盂子的理想社会，是五亩之宅，树之以喿。曾国藩的理想家庭，是八宝之家，生机活泼。自从曾国藩的八宝主意一出，湖南人民，多有仿效实行，蔚成风气。
曾国藩所持俭有恒，终身不渝。他常常不厌其烦地说：
闻家中修整“富厚堂”屋宇，用钱共七千串之多，不知何以浩费如此，深为骇叹！余生平以起屋买田为仕宦之恶习，誓不为之；不料奢靡砻此，何顏見人？平日所说之话，全不践言，可羞孰甚？李翥汉言：“照李希帅之样，打银壶一把，为燉人参燕窝之用，费银八两有奇，深为悚悔。”今小民皆食苹根，官员亦多穷困，而吾居高位，肼奢若此，且盗廉俭之虚名，慚愧也！以后当于此等处，痛下针砭。
照料家事，总以俭字为主。情意宜厚，用度宜俭，此居家居乡之要诀也！
他教训他的儿子曾纪泽，也不外勘俭二字。他说：
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羊也可，太丰則我不敢也》凡仕官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尔年尚幼，一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獺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惠，未有不敗。
曾国藩又怕家里人对于他的勤俭二字记不淸楚；所以他把这几件事编成一歌。他说：
余与沅弟謂治家之道，一切以墓冈公为法。大约有八字诀。
其四字，即上年所称“书、，瘕、鱼、猪”；又四字，則曰：“早、
扫、考、宝”。早者，起早也；扫者，扫屋也；考者，祖先祭祀，
敢秦显考；宝者，星岗公尝曰：“人待人，无价之宝也。”星冈公生平于此数螭，最为认其，故余戏述为八字诀曰：“书旒鱼猪、
早扫考宝”也。
他自己是贫苦出身，他的诸弟也都是吃过劳苦的。只有他的子侄从小生在仕宦之家，不晓得物力艰难，这是他最担心的。他说：
余在京十四年，从未得人二百金之赠，余亦未尝以此数蹭人，虽由余交游太寡，而物力艰难。亦可概见，余家后箄子弟，全未见过艰苦模样，眼孔大，口气大，呼奴喝蜱，习惯自然。骄傲之气，入于膏肓而不自觉，吾深以为虑。吾函以“傲”字箴规两弟。两弟犹能自省自悔；若以“傲”字诰诚子侄，则全然不解。盖自出世以来，只做过大，并未做过小，故一切茫然，不似两第做过小，吃过苦也。
曾国藩能自始至终不恋钱财，这在封建时代是难能可贵的，不亚于是自己立了一座“贞节牌坊”，是值得我们后人钦佩的。当然我们这样说也并不是要宣扬“金钱万恶论”，所谓“君子葷财取之有道”，你有本事把自己的那一份做大，这是你的本事，但是属于人家的那一份，我们奉劝你：“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
感慑心得
居家之道，唯桊俭可以长久。处乱世无以成奢侈为要义。
兖己自励
【原典】
沅弟左右：
十八之败，杏南表弟阵亡，营官亡者亦多，计亲族邻里中或及于难，弟日内心绪之忧恼万难自解。然事已如此，只好硬心狠肠，付之不问而意料理军务。补救一分，即算一分。弟已立大功于前，即使屡挫，识者犹当恕之。比之兄在岳州、靖港败后栖身高峰寺，胡文忠在爹山败后舟居六溪口气象，犹当略胜。髙峰寺、六溪口尚可再振，而弟今不求再振乎？
此时须将劾官相之案、圣眷之隆替、言路之弹劾一概不管。袁了凡所谓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醬如今日生，另起炉灶，重开世界，安知此两番之大败，非天之磨炼英雄，使弟大有长进乎？谚云吃一堑长一智，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受辱之时。务须咬牙励志，蓄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恭然自馁也。
二月二十九日
【点击】
曾国藩写道：“知己之过失，即自为承认之地，改去毫无吝惜之心，此最难事。豪杰之所以为豪杰，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便是此等处磊落过人。能透过此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装饰丑态。”
【综述】
所谓“克己之学”，就是自我反省、自我批评。曾国藩认为“克己之学”非常重要，大而言之，古今多少圣贤豪杰之所以能成为圣贤豪杰，就是重视“克己之学”；小而言之，“克己之学”可以减少自己许多遮掩和装饰的丑态，做一个堂堂正正、光明伟岸的人。
曾国藩一生于“克己之学”从不稍懈，坚持终身，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改号“涤生’’以克己。
如此克己自励，十数年如一日。也正是由于他能够从心魄乃至外在名号、行止上的克己精神，才有一番作为。能够日日自新，天天反省，有一种强烈的、热切的洗心革面的愿望，使自己卑琐灵魂不断地受到批判，使自己的淫邪恶欲时刻困囿于无情的拷问中，由表及里地对存在的自我进行猛烈抨击，方使曾国藩得以洁身、保身、全身。
从他改号以克己这件小事上，我们已窺见曾国藩作为“五百年间圣贤之一”者的修身态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曾国藩的功业，不在他的道德、文章，而在于他对自己肉体和心灵无休止的洗涤和更新。
其二是忍癣疾奇痒以克己。
在曾国藩的老家湘乡县荷叶塘，曾家的屋后，“旧有古树一株，为藤所缠，树已槁而藤日益大且茂，矫若虬龙，枝叶苍翠，垂荫一亩，亦世所罕见者”。这一巨藤，活像一条巨蟒，乡人称之为蟒蛇藤。曾国藩在世时，藤叶藤枝，迎风摇曳，及曾国藩死后，这一巨藤叶落枝枯，不久也就死了。藤是固然存在，死因却并非神秘，从曾国藩出世即有的老藤，到曾国藩去世，经几十年沧桑，人会老，藤也会老，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曾国落的身上，长了一身的蛇皮癣，初时尚无多大痒痛，到了三十五岁以后，曾国藩的功名官运，一天一天高升，曾国藩的癱疾，也随之一天一天扩大。奇痒奇痛，曾国藩在日记中，时有记载，苦不堪言。这一怪癣，一直与曾国藩同生共死，不得分离。
据说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星冈）在曾国藩出生的前一天晚上做了一个“一条巨蟒，盘旋空中，旋绕于宅左右，已而人室庭，蹲踞良久”的梦。于是，梦、藤、癖联成一体，化而为一，湘乡的老百姓，越说越玄，越说越像，越像越玄越说，硬说曾国藩是巨蟒转生。当然，传说毕竟是传说，但曾国藩身上的皮肤病——癣疾却是真的。曾国藩在他的家书里也曾不止一次提及。例如他给诸弟的信中说：“京寓自四月以来，一切平安。癣疾经邹墨林开方做丸药，有附子、黄芪等补阳之药，愈见大好。面上、头上，生人全看不出矣。”
曾国藩还在家书中试述了几点疗法，但癣疾却从未医好，以至于他有时整夜整夜奇痒，而难以成眠，但当得知其弟曾国荃也患皮肤病后，其关怀慈意之状可表。信中说道：
十八日专人送家信一包，是夕接弟初十日信，哨官易光南行至九日始到，可恶也。湿毒更炽，遍身发烧。是秋天积燥之故。
余于二十六年秋亦遍身发烧，医者皆言是杨梅疮毒气发作，余不敢攻伐猛剂。昊竹如劝每日服梅花一碗，亦无寸效。其时余又彻底不痰，則是别有心肝之疾，与皮肤蜣热了不相涉。总之，皮肤之病，世间无甚于我者，尚非要命之症。弟疾较我轻松数倍，尽可不必服药，切不可因肝郁之症牵连而杂治之，至囑至嘱。
咸丰十一年十月初四日，曾国藩在致澄侯的家信中，说：
余身体平安，惟疮久不愈，疾如常，夜间彻晓不寐，手不停爬（引注：“爬”即“扒”，挠痒之意）。人多劝买一妾代为爬搔，季弟代买一婢，现登船上居住，余意尚未定。大约此是积年痼疾，非药件所能愈，亦非庚搔所能愈也。
因此写道：
“自戒烟以来，心神彷徨，几若无主。遏欲之难，类如此矣！不挟破釜沉舟之势，讵有济哉！”
他最终以挟破釜沉舟之势，在严肃的“克己”中戒掉了吸烟的恶习。此虽小事，却见其“克己”的力量。
其四是宽下属拂逆以克己。
同治元年八月和闻八月间，江南各地因连年战事而瘟疫流行，宁国境内的鲍超所部死了几千人，金陵城外的曾国荃部也死亡相继，士气低落。正在这时，李秀成率二十万大军救援天京，自闰八月二十日起，日夜猛攻雨花台的曾国荃部达半月之久。落地开花的洋炮，时时从雨花台上空呼啸而下；与此同时，皖南重镇宁国已人太平军之手，且有上图江西之势；小丹阳的太平军也时时可冲至长江，冲断湘军的江中粮道；河南境内的捻军已进人郓东，有取道皖北回援天京之势。总之，湘军在军事上处于极其艰难危急的时刻。
战争使大江南北数省，特别是皖南、鄂东、赣东一带人亡地荒，满目疮痍。曾国藩记述道：“惟敝处所苦者，在今年（指同治元年）下半年。目下，舍弟金陵一军及鲍军门宁国一军，米价至七千余文一石，肉至三百文一斤，蔬菜至六十余文。”“金陵、宁国两军疾疫流行，死亡枕藉。饷糈大绌，积欠多者至十一个月。专卒来往宁、池、太三府境内，常竟日不见烟户，不逢行人。茫茫浩劫，未知何所穷极。”
当时曾国荃和鲍超部共约七万人，每月须粮三四百万斤，粮饷从何而来？兵勇每月获饷不过四成，只得饥一餐、饱一顿的过日子，士气何由提高？这是曾国藩当年于军事危急之外的另一大苦恼。然而，正在内外交困的时候，江西巡抚沈葆桢为保在江西本省军队的粮饷，截留了供应雨花台大营的江西漕折银五万两，并获朝廷准允。这不啻使曾国藩雪上加霜。他在曰记中多处反映了自己焦灼和忧郁的心情。
例如九月十四日写道：“日内因金陵、宁国危险之状，忧灼过度；又以江西诸事掣肘，闷损不堪。”十八日又写道：“五更醒，辗转不能成寐，盖寸心为金陵、宁国之賊忧悸者十分之八，而因僚属不和顺、恩怨愤懑者亦十之二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