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将许多事实集合起来并不可能造成一种纯粹认知的心理治疗理论或一种纯粹的非人格心理治疗理论，但是它们却与需要满足理论，与治疗和成长的人际方法相处融洽。
心理治疗存在于社会的任何形式之下。巫师、术士、巫婆、村落的年老女巫、僧侣、宗教师以及出现于西方文明中的医生，他们有时总是能够完成我们所谓的心理治疗的。的确，通过完整戏剧性的心理病理的治愈，通过更为微妙的性格及价值紊乱的治愈，伟大的宗教领袖们已经证实了这一点。这些人为这些成就提供了各种类型的解释，毋庸认真考虑。我们必须接受这一事实，尽管这些奇迹能够被付诸实践，但是实践却并不知道他们完成它们的原因与方式。
始终存在着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不同的心理疗法派别各执己见，有时颇为激烈。然而，在足够长的一段时期以后，临床的心理学家偶然碰到这样一些病人，他们接受过每一个思想流派的继承治疗从而痊愈。这样这些病人就将成为理论的感激涕零的忠实支持者。但是每一思想流派失败的例子也屡见不鲜。使这一问题更加令人费解的是，我见到过这样一些病人，他们是由医生甚至是精神病学者治愈的，而这些医生就我所知，从未受到过可以确切称之为心理疗法方面的任何方式的任何训练（这还不算学校教师、牧师、护士、牙医、社会工作者等）。
我们显然可以对这些不同的理论流派进行经验的与科学的诘难，并且依据其有效性的大致等级排列它们。而且我们能够收集到合适的统计资料以表明，一种理论训练比起另一种来所产生的治愈或成长的百分比更高。虽然没有一种理论训练会完全失败或全部成功。
我们要认识到这一事实，治疗结果的出现与理论之间并无绝对的关系。
就算在一个思想流派的领域之内，比如说古典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众所周知，分析家们普遍承认他们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别，这不仅表现在通常所界定的能力方面，还表现在单纯的治疗效果上。有些天才的分析家在教学与著述方面贡献卓著，对于他们渊博的学识有口皆碑，作为教师，他们深受人们的欢迎，被人视为训练有素的分析家，可他们就是常常无法治愈他们的病人。
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从不撰写什么东西，即便有所发现却也少得可怜，可他们几乎总是能治愈他们的病人。当然十分清楚的是在成为天才与治愈病人的这些能力之中存在着基本程度的确定的相互联系。
历史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有的思想流派大师虽然自己是最称职的治疗家，但他在传授给学生们这种能力时却是难上加难，而且大多数情况下不会成功。如果这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一个内容问题，一个知识问题，如果治疗家的人种毫无差别，那么，如果学生与老师同样聪明、同样勤奋的话，最终学生们就会干的和老师一样出色，而且极可能超过他们的老师。
有一种普遍的经验适合于任何类型的治疗家。第一次见到病人，同他谈论一些表面的细节，如步骤、治疗时间等等，第二次接触的时候叫他汇报或说明一下进展情况。从公开的言行这一角度看，这一结果绝对很难想象。
有的治疗结果无需治疗家开口便会出现。在一个例子中，一位女大学生希望得到有关个人问题的忠告。一小时之后（在这一小时里她喋喋不休地说，我则保持沉默），她心满意足地决定了这个问题，对我的忠告深表谢意，然后离去了。
对于年轻患者或是并不太严重的病例中，日常生活的主要经验就会起治疗作用，这是就治疗作用这一术语的全部含义而言的。良好的婚姻，工作愉快成功，发展良好的友谊，有了孩子，面对紧急情况，克服困难——我曾经偶然发现所有这一切在没有治疗家帮助的情况下竟产生了深刻的性格变化，根除了病症等等。
事实上，有理由这样认为：基本的治疗力量中包括良好的生活环境而且职业心理治疗只有一个任务，那就是使个体能够利用它们。
好多精神分析家看到治疗的效果进展是在他人分析的间歇以及分析完成之后。
治疗家还注意到，在接受治疗者的妻子中，有丈夫相伴随的进展中将会很快发现成功疗法的迹象。
现实中的一些特殊情形深具讽刺意味，那些从未受过专业的治疗训练或未熟练的人却亲自应付或至少是控制着绝大多数的病例。我个人在这一领域里的切身体会就是最好的说明，而在心理学领域以及其他领域里有此体会的一定大有人在。
有些从事心理学研究的学生所受训练极其有限，甚至到了贫乏的程度。这些学生完全是由于热爱人类，希望理解并帮助他们才步入心理学，他们发现自己被带进了一个特定的近乎迷狂的氛围之中，在这种氛围里，他们的大量时间都花在感官现象上，条件反射的细节上，无谓的音节上，白鼠走迷宫的游戏上，不过一种比较有用但从哲学角度讲依然有限的朴素的实验方法与统计（学）方法的训练相伴而生。
心理学家是外行人眼中的心理学家，是生活的指路灯，他知道为什么会发生离婚，为什么会滋生仇恨，为什么有人会变成神经病，他需要经常集中精力去应付这类问题。这一点对于那些从未见到过精神病学者并且从未听到过精神分析法的小城镇说来尤为真实。唯一可以取代一位心理学家的是一个受人敬仰的姑妈、家庭医生或牧师。这样也就有可能安抚一下未受过训练的心理学家不安的良心，他也就能够静下心来投入必要的训练了。
令年轻的心理学家们惊讶的是，这些探索性努力竟然可以奏效。他对失败早已作了足够充分的准备，失败自然常常难免，但是对于那些他未抱希望的成功做何解释呢？
还有一些更出乎意料的经历。在从事各种各样的研究过程中，我不得不收集实质的、详细的各类型人格的病例史，按照我的训练情况，我完全是出于偶然地治愈了我正致力探究的那种人格扭曲。
还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当一个学生询问我一般的忠告时，我就建议他去试试职业心理疗法并且解释说为什么我认为是必要的，他的毛病究竟出在哪里，解释一下心理学疾病的真相等等。有时，单单这一点就足以消除现存的病症。
非专业人员比职业治疗者这类现象更为常见。实际上，应该认识到有些精神学者只不过不情愿相信关于这类事情的报道罢了。然而这很容易核对，很容易证实，因为在心理学家中，在社会工作者中，这类经验十分普遍，这还不算牧师、教师与医生。
只有依靠动机的、人际的理论，我们才能理解这些现象。显然有必要注意无意识的行为与无意识的领悟，而不是强调有意识的言行。列举的所有病例中，治疗者的兴趣集中于患者，他关心他，试图帮助他，由此他向患者证明至少他在一个人的心目中是有价值的。由于在所有病例中，治疗者都被理解成这样一个人：更聪明、更年长、更强壮或者更健康，病人也就能够感到更加安全，感到有所依托，从而就变得不那么脆弱、不那么焦虑了。
乐于倾听，减少（免于）训斥，鼓励坦率，甚至在罪恶披露后接受与认可，温柔慈祥，使病人感觉到有坚强的后盾可依，所有这些再加上上面列举的因素有助于在患者内心产生一种被人所爱、被人保护、被人尊重的无意识认识。所有这些都是基本需要的满足。
比起单单借助于已知过程的解释来，如果我们能予以基本需求满足以更大的意义，从而对人所熟知的治疗的决定因素有所补充的话，则这种解释要广泛得多。有些治疗现象是与这些满足同时出现的，这也许是较轻的病例。另一些较重的病例仅仅通过更为复杂的治疗技术就可得到充分的解释，如果再加上顺理成章地出自于良好人际关系的基本需求满足这一决定因素，那么它也就会得到更加充分的理解了。从根本上说，心理疗法不是一种唯一的关系，因为它的一些最基本的物质在所有“良好”的人伦关系中都可以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