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狱后的苏轼，感受到了世事的险恶，说自己的诗“其中虽无所云，而好事者巧以酝酿，便生出无穷事”。他想从此搁笔，可热爱文学的天性又使他不能不写，就决心置个人荣辱得失于度外，继续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攀登。在出狱的当天，就写了《十二月二十八日授黄州团练副使二首》，其中一首是这样写的：
百日归期恰及春，余年乐事最关身。出门便旋风吹面，走马联翩鹊啤人。却对酒杯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此灾何必深追咎，窃禄从来岂有因。
诗人的心态是乐观的。性格是倔强的，面对拂面的春风及喜鹊的啼鸣，不屑于去想“浑是梦”的痛苦往事，只关心着如何愉快地度过余生；创作激情又恢复了，“试拈诗笔已如神”，看来诗人并没有被厄运压倒。
苏轼正月初一离开京城，四日到了陈州，去文与可家中吊表兄之丧。四月十日，苏辙从南都赶来为哥哥送行，兄弟二人聚会三天，然后洒泪而别，苏轼有“便为齐安（黄州）民，何必归故丘”的诗句送弟弟。十四日，苏辙的女婿文逸民设酒宴送别苏轼。
正月二十日苏轼到了岐亭，寻访故人陈希亮幼子陈糙，在陈糙家中住了五日。此时陈希亮已死去多年，苏轼很怀念这位曾栽培自己的老上司，为了使其事迹不被人们很快遗忘，为其写了传。苏轼并写了《方山子传》，以记陈糙其人其事。方山子者，陈糙之号也，因他“庵居蔬食，不与世相闻。弃车马，毁冠服，徒步往来山中，人莫识也。见其所着帽，方耸而高，曰：此岂古方山冠之遗像乎！因谓之方山子”。文中之所以主要颂扬方山子任侠隐居不仕，也许与苏轼被贬的心情有关。《方山子传》笔势奇健，所描绘的人物须眉欲动，妙趣横生，是一篇很传神的人物传记。苏轼在这里见到了陈糙收藏的古画《朱陈村嫁娶图》，该画描绘了朱陈村“一村惟两姓，世世为婚姻”的状况，他观画后很是感慨，写诗道：
我是朱陈旧使君，自注：朱陈村在徐州萧县。劝农曾入杏花村。而今风物那堪画，县吏催租夜打门。
苏轼做过徐州知州，所以称为“朱陈旧使君”。此诗反映了人民在繁重租赋下无法安生的状况。诗人在这里故态复萌，为百姓的疾苦又大声呐喊了几句。
苏轼二月一日到黄州贬所，寓居定惠院，随僧蔬食。他虽身处逆境之中，情绪仍然乐观，以自我解嘲的方式写了《初到黄州》一诗：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
这首诗很有生活情趣，后面四句表示了对所受到的迫害发泄出不满。这时他的官衔是检校水部员外郎，即水部定额以外的官员，官职低且薪棒少，其棒银三分之二还要以实物折抵，检校官得到的折抵物常为退回的酒袋。
尽管这样，苏轼深知仕途的险恶，朝中李定等人伺机害他的心理依然存在，对乌台诗案仍心有余悸，所以到黄州后写的《到黄州谢表》中违心地说：“臣用意过当，日趋于迷。赋命衰穷，天夺其魄；叛违义理，辜负恩私。茫如醉梦之中，不知言语之出。”这些话明显言不由衷，但他为了自我保护也就说了出来。但他对皇上是很感激的，文中“天地能覆载之，而不能容之于度外；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之于死中”这几句话后来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初到黄州的苏轼，生活相当艰难，收人减少了，因不善于理财又无积蓄，实在难以支撑一家大小10口人的花销，日子过得非常清苦。朋友秦观曾在他被捕期间到湖州探问详情，希望能助一臂之力，这时又来信问候，使他很感动，因为大部分朋友怕受株连已与他绝交了。他马上给秦观回了信，述说自己的生活状况，说全家人为度日非常节省，每月初一取出4500钱，分成30块，分别包起来“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也就是150钱。又用大竹筒贮存一些钱，以准备宾客来时待客用。
叫苏轼难以忍受的，主要还是精神上的压力。他待罪黄州，背着“不忠”的罪名，往日的亲友都主动与他疏远了，使他觉得孤独、委屈与不平。好朋友陈糙约他去武昌作客，他谢绝道：“恐好事君子，更加粉饰，云：擅去安置所，而居于别路。传闻京师，非细事也。”他几乎到了被监视和软禁的险恶程度了。他写给傅钦之的信《与钦之书》中说，他出狱被贬后，“未尝敢作文字”，“不敢复与人事，虽骨肉至亲，未肯有一字往来”，“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矣”，只“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文字狱几乎吓破了他的胆，感到“平生文字为吾累”，忧馋畏谤，说不敢再作诗文，可他忠君爱国，为民请命的一贯信念又促使关心国事而放不下手中的笔，在笔墨上讲究起了策略，采用寓庄于谐的隐晦曲折手法。他贬居黄州后的诗文，大多寄情于山水，流连于风月，托物言志，借题发挥，且不轻易示人。
寓所定惠院的东面山上，“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引发了他的感慨：那“江城地瘴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独。嫣然一笑竹篱间，桃李漫山总粗俗。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的这株海棠与自己遭贬的境遇相同，那“雨中有泪亦凄枪，月下无人更清淑”的幽怨高洁又与凄凉寂寞的心境一般，于是发出了“天涯流落俱可念”的叹息，联想到明朝，“雪落纷纷那忍触”。
苏轼到黄州不久，还写了一首词《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所》：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去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词中用“缺月”、“疏桐”、“漏断”渲染出清冷死寂的静夜，幽人（作者自况）独自徘徊，只有若隐若现的孤鸿可以看到；与自己一样惊魂未定的孤鸿，有恨无人理解，无枝可以依托，宿在挂满霜露的沙洲。这首词写人见鸿，以鸿说人，人鸿不分，表现了苏轼自视极高的性格及孤独、惊惧的心理。
五月，苏辙自南都赴筠州途中来到黄州。兄弟俩人劫后见面感慨万端，苏轼有诗迎之，又作《晓至巴河，迎子由诗》，数日后又与苏辙同游武昌西山寒溪寺，作古诗一首；苏辙也写诗与兄长唱和。兄弟俩对床夜语，议论时事政局，都对今后的险恶仕途忧心忡忡，并相商了今后的对应策略。苏辙告诫兄长一定要小心谨慎，说话与作文不要涉及政治，以免遭政敌的进一步迫害。苏辙在黄州住了一月，六月才离开黄州，临走时给苏轼留了一点自己的积蓄。
苏轼寓居定惠院时间不长，又迁临皋亭，乃以前的回车院。他来黄州一年，生活日益困难。第二年二月，老友马正卿为他申请了城东营防废地数十亩，以供他开垦耕种，补充家中的用度。太守徐君猷、通判孟亨之不遗余力为苏轼周旋，很快使这块名为东坡的耕地划归苏轼使用。开垦荒地的工作是艰辛的，正如他在《东坡八首》自注中所说的“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释来而叹，乃作是诗，自憨其勤，庶几来岁之人，以忘其劳焉。”经过他与童仆辛勤的劳作，荒地被开垦成了良田，种上了稻谷、蔬菜，体验到了劳动的乐趣。《东坡八首》其中一首是这样写的：
种稻清明前，乐事我能数。毛空暗春泽，针水闻好语。自注：蜀人以细雨为雨毛，稻初生时，农夫相语，稻针出矣。分秧及初夏，渐喜风叶举。月明看露上，一一珠垂缕。秋来霜穗重，颠倒相撑柱。但闻畦陇间，炸锰如风雨。自注：蜀中稻熟时，炸锰群飞田间，如小蝗状，而不害稻。新春便入K，玉粒照筐首。我久食官仓，红腐等泥土。行当知此味，口腹吾已许。
苏轼就这样在当地老农的指点下，躬耕东坡而自得其乐，过上了过去在口头上、笔尖下描绘的归隐生活。
东坡距临皋较远。苏轼在开垦荒地时，就在黄州书生潘丙、古耕道、郭遴的帮助下，紧傍东坡盖了一所房子，以供他在此居住，免去了来回奔波之苦。房子建成时天降大雪，苏轼就在墙壁上绘画雪景图，题写了“东坡雪堂”四字为匾额，此后这座房子被人们称为雪堂。他又给自己起了个外号叫“东坡居士”。
雪堂四周的景色极佳，苏轼把自己比作了陶渊明，把雪堂也就看成是陶渊明游览过的斜川。这年春天，一夜春雨过后，东坡的庄稼嫩绿喜人，他心里很高兴，就饮酒祝贺，并欣然写了一首《江城子》：
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昨夜东坡春雨足，鸟鹊喜，报新晴。
雪堂西畔暗泉鸣。北山倾，小浚横。南望亭丘，孤秀耸曾城。都是斜川当日境，吾老矣，寄余龄。
苏轼觉得自己与陶渊明一样都是梦中清醒、醉中也清醒的人，乐于随遇而安过躬耕的生活；在这与斜川一样优美的环境里，可以豁达地度过余生。
苏轼尽管贬居黄州，由于他在文学上名声很大，仍然一直是人们关注的对象，因写诗词也曾闹出一些趣闻，在民间广为传播。有一天他在雪堂喝醉了，糊里糊涂返回临皋时，已是深夜时分。他帽子也丢了，歪歪斜斜走到门前去敲门，半天无人开，再一听家憧轩声如雷正在熟睡之中，他站在门前面对夜空，高声吟唱起来：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憧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毅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太守徐君酞很快得到消息，说是苏轼昨夜吟完《临江仙》之后，把帽子挂在江边的树上，坐着小船走了。太守大吃一惊：“州失罪人”朝廷可要追究责任，忙到临皋察看时，苏轼还酒醉未醒呢。
有一次苏轼得了红眼病，一个多月没有出门，既是朋友来访也被家人挡在门外。人们觉得很反常，就胡乱猜疑。有个人说：“即便是死了，也得通知大家呀！”这话一传开，竟成了“苏轼已死”了。苏轼的“死”讯只几天工夫便传到许昌范景仁的耳朵里，他为好友忽然“死”去很悲痛，忙叫弟子们凑钱作为丧葬费准备寄给苏轼的家人。其中一个弟子对传闻产生了疑问，范景仁就写信探问确实情况。苏轼看过信后仰面大笑，原来范景仁把苏轼“已死”的消息写在了信中，为了向社会证实自己活着，他邀请了几个朋友饮酒取乐，还在深夜高歌新作，且歌且走。人们又相互传言，原来苏轼依然活在世上。
苏轼嬉笑怒骂皆可成为文章，在黄州期间写的一些理趣诗格调高雅，蕴藉深厚的审美趣味。或显示居安知足时的舒适清雅，或抒发欣慰庆幸中的风趣愉悦，都有其独特的高妙之处。他往岐亭访陈懂，作《寄吴德仁兼简陈秀常》，诗云：
东坡先生无一钱，十年家火烧凡铅。黄金可成河可塞，只有霜须无由言。龙邱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地心茫然。
自此，“河东狮吼”就成了悍妇的称谓。
元丰六年，苏轼48岁，妾王朝云生一子，取名遁儿。苏轼有感于自己的遭遇，写了一首自嘲诗：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他为自己命运的坎坷，为朝廷吏治的腐败而发着牢骚。又如《琴》诗：
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与君指上听？
这首小诗寓意很深，说的是既要有好琴，又要有弹琴的技巧，才能发出优美的乐音。以此启迪人们，只有主观和客观条件的恰当配合，方能收到良好的效果。据宋时周军《清波杂志》记，东坡在黄冈，每用官妓佑筋，群妓持纸乞歌词，不违其意而予之。有李琦者独未赏赐。一日有请，东坡乘醉书：“东坡五载黄州住，何事无言赠李琦。”后句未续，移时乃以“却似城南杜工部，海棠虽好不吟诗”装饰。乃出诸妓之右，其人自此身价增重，殆类杜子美诗中黄四娘。
苏轼尽管身处逆境，仍很关心百姓的疾苦，他在《蔡州道上遇雪次韵子由二首》中写道：“下马作雪诗，满地鞭纂痕，伫立望原野，悲歌为黎元。”在《鱼蛮子》诗中感叹渔民的生活为“何异獭与狙”。与黄州接界的鄂州，有溺婴的恶习，尤其女婴被杀害的数量多，故此地民间少女多鲜夫。苏轼闻之心酸，“为食不下”。他给鄂州太守朱康叔写了一封信，希望其设法革除此恶习。在他的倡议下成立了救儿组织，请一位德高望重的人担任会长，他们向穷人捐了不少钱，以资助即将生孩子的家庭。苏轼说：“若岁活百个小儿，亦闲居一乐事也，吾虽贫亦出十千。”
初次来到黄州的苏轼，贫病交加，穷困潦倒，因右目患疾，卧病半年，在“杜门斋僧，百想灰心”（《与蔡景繁》）的情况下，他“归诚佛僧”，专心研读佛经。《黄州安国寺记》记述初到黄州学佛的缘由时哨然叹道：“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盎归诚佛僧，求一洗之……焚香独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他以前“锐于报国，拙于谋身”，因此烦恼纷生而无法排解。他到此求助于佛学了，想从中汲取精神营养，摆脱儒家思想的束缚，从精神上抛弃尘俗世界，以达到“物我相忘”的境地。然而，他对佛教学说的研讨是以执着现实人生为出发点的，以理性对待佛学，仅是借佛教的思维方式，对人生和现实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思考。元丰六年给苏辙的一封信中说：“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凡尽心，别无胜解……而世之昧者，便将颓然无知，认作佛地。若如此是佛，猫儿狗子，得饱熟睡，腹摇鼻息，与土木同……可谓无一丝思念，岂可谓猫儿狗子已人佛地？”其次，苏轼拜佛读经，是为了追求实用。在《答毕仲举书》中，他说“若世之君子，所谓超然玄悟者，仆不识也”，实际上是说他不相信佛教。不信佛却去拜佛读经，似乎十分矛盾，苏轼却高明地统一了起来。再者，苏轼对学佛习道时可能出现的偏差早有认识，他说：“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为无害。仆常以此自疑，故亦以为献。”（《答毕仲举书》）。
与对待佛学一样，苏轼对道家思想也是有选择地接受。《雪堂记》中“客”要邀“苏子”作“藩外之游”，“客”所主张的是要人消除心智，心如死灰，真正达到与天地万物渊于一体的境界；苏轼说自己建雪堂是为了“升是堂者”，将见其不溯而俊，不寒而栗，凄凛其肌肤，洗涤其烦郁，既无炙手之讥，又免饮冰之疾，他不愿做“散人”，只是为了借道家思想祛除儒家思想中庸俗狠琐的一面，以建立更为洒脱旷达的世界观。
苏轼在研读佛、道书籍的同时，把自己的所思所得，写成了着作。《上文潞公书》云：“到黄州无所用心，覃思《易》《论语》，若有所得。”从这里可以看出，苏轼到黄州定居以后，即作《易传》九卷，《论语》五卷。至此，他“初好贾谊、陆蛰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墨，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矣”（《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他有批判地接受了中国文化的这三种成分，再加上广泛的社会经历与工作实践，使这三种文化融合成了他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成为他稳定而特有的心理状态。这种心态超越现实又执着现实，成为他不断认识自我、发展自我、张扬自我的精神源泉，造就了他不懈不躁、不惧不馁、任性自适又执着现实的自由人格。
北宋是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时期，此时文化界一股注重内心的超然玄悟，高扬感性生命，热衷求索内心世界丰富而细腻的情感的潮流正在逐渐形成。苏轼继承、发展、超越了这股潮流，以“三教合一”的特点使上述重视感情生命的潮流剥去庸俗的一面。就这样，苏轼在黄州迎来了文学创作的高潮时期，词创作数量很多，风格各异，至今大放光彩。
元丰五年（1082）七月，苏轼泛游黄冈赤壁，面对三国时的古战场，他想到了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又联想到自己坎坷的遭遇，唱出了一首雄放豪迈的壮曲《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酻江月。
这首千古绝唱是宋代豪放词最有代表性的篇章，颂扬了壮丽的祖国山河及英雄人物的业绩，表现了词人从失意的巨大痛苦中的自我解脱，是贬官黄州后真情实感的流露。《寥园词评》中黄蓼园说：“题是怀古，意谓自己消磨壮心殆尽也。开头大江东去一句，叹浪淘人物，是自己与周郎俱在内也……总而言之，题是赤壁，是为心已而发。周郎是宾，自己是主。借宾定主，寓主于宾。是主是宾，离奇变幻，细思方得其主意处。不可但诵其词，而不知其命题所在也。”
苏轼的好友张梦得在黄州的江边建了一座亭子，刚竣工，还没来得及给亭子取名，就请苏轼到这座亭子里赏玩。苏轼赴约去了，游玩得很畅快，为亭子起名“快哉亭”。他还即兴挥毫作词，写了一首《水调歌头》赠给张梦得：
落日绣帘卷，亭下水连空。知君为我新作，窗户湿青红。长记平山堂上，敲枕江南烟雨，渺渺没孤鸿。认得醉翁语，山色有无中。
一千顷，都镜净，倒碧峰。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道有雌雄。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这首词上阕写快哉亭山光水色，下阕就大风掀浪的景象发表议论，表示自己胸中有浩然正气，能够领略这快哉之风。全词境界开阔，意境壮美。词中之所以把快哉亭比做平山堂，据说与文坛一桩公案有关。说是欧阳修担任扬州知州是，曾建了一座平山堂。坐在堂里，南望江对岸几座山，恰与堂栏持平，因此叫做平山堂。后来欧阳修调离扬州，接任者为老友刘原甫，在给刘原甫设宴接风时写了一首《朝中措》词相赠：
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
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
此词笔调洒脱，气格豪放，立即轰动了词坛。此后有个爱钻牛角尖的文人来游平山堂，对该词提出了疑仪，说：“文章太守欧阳修一定是个近视眼，平山堂对面那几座山距离很近呀，看上去非常清楚，他怎么会在《朝中措》中说什么山色有无中呢？”因为是对名人的议论，很快传播开了。人们出于对欧阳修的敬仰，不愿意接受其作词不准确的议论，但又觉得那个爱钻牛角尖的人话说得也在理，心里就存了个疑惑。由于没人评判是非，这事儿就成了文坛上一桩疑案。苏轼早就听到了对欧公《朝中措》的议论，一直没有机会给人们解释，这次借作《水调歌头》一出，对欧公《朝中措》的指责逐渐停息了。
谪居黄州的苏轼，闭门读书创作，不但在诗词创作上取得了成果，其散文方面成就也很大。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说：“尝谓辙曰：吾视今世学者，独子可与我上下耳。既而滴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止，而辙膛然不能及矣。”
元丰五年（1082），四川绵竹道士杨世昌来访，与苏轼相处甚欢。七月十六日，苏轼与杨道士泛舟赤壁，回来后写了《赤壁赋》，表现了作者挣脱思想苦闷的过程。文章先写“苏子与客”在“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月出于东山之上……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的月夜中泛舟，暂时忘却了心中的苦闷，有了“羽化而登仙”般的欢乐。接着“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箫声传来，“苏子揪然”，不由想起了自己对历史上英雄人物的向往及遭贬的现实，情绪顿时悲观了起来。再接下来写自己“驾一叶之扁舟，举N蹲以相属，寄蟀蟒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悟出了自己青年时的壮志与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一样“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于是又由悲转喜。这篇赋意境优美，感情深沉，艺术性空前绝后，表现了苏轼旷达的人生态度。
《赤壁赋》写成后，他不敢“轻出以示人”，直到第二年好友傅钦之（傅尧俞）派人到黄州向他索求“近文”，他才将《赤壁赋》取出，附上赶跋式的书简，一并交给来人。书简曰：“轼去岁作此赋，未尝轻出以示人，见者盖一二人而已。钦之有使至，求近文，遂亲书以寄。多难畏事。钦之爱我，必深藏之不出也。又有《后赤壁赋》，笔倦未能写，当侯后信。轼白。”苏轼为什么“多难畏事”而把此赋“未尝轻出以示人”？这与他写作的主旨有关。明时的文衡山在《三苏文范》中说：苏轼“盖滴黄之第三年，其言曹孟德气势皆已消灭无余，讥当时用事者。尝见墨迹寄傅钦之者云：多事畏人，幸无轻出，盖有所讳也。”这就是说苏轼在《赤壁赋》中无意于吊古，“讥当时用事者”哀怨被谗俊包围的神宗，并喻以曹孟德，发出昔日之英雄“而今安在哉”的嘲笑。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写游赤壁时是夏季，当他“是岁十月之望”再游赤壁写《后赤壁赋》时已是“霜露既降，木叶尽脱”的初冬景色了。这时的江景极为险峻：“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嵘岩”、“蒙茸”遍目，鹊之危巢悬挂在古木的枝头。身处这样险恶的自然环境中，作者联想到了自己所处的同样险恶的政治环境。“时夜将半”“划然长啸”时，“予亦悄然而悲，肃然而恐”了，他“返而登舟，放乎中流，听其所止而休焉”，以此表达在政治上进退两难的复杂心情。“适有孤鹤，横江东来”的幻境及梦中与道士的对答，则是表现了他在无可奈何、听天由命的矛盾心绪中对未来存的一线希望，即希望能得到朝廷重用而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后赤壁赋》是苏轼那种心有余悸的悲凉心情和超尘绝俗的表白，文章空灵奇幻，笔笔欲仙，是宋代散文中的名篇。
《记承天寺夜游》是一篇短文，仅102字，其文为：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山中藻、符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张怀民即张梦得，这年年初贬黄州，寓居承天寺。文章看似不经意，却极为精警动人，只寥寥数笔，就把月夜的幽静及两位贬官心情的寂寞表现了出来。文之结尾说：“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既表现了他空明澄澈的心灵，又说明人心即是标准，只要有“闲人”便有美景，但月夜常有而“闲人”不多。此文透露出来的思想已摆脱了世俗的价值标准，达到了真正的通达洒脱境界：即穷达贵贱随缘生灭而不樱于心，喜怒哀乐发乎情而止乎意。
元丰七年（1084），苏轼49岁。三月，朝廷诏书下来，命苏轼移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按苏轼长短句《满庭芳》序云：“四月一日，余将至黄移汝，留别雪堂。”按《东坡图》云：“郡人潘那老，及弟大观，俱以诗知名，多从先生游。先生去，以雪堂付之那老，因以居焉”。陈糙、参寥等许多人送苏轼去汝州。黄州送苏轼者，皆止于慈湖，陈糙一人独送至九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