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人禀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别，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然世多趋邪而弃正，不践君子之迹，而行曲自陷小人者，何哉？语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故宁顺从以保吉，不违忤以受害也。况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言之若是，吁可畏乎！
夫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如董狐之书法不隐，赵盾之为法受屈。彼我无忤，行之不疑，然后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至若齐史之书崔弑，马迁之述汉非，韦昭仗正于吴朝，崔浩犯讳于魏国，或身膏斧钺，取笑于当时；或书填坑窖，无闻于后代。夫世事如此，而责史臣不能申其强项之风，励其匪躬之节，盖亦难矣。是以张俨发愤，私存《嘿记》之文；孙盛不平，窃撰辽东之本。以兹避祸，幸获两全。足以验世途之多隘，知实录之难遇耳。
盖烈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与夫王沈《魏书》，假回邪以窃位，董统《燕史》，持谄媚以偷荣，贯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喻其高下也。
【译文】
人们禀赋各种气质，兼有多样品行，是非善恶，各不相同。邪曲，大家所轻视，是小人走的路子；正直，大家所崇尚，是君子的品德。然而世间走向不正而抛弃正直，不跟随君子的足迹，而趋附小人的很多，这是为什么？东汉顺帝末年京城的歌谣说：“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所以人们宁愿顺从吏势以维护吉利，不违背抵触它而受到伤害。何况史官的任务，在于申述劝勉告诫，树立良好风尚。或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假若如实地记载他们的事情，不掩盖他们的过失，那么污浊的事迹一旦暴露，丑恶的名声就会流传千年。言论的威力如此，对作恶者来说，真可怕啊！
在能有所作为的时代根据事实写书，倒还可以容许；处在不能有所作为的时代根据事实写书，就会遭遇不幸。如晋太史董狐根据当时的法令写书而不隐讳，赵盾为了法而遭受委曲，他们彼此没有抵触，这样做了也不被疑忌，然后才能成为良大夫和好史官，大有名望于古今。至于齐太史直书“崔杼弑其君，”司马迁记载西汉帝王的过失，韦昭在昊国主持正义，崔浩在北魏根据事实写犯了忌讳，他们或者人被处死，取笑当时；或者写的书被丢弃沟渠，声名没有流传后代。世上的事情像这样，而责难史官不能展现他们刚强不屈的风格，坚持奋不顾身的节操，大概也困难吧！所以张伊发愤著述，私藏所撰《默记》一书；孙盛对桓温逼迫修改《晋阳秋》心怀不平，而将另抄的原本寄到辽东去收藏。用这样的办法来逃避灾祸，希望获得既存书又免受害的两全之计。足以证明世途险阻重重，知道真实记载的历史难得啊。
坚贞刚强的人舍身以追求美好的名声，怀抱慷慨的人崇尚气节。他们宁愿像兰玉一样洁身摧折，不愿像瓦砾那样苟且长存。如南史、董狐的坚持正气如实记载历史，不畏避横暴的权势者；韦昭、崔浩纵情奋笔，没有曲从容忍的记述。虽然从周全保护自己的角度看有所不够，但是留下了好的名声，直到现在人们还称赞他们。比起王沈的《魏书》，借歪曲记载历史得到高官，又如董统的《燕史》，用巴结奉承以窃取荣华富贵，即使把南、董等人放在天上而把沈、统放在地下，也不能比喻他们之间的高下啊。
鉴识
【原文】
夫人识有通塞，神有晦明，毁誉以之不同，爱憎由其各异。盖三王之受谤也，值鲁连而获申；五霸之擅名也，逢孔官一而见诋。斯则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欲求铨核得中，其惟千载一遇乎！况史传为文，渊浩广博，学者苟不能探赜索隐，致远钩深，乌足以辨其利害，明其善恶。
观《左氏》之书，为传之最，而时经汉、魏，竟不列于学官，儒者皆折此一家，而盛推二《传》。夫以丘明躬为鲁史，受经仲尼，语世则并生，论才则同耻。彼二家者，师孔氏之弟子，预达者之门人，才识本殊，年代又隔，安得持彼传说，比兹亲受者乎！加以二《传》，理有乖僻，言多鄙野，方诸《左氏》，不可同年。故知《膏肓》、《墨守》，乃腐儒之妄述；卖饼、太官，诚智士之明鉴也。
【译文】
人的认识有畅通、滞塞，人的神智有昏馈、清醒，因此对于事物的毁谤赞美各不相同，喜恶爱憎不会一样。当三王受到田巴诽谤的时候，碰到鲁仲连而得到昭雪；当五霸大有名声的时候，遇上孔子而受到诋毁。这就是事物有一定的标准，鉴剐没有一定的看法，想要求得研核的恰到好处，或许一千年才能遇上一次吧！何况作为历史文献的史传，精深博大，学者如果不能窥探它的幽渺隐微，从中搜求到深远的事理，怎么能够辨别其中的得失，分清其中的善恶。
观看《左传》这部书，是三传中最好的，但汉魏两代，竟然不把它列入官学，儒者都指斥《左传》一家，而极力推崇《公羊》、《谷梁》二传。左丘明身为鲁国史官，接受了孔子的《春秋》，论时世他们共同处在一个时代，论才能他们都以巧言伪善为可耻。那二家，以孔子弟子为师，是最先显贵的孔子门人，他们之间的才能见识本来不一样，又隔了年代，怎么能用他们那些记载的传说，比这亲自经受的《左传》呢？加以二《传》的道理又有偏颇，言辞多半粗野，和《左传》相比，是不能相提并论的。由此可知，《膏肓》、《墨守》是迂腐儒生凭空虚构的著述；钟繇以《公羊》为卖饼家，以《左氏》为太官厨，两者有高下之分，真是有识之士的高明见解。
【原文】
夫人废兴，时也；穷达，命也。而书之为用，亦复如是。盖《尚书》古文，《六经》之冠冕也；《春秋左氏》，三《传》之雄霸也。而自秦至晋，年逾五百，其书隐没，不行于世。既而梅氏写献。杜侯训释，然后见重一时，擅名千古。乃《老经》撰于周日，《庄子》成于楚年，遭文、景而始传，值嵇、阮而方贵。若斯流者，可胜纪哉！故日“废兴，时也；穷达，命也。”适使时无识宝，世缺知音，若《论衡》之未遇伯喈，《太玄》之不逢平子，逝将烟烬火灭，泥沉雨绝，安有殁而不朽，扬名于后世者乎！
【译文】
人们的废弃兴起，与时机有关；困窘显贵，由命运主宰。而史书能否为人所用，也像这样。古文《尚书》，为《六经》第一，《春秋左传》，是《三传》的首领。但是自秦到晋，经过了五百年，这些书都遭埋没，不流行于世间。不久梅赜上献孔安国古文《尚书》，杜预作《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然后被推重一时，千百年来享有很大的名声。至如《老子道德经》著作于周代，庄周《庄子》成书于楚国，遇到汉文帝、汉景帝而开始流传，碰上嵇康、阮籍才被重视。像这样一类书的遭遇，难道能完全记录下来么？所以说：“废弃兴起，与时机有关；困窘显贵，由命运主宰。”倘若当时没有识宝的人，世上缺乏知己，如《论衡》不遇到蔡伯喈，“太玄”不遇到张平子，这些书肯定会烟消火灭，沉没无闻，怎么能不埋没而，水久不废，为后世的人们所称颂呢？
疑古
【原文】
又孔门之著述也，《论语》专述言辞，《家语》兼陈事业。而自古学徒相授，唯称《论语》而已。由斯而谈，并古人轻事重言之明效也。然则上起唐尧，下终秦缪，其《书》所录，唯有百篇。而《书》之所载，以言为主。至于废兴行事，万不记一。语其缺略，可胜道哉！故令后人有言，唐、虞以下帝王之事，未易明也。
又按鲁史之有《春秋》也，外为贤者，内为本国，事靡洪纤，动皆隐讳。斯乃周公之格言。然何必《春秋》，在于《六经》，亦皆如此。故观夫子之刊《书》也，夏桀让汤，武王斩纣，其事甚著，而芟夷不存。观夫子之定礼也，隐、闵非命，恶、视不终，而奋笔昌言，云“鲁无篡弑”。观夫子之删《诗》也，凡诸《国风》，皆有怨刺，在于鲁国，独无其章。观夫子之《论语》也，君娶于吴，是谓同姓，而司败发问，对以“知礼。”斯验圣人之饰智矜愚，爱憎由已者多矣。加以古文载事，其词简约，推者难详，缺漏无补。遂令后来学者莫究其源，蒙然靡察，有如聋瞽。
【译文】
孔子门徒的著述，《论语》专门记述言辞，《孔子家语》记言同时记事。然而自古以来学徒们转相传授，只是称赞《论语》罢了。由此说来，都是古人轻视记事重视记言的明显验证。那么《尚书》的记载上起唐尧，下终于秦穆公，只不过一百篇。书中的记载，以言辞为主，而兴起衰落的经历过程，记下的不到万分之一。要说它的缺略，怎么说得完呢！所以后来的人说，唐、虞以下帝王的事情，就不容易知道了。
考察鲁史中的《春秋》，外为贤者，内为本国，事情不论大小，动辄都加隐讳。这就是周公奉行的准则。然而何止《春秋》，在《六经》中，也都是这样。所以看孔子的改定《尚书》，夏桀让位于成汤，武王杀死商纣，这些事都很明显，但经孔子的删除都不存在了。观看孔子的修撰《春秋》，鲁隐公、鲁闵公被弑，鲁文公长妃所生的恶扣视被杀，而《春秋》挥笔说好话，说：“鲁国没有篡国弑君”的事情。观看孔予的删定《诗经》，在所有的国风当中，都有怨恨讽刺的诗歌，唯独鲁国没有这样的篇章。观看孔夫子的《论语》，鲁昭公从吴国娶了夫人，这是同姓通婚，不合周礼的，但当陈国的司败问孔子：昭公是否知礼时，孔子却回答说“知礼”。这就证明圣人玩弄智巧夸耀愚人，爱憎多出于自己的，王观成见。加以用古文辞记事，文辞简括，推究的人难以详细了解，缺漏之处又没有人补上。于是使后来的学者不能彻底推求它的根源，模糊不明，有如耳聋眼瞎。
【原文】
夫《五经》立言，千载犹仰，而求其前后，理甚相乖。何者？称周之盛也，则云三分有二，商纣为独夫；语殷之败也，又云纣有臣亿万人，其亡流血漂杵。斯则是非无准，向背不同者焉。又按武王为泰誓，数纣过失，亦犹近代之有吕相为晋绝秦，陈琳为袁檄魏，欲加之罪，能无辞乎？而后来诸子，承其伪说，竟列纣罪，有倍《五经》。故孔子曰：桀、纣之恶不至是，君子恶居下流。班生亦云：安有据妇人临朝！刘向又曰：世人有弑父害君，桀、纣不至是。而天下恶者皆以桀、纣为先。此其自古言辛、癸之罪，将非厚诬者乎？
大抵自《春秋》以前，《尚书》之世，其作者述事如此。今取其正经雅言，理有难晓，诸子异说，义或可凭，参而会之，以相研覆。如异于此，则无论焉。夫远古之书，与近古之史，非唯繁约不类，故亦向背皆殊。何者？近古之史也，言唯详备，事罕甄择。使夫学者睹一邦之政，则善恶相参；观一主之才，而贤愚殆半。至于远古则不然。夫其所录也，略举纲维，务存褒讳，寻其终始，隐没者多。尝试言之，向使汉、魏、晋、宋之君，生于上代，尧、舜、禹、汤之主，出于中叶，俾史官易地而书，各叙时事，校其得失，固未可量。若乃轮扁称其糟粕，孔氏述其传疑。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武成》之篇，吾取其二三简。推此而言，则远古之书，其妄甚矣。岂比夫王沈之不实，沈约之多诈，若斯而已哉。
【译文】
《五经》的著述，千年以来仍然受到人们的敬仰，但是研究它的前前后后，很多事理互相矛盾。为什么呢？称赞周朝的强盛，就说天下三分它占了二分，商纣是孤独的鄙夫；说到殷朝的衰败，又说商纣有臣民亿万，它败亡时血流成河，可以飘浮起筑土的木棰。这就是是非没有标准，正反两面完全不同。又考察武王作《泰誓》，数落商纣的罪过，也好像近代吕相为晋与秦断绝交往的说辞，陈琳为袁绍所写的讨伐曹操的檄文，想要给别人加上罪名，还能没有话说吗？但是后来的诸子百家，继承这些假话，争相列举商纣的罪过，比《五经》又大大增加。所以子贡说：夏桀、商纣的罪恶不至于这样，君子讨厌处在下流。班伯也说：怎么会有拥抱着妇人临朝议政的！刘向又说：“世人有杀害君父的，但夏桀、商纣不至于这样。然而天下的坏名声必定都首先集中在桀、纣身上。这样看来，自古以来说夏桀、商纣的罪过，不就是有很大冤屈吗？
大概自《春秋》以前，到《尚书》的时代，那些作者叙述事情都是这样。今天摘取儒家经典中当时通行的言辞，其中道理有难于理解的，各家著作的说法不同，事理偶有可以作为依据，把它们参合起来，加以研究考察。如果有和这些不同的，就不再讨论了。远古和近古时代的史书，不只是繁简不同，本来就正反各异。为什么呢？近古的史书，记言虽然详细完备，但记事却很少有鉴别选择。使学者观察一国的政事，善恶就相互参杂；看一个君主的才能，贤愚几乎各占一半。至于远古的史书就不是这样。那些书所记载的，简要地举出大纲细目，一定有赞美和忌讳，探究它的底细，其中隐避埋没的不少。我曾经谈过，假若汉、魏、晋、宋的帝王生在上代，尧、舜、禹、汤的君主生在中叶，使史官互相调换所处的地位来记载，各自叙述当时的事情，比较他们的得失，一定很难估量。就如轮扁把古人的书称为糟粕，孔子叙述《春秋》把那些有疑义的地方也传给别人一样，孟子说：完全相信《尚书》，不如没有《尚书》。对于《尚书·武成》这一篇，我取它不过二、三页罢了。由此推论，那些远古的书，其中虚假不实的记载是很多的。它比起王沈《魏书》的滥述，沈约《宋书》的虚夸，也不过这样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