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四旅的行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井陉之敌500余人，石家庄之敌300余人进到平山，在1月22日拂晓分两路进攻三四四旅的一支部队，这支部队边打边退，到下午4点，退到温汤地区。敌人追到温汤附近，并派了十几个人到温汤街上搜索，发现了八路军便急忙退走了。
黄克诚和徐海东对敌情作了判断，认为这两路敌人进到温汤附近后，既没有再前进，也没有发起进攻，说明敌人无技术兵种和迫击炮，而是在等待援兵，根据敌平型关战斗最激烈的地点。我兵力对比，群众条件和地形条件，徐、黄二人下决心，要消灭敌人在温汤附近。
根据他们的布置，六八八团、曾国华支队主力、第四支队二营为右翼队，乘黑夜运动，于拂晓前埋伏在西板山东南高山脚，待敌向温汤前进时攻敌尾部。第四支队一营，曾支队一个连占领温汤东西山地，钳制平山来敌。三四四旅张起了网，准备逮住眼前敌人一个旅团。这还是抗战以来黄克诚打的第一个大战，他按捺不住自己的激动心情，以前虽然打了不少仗，但都是国内战争。今天，要打日本侵略者了，想起他们在中国土地烧杀抢掠的罪行，黄克诚怒火中烧。
早晨7点，晨雾还未散尽，各部队便进入了指定的地点。但是，有一个情况没有考虑到，曾国华支队的主力因军分区另有命令调往他处，没能进入指定地点。9点，太阳刚刚把晨雾驱散，埋伏在阵地上的战士们已被冻得手脚麻木了，这时，2000多敌人开始向温汤前进了。随着旅指挥部一声令下，仇恨的子弹扫向敌人。敌人不知所措，慌了手脚，主力被六八八团压入沟中，一小部分逃走，大部分占领附近一个村庄及村南小高地。三四四旅的战士们向高地发起进攻，多次冲锋后，敌人扔下重机枪和迫击炮撤入村中。
敌人占领村庄后，负隅顽抗，战士们无法接近村落，形成了对峙的局面，我军攻不进去，敌军突不出来。下午1点左右，在通平山的公路上，800多名敌军赶来支援，并带有重山炮几门。接近温汤后，他们架起大炮向三四四旅阵地轰击。战士们没有炮战经验，听到重山炮的轰响便到处乱跑，村内敌人乘机出来反击，又重新占领了村南小高地。黄克诚见情况不好，与徐海东商议后，命令部队退出战斗。
这一仗，虽然给了敌人以较大杀伤，但没有全歼敌人，反而被迫撤出战斗。我军干部战士在敌人炮火的猛烈攻击下，遭到了较大伤亡，六八八团团长阵亡。这场仗打得不太理想，所以黄克诚与徐海东认真地总结了经验和教训。一仗没打好不要紧，以后的机会多得是，教训不仅对自己，而且对兄弟部队也有借鉴意义，所以二人没有为了邀功而夸大其词，而是把这次温汤战斗的经过教训包括自己的缺点详细地报告了八路军总部。
八路军的频频打击使日本侵略者恼羞成怒。4月初，日本纠集了3万余兵力，分九路向太行山抗日根据地晋东南地区大举进攻，号称“九路围攻”。徐海东与黄克诚率领三四四旅主力同一二九师、决死一、三纵队以及国民党军，在广大群众的支援下，分路打击、袭扰敌人，在长乐、张店等地与敌人打了几次大仗，给敌以大量杀伤。
到4月27日，日军的九路围攻被粉碎了，抗日部队在晋东南收复了17座县城，巩固了太行山抗日根据地。
就在这一年的7月份，三四四旅又打了一次漂亮的伏击战。7月2日，徐海东与黄克诚得到决死队的报告，说在高平以南一百里的晋城，敌人开来了百余辆汽车，并抓民夫抢修开往高平的公路，像是要向北进犯。徐、黄二人对敌情作了研究，心将队伍向南带，经高平西南的康营、马庄、东大阳、东沟等地，在阳城和晋城之间伏击敌交通部队。7月6日中午，三四四旅在晋阳公路上的町庄一带埋伏，敌人五十几辆满载步兵的汽车开来，正好在这里停车休息，敌军有的吃饭，有的下河去洗澡，对我军的行动毫无察觉。乘此机会，三四四旅发起攻击，敌人慌忙还击，枪声响成一片。敌人边打边退，扔下300多具尸体，撤进了路边的一个小村庄，占领房屋顽抗。下午3时许，东边周村驻的敌军派来四五百人，援救被围敌军。徐、黄二人早有防备，击退了这伙援兵。过了两个钟头，西边沁水方向敌人又开来几百名援军，东边敌军乘势反扑过来，三四四旅部队三面受敌。徐、黄见此情形，果断命部队撤退。这一次伏击战，歼敌500多名，三四四旅伤亡200余人。
三四四旅打了不少漂亮仗，重创了敌军，自己的队伍也一天天壮大了，全旅战斗人员达到近7000人，这使黄克诚欣喜万分。但旅长徐海东的身体越来越差，病魔缠身，又使他十分不安，旅里没有好的医生，徐海东不准给他单独开小灶，与战士们一起吃大锅饭，这样，身体越来越差。黄克诚总是劝徐海东，要多休息，要吃点好的饭菜，但徐海东一句话就把他顶回去了：“你呢？”是啊，黄克诚也是没日没夜地工作，也是从不开小灶，甚至伙房偶尔给他来个炒鸡蛋和豆腐，他也是提出批评，可是他想，自己毕竟还没有多大的病啊！徐旅长总这样怎么行？
党中央知道徐海东的身体状况，由彭德怀提名，派来了杨得志担任三四四旅副旅长，代理旅长，让徐海东回延安养病。
黄克诚继续战斗在抗日前线。
徐海东回到延安后，便住进了医院。毛泽东还特批了50元钱，给他作为营养补助费。生病期间，他作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会员，参加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身体稍好后，他又向毛泽东提出：一边养病，一边到马列主义学院学习。
毛泽东同意了徐海东的要求。于是，徐海东带病坚持在马列学院学习了10个月。但学习刚一结束，他便找到毛泽东：“主席，我该到前线了。”“身体好了吗？”毛泽东关切地问。
“没问题！”他拍了拍胸脯，“我这人就这样，不打仗就生病，一打仗病就好！”“打仗治病，这是你的发明，”毛泽东笑了笑，然后沉思片刻后说，“那好吧，你准备出发！”
“中央和军委已经决定，派少奇同志和你到华中去。”
“那我明天就走！”
毛泽东放声笑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呀，说起打仗就不要命。”
第二天，徐海东伴随着刘少奇，经一路颠簸折腾，到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
不久，党中央考虑到徐海东对大别山的情况熟悉，又了解四支队的历史，便任命徐海东为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并兼任华中四支队司令员。
徐海东坚信，队伍是打出来；战场，才是优秀指挥员发挥智慧的天地。因此，上任不久，他便指挥四支队，打响了周家岗战斗，在24小时内打垮了日伪军一个营，并活捉了一个日军分队长，当场击毙了一个日本指挥官，为新四军四支队打了一个翻身仗。
但不幸的是，正当徐海东雄心勃勃，欲与日军决一雌雄时，病魔的黑掌却将他击倒了。
1940年元月28日，胜利结束了周家岗战斗之后，徐海东正在讲台上作战斗总结报告，突然一口鲜血从他嘴里喷涌而出，他当场便昏倒在桌子旁。后来，经医生诊断，是旧肺病复发。
开始，他还不以为然，以为按惯例，睡上一觉，躺上几天，又可以冲锋战斗了。可这次有些异样，一躺下就起不来了，想起也起不来，而且，动不动就吐血，大口大口地吐，甚至一天能吐2号洋瓷盆半盆！
警卫员吓坏了，医生吓坏了，连从不把病当回事的他，也多少有点暗暗吃惊。当时，敌我双方的斗争局势极为严重，部队行动频繁，因此，徐海东只能被担架抬着走。
徐海东的担架，是专门为他特制的一副大担架。担架上搭着一个篷，很像一间小房子。队伍一旦行军，便专门有一个班的战士轮换抬着他走。队伍停下休息时，便找个牛棚或者破庙，将担架抬进去，徐海东便躺在担架上过夜。要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便将担架放在院坝里或者树底下。吃饭、睡觉、开会、学习，徐海东都离不开担架。
担架，替代了徐海东的双腿；生命从此悬挂在半空。一天、两天，一月、两月，徐海东在担架上苦苦支撑着。他虽然躺在担架上，却照样指挥打仗，而且还常常打胜仗。
但悬空的日子毕竟难熬。每当部队起程，他的心乃至整个生命，便被人举了起来，一种无可奈何的失落感总是荡满全身。
一位驰骋疆场的勇士，一位奋战沙场的将军却躺倒在软绵绵的担架上，这不仅使他感到是一种痛苦，而且也感到是一种屈辱。尤其是当他想到日本鬼子正在疯狂屠杀着自己的血肉同胞，自己受党中央的委托刚刚来到江北，没想到这样无可奈何地倒下时，他更感到愧疚万分。
一年过去了。徐海东的病情依然不见好转。吐血，还是吐血，无法抑制的吐血。稍有伤风感冒，便咳血不止；行军时，担架要是颠簸一下，也会引起出血。有人讲，咸菜水能止血，便找到给他喝，结果不管用。
有人说，卤水能止血，又找来给他用，结果还是不见效。
尽管如此，徐海东白天休息，晚上行动，依然坚持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4支队的主力为执行向东发展方针，已转向津浦路以东活动。他的身边只有不足100人的连队，始终处于敌人的夹击之中，但他常常出奇制胜，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并且，他时刻关注着各方面的动态，尤其是前线的消息，他格外重视。要是部队打了胜仗，他的病马上就会自动好上几分；要是部队一旦打了败仗，或者伤亡过重，他的病马上又会加重。
他每天躺在担架上，不能出席会议，不能参加作战讨论，更不能上战场，只能靠一些同志来到跟前汇报情况，不管白天夜晚，他身边总离不开地图；无论何时何地，他总忘不了打听前线情况，研究战略战术。
但由于疾病的长期折磨，他的心情开始烦躁起来；加之抗战局势愈加严重，不时有不好消息透进他的耳朵，因此，他再也难以忍受，无法忍受。作为一个军人，一个战士，一个威震敌军的将军，在自己的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不能跃马出征，冲锋陷阵，他深感奇耻大辱！
于是，他开始扔药片；
于是，他开始摔杯子；
于是，他开始大声骂娘！
他骂医生没本事，治不好他的病。
他骂警卫员笨蛋，不能为他提供情况。
他甚至连当年的周少兰现在的周东屏——他的妻子也骂，不准她在身边伺候他，要赶她去前线。
周东屏长征到达陕北后，便和徐海东结了婚。徐海东左眼负伤时，是她照料他；徐海东从马上摔下后，也是她照料他；徐海东这次吐血病倒了，还是她照料他。而且，她的身边，此时已经有了一个一岁多的孩子。每当徐海东发脾气时，她无可奈何，只有抱着孩子，躲到一边去抹眼泪，等徐海东怒消气息后，再重新回到他的身边。
为了能让徐海东早日恢复健康，有利于他安心养病，周东屏和警卫员等工作人员又暗中“串通”起来，对徐海东采取一种新的“战术”只告诉他好消息，不告诉他坏消息。
但是，这种真诚的欺骗不久就被徐海东识破了，他更是暴跳如雷、怒不可遏。他把周东屏、警卫员以及医生护士等工作人员统统叫到床前，下了一道指令：从今后，任何人不许对他说假话！
一次，由于大雪封山，接连几天通往前线指挥部的电话中断了。信息不通，文件没有，报纸也看不到，徐海东心急如焚，坐卧不安。当夜，他叫来妻子周东屏，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周东屏也不敢再“说谎”，只好如实说道：“电话线断了，已经派人去查线，明天电话就通。”
“不行，你必须亲自到司令部去！”
“等天亮后去行吗？”周东屏的声音近似哀求，“现在天已黑了，雪又这么大，再说进山的路上……”
“怕什么？”徐海东的声音一下高了起来，“你是一个老红军战士，你的双腿曾经走过长征，难道还怕天黑？难道还怕雪大？难道还怕路远？现在前线正在打仗，正在流血，信息比什么都重要！你想过吗？”
周东屏再也没说什么默默地退了出来。
这是一个奇冷的漆黑之夜，周东屏轻轻地放下睡梦中的孩子，披上大衣，带着两个战士，然后踏着半尺厚的积雪，一步一步地向新四军司令部走去。天亮后，周东屏拿着文件报纸，披一身白雪，回到了徐海东的床前，并告诉徐海东电话已通。
徐海东抓起电话，接通前线指挥部，一口气讲了好几分钟。当他放下电话，一转身看见冻得浑身直抖的周东屏时，这才像个知错的孩子，小声说了一句：“东屏同志，对不起……”
然而，一条偶然的消息，又几乎将徐海东生命推向死亡的边缘。
那是一天下午，一位从前线赶来的战友来看望徐海东。两个聊着聊着，那位战友不知不觉便讲起了“皖南事变”：新四军9000余人，遭到国民党军8万多人的袭击。军长叶挺被俘，项英牺牲，还有7000多名新四军全部阵亡……徐海东听了，几乎气昏过。他捶着胸脯，砸着担架，吼着，骂着，在担架上滚来滚去。最后，他从担架上挣扎着爬起，冲向门外，大声喊叫着：“快给我备马，备枪！”
人们又说又劝，想尽办法，最后才硬是将他按倒在担架上。
然而，他的病却因此而愈加严重起来了。
无情的病魔在继续折磨着徐海东。
没有检查设备，没有手术条件，更没有灵丹妙方，而唯一具备的只是徐海东那超人的毅力和精神。有一次已经为他准备好了寿衣，但他又奇迹般地活了过来。
1941年5月，徐海东收到一封发自延安的电报。电报全文200多字，最末两句是：“静心养病，天塌不管。”
发电的人是毛泽东。
当病中的徐海东接到这封电报时，禁不住热泪长流。他亲自看了几遍电文，又让秘书反复念了几遍电文，最后，又让秘书将“静心养病，天塌不管”八个字工工整整地写在日历牌上。
日历牌就放在徐海东的枕边。徐海东每天至少要拿在手里看上三遍，每当他默默凝视这八个大字时，也总是要么潸然泪下，要么羞愧万分，要么陷入沉思，要么激动不已。但无论怎样，这八个字如同一服滋补剂，像是一粒定心丸，对徐海东的病起了其他任何药物也无法替代的作用。
他知道，有党中央，有毛主席，有周恩来，有朱德，还有彭德怀，天无论如何是不会塌下来的。日本鬼子还没赶出中国，革命还没取得最后胜利，他应该活下去，必须活下去！
于是，他那一颗躁动不安的心，渐渐开始“静”了下来。
黄克诚在苏北根据地建奇功
1938年秋，徐海东因病回延安后，黄克诚仍在抗日前线，跟随彭德怀指挥作战。1940年4月，黄克诚奉命率三四四旅离开太行山赴冀鲁豫，后又转赴豫皖苏。1940年秋，黄克诚率八路军南下支队与彭雪枫在苏北会师，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彭任司令员，黄任政委。
苏北，地处陇海路以南、运河以东、大海以西、长江以北，包括淮海、盐阜两个地区，是连接华中和华北的枢纽。
日军侵占苏北后，抢占交通要道，逐步扩大伪化区，自徐州至扬州沿运河线各城镇、陇海路东段各城镇以及连云港等港口，均被日军占领。在尚未被日军占领的地区，则是国民党统治区，并建有县、区、乡、保各级政权。江苏省主席兼苏皖战区总司令韩德勤，属于蒋介石嫡系顾祝同所部，是个出名的反共顽固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