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军队已攻破灵州城是在13世纪之初，这期间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具有远见卓识的耶律楚材取书数部及大黄两驼，作为后备药用。后来蒙古军队中患传染病的人很多，多亏有事先备好的药材大黄，才治好上万人的疾病。大黄就产于西夏，西夏盛产药材。在与宋、辽、蒙古交流中，西夏的药不断运往这几个地方。
西夏医药所用药品种类很多，与中原地区常用医药相差无几。在西夏汉文《杂字》中就列出了144味药品。
党项人逐水草而居，在鄂尔多斯，在贺兰山脚下，他们都要采集药材。草原上，山间，河水畔生长着各种药物，他们非常重视医药知识，早已掌握了药材的性能。毅宗谅祚时，就从宋朝求到医书，与本国医药知识相结合防病治病。
西夏政府还设“医人院”，在政府中属第三等，与审刑司、农田司、群牧司等同列。医人院按照需要的多少而设，人数不定。西夏的医人院可以有“官”，《天盛律令》有一条专门规定“医人等得官法”。这就跟汉人选官一样，其中会手艺的，比如能掌舵，能战斗，懂医学的人都有可能被封有相应的官名。
西夏汉文《杂字》“论语部”中有：疾病、痊瘥等。《文海》中解释疾病产生的原因，都是“四大不合”。这表明西夏医学理论也与佛学有关。佛典指出：人身由地、水、火、风合成，此四大调和者缺少一个，就生疾病。1971年在甘肃武威发现的西夏遗物中有西夏文写的药方残页，其中有“辣头唇……来年空肚时，以新冷水中，服二十一滴，面（向）东……”之语。这种医药处方浸透着一种神秘的迷信思想，其实也有道教的成分，道教中经常提到炼丹要九九八十一天，七七四十九天，以七或九为基数，服药时则服七七四十九天，二七一十四天，等等。
其实，党项人治病求医一直都有巫师的身影，起初，他们生病不用医药，只求之于神明，卜问占师。《辽史》记载：“病者不用医药，召巫者送鬼，西夏语以巫为‘厮’也。”《圣立义海》“腊月之名义”中“年末腊月”条：“……准备储食，升御圣影（像），准备供祀天神，赏赐臣僚风药。”赏药的时候，还得供祀天神。从人类上古年代开始，诸如党项人治病不求医的现象延承了几千年，到现在，仍有落后地区请巫师装神弄鬼来治病消灾的事情。
对病理的解释重视血脉，是西夏医学上的一大进步，如“脉相”条解释：“得疾病的是由于血脉不通。”把“血脉不周”解释为：“全身血液堵塞了，血脉病继续不通之谓也。”
随着社会发展，与中原地区密切交往，西夏也渐渐了解了传染病。《文海》有“传染”条：“传染也，染病也，染恶疮等之谓。”另外还掌握了狂犬病也可以传染，并可以科学防范。如《天盛律令》规定：有犬染狂病者不拘捕，恶犬及牲畜犯了某种传染病，应当抓起来。若违律时，百姓罚13杖，当官的罚钱5串。
西夏对皇室成员的医病十分重视，除“医小人监依内宫法出入以外，应有小医人每日在药房内”，“和御供膳乃和药等中，不好好拣选器不洁净等，一律徒二年”。
公元1200年西夏桓宗的母亲生病，由于西夏医药多用在战场上，比较紧缺，就向全国求医，金主派太医判官时德元及王利贞前来就诊，并赐了御药，八月份再赐御药。在这33年前，也就是1167年，西夏权臣任得敬得了病，也曾向金国求医，金国派保全郎王师道来西夏进行治疗，治好了任得敬的病。
从党项人悄悄来到历史中开始，一直向疾病挑战，到建立政权以后，他们掌握了很多疾病的治疗方法，治好了多少人的病，其中也有巫医不分迷信思想，耽误了多少人的生命。正如一个王朝一样，有正面，也有反面。当西夏王国到晚年时，再高明的医术，神奇的巫师，也没有把它拯救过来。
英雄豪杰，喝酒膨胀自己的胆量和威风，在酒力的作用下，山川河流、日月星辰就降身于他的麾下，那只不过像梦一样绚烂美观，然而，醒后是无奈的悲凉……
公元1227年，李睍给成吉思汗交了大印，这标志着曾经以西夏注册的那些固若金汤的城池山河，随着那方帝大印的移主，成为别人的风景……
风扫城池
公元1081年宋军统帅李宪在进军兰州途中，占领了龛谷，就在今天甘肃省输中县。龛谷城垒坚固，有重兵把守着极多的窖粟，西夏人称之为“御庄”。在今兰州附近，有智固、胜如二地，也有“御庄”，这一地区泉水丰沛，平原大川，土壤肥沃，粮食生产量很高，所以成了西夏统治者直接控制的农业经营场所。
虽然有关“御庄”的资料很少，但就其中的“御”字，应该是西夏皇帝直接经管的庄园。
在宋朝的沿边一带，西夏政府掌握了大量的窖藏谷米。德靖镇，它在陕西省志丹县西，离这个镇3．5公里平山上，有谷窖大小百余所，共约8万石；桃堆平的“国官窖”是密密麻麻相排的；设在鸣沙的“御仓”，窖藏米达百万石；在葭芦、米脂地区，有人称为“歇头仓”的地方，良田不下一二万顷。西夏人所称的珍珠山、七宝山专门出产禾黍。
《长篇》卷一三中说：贺兰山西北还有“摊粮城”，是西夏后方储粮之地。当年谅祚在西市城，也就是在今甘肃定西县西南边“建造行衙，署仓积谷”。在1098年前后，宋哲宗实行进筑城寨，侵削西夏境内的政策，所建的定边城方圆的城寨固若金汤，因为这里土地肥沃，曾经是西夏屯粮之地。
西夏为了保证军队南征北战顺利，在各大产粮区建筑大量粮城，说明了西夏政府掌握着大量的粮食，但西夏人仍然想多多益善，继续扩大农耕土地，增加农业收益；又凭借武力对外侵耕，在谅祚统治初期，身任国相的没藏讹庞，对宋朝麟州两界屈野河外的肥沃土地，“令民播种，以所收入其家”，把所占的耕地，占为己有。在这同时，西夏对宋朝北部沿边德靖等十堡寨，也派武装力量，进行侵耕。把得来的和自己生产的粮食，大量屯入城寨。每次战争时，这些充实的粮寨就成了西夏军队的后盾。
在西夏境内，城固然很多，担当各种任务的城都是西夏强盛的组成部分，好多城池为西夏国洒尽威风，也备受沧桑，位于今陕西省神木县北的麟州便是如此。公元963年麟州治所吴儿堡，公元988年又迁新秦，李继迁与李元昊对宋作战，队伍常进入麟、府、丰三州之境。公元985年李继迁袭击银州，署蕃酋长嵬悉咩为麟州刺史，但当时只为“预署”，而非实有其州。公元1126年，宋汴京为金兵所围攻，宋一度割麟、府、丰三州于西夏，不长时间又收复，后来陷于金国，西夏人又夺了回来。此后这块饱经沧桑的地方就荒废了。比如凉州，第一回被李继迁夺取，但很快就失守了。公元1028年李元昊又夺了回来。以后，它成了蒙古人的地盘。
西夏不但夺取城池，还增修城寨，公元1102年西夏仿效宋朝在沿边开始了这项工作，这在当时是一桩极引人注目的事件。宋朝臣僚中不少人主张出兵干扰，一位叫何常的官员却说：西夏天性擅长射猎，今天却大筑城寨，违反所长，所以这倒是他们的缺点，没什么害怕的。
西夏人一反传统旧习，采取大规模筑城设防的新措施，这种变化与西夏封建社会由领主制过度到地主制不无关系。
从西夏统治者在其境内开始进行以城市为统治中心的200年后，又在边防前线兴筑城寨。
对五个半世纪前在青海草原过着原始游牧生活的党项人来说，这种变化确实很大。
西夏人建立国家开始，夺了多少城池，建了多少粮城，筑了多少防护堡寨。每座担负不同任务的城，都是值得骄傲的阵地，他们为这些城池付出了多少心血。它们是一座座避风港，生死之地。
自从公元1025年蒙古军队长驱直入时，这些城池已显出了憔悴面容。在以后的20年里，一座比一座废颓，而那些被称为“御庄”的屯粮之城，可能大部分都空了。
据说，在公元1029年，西夏襄宗安全向蒙古请和，不但给成吉思汗献上了公主，而且对成吉思汗说：“我们所有的地方，是定居的土筑城池。”他们用这类语言来表述西夏领土的状况，诚心诚意地交代所有城池的作用。
公元1227年，李睍给成吉思汗交了大印，这标志着曾经以西夏注册的那些固若金汤的城池山河，随着那方帝大印的移主，成为别人的风景……
归去来兮，战争提供给普通民众的就是这样的一条道路……
归去来兮
西夏王国走完了189年的路，路上他们是一支开往历史册页的庞大队伍。从公元1038年到1227年，西夏王国与北宋和辽国相抗衡，后来又与南宋和金三足鼎立于中国大片土地上，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它给中国留下了美丽的章节。
西夏统治阶级走过了189年的风雨，也操纵了189年的航向。从党项民族最初尚以勇猛而出名时，便注定了西夏要在战争中走向胜利，又在战争中走向灭亡，其中最受其害的是广大人民。他们生下来，长到15岁，就知道自己该属于谁了，于是他们编了“十不如”的歌谣，是为了告诉统治者，停止战争，与宋朝和好。在那个年代谁不盼望和平呢？
西夏迈向历史的脚步如此飞猛，仿佛跟党项人乘马的习惯一样，是骑在马上奔向历史，又消失在长河，谁也拦不住。我们似乎经常听见的是战马嘶叫、兵器碰撞和声嘶力竭的哭喊，而不是闹市的吆喝，清脆的鸟鸣以及来自学堂的欢笑。
刚开始，李继迁献西夏的几个州，臣服宋朝，引起了李继迁为首的党项贵族的反对，李继迁号召部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剥削，对北宋政府进行武装斗争，拉开了以后西夏王国胜利的序曲，敲响了失败的丧钟。
随着拓跋氏不断战斗，势力壮大了，这些战斗是封建王朝内部统治阶级分裂割据的原因，也有民族起义和农牧民起义的原因。因而，具有一定的正义性和进步性。党项人为正义而战时，北宋统治者腐败无能，李继迁深得党项人民的拥戴，政权就是在此背景下稳固的。再后来，李元昊对宋朝发起猛烈的攻势，宋军节节败退。这是李元昊为了壮大势力，扩充疆域所进行的侵略战。
李元昊在军事上取得大胜利，在经济上却前后不能顾，他在战场上大肆劫掠和杀戮，境内人民“死亡创痍者相半”，幸存者生活困窘，他们看到了黑暗，而不是胜利的果实。“十不如”歌便是在这时产生的，到底这首歌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猜想它会是充满了悲伤，充满了仇恨。
经过各地农民反抗，怨声四起，李元昊暂收了兵刀，边防有所改良，与宋国的和议也达成了。
后来，一个个继承西夏伟业的多是幼主，幼主的事就是母后的事，西夏的命运就由母后主宰，加上皇室内部互夺权位，西夏不安宁了。而宋朝方面则因王安石变法，国内形势再次好转，他们就没把西夏放在眼里，因此，北宋主动向西夏进攻。那时，西夏天空阴暗。
宋军的战略之术是选择险要城寨，扩大边疆。这样的结果是，西夏失去了战略优势，党项人传统的战术和从回鹘人、吐蕃人那里学来的战术，以及李继迁、李元昊独特的兵法，在这一时期，发挥不上，西夏被迫采取防御的战争策略。西夏与宋长时间的拉锯战开始了。
拉锯战把两国都拖得筋疲力尽，北宋国内也腐败严重，军备废弛。正在这时，历史中站出了女真人，仿佛是专门把女真人安排下来，打扫破败局面的。
西夏的历史滑入了与南宋、金鼎立的局面。西夏同南宋之间很少接触，双方关系疏远，又在金国势力的包围中。迫于这种形势，西夏对金随时警惕，采取了灵活的手段，一会儿臣服于金，一会儿又乘机攻打金。后来，蒙古人出现了，蒙古人肩负的使命几乎和女真人差不多，好像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西夏与金之间的冲突纠纷，在虎视眈眈的蒙古人面前，仍然不放弃举兵相向，这样一来，就给蒙古人以可乘之隙。
西夏的灭亡历来是人们谈论的话题。要究其中的原因显然不是一篇短文所能胜任的。我只是择取明显的事例概括如下：
一、因外戚专权，在经过一系列的战争、叛乱、起义、分国的扰乱后，极大的消耗了人力财力。致使西夏经济一蹶不振，难以恢复。
二、上层统治阶级争权夺利，贪污腐化已成普遍风气。如晋王察哥，广起宅第，横征暴敛，多蕃女色，纵情享受，就是一例。公元1162年，仁孝帝鉴于“国多世禄之家，悉以奢侈相尚”的局面，曾下令“大禁奢侈”。但一纸命令固然产生不了什么效果。
三、随着封建政治的进一步加强，政府统治机构日渐扩大：中央及地方官吏人数既多，常备军额为数尤大，作为精神统治者的僧侣遍布全国，加上官僚贵族奢侈浪费的庞大开支，越来越重地压在人民的肩上。
四、在乾顺、仁孝等帝王的“崇儒”、“尚文”之政的影响下，党项民族原有的崇实尚武的精神已渐次削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