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人尚中詹之遂，仏劣兄事名“不体不倚，述犹不及”。管国藩然也亲中漕之遂，行务上他却认劣：“时豸祇据，只委各“时膂”，任何行名都不走令中膚之乱，也私是法无定诔，无诔卸诛。达私是耆8藩官场得志的心术。
青云直上
【原典】
沅浦九弟左右：
二十二日写就一函，拟交首宅来足带省。二十二夜灯后佑九、金八归，接弟十五夜所发之信，知十六日已赴吉安矣，遂不寄首宅信。屈指计弟二十四日可抵营，二十五六当专人归来，今日尚未到家，望眼又复悬悬。
九月二十四日六叔父六旬晋一冥寿，焚包致祭。科二、科四、科六亦往与祭。关秀姑娘于十九日生子。临三、昆八于十月初一日散学，拟初间即往邹至堂处读冬书，亦山先生之所荐也。枚谷先生十月中旬可散学，泽山先生不散学。科四已读《离娄》八页，科六读至《点尔何如》，功课尚算有常。家中诸事，弟不必挂虑。
吉字中营尚易整顿否？古之成大事者，规模远大与综理密微二者缺一不可。弟之综理密微精力较胜于我。军中器械其略精者，宜另立一簿，亲自记住，择人而授之。古人以铠仗鲜明为威敌之要务，恒以取胜。刘峙衡于火器亦勤于修整，刀矛则全不讲究。余曾派诸景昌赴河南采买自蜡杆子，又办腰刀分赏各将弁，人颇爱重。弟试留心此事，亦综理之一端也。至规模宜大，弟亦讲求及之。但讲阔大者，最易混入散漫一路。遇事颟顸，毫无理条，虽大亦奚足贵？等差不紊，行之可久。斯则器局宏大，无有流弊者耳！顷胡润芝中丞来书，赞弟有曰“才大器人”四字。余甚爱之。才根于器，良为知言。
湖口賊舟于九月八日焚夺净尽，湖口梅家洲皆于初九日攻克。三年积愤，一朝雪耻，雪琴从此重游浩荡之宇。惟次青尚在坎盏之中，弟便中可与通音问也。润翁信来，仍欲奏请余出东征。余顷复信，具陈其不宜。不知可止住否？彭中堂复信一缄，由弟处寄至文方伯署，请其转递至京。或弟有书呈藩署，末添一笔亦可。李迪庵近有请假回籍省亲之意，但未接渠手信。渠之带勇，实有不可及处。弟宜常与通信。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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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拉邦结伴，一心读圣贤书，两袖清风做官。十年七迁，连跃十级，这在曾国藩那个时代是很少见的。但曾国藩却做到了，不能简单地说是运气，应该说他是封建科举制度的楷模。
【综述】
曾国藩升发如此之快，究其原因不外有二：一是个人勤奋干练，在士林中有一定声望；一是得到穆彰阿的垂青，受其举荐。而后一条尤为重要。
这一时期，曾国藩在学术问题上除了向唐鉴、倭仁、刘传莹请教外，还经常与吴廷栋、邵懿辰、何桂珍等人进行讨论。这些人多为治理学者，唯刘传莹、邵懿辰治汉学，刘属古文经派，邵为今文经学派。他们在京师都有些名气。这些交往活动，不仅使曾国藩增长了各方面的见识，也大大提高了个人声望。所以，他自己也说“在京颇著淸望”，这也是他得以迅速发迹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如果没有穆彰阿的援引。无论他多么勤奋好学，聪明能干，要在十年内爬上二品京官的髙位，都是不可能的。所以，颇能洞悉内情的王闾运就坚持认为，曾国藩的迅速发迹，主要得力于穆彰阿的扶持，比他稍后的人也大都持同样看法。
穆彰阿，字鹤舫，满洲镶蓝旗人，姓郭佳氏，翰林出身。他甚得道光皇帝信用，是鸦片战争时期有名的投降派。后来有人评论穆彰阿说：“在位二十年，亦爱才，亦不大贪，唯性巧佞，以欺罔蒙蔽为务。”这个说法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自秦以来即实行中央集权统治，但皇帝个人专制的程度并不相同。唐及其以前诸朝，丞相有相当一部分权力。自宋以下，相权渐削，君权日重。及至淸代，事无大小皆由皇帝专决，相权也就微不足道了。道光帝嗣位后，“尤虑大权傍落，必择谨善之士佐治。故一时才臣半遭废斥”，而唯与曹振锖、穆彰阿“有水乳之合”。
曹振镛“性模棱，终身无所启沃，人对但颂而已。又最忌士之有能者，稍出己上，必排挤之使去”。曹振镛死后，穆彰阿继之，其“用人行事一遵其辙”。他最善于窥测道光皇帝的意向，进而施加自己的政治影响，党同伐异，无所不用其极。鸦片战争时他打击抵抗派，陷害林则徐，极力怂恿道光皇帝对英妥协投降，就是施展的这种手法。
穆彰阿“自嘉庆以来，典乡试三，典会试五。凡复试、殿试、朝考、教飞庶吉士散馆考差，大考翰詹，金为酬也。”明辰入觐，则皇帝所问“皆壁间所悬历朝圣训也。以是奏对称旨，并谕穆曰：‘汝言曾某遇事留心，诚然。’”从此，曾国藩“骎骎向用矣”。
曾国藩对穆彰阿也极为感激。穆彰阿被罢斥后，曾国藩每过穆宅，总不免感慨一番。二十年后，曾国藩赴任直隶总督前进京谒见时，还专程拜访穆宅。后来曾国藩赴天津办理教案恐自己再无机会进京，又专门写信令其子曾纪泽再次前往穆宅，向穆彰阿的儿子穆萨廉致意。
道光三十年，咸丰皇帝对穆彰阿的惩处，曾国藩虽受穆彰阿的知遇，但政见不同，不算穆党，丝毫没有受牵连，但却使他失去一个有力的后台。
当然，我们引用上述事例并不是要说曾国藩攀附权贵才有以后的通达，事实上每一个人做亊都需要“一个样子”，凡事都能凭己力而完成的人是不存在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曾国藩首先是有才学的，否则穆彰阿也不会看上他，这也只能算曾国藩把握住自己的人生机缘罢了！
端庄厚重是贵相，谦卑含容是贵相。事有归着是富相，也存济物是富相。
择友为先
【原典】
字谕纪鸿：
自尔还湘启行后，久未接尔来禀，殊不放心。今年天气奇热，尔在途次平安否？
余在金陵与沅叔相聚二十五日，二十日登舟还皖，体中尚适。余与沅叔蒙恩晋封侯伯，门户太盛，深为祗惧。尔在省以谦敬二字为主，事事请问意臣、芝生两姻叔，断不可送条子，致腾物议。十六日出闱，十七八拜客，十九日即可回家。九月初在家听榜信后，再启程来署可也。择交是第一要事，须择志趣远大者。此瞩。
七月二十四日旧县舟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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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如果结交了好的朋友，就可以患难与共，相互砥砺，不仅可以成为情感的慰藉，也可以成为事业成功的基石。选择朋友是人生第一要事，必须选择志趣远大的人。
【综述】
我们可以毫不虚夸地说，曾国藩之所以能办团练以至最后扑灭太平天国，这与他朋友的帮助是分不开的，以下是曾国藩的交友心得。
二十四岁以前曾国藩足迹从未踏出过湖南，到过的地方只有长沙、衡阳等地。他也像所有读书人一样，把科举考试看作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途径。在湖南家乡，除郭嵩焘、刘蓉等外，也没有结识几个对他以后人生有特别重要影响的人。曾国藩在1843年2月17日从北京写给弟弟的一封信中说：
四弟上次来信，说想找个书馆外出教书。我的意思是教书馆废功谈事，比在家中私鏊还要厉害。与其出去教馆，不如待在家螯中。如果说一出家塾，就会有名师益友，而我们那里的所谓明师妓友，我都知道，并且已在深夜认真计算了一下。只有汪觉庵老师和欧阳沧溟生，是我认为磽实可以作为明师的。同学又都是平庸、卑微、胸无大志的人，又最喜欢取笑人，家乡没有朋友，
实在是第一等的恨事。不但没有好处，且很有坏处。习俗感化人，所说鲍鱼共处，也变得和它一样了。我曾和九弟说过，说衡阳不可以读书，涟滨不可以读书，因为有害的朋友太多的缘故。
现在以四弟你的意愿，一定要珉从觉庵老师学习，那么千万听我嘱咐，只获取明师的益处，别受恶友危害！
又说：
我少时天分不算低，后来整日与平庸鄢俗的人相处，根本学不到什么东西，心窍被埭塞太久了。等到乙未年到京后，才开始有志于学习诗、古文和书法。
从这里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于当时的友人，感到很不满。最相信有作为的老师，也只有汪觉庵和欧阳沧溟生罢了。他所说的衡阳的风俗，和轻浮浅薄相近，虽然有些近似武断，但也是确有所见才这样说的。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曾国藩由此感到交友不可不慎。1843年2月15日，他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在曾国藩看来慎友的原因是“相友可知人”，“习俗染人”。他曾这样说，看到你的朋友，就可知道你的为人，朋友的好坏，是可以互相影响的。一个人在世上若有几个好朋友，相互帮助和交流，生活和事业就可能有好的局面，相反，若交了坏朋友，受到坏的习气的影响，生活和事业就可能出现坏的局面。所以人才总是一批一批的出现，在某一个时代人才辈出，在某一地区人才辈出。这并不是因为这个时代比另一个时代的人更杰出，这个地区的人比另一个地区的人更优秀，而是因为这个时代或这个地区的人团聚在一起，相互激发，相互砥砺，才出现了一个令人钦佩的群星灿烂的好局面。
所以，要了解一个人，不一定非得观察这个人，只要看看他所结交的朋友就可以了。这就是“相友而知人”。古时候楚国就有一个这样的人。他给人看相十分灵验，名声大得连楚庄王也知道了，把他传召到了宫中。庄王问他，“你是怎样给人看相的？怎样有预知他人以后的吉凶呢？”他回答说：“我不会给人看相，不过是从他所交的朋友来判断他的未来。一般老百姓所交的朋友，如果是孝敬父母，荨兄爱弟，不违法纪，那么他就会一天一天兴旺起来，所以可以判定他日后必有福。这就是所说的好人。一般当官的，如果他所交的朋友讲信用，重德行，那么他就会帮助君王做出很多有益于国家的好事来，所以可以判定他可以升官。这就是所说的好官。君主圣明，大臣贤能。如果君王有失误，大臣们会当着您的面直言劝谏。那么国家就会一天天兴盛起来，君主也一定受人尊敬。这样的君王才是好君王。我不会给人看相，只不过能够观察他所交的朋友的情况。”
《史记》说：“不知其人，视其友。”实在是经验之谈。虽然你是好人，若是交了坏朋友，也不得不时常防备人也把你当成坏人，于是影响了自己事业，或是无辜坏了自己名声，
对交友对于人一生贤良与否的深刻认识，使曾国藩更加自觉地去接近那些品学兼优的朋友。他在写给家里的书信中，曾介绍过当时所结交的部分朋友：
现在朋友愈多，讲躬行心得者則有唐镱海先生、倭仁前辈，以及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教人；穷经学理者，則有吴子序、
邵惠西；讲习文字而艺通于道者，則有何子贞；才气奔放，則有湯海秋；英气逼人，志大神静，則有黄子寿。又有王少鹤、朱廉甫、吴莘畲、庞作人，此四君者，皆闻余名而先来拜；虽所造有深浅，要结有志之士不甘居于庸碌者也！京师为人文渊薮，不求则无之，愈求则愈出，近来闻好友甚多，予不欲先去拜人，恐徒标榜虚声；益求反以匡己之不逮，睇大举办标榜以盗虚名是大摘也！
从曾国藩的话中，不娘看出他谈起良师益友之时是多么兴奋！让我们介绍几位曾国藩的同乡好友，这些人在曾国藩的事业中起着很大的作用。
江忠源，字岷樵，湖南新宇举人。在北京，经由郭嵩焘的引见，与曾国藩相识。交谈过后，江忠源吿辞，曾国藩对郭嵩焘说：“是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当时承平日久，众人都十分惊疑。刘蓉称赞江忠源“交友有信，与士卒同甘苦，临阵常居人先，死生患难，实可仗倚”。在与曾国藩的交往中，以有血性、有胆有识，被引为益友。曾国藩称赞他“儒文侠武”。日后江忠源果真成为湘军的主要干将。
罗泽南，字仲岳，号罗山，与曾国藩是同县人。他家境十分贫寒，却能“溺苦于学，夜无油炷灯，则把卷读月下，倦即露宿达旦”。他的道德学问，时人称他为有数的人物。他研究程朱理学，标榜自己为宁儒。年轻时，他连遭不幸，丧母、丧兄嫂相伴而来，继而长子、次子、三子连丧，其妻连哭三子之丧，双目失明。罗泽南并未因如此沉痛的打击而一蹶不振，反而“益自刻厉，不优门庭多故，而忧学不能拔俗而人圣；不忧无术以资生，而忧无术以济天下”。因此，曾国藩十分敬重他。常在书信中表示敬慕之意，称他为家乡的颜渊。后以僑生的身份带兵征战，立勋名于天下。（颜渊，即颜回，孔子的学生，家境贫寒，一生没有做官，住在简陋的小巷里，用竹筒吃饭，用瓜瓢喝水，却自得其乐。）
—欧阳兆熊，字晓岑，湖南湘潭人。1840年，曾国藩病在果子巷万顺客店中，病情沉重，卧床不起，幸遇欧阳兆熊，在他的精心护理下，才没有死去。从此，二人成为好朋友。
曾国藩所交益友，对他的一生及事业起了重要作用。其中有给他出谋划策者，有赏识提拔者，有危难之时两肋插刀者。从各个角度烘托着他的事业。因此，他比别人更深刻地体会到：“择友为人生第一要义。”
—个人事业的成功，必须把握住进退隐显、出处决断的好时机。曾国藩为母亲回籍奔丧的这段时间，是否出山办团练，与他一生功业关系极大，其进退为难之际，就全靠了众多好友的竭力相推和晓谕决断。
咸丰二年（1852年）六月，曾国藩授为江西省乡试正考官，奏准回籍探亲。当他走到安徽太湖县的小池驿时，忽接母亲江氏去世的讣闻，遂调转方向，由九江登船，急急回原籍奔丧。
曾国藩一到湖南，满耳听的是太平军节节北上，淸军抵挡不住，形势如何紧迫的风。实际上在曾国藩逆长江行至汉阳时，湖北巡抚常大淳便告诉他：长沙已被“粤匪围困”，只得由水路改走旱路，经湘阴、宁乡而达湘乡。
回家奔丧，本该好好祭悼生他养他，一别十几年，临终又未得见上一面的慈母。但是，这些却被太平军北进的消息冲淡了，长沙之围虽解，但太平军是主动撤围，意在加快北上的速度。不久便攻克岳州，攻占汉阳、武昌，太平军所到之处，淸军无不一触即溃，闻风而逃。
淸军不是太平军的对手，清政府派往前线的统帅也非死即逃，再无人能领导抗敌了。当赛尚阿被降级处分，向荣、乌兰泰被革职留用，太平军围长沙，下岳州，克武昌，攻湖南之时，曾国藩突然接到了朝廷命他留籍襄办团练事务的谕令。
咸丰皇帝让曾国藩留乡办团练既有一般性又有他特殊的背景。
此时，太平军势力浩大，清军无力对抗，清政府下令地方官举办团练，尤其任命回籍的官员为团练大臣，利用人地两熟，在地方大有号召力的官员组织地方武装，对抗太平军。仅仅1853年3月到4月，就先后任命四十五人为团练大臣，仅山东一省就有十三人，曾国藩也是在这时被任命为湖南团练大臣的。但是，曾国藩的被任命，有他不同一般的个人背景：在他回籍奔丧的路途中，早年的朋友和老师唐鉴向咸丰皇帝荐举了他。
唐鉴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致仕，告老还乡，到江宁主讲金陵书院，名震江南。咸丰二年（1852年）七月，咸丰帝召他人京，连连召见，垂问军国大计。唐鉴向咸丰帝举荐曾国藩，请皇上任命他为湖南团练大臣，授给他便宜行事之权。并且详细地向皇上讲述了曾国藩的出身、学问、为人、才干，说“曾涤生才堪大用，为忠诚谋国之臣”。他还以自己的一生名望做担保，请咸丰帝坚信曾国藩将来必成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