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但是，深入分析起来，这种“确立”既仅仅是“实际上”的，又是刚刚开始。从此开始到1938年初，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还不像后来那样稳固，而曾经两次受到冲击。
一次是长征途中张国焘企图夺取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权；一次是1937年底到1938年初王明企图取代毛泽东。
抗日战争爆发后，共产国际、苏共由于对蒋介石国民党寄予过高的希望，要求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服从蒋介石的统一指挥，而毛泽东却始终坚持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为此，共产国际特派王明回国说服中共中央改变政策。
为了争取共产国际的理解和支持，纠正王明在统一战线政策上的右倾错误，中共中央于1938年3月派出任弼时赴莫斯科汇报工作。共产国际领导人通过听取任弼时的汇报，了解到中国抗日战争和国共关系的实际情况后，于6月11日召开专门会议，作出《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
７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接见了即将回国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稼祥和继任者任弼时，代表共产国际作出重要指示。
他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同志是久经考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你们应该告诉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季米特洛夫说完这段话，又马上补充一句：“也应该告诉王明同志，不要再争吵了！”
1938年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稼祥带着共产国际的新指示回到延安。
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第一天，先由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这些意见极为重要，第一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第二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
这就从根本上剥夺了王明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不断对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说三道四的资本，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扫除了障碍。李维汉后来回忆：“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天主堂召开。这是1928年六大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王稼祥在会上又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有关文件和季米特洛夫的口头指示。出席会议的王明见大势已去，只得表示承认毛泽东的领袖地位。这次会议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
会议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克服了王明右倾错误对党的工作的干扰，确定把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放在敌后。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六届六中全会前的政治局会议上，已经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在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陈云等提议由毛泽东担任总书记，后来根据毛泽东本人的意见，没有把这个问题拿到六中全会上去讨论，时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的张闻天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的精神，在六中全会上首先向毛泽东提出“让位”。当时毛泽东不主张这样做。张闻天尊重毛泽东的意见，没有坚持己见。
张闻天会后主动将工作转移给毛泽东。他虽然仍主持会议，但一切重大问题实际上都已由毛泽东做决断。不过，毛泽东是大事抓得紧而不爱管具体事的人，所以一般日常工作还是由张闻天处理，中央秘书局也跟着张闻天。但中央签发的文件和电报等，排名顺序多以毛泽东居首。可以说，这时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实际上已完全转移到毛泽东方面。
从组织手续上讲，张闻天、毛泽东党内最高职务交替过程正式完成，也就是说，毛泽东正式成为全党最高领袖，是在1943年3月。
张闻天对毛泽东是尊重的，大事都同毛泽东商量，听毛泽东的意见，然后开会讨论。毛泽东的主张、方针、策略，在张闻天这里通行无阻，然后写文件、发电报。这一类文字张闻天写得多些。
据说，中央档案馆现在保存的电报中，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起，至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开完为止，有张闻天个人署名或者与别人联名的电报一共是451份，其中“毛洛”或“洛毛”联名的就有286份之多，占了将近2/3。毛泽东当着人们的面说张闻天是“明君”。
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规定：政治局推选毛泽东为主席，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书记处是政治局的日常工作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在政治局及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是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助理机关，毛泽东任宣传委员会书记，刘少奇任组织委员会书记，张闻天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
张闻天正式离开书记处。对这次职务变动，他思想上早有准备。
实际上在六中全会之前，宣传工作与干部教育工作主要是张闻天过问的。当然，六中全会以后，宣传和干部教育就成了张闻天的主要工作了。从1939年2月起，他又兼任了干部教育部部长（1940年初宣传部与干部教育部合并为宣传教育部，部长仍为张闻天）；1941年3月中央决定调整刊物，《解放》、《共产党人》两个刊物扩大编委，都由张闻天“负总责”。
六中全会后于1939年初成立的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主持陕甘宁边区以外的西北陕、甘、宁、青、新、蒙各省地下党的工作，尤其是少数民族工作），虽由张闻天兼任书记，但日常工作都交给罗迈和贾拓夫负责。所以，从六中全会以后到延安整风之前这3年间，张闻天的主要工作在党的理论建设、干部教育、宣传文化工作等方面，成绩卓著，建树良多。
纵观张闻天、毛泽东之间最高职务交替的全过程，不难看出，是十分顺利的。究其原因，除了毛泽东自身卓越的领导才能而深得全党信赖这一根本原因外，还由于张闻天的高尚品质。张闻天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尊重毛泽东、维护毛泽东，与毛泽东等同舟共济，度过了遵义会议后的极端困难时期。因此，在最高职务的交替过程中，张闻天始终是毛泽东的有力支持者，为逐步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最高领袖地位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毛泽东曾同王震说过：“洛甫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见王震回忆文章《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革命家――忆闻天同志》，载自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回忆张闻天》一书。）张闻天说：“这是对我的最好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