸，历时半年，转战1500余公里，浴血奋战，屡挫敌锋，使日军遭到太平洋战争以来少有的沉重打击，多次给英缅军有力的支援，取得了同古保卫战、斯瓦狙击战、仁安羌解围战、东枝收复战等胜利。在仁安羌援英作战中，中国远征军新编第38师师长孙立人，凭借一团之力与数倍于己之日军连续英勇作战，以少胜多，解救出被困数日濒临绝境的7000英缅军和500多名记者、传教士，战绩轰动英伦三岛。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国内，举国上下如同注入了一剂强心针！此外，还有远征军新38师113团团长刘放吾，也以一团兵力浴血奋战、立功异域。新编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屡建奇功，掩护了英军的平安撤退，后在翻越野人山对敌作战中不幸受伤殉国。战役结束后，英美政府高度颂扬，授予孙立人将军、戴安澜将军（追赠）功勋章。
缅甸最后还是在英军早已做放弃打算的情势下失守了。缅甸失守给以后作战带来极为消极的影响，使日本可以直接威胁印度，也使中国彻底失去了滇缅公路这唯一的陆上交通线，不得不开辟从印度飞越驼峰（在喜马拉雅山）的空中航线。
虽然，此次作战也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掩护英军撤退，保存了联军实力，也保卫了印度。并消耗日军部分力量，阻滞了日军进攻中国西南大后方。从而赢得时间，配合中国国内部队阻敌于云南境内怒江天险，最后形成长期对峙，粉碎了日军从缅北进攻中国西南大后方的企图。同时弘扬了中国人民的国际主义和民族牺牲精神，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但是，在这场境外作战中，远征军的伤亡太大了！日军伤亡约4500人，英军伤亡1.3万余人，中国远征军伤亡5万余人！而且，其中绝大部分是在撤退过程中，在胡康河谷野人山失踪。这都是史迪威没有全面了解情况就急于进攻，失败后又不经请示，擅自让中国军队退入完全陌生的印度丛林造成的。
“史迪威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听完远征军第一次入缅援英的大致经过，李孝式不由自主地喃喃自语，没成想梁宇皋谈兴正浓就又接过了话题。
他说：“史迪威是个优缺点都很突出的人物，他是中国通，是真心诚意地帮助中国抗日的。”
“那为什么委员长那么……”李孝式欲言又止，他居然找不到合适的词来形容蒋介石对史迪威的态度。
“委座与史迪威的矛盾，主要在于战略分歧。史迪威就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之际，中国远征军刚刚入缅，人地生疏，英国在缅军队又根本没有斗志，在这种情况下，就急于要求中国军队对日军发起强攻是很不妥的。委座毕竟与日军作战多年，熟悉日军的优势和特点，委座反对贸然进攻，求稳防败却被史迪威视为‘卑怯’，甚至由此置疑我军将领们的抗日积极性，也是很不妥的。再有就是中国入缅军初战失利，史迪威擅作主张，未经请示就决定向印度退却，途中环境恶劣，给养困难，造成部队非战斗减员过大。远征军可都是中国军队的精锐，这让委座很心疼，很不满。更要命的是史迪威回去后在委座面前一点自责的意思都没有，反而向委坐告状说我军将领缺乏能力和胆略……”说到这里梁宇皋停了下来，仿佛要留下空白让李孝式自己分析一般，从前面的活动餐台上取过一瓶饮料，喝过后就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了。
“如此看来，这个史迪威的确有些可恶了。”李孝式说。
“他跟委座的矛盾可能会越来越深。”梁宇皋睁开眼睛，很有深意地看了李孝式一眼才问：“那天，你在总统府呆了那么久，委座是不是给了你什么特殊任务？”见他沉吟立刻又说：“你不必告诉我，只是，我送你几个字吧，无论你将来要做什么，都务必谨记：遇到事情首先要而且一定要从大局着想。”
“孝式铭记于心！”李孝式郑重地回答。就在他还想继续请教一些自己尚有疑惑的问题的时候，机舱里忽然躁动起来，原来飞机开始下降了。他们已经到了印度的蓝姆伽了。迎接李孝式的将会是什么样的风雨考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