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思想中的华严思想，很早就传入了朝鲜半岛，并且在后来华严宗成为朝鲜半岛佛教中最为根深蒂固的宗派，智异山华严寺就是这一宗派的大本营。统一新罗时代传播推广华严思想的大师是元晓和义湘，华严寺即为义湘的道场。华严寺位于求礼郡智异山山腰，是统一新罗时期山地寺刹的代表作，也是朝鲜半岛禅宗和教宗·两大宗派的本山。根据《华严寺事迹记》，该寺由印度僧人缘起祖师创建于真兴王五年（554），其后善德王十一年（642）慈藏法师扩建，文成王十年（670）由义湘大师重建，景德王时期（742—764）受到王室的重视，得王室赐额。壬辰倭乱时毁于兵火，据民间文献记载，当时毁坏的殿堂共计5000余间，足见当时此寺规模之盛。今日所见之华严寺，木构建筑为后世重建，现存新罗时代的遗物为四狮子塔（3层舍利塔）以及其前方的石塔、东/西五层石塔，觉皇殿前石灯、圆通殿前狮子塔、幢竿支柱等。这些石造遗物，据推测造于景德王十三年（755）。
华严寺的伽蓝配置突破了平地型寺刹南北轴线、左右对称的严整布局形式，而是适应山地地形，沿溪谷的自然流向展开布局，将寺刹用地划分为几个台地。当然，堂塔式寺刹的影响依然存在，如在大雄殿区域，仍然有南北轴线，双石塔也比较对称地配置。因在山地，不再以回廊围合成廊院。山地地形对建筑群的配置，如出入方式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适应地形、但局部尽量追求规整秩序的布局方法，一直贯穿了此后的朝鲜半岛传统建筑。
3.3高丽初期的堂塔式佛寺
高丽一朝，佛教隆盛。高丽太祖釆取的崇佛政策，一直贯穿了整个高丽时代。高丽初期，王室和贵族阶层对佛教的兴趣和信仰比朝鲜半岛此前的任何时候都显狂热。太祖政权初立，与宫殿的兴修同时，就在开京建造了法王寺、慈云寺、内帝释寺、舍那寺、天禅寺、新兴寺、文殊寺、圆通寺、地藏寺十座大寺。尤其是在11世纪高丽中央集权相对稳固的时期，历代国王为王室的祈福而建造了大规模的寺刹，开京周围因而充满了这样的“愿刹”，此后在持续扩建这些寺刹的同时，又不断创建新的寺刹，如显华寺、佛日寺、安华寺、国清寺、灵通寺、玄化寺等就是其中的代表。寺刹中宗教仪式常年不绝，经常举行八法会、莲灯会、无遮大会、仁王道场、罗汉斋等80余种佛教活动，举行大型的活动如仁王道场时，这些寺刹均能容纳上万名的僧侣。
这些王室“愿刹”不但规模宏大，而且极尽奢巧之事。高丽学者李仁老曾在其《破闲集》中描述过安和寺的雄壮精美，称其为“海东第一刹”。《高丽图经》卷十七，祠宇·靖国安和寺条云：“寺之额，即今太师蔡京书也……东曰神翰，其后有殿，曰能仁殿，二额皆今上皇帝所赐……工巧窥中国制度……”可见当时的寺刹得到王室的大力扶持，还特意向中国求书匾额。同书祠宇·广通普济寺条云：“正殿极雄壮，过于王居”；兴王寺条云：“前临溪流，规模极大，中有元丰间所赐夹竚佛像，元符中所赐藏经两壁……”能让宋使感叹“规模极大”，可见这些寺庙的盛况。同书卷二十三，杂俗·施水条记载：“王城长廊每十间张帘幕，设佛像，置大瓮，贮白米浆，复有杯酌之属，恣往来之人饮之，无问贵贱，而以僧徒主其事。”《宋史》亦云：“高丽王城内佛寺70区。”均可见当时开京内外佛寺之盛。而开京之外，高丽各地也纷纷建有大刹。
在高丽初期，统一新罗时代萌芽发展的山林佛寺继续发展，但仍不是高丽佛寺的主流，因为高丽时期的佛教，基本上仍可看做是处在王室佛教阶段。与高丽王室相关的寺刹仍维持了统一新罗以来的堂塔式佛寺布局，而且遵循中国古制，这些寺刹的塔仍多用木塔。甚至在高丽中期，山林佛寺逐渐发展起来以后，在某些地方仍然留有平地型寺刹的余响，如位于阳州的桧岩寺。高丽末期的文人李索耳对桧岩寺的规模有所记载，共有建筑262间。“普光殿南向宽5间，殿后有说法殿5间，再后有舍利殿1间，再后有正厅3间，正厅东西侧置方丈，各3间……”等。现在该寺仅余台基若干处，但可以看出是在平坦地形上秩序井然的布局，周边围有回廊。
高丽时期的宗教思想和寺刹建筑的发展受南宋的影响很大。文宗时代的文臣李子渊按照中国润州（今宁波）甘露寺的原貌，在礼成江东岸挑选地形类似的地方建高丽甘露寺。高丽僧人活动的范围超出了高丽疆域，扩大了在中国、日本的活动，如在杭州的高丽寺、兴安州的新罗寺、通州的广福寺等，均是高丽僧人活动集中之地。在元的势力进入朝鲜半岛后，佛教相对较消沉，只有与王室保持密切联系的华严宗系统的寺刹得到了维持。
留存至今的11、12世纪开京周围的寺刹建筑的遗迹非常稀少，只剩下兴王寺、佛日寺还能看出大体的伽蓝配置，通过文献记载还可了解安和寺的一些状况。地方寺刹的遗址如全罗北道南原市万福寺遗址等。
3.3.1兴王寺遗址
兴王寺是高丽初期双塔式伽蓝配置的代表之一。创建于文宗十年（1056），正是高丽初期国力和文化较盛之时，而且作为高丽王室愿刹，规模巨大，装饰宏丽，寺刹周围甚至筑有城墙。建成时寺内建筑物多达2800余间，耗时12年竣工，竣工时举行了大规模的莲灯大会。仅仅两年之后，又为王母在寺中建造了二层殿阁，这在朝鲜半岛上是较少见的多层木构建筑。大殿的墙壁上绘有直接摹写自宋代东京相国寺的壁画，而且殿内供奉有从宋朝带回的佛像以及用金汁书写的华严经。文宗二十二年（1078）又在寺中建金塔，据记载裹银427斤、镶金144斤。文宗三十四年（1080），为了保护这些贵重金属，在金塔的外部又增建石塔。王室对兴王寺的重视不仅表现在建筑的规模和华丽程度上，高丽曾在此刊印了朝鲜半主伽蓝址东伽蓝址：3西伽蓝址反西高台建筑址友西南建筑址《高丽史节要》卷五，文宗世家，三十二年七月、三十四年六月条。
岛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经藏—八万大藏经，作为镇寺之宝。也正因为此寺为高丽国寺，在蒙古入侵时便首当其冲地被彻底破坏掉了。
兴王寺遗址位于今北朝鲜开城凤东面久村洞一处四面环山的盆地上，是高丽风水说中认定的“四神相应”的明堂格局。寺刹遗址大体分为主刹和东、西两院三部分，各自所在的台地略有高差。位于正中的主刹部分有严整的南北轴线，山门、双塔、金堂、讲堂、经阁从南到北依次排列。从双塔的基础遗址可以推测双塔均为木塔，双塔中心距离为63.5m，各塔台基为边长约为5.7m的八边形，台基完整时估计高约1.5m。八角形木塔可能借鉴了宋或辽的佛塔样式。金堂遗址已经完全被毁，建筑规模不得而知，但在遗址中发现有边长约70cm的正方形础石，可以推想当时建筑的规模。讲堂遗址比较完整，台基宽约55m，进深约26m，遗址上发现巨大的有孔础石。讲堂以北还有钟楼、经楼的遗址。至于东院、西院的情况，则基本不明。
除这中心部位的三个院落外，周围高低不平的地势上还散落着其他建筑物群，可以看出兴王寺是由多个院落混合构成的规模宏大的寺刹，是平地型向山地型过渡的寺刹之一。
3.3.2佛日寺遗址
佛日寺位于今北朝鲜长湍郡津西面，是高丽初期一塔式伽蓝的代表作。据《高丽史》记载，佛日寺是作为王建先妣刘氏的愿堂而创建于951年。寺址位于一块南北狭长的台地上，东、西两侧均为丘陵。遗址范围东西宽约230m，南北长约175m。1959年对遗址进行了比较彻底的发掘调查，结果表明佛日寺大体由中心伽蓝、西伽蓝和东伽蓝构成，各建筑群分布在高差不同的台地上。中心伽蓝在中轴线上依次配置有山门、石塔、金堂以及讲堂，周围以回廊围绕。东、西伽蓝的配置与之类似，均以塔为院落中心。中心伽蓝以五层石塔为中心。石塔保存完整，台基分为两段，塔身中藏有大量文物，如石制、青铜制、铜制的小塔20余座，还有若干刻有经文的石瓮。东伽蓝院落中心有方形建筑，据推测是舍利坛遗址。
3.3.3万福寺遗址
万福寺是高丽开京之外的著名大刹，位于全罗北道南原市王亭洞麒麟山下，其布局形态仍属于平地上的堂塔式寺刹。据《东国舆地览胜》记载，该寺创建于高丽文宗（1064—1083）时期。南北轴线仍然明显，从南至北依次排列山门、木塔、金堂、讲堂。木塔东西两侧还各有一座金堂，是一塔三金堂式的布局形式。但是《东国舆地览胜》记载，该寺创建时为西殿东塔式的布局，说明东侧的金堂是后来才增建的木塔位于边长约13m的正方形石筑台基上。
对木塔遗址的发掘结果表明，木塔首层为5间×5间，柱间距约1.8m，西侧金堂规模较大，面阔5间，进深4间。北金堂和东金堂规模都较小，讲堂虽然规模较大但配置在最北，可见万福寺仍然是以塔为中心的寺刹。
3.3.4兴德寺遗址
兴德寺位于忠清北道清州云泉洞梁岳山东南一块狭窄的平地上，现存遗址为重建于1377年的寺刹遗址，但遗址中出土有“大中三年”铭文瓦，说明此寺创建于统一新罗时期，至少在849年就已存在。遗址中出土有“柱香之寺”字样的铭瓦和有“兴德寺”铭文的佛钵，因此可以确认其为文献中记载的兴德寺。从遗址平面可以看出，该寺仍然沿用了平地型的一塔式伽蓝配置形态，但塔为石塔，而且规模已经非常之小，已不再是寺刹的重心。
3.4高丽中期山林佛寺的发展
高丽中期以来，多数时间战祸频繁、门阀贵族以及元朝统治者的高压统治和人民生活的困苦，佛教逐渐成为人们在无可奈何的现实面前的心灵避难所，因此佛教不再局限于在王室贵族阶层流传，在民间也开始得到广泛的信奉。又因为佛教教义和修行观念的转化，寺刹的建设逐渐向山林中转移，寺刹建造的主体也由过去的王室贵族转向地方门阀或者僧侣自身，寺院经济也由国家的支持逐步转变为自给自足的状态。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与统一新罗后期相类似，高丽中期以来寺刹建筑发展的主要特点之一是随着佛教向民间普及，佛寺建设活动也逐步蔓延到境内各地。寺刹的建造地点、功能、施工组织等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在各地方上，寺刹往往成为一个地区的文化、经济中心，地方邑城只担负行政的功能，而统治百姓日常生活和意识形态的则是佛寺；并且，随着许多地方邑城的衰败，其行政功能甚至被佛寺取代。此外，随着各地佛寺营造的需要，此前高度集中在王京（统一新罗之庆州、高丽之开京）地区的工匠得以分散，将先进的建筑技术扩散到各地，提高了朝鲜半岛建筑的整体建造水平；同时各地域的创造性得以发挥，丰富了朝鲜半岛建筑艺术的内容。另一方面，由于寺刹的建设向山间分散，山间寺刹营造的主体由国家政权转变为僧侣自身，而且建造活动成为僧侣修行的一部分。例如1363年重修凤停寺极乐殿时的上梁文中记载的工程主导者一“大木”就是当时的寺僧宏介；1376年浮石寺祖师堂建造的“大木”则是寺僧心敬。
高丽中期以来寺刹建筑发展的特点之二，就是随着寺刹向山林转移，寺刹营建的主体转变为僧人，这些变化反映到寺刹建筑形式上，就是自然审美思想的发展与流行。13世纪以后，高丽的地方寺刹营造地点逐渐转移到远离闹市的山林之中，在自然山水中礼佛求道蔚然成风。山林寺刹的建造思想和此前位于城市中的伽蓝有了重要的区别，从追求布局的严整宏壮转而追求与自然的协调和建筑空间的趣味，这些审美观念的转变体现在从总体布局、建筑与建筑之间的室外空间的形态到木结构建筑的柱、椽等构件的加工方法一从宏观到微观的各个方面。另一方面，在山林间建造寺刹，虽然木材容易获得，但是木材、石块的加工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而僧人一般难以负担过高的建造成本，因此倾向于大量采用自然形态的木材和石块，使得寺刹建筑比起统一新罗时代严整加工的形态，多了几分山林野趣而少了些堂皇威严。这种追求自然情趣的观念逐渐得到强化，一直延续到朝鲜时代，并在除了宫殿和官署建筑之外的建筑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高丽中期以来寺刹建筑发展的特点之三，是佛教内容的复杂化以及修行活动的多样化也促成了佛寺布局形态的多样化。高丽中期以后佛教的内容比较驳杂，一则佛教自中国传来已久，逐渐融合了一些朝鲜半岛的民间信仰，这些信仰掺杂进寺院，就出现了成组的七星阁、应真殿、灵山殿、真殿、山神阁等建筑，有的寺刹中甚至配置有关帝庙、城隍庙，使得佛寺的形式更为复杂；二则后来在元的统治下，密宗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很广，使得本来严整的伽蓝配置，渐渐发生了多样的变化，如金堂改为大雄殿，说明已由对佛经教义的崇拜转向了对佛本身的崇拜等。这些变化都是高丽佛教教义多元化的反映，也是高丽王朝为了王权的稳固而追求多种庇佑的结果。
高丽时代中期以来寺刹建筑发展的特点之四，是山林佛寺形制基本定型，逐渐与三国时代、统一新罗时代发展起来的平地型伽蓝形态有了显著的差别。统一新罗后期萌芽的山林佛寺在高丽中期以后逐渐成为朝鲜半岛寺刹建筑的主流，而朝鲜时代的寺刹配置与高丽几无二致。
高丽中期以来新建山林寺刹的共同特征是礼佛空间被细分为若干区域，这些区域相对独立，说明这些寺刹已经摆脱了单纯供奉佛像的功能，转而成为容纳多种活动的多功能场所。寺刹按照不同的功能细分成不同的“院”，各“院”有自己的中心，有各自的僧侣生活空间。从寺院具有仓库、农作物加工等设施来看，寺院已逐渐成为自给自足的经济体，是僧侣和信徒以及普通民众生活和消费的经济、文化活动空间。这是高丽中后期山林寺刹的重要特点，也是与中国南方山林佛寺的相通之处。
在另一方面，按照共同的宗教信仰一起生活修行的结社运动，如定惠结社、白莲结社等新的宗教运动在13世纪以后成为高丽佛教活动的新趋势，而这些结社活动往往以一个核心寺刹为依托，例如以知衲为中心形成的“定慧结社”就以修善寺为中心。修善寺后来更名为松广寺，从寺中保存的不完整的记录来看，初建时山门前有溪流，其上有桥，桥上建有楼阁，寺内有供奉弥勒佛的金堂以及僧寮、仓库等生活和劳作设施。附近的谷城泰安寺的构成也比较类似，入口处有沙门，楼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