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接到曾国藩上述奏章，于四月二十日，谕令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左宗棠因而正式成了曾国藩的幕僚之一。曾国藩立即让他回湖南募勇开赴江西战场。过了几个月，左宗棠军在江西连克德兴、婺源。曾国藩立即于十一月二十八日专折为他和￥属报功请赏，并追述他以前的战绩说：“臣査左宗棠一军，自移师景镇一闻贵溪警报，分路调拨，或迎头痛击，计十日之内，转战三百余里，连克三城，使狼奔豕突之众，喘息不得少定。实厲调度神速，将士用命。自此股剿败之后，即有池州大股扑陷建德，直犯浮梁、景德镇，亦惟左宗棠一军独当其冲。左宗棠初立新军。骤当大敌，昼而跃马人阵，暮而治事达旦，实属勤劳异常。”可谓推崇备至。左宗棠因此得晋升为候补三品京堂。
至咸丰十一年（1861年）四月初二，曾国藩又上奏道：左宗棠“上年奉旨襄办臣处军务，募勇五千余人，驰赴江皖之交，方虑其新军难收速效，乃去冬堵黄文金大股，今春击退李世贤大股，以数千新集之众，破十倍凶焊之賊，因地利以审敌情，蓄机势以作士气，实属深明将略，度越时贤”，因而恳请“将左宗棠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朝廷立即照准。
这年十一月十六日，曾国藩根据闽浙总督庆端、浙江巡抚王有龄之请，奏请派左宗棠援浙，并将在江西广信、广丰、玉山、饶州和安徽徽州等地的陆军及昌国内河水师，统归左宗棠就近节制调度，使左宗棠开始拥有较大的军权。但左宗棠还未奔至杭州，杭州已于十一月二十八日被太平军占领，杭州将军瑞昌与浙江巡抚王有龄均死于战事。于是曾国藩第四次上奏保举左宗棠。他于十二月十二日向左宗棠通报说：“浙江竟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失守，六十万生灵同遭浩劫，天乎酷哉！弟于二十五日复奏统辖浙江军务，已附片密请简阁下为浙江巡抚。无论是否谕允，目下经营浙事，全仗大力，责无旁贷果然，左宗棠于次年二月（1862年）即受命为浙江巡抚，并根据曾国藩的奏请，命部下蒋益澶为浙江布政使。曾国藩一方面请求辞掉自己节制浙江军务的谕令，一方面把左宗棠推到了浙江的最高位置上。他在奏稿中写道：“以臣遥制浙军，尚隔越于千里之外，不若以左宗棠专为浙省，其才实可独当一面。”曾国藩如此谦让，又如此真心实意地为淸朝廷保举人才，心中哪有半点对左宗棠的嫌隙之意？
同治二年三月十八日，左宗棠被任命任闽浙总督，仍署浙江巡抚，从此与曾国藩平起平坐了。三年之中，左宗棠从被人诬告、走投无路的人，一跃而为封疆大吏，这样一日千里的仕途，固然出于他的才能与战功，而如此不断的报功保举，也只有曾国藩才能做到。所以，左宗棠在挽曾国藩的联中，深情地写道：“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时人及后世常爱谈曾、左交恶。其实二人仅止于有龃龉，内里却交情至深，正如左宗棠自己所说的“同心若金，攻错若石”。共同的事业——中兴淸室使他们走到了一起，因而成为历史上的一段佳话，这也正是曾国藩“待人以诚恕”的最好例证。
王珍，字璞山，湖南湘乡人，湘军猛将，与鲍超齐名。太平军称鲍超为“豹子”，称王珍为“斑虎”，斑虎一吼，世人都要为之三抖。
曾国藩最早编练的湘军，只有三营团勇，分由罗泽南、王珍、邹寿璋统管，罗统中营，王统左营，邹统右营，一营三百六十人，三营共一千零八十人。最早时候，并无王珍的编制，但是王珍一来湘军即光芒大显。王珍著有《练勇刍言》一书，湘军后来的规矩制度，大都是延用王珍的话。
湘军军纪极严，而最严者，当首推王珍一军，欧阳昱所著见闻琐录，言王珍军纪，“士兵怀银十两者斩”，人多不解其故，实则王军中士兵饷银，皆由营部直接拔交其家，兵士身怀十两，不是抢劫，便是赌博，故杀之也。其他还有吃饭不给钱，买物不给钱，犯者必死。左宗棠最敬佩王珍，然亦谓其待部下过于严劾，即以此也。
曾国藩素来讨厌夸大之人，王珍一日谓曾国藩曰：“招兵三千，即可灭此（注：指太平军）大敌！”曾国藩闻之大骇，曾致函戒之曰：“仆素敬足下驭士有方，三次立功，近日忠勇奋发，尤见慷慨击楫之风，心中爱重，恨不即游扬其善，宣暴于众，冀为国收澄淸之用。见足下所行未善，不得不详明规劝，又察足下志气满溢，语言夸大，恐持之不固，发之不慎，将来或至愤事，天下反以激烈男子为戒，尤不敢不忠告痛陈，伏冀足下细察详玩，以改适于慎重深稳之途，斯则爱足下者，祷祀求之者也。”
可是这样的信，对于王珍，并没有发生效力。曾国藩致胳秉章书：“璞山不谅我心，颇生猜嫌，侍所与之札饬言撤勇者，概不回答，既无片牍，又无私书，曾未同涉风波之险，已有不受节制之意，同舟而赴敌国，肝胆而变楚越。”由这封信，可以看出曾、王之间，业已闹翻。
但是尽管如此，曾国藩仍然对王珍报以拳拳之心。王珍抗命不从，性质已经是背叛，曾国藩却不是小肚鸡肠之辈，在关键时候仍然不忘时时关照王珍，丝毫没有暗中排挤之举。后来江西林头山大战，王珍大破太平军二十万，为湘军大树声威，名扬天下。曾国藩随即上奏褒其大功。但是不久，王珍竟积劳成疾，暴死军中，世人无不痛惜。
曾国藩以诚恳待人的事情很多，如曾国藩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有一位同学性情偏躁，因曾国藩的书桌放在窗前，那人就说：“我读书的光线都是从窗中射来的，不是让你遮着了吗？赶快挪开！”曾国藩果然照他的话移开了。曾国藩晚上掌灯用功读书，那人又说：“平常不念书，夜深还要聒躁人吗？”曾国藩又只好低声默诵。但不久曾国藩中式举人，传报到时，那人更大怒说：“这屋子的风水本来是我的，反叫你夺去了！”在旁的同学听着不服气，就问他：“书案的位置，不是你叫人家安放的吗？怎么能怪曾某呢？”那人说：“正因如此，才夺了我的风水。”同学们都觉得那人无理取闹，替曾国藩抱不平，但曾国藩却和颜悦色，毫不在意，劝息同学，安慰同室，无事一般，可见青年时代曾国藩的涵养和气度之一斑了。
所以说一个想干大事的人光会结交朋友是不够的，你首先要是一个值得朋友信赖的人，你的人格魅力的光芒能驱散罩在人们心头的阴云，那么你只要登髙一呼，就会“云者响集”，何愁办事不成呢？当然人格的魅力是装不出来的，它就像一块钢还需要“炼炉”的检验！
感餐心得
人孰不欲己立己达？若能推以己人达人，则与物同春矣！
鲁寨明掰
【原典】
沅弟左右：
初六早接弟初四夜短信，俱悉一切。所应复者，条例于后：
一、鲍公扎集贤不动，乃四垒未破以前之议。今四垒既破，应即以鲍渡南岸，由浔赴瑞，昨已两缄询弟矣。待弟回信到，即办公牍。若令鲍剿宿松，则兄失信于江西官绅，断乎不可。
二、韦志浚军，余本不甚以为然。自接弟十五六日等信，言韦于用兵内行，又言其心地之好，余遂有意用韦为统领，独当一路。昨与厚庵商之，厚言犹统一路则不可，令之随鲍公出战则可。又以无人可替防揪阳，故令周添募六百余人，防枞阳及安庆对岸两处。今弟确见韦不宜随鲍，则尽可返汉，惟周添募一节不可返汉耳。河溪营，系兄以严批调之赴浔；渔亭二营，系兄初一日专调归鲍。皆非鲍意也。
三、观人论事，因勋名已立而信之，诚所不免，然亦未尝不博采众论。如韦之为人，水师各营官赞之，祁门林令赞之，余俱未动心。至弟十六曰信言韦力劝各大宪谋攻安庆，赞其心地之好，余遂动心用之。将用之，而弟此信乃说出韦之坏好。自去年以来，弟信亦未说过韦营半个坏字。目下弟极赞多公之贤，将来余若设法请重用多公，弟莫又改口也。
四、洋船接济安庆米三千石，当以公文与水师，请其用炮船护送，第恐洋船不听，仍在城下停泊，水师亦无如之何耳。顺问近好。
五月初六辰刻
【点击】
我们知道朋友是你的另一个生命，良友都该是善良而睿智的。当你和他们在一起，会所得很多，许多事情也变得顺遂。
【综述】
我们也知道一个人成大事光会交友是远远不够的，他必须会识辨人才为己所用，有时候其他人看重你，或许会是因为你的良友的价值，你须善用这种价值。一位真正的朋友只有心中觉得你好时才可能当面也说你好。要打动一个人，最好的办法是真诚无私地帮助他，如果能以朋友待人的方式待他，所得会更多。我们所拥有的绝大部分东西都须经由他人的配合，当你面对分裂时，须三思而后行。身在名利场，要么与朋友打天下，要么与敌人结为临时伙伴，此外别无选择。认真选择良友，他们中的有些人将使你获益终生。
因慎交一友而成名，因滥交一友而致败，这一点毫不夸张。真正有益的朋友，是那些乐意帮助你，而且有力量帮助你的人。认真选择朋友，他们中的有些人将是你终身都可依赖的人。有这样的朋友，一定要珍惜。处在某个位置上，非要得罪某人不可时，也尽量不要是在困难时期帮助过你的人。好的朋友不完美，但诚实。在钱财生意上不要轻易与朋友合作，得到金钱，随之也失去了朋友。朋友之间的摩擦损耗的是心灵的力量。推床脱颇，谢不罪系，非君子不能为也。
曾国藩在识人方面值得称道的是他对新鲜事物的接受和理解。清末国外势力在中国耀武扬威，当时的中国对此不是奴颜婢膝，就是盲目排斥，而曾国藩在这个问题上则显得十分淸醒，如他特别看重在通洋、经商方面颇有心计的容闳。容闳在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后，回到祖国，但大清朝对他不重视，任其当翻译、上海海关职员、洋行职员，自由经商。在这过程中，太平天国运动的蓬勃发展，第二次鸦片战争，都充分暴露了淸朝的腐敗与无能，使其大失所望。咸丰十年（860年）秋，容闳从上海来到了天津，去对“凡欲起而之响应”的太平天国进行实地考察，受到热情欢迎，并多次被邀参加讲座军政大事。同治二年（1863年）经李善兰的介绍，加人曾幕，办理洋务。
当时容闳的主要想法是要通过曾国藩实施他的“西学东渐”计划，首次会面，曾国藩便向他提出：“君以为今日欲为中国最有益最重要之事业，当从何着手？”容闳当即问答：“中国今日欲建设机器厂，必以先立普通基础为主，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所谓立普通基础者，无他，即由此厂可造出种种分厂，更由分厂以造各种特别之机械。简言之，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容闳特别强调“立普通基础”
之工厂，因为拥有了这样的基础，不单可以造枪炮弹药、轮船，而且可以造出各种机械，作为一切制造厂的基础。
谈话后，曾国藩深深为这位年轻人“制器之器”的主张而折服，颇感这一主张比自己的为适应“特别之应用”的军火生产要髙出一筹。几天后，曾国藩再次召见容闳，专折保奏他为五品衔，拨白银68000两，派其赴美购买先进的机器设备。对于曾国藩的知遇之恩，容闳认为一时无以回报，只有倾尽全力，购回机器设备，才是对曾国藩最好的回报。不久，容闳即从安庆出发，经英国伦敦于次年春抵达美国，经多方洽谈，终与朴得南公司订约，由该公司按“制造机器之机器”标准承造，并于同治四年（1865年）运抵上海。
通过容闳这次购买洋机器，曾国藩加深了对通商贸易的认识，也对与读书做官之间的关系，做了深刻的论说。经商是为了获取巨额利润，读书是为了博取名声和权位，一个人如果用心读书而没有成效，就应该把读书做官放在次要地位，而以主要精力去经商致富。经商获利之后，为子孙后世考虑，就应该把经商放在次要地位，而专心读书经世。这样一弛一张，相辅相成，要么贏得万贯家财，要么获得高官厚禄，就像车轮运转一样不断循环变化。
薛福成曾颇具感慨地说：“凡事都要靠人才才能成功。才学髙的人必定能任用贤才，并因而使自己的成就更加伟大。推而广之，能把天下的人才合于一处，这样就可以平定天下。”
曾国藩和幕僚之间总的来说是主从关系，具体而言则又可为互幕、互助和相互影响三个方面。首先，他与幕僚双方都有相互结合的愿望，可以说是一种相互倾慕、相互追求的关系。曾国藩认为，远而言之则天下之兴亡、国家之强弱，近而言之则兵事、饷事、吏事、文事之成败利钝，无不以是否得人为转移。故多年爱才如命，求才若渴，为吸引和聘请更多更好的幕僚尽了很大努力，做了大量工作。他于率军“东征”之始，即号召广大封建知识分子奋起捍卫孔孟之道，反对太平天国，盛情邀请“抱道君子”参加他的幕府。其后行军打仗，每至一地必广为访察，凡具一技之长者，必设法延至，收为己用。闻有德才并称者，更是不惜重金，驰书礼聘。若其流离失所，不明去向，则具折奏请，要求各省督抚代为査明，遣送来营。曾国藩与人通信、交谈，亦殷殷以人才相询，恳恳以荐才相托，闻人得一才羡慕不已，自己得一才喜不自胜，遂有爱才之名闻于全国。由于曾国藩精研百家，兼取众长，早在青年时代即以“道德文章”名满京师，称誉士林；加之其后出办团练，创建湘军，“战功”赫赫，威震天下，遂被视为救星，受到不少士大夫的崇拜。有的知识分子非但升发无望，且身遭乱离之苦，徙无定居，衣食俱困，亟须庇护之所，衣食之源。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既无升官发财之念，亦无饥寒交迫之感，甚或已是学问渊博，名满仕林，但却仰慕曾国藩的大名，以一与相认为幸，一与交游为荣，所有这各类人物，他们闻曾国藩能以诚心待士，破格用人，便纷纷投其麾下，入其幕府。
同时，曾国藩同幕僚之间也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幕僚们助曾国藩功成名就，曾国藩使幕僚们升官发财。多年来，幕僚们为曾国藩出谋划策、筹办粮饷、办理文案、处理军务、办理善后、兴办军工科技等等，真是出尽了力，效尽了劳。可以说，曾国藩每走一步，每办一事，都离不开幕僚的支持和帮助。即如镇压太平天国一事，他之所以获得成功，并非靠他一人之力，而是依靠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其中他的幕僚们占有一定比重，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西汉初的刘邦在向诸将解释为何张良足不出户而封赏最髙时，曾把战争比为狩猎，以猎人喻张良，以猪犬喻诸将，称指示之功胜于奔走之劳，诸将为之悦服。而在安庆、江宁两役中，曾国藩的幕僚则不仅有指示之功，犹有筹跑之劳，可谓功兼张（良）、萧（何）。自咸丰十年（1860年）六月至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四年之中曾国藩报销军费一千六百多万两。其中绝大多数来自厘金与盐税。这笔巨款主要靠幕僚筹集，没有它湘军早已饥溃：何成功之有？曾国藩所谓功劳的排名绝对不次于前线英勇善战的将领，绝非夸大之话，至于曾国藩刊行《王船山遗书》和《几何原本》等重要书籍，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兴办军事工业等，更是离不开幕僚的努力。否则，他很难争得洋务派首领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