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氏家族
榆次常氏是晋中富商。徐珂《清稗类钞》称常氏有资产数百十万两。
该族原是山西太行县人，明朝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常仲林迁居榆次县车辋村刘家寨。常氏家族本不富裕，由仲林一世起到八世常威时，家中方有资本积累，由此可见，常氏是白手起家，其起家之艰辛也是不言而喻的。
常氏发迹始于经商，其经商则在多伦诺尔、张家口、兴化镇及本省大同、繁山寺等处。
市场行情瞬息万变，消费者要求也不断变化，故商业活动必须灵活机动，善于发现顾客最需要的货源，才能达到购销两旺。如旅蒙商经历二百余年长久不衰，其中有一条经验就是货源有针对性，营销方式灵活。
常氏也正是因为深谙此道，才能由白手起家到拥有百万资产。蒙古牧民以肉食为主，喜饮砖茶，常氏便自设茶庄进行砖茶的加工，满足牧民需要。蒙古牧民喜欢穿结实的斜纹布，常氏便大量组织货源，满足供应，并将布料按照蒙古牧民的习惯，拉成不同尺寸的蒙古袍料，由蒙古牧民任意选购。蒙靴、马毡、木桶和奶茶茶壶等是蒙古牧民和喇嘛生活中的必需品，常氏便按照牧民和喇嘛的习惯要求，专门加工订做。
因此，蒙古牧民只要见是常氏记商品，就争相购买。
蒙古牧民过的是游牧生活，居住点不固定，居民皆分散而居。常氏便采用流动贸易形式，组成骆驼商队，深入到蒙古牧民居住的帐篷中去做买卖，对蒙古牧民，非常方便。蒙古牧区货币经济不发达，常氏便采取以物易物和赊销方式，甚至到期也不收取现金，而以牧民的羊、马、牛、驼和畜产品、皮张等折价偿还。
常氏商号货源有针对性，营销方式灵活机动，从而在蒙古草原的经商活动中取得了巨大成功。
常氏的灵活机动还展现在不光作大生意，有时微薄的利润也做。他们做生意不随波逐流，不图非法之利，坚持薄利多销，其所售物品从不缺斤短两、不掺假图利。
于是生意越做越好，收到了薄利多销、加快资金周转的效果。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还总结了许多薄利多销的经验，并归纳为营销商谚，如：“买卖争毫厘”“能打会算，财源不断”；“买卖不算，等于白干”等。
在当时常氏的驼运队，骆驼数以万峰计，售货的流动”房子”，能走遍内外蒙古的所有牧场。
谁能与它争利
常氏能在这个繁荣异常的边贸宝地立住了脚，而且很快发达起来，实属不易。
常氏家族不仅在北方商号林立，在南方的商号也遍布苏州、上海、汉口等地。这种南北共荣景象的促成，其中还有一段趣味盎然的故事呢。
常氏八世常威共有四子，即为常氏九世。他们分别是常万记、常万旺、常万达和常万杞。在四个儿子中，万达和万杞更善于经商。
万达刚二十岁左右，也就是说在弱冠之际，就放弃了科举仕途之路，从事商务。虽然其仍年少，然而商业上的事，无论大小，其均能举重若轻。万达能根据实际情况，灵活选择合适的机会，进行摒弃区分，处理问题甚是老成持重，因此他一直被老辈所器重。
万达人到中年之际，在商海中已是身经百战，阅历更是丰富，对业务的处理更是熟练精细，一切运筹帷幄，克壮其猷，家业也越来越兴隆。
常氏九世万杞一心只读圣贤书，年未弱冠，读书家塾，用力甚勤而且非常刻苦，时人都很赞许他的才能。然而不久，家中因有变故，生活境况渐窘迫，于是其母不得不劝其弃学从商。万杞听从母亲的话北上经商，靠先祖留下的资金起家，因他精敏勤恳，经营二十年之后，家资越来越丰盈。
常氏九世皆有所成之后，一日兄弟们齐聚一起，共同商议家族大业日后的发展前景。
常万杞和常万达起初静而不语，随后万杞笑问其兄万达道：“三哥，咱们常氏家族日后如何拓展大业，你可有良策？”
万达笑道：“倒是有一策，但较之贤弟之策想为下策，
因此，贤弟还是先吐为快的好。”
万杞击掌大笑道：“好，小弟不才，要先吐为快了，不过，如若所言有不妥之处，还望各位兄长不吝赐教。”
各位兄长笑道：“贤弟，不必有所顾虑，赶快说吧！”
万杞道：“小弟遵命。”
随即便将其意欲何为娓娓道来：“小弟观天下之商业，北方有稳定的商业基础和政治优势，在此地经商，利稳且风险较小；而此刻南方经济正处于迅速发展时期，可谓是‘英雄’用武之地，所以也应是‘巨贾’崛起之地。
因此，我认为咱们常氏家族的商业应南北并举，同步发展，如此，其前途不可限量啊！不知各位兄长意下如何？”
其兄万达站起来拍拍他的肩膀道：“英雄所见略同。”其余两位长兄也拍掌大笑，面露跃跃欲试之色。
于是不久之后，常氏家族便“分居”了，添房盖院；分为“南常”，“北常”。“南常”以万杞为代表，为“世荣堂”；“北常”以万达为代表，为“进利常”。
常氏资力日益雄厚，又有善于经营的人才，所以“北常”、“南常”的发展十分迅捷。
北常从乾隆年间始，就以大德玉商号名义在恰克图经营对俄贸易，他们拉着骆驼，千里走沙漠，冒雪风、犯险阻。以其不畏艰辛，坚忍不拔的精神风貌开辟了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戈壁大沙漠，到库伦，再至哈克图，进而深入俄境西伯利亚，又达欧洲腹地圣彼得堡、莫斯科的国际商路。
这是古代丝绸之路衰落之后，在清代兴起的又一条陆上国际通路。
北常随着其业务的发展和资本积累的增加，常氏于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又新设大升玉商号；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又增设大泉玉商号；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增设大美玉商号；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增设独慎玉商号，形成了常氏的“玉”字连号。此外，独慎玉商号还在莫斯科设立了分店。
份阳路履仁先生有一次到恰克图，临回前决定买一些纪念品回去。他便找了一位当地的居民询问道：
“买东西最好到哪儿买呀？”
当地居民回答他说：“买卖城内有一东西向横街和三条南北巷子组成，西巷有常家的大泉玉，中巷有常家的大升玉，东巷有常家的独慎玉，那里所需之物应有尽有。”
由此可见，北常商号其规模之大，正如《山西外贸志》所说：“在恰克图从事对俄贸易的众多山西商号中，经营历史最长、规模最大者，首推榆次车辋常家，常氏一门，从乾隆时从事此项贸易开始，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七朝，沿袭一五○多年，尤其在晚清，在恰克图十数个较大商号中，常氏一门独占其四，堪称为清代晋省的外贸世家。”
据《汉口山陕会馆志》称，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北常”的商号有如下十二家：大昌玉、大德玉、大泉玉、三德玉、保和玉、慎德玉、大升玉、三和源、大通玉、大顺玉、泰和玉、独慎玉。其中有十家带“玉”字的商号最为著名，号称“十大玉”。“南常”的商号名称都带有“昌”字，号称“十大昌”。其商号遍布苏州、上海、汉口等地。
常氏家族资产一代胜过一代，人才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常氏十世常怀愉乃万达之子，少时读书家塾，不仅聪颖异常而且总有出奇不意的奇思妙想。年长以后继承父辈产业，历经艰辛，大有所成。
经过几年的历练，常怀愉更是钦佩前辈们的经商谋略。他深知做生意要注意市场行情，所以他的作法总是灵活机动。同时，怀愉也悟出了一个道理：做商人首先要学会做人。
商家一定要做到以义为重，利次之。义就是要让利于人，要讲信义，事实上，怀愉也确实做到了。
常怀愉购货、订货有一套独到的办法。凡买大宗货，合价三百银两以下的，现银交易，不驳价，表示厚待“相与”。但如果价高货次，则永不再与其共事。
常怀愉的这种做法名声在外，也就无人敢来骗他，由于他处事谨慎，而且总能独辟蹊径。所以他的一些经商谋略和行方式为当时的世人纷纷效法。
常怀愉的做法正是商人谋略、人格素质综合的产物，这也使得常家财源更旺。他的这种经营谋略，常氏家族也始终坚持，直到后来仍是如此。常怀愉，不仅善于经商，其为人的道德更是值得称赞。
关于常怀愉的传说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趣闻轶事。
常氏家族财务虽然有会计专管，但常怀愉时常来亲自核查，所以财务很少出错。
有一次，常怀愉因有事外出，数月未归。没成想帐目上竟真出了点小问题。
会计算来算去，帐目上竟缺了一笔数目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的银子，算来算去也找不出差错，他甚是害怕，也不敢言语，便自己拿银子垫上了。
不久，常怀愉回来之后，核对财务时，总觉多出一些。他料想可能是会计少给了客户的银两。于是不动声色地把会计叫到跟前。
随后，怀愉问道：“你说做生意应不应该讲求诚信呢？”会计连连点头答道：“应该，应该，绝对该讲诚信。”
怀愉又道：“为何应该？”
会计答道：“诚而有信，才能使交易来往久长，此乃做人之根本亦是生财之道。”
怀愉这才切入正题，说道：“你既然知道这个道理，为什么还克扣客户银两？”
会计听东家所言，不由大惊失色，以为怀愉已知此事，于是唯唯诺诺道出隐情。
怀愉听后大笑道：“原来如此，必是帐目输入有误，把帐本拿来核实一下。”
待仔细审察核对之后才发现，原来是帐目上重记了一笔款，找出原因，并明白其中的因由之后，怀愉亲自把银子还给会计，并戏言道：“下次再出错，我可要装胡涂啦！”
会计对东家之举，甚为感动。
自此工作更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
常氏自经商家境富裕之后，便注意让子弟读书学儒，所以常氏虽由商起家，但传至十世时，已有“世兼儒贾为业”之称。
常氏八世常吉为县贡生，是常氏家族入贡第一人。此后就延绵不断，到清末达七八人。
特别是清光绪年间，常氏十三、十四两世，有四人入贡、五人中举、一人成为进士，集常氏一时科举之盛。
清末废科举、立学校，到1921年，从十四世到十六世间，有四人赴日留学，学成回国；有十人从省内外大学毕业，在榆次家族中首屈一指。
由于常氏重视教育，家族中培育出了许多对经史和书法绘画有较深造诣者。
据《常氏家乘》载：常氏十二世常炳仿柳少师书；常佶双钩字时称无双；常怿工画山水及虎、马、蝴蝶等小品；常憬尤工欧阳体；常惺善诗。十三世常维梁楷工柳少师书；常立德既富藏书，且研究考订之学，晚学颜鲁公书；常立爱藏书甚多，研读史学、理学，而且懂数学；常立屏邃于史学，书法则工颜真卿、董华亭诸家；常立方嗜史籍，为清副榜举人；常维丰工书善画。
常氏子弟中有几位在省内外政界、文化界均颇有影响，例如，十三世常立教，于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考中第五十三名举人，赴京会试，曾参与康梁变法的公车上书，在故宫陈列的黄榜上有名，是常氏家族中第一位科举成名的人物。
十四世常麟书，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辛卯考中第五十一名举人，由翁同龢推荐，入国子监南学深造七年，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癸卯会试，中第二一九名贡生，殿试取第八七名进士，派往户部任度支部主事，因丁忧未就。曾任常氏笃初学校教务、榆次凤鸣学堂堂长，创办榆次速成师范学校，自任校长兼总教务。
民国初年移居省城太原，历任山西大学、商专、一中等校语文教师。毕业从事教育工作，有《诗经述义》、《礼记易简录》等十多种著作。
十四世常旭春，自幼聪慧才高，童试第一，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中第二十四名举人，1912年选任山西国民公会副会长，1922年至1927年出任保晋公司总经理。书法先学魏碑，后宗李北海，所书笔力气势磅礡、苍劲有力，为名书法家。
常氏十六世常乃德，北京高等师范史地科毕业，后赴日，归国后历任燕京大学、山西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大学教授，学识渊博，著作甚丰，主要有《中国民族小史》、《中国史鸟瞰》、《中国财政制度史》、《社会科学通论》等。
常氏家族作为具有特殊文化背景的封建性商人，饱受儒家积极入世思想的影响。正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所以常氏家族一直把匡扶正义，兼济天下作为己任。
常氏家族弃“学而优则仕“为”学而优则商”，能数代集中优秀人才锐意经营商业，进而形成一个具有相当文化的商人群体。由于他们把儒家教育的诚信、仁义、思想精神融入商界，才造就了常氏商业之繁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