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出于不同习惯，看待事物的角度会有所不同，所以当我在描述战壕生活的艰苦时，不可以做任何夸张。一个整天在阳光中生活的人若展望矿井中的生活，脑海中浮现出那些黑暗的，存在的持续爆炸的危险，就会觉得：失去阳光、宽敞的环境而只能生活在爬行前进的黑暗洞穴中，就好像离开天堂走进地狱。但是假如老矿工退休后，有可能会怀念以前在地下的生活，对他们而言，相比于黑暗的洞穴阳光下的生活才是地狱。
在习惯的力量下，战壕中的士兵们才会斗志昂扬，并不显示出任何疲惫。习惯的烙印深深地打在他们的心上，当他们离开战场回到农田、工厂或者办公室时，将不止一人会对这些致命战壕表示怀念。
赫里欧（M.E.Herriot）对士兵们在战壕生活中的快乐做出了以下由衷的表述：
“这些泥泞的沟里铺着湿稻草，住着我们的士兵。他们确实已到达人类苦难的最大限度，这种苦难包括疲乏、严寒、日复一日的紧张以及没有尽头的危险。但是必须承认，一个人关于事物的概念有时可能比事物本身要糟糕。另外，人能够逐渐习惯任何事物。我从未听过任何人抱怨，这倒不是由于腼腆，因为我们的士兵毫不腼腆。尽管战壕里的生活条件艰难到了极点，我不仅没听到任何抱怨，而且所见的人们都非常愉快，这种愉快源自我们国民性格最大的几项优点——自信、乐观、坚定。”
我们必须得记住以上那些战壕中士兵们的精神支柱的几个词，那也是那些指挥官们的主要支撑——他们比谁都清楚其重要性，也使用不同办法予以培养和维系。对于这种可怕生活，战壕里的所有人都可以很快适应，在相似条件下生活很久的一个士兵这样说：
“要习惯战壕生活并不算非常困难，至多要花上不超过一个星期。到了最后，士兵们都是如此适应敌军轰炸，以至于如果炮弹响声停止，他们可能会因为过于安静而失去听力。我们每天都能注意到，士兵能随着炮弹的声响入睡，一旦响声停止却会惊醒。这意味着他们已经形成习惯，自从开战以来习惯的形成速度快得超出人们预期。”
从前线寄回的所有信件中士兵们都显示出是怎样快速地适应了新生活。下面内容证明了习惯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也显示了法国士兵们在适应这种战争环境时是多么的轻松：
“此刻任何事情都不能使我沮丧，无论子弹和大炮如何呼啸，我都不会像一开始那样失去镇定，我们所有人都是这样。当最初几场战役打响时，我们冲锋过早，因为我们所想到的只有白刃战，最终我们由于过于仓促而被子弹击中。现在不同了，当我们进攻时，我们肚子贴地向前爬行，并利用哪怕最小的土块作为掩体，从而得以随心所欲地向德军开火。有些时候，他们甚至不知道这些子弹来自哪里。上次行动中，我们处于一个几乎难以防守的位置，同时需要抵抗来自侧翼和正面的袭击，但我们没有一个人退却。”
此处并不适合讨论习惯的心理成因，习惯来自于调整适应的能力。如若一个人根本没有办法调整自己，便不能形成习惯。
依据时间的长短，习惯可以组建临时或永久的自发神经反射系统，请参见下面一位遭遇夜间突袭的军官所提交的报告：
“专业训练的自动作用是多么珍贵啊！几秒钟前我还在做梦——这是晚上唯一的消遣，现在我已站在士兵们面前，在他们的目光中感到某种神奇的力量。我立即成为了冷静沉着的指挥官，坚信自己的命令正确，并自信能够以自身的坚定激励那些软弱的人们。”
人们常常注意到，来自习惯的勇气出现在面对已知的危险时，并不断在类似情境下如此重复。比如：总是遭受炮弹轰炸的士兵可能不会再去害怕它们，但是假如投射物发生变化，士兵们则可能会感到莫名的小小恐慌，并不得不习惯这种新的方式来克服它们的干扰。
我以上阐述的很多事实，足以把习惯对于产生持续性勇气所发挥的作用向大家展示清楚。我们在战争时期的行为同和平时期一样，其中四分之三都受习惯所控制。
但是，对于不可预知的危险，产生持续性勇气的习惯便毫无效果了，所以，应对不可预知的危险的勇气显然另有来源——其象征着强大的意志，紧绷的神经很难持续。军官们在这个时候便开始发挥引领作用。
4.心理感染的影响
心理感染在社会生活中是一个很强大的因素，由于仅此一项便产生了任何军事行动都不可或缺的集体凝聚力，所以对于士兵的生存更发挥了重大作用。
正如大家所知，心理感染这种现象可以促使个人放弃自身意志而根据周围众人的意志行事。它虽然对智力影响很小，但对情感影响很大，在它的暗示和操纵下，群体中众人的感觉和反应基本都是一样的。
很多像乐观、悲观、恐惧、勇气等这些来自各种情感组合的心理状态——都有可能变得有感染性，某些想法理念当然也可能偶尔产生传染性，但由于一个完全理性的想法永远不可能具有传染性，所以这些都与其感性或神秘主义的内容成比例。
当一个人加入某种具备专业特征的集体时，比如军队等，心理感染便对其产生作用了。随后集体精神便会叠加在他的人格之上，自此他的感觉、思想和意见形成都会基于群体的意见，而不再是他作为个人的通常所感所想了。
塔布罗（Tabureau）上尉写道：
“由于某种令人震惊的奇迹，当一个士兵穿上制服时，他的心理状态突然改变了，他的个人感情弱化了，却获得了集体生活的全新感觉。他再也不是杂货商、铁匠或农夫，而成为战争机器的一部分。他的个人观点消失了，某种神秘的力量促使他和其他人一样思考和行动。如果他听见周围人说“敌人情况很糟，我们可以一口气消灭他们”，他就会确信敌人是软弱、可笑、可鄙的。但如果周围人告诉他一个可怕的秘密——“我们被出卖了”，他也同样会确信所有长官们都将他出卖给了敌人。
“当我们的士兵们正在战场上时，如果有人喊“各自逃命去吧”，那么他们也会丧失全部理智，像个疯子一样落荒而逃。根本不花片刻时间思考，也根本不去注意危险真实存在与否。”
谣言、意见的传播在心理感染的作用下变得尤其危险，特别是当一支军队的士气已被失败削弱时。下面这封我已经提到过很多次的炮兵军官的信即是例证：
“战争开始数日之后，我便发现有一件事证明了您的观点。8月20日在斯特拉斯堡，有传言称敌人的火炮射程很远，我们根本无法保护自己不受袭击。这一传言让几小时前还热情高涨的一队士兵迅速成为一群犹豫不决的乌合之众。仅仅是敌人的火炮，便震撼了军队士气。突然一颗炮弹击中了我的马，我被抛进了一个弹坑中。我也不明白为何会想到您，但在残存一半知觉之际，我震惊地意识到这些士兵受到了心理传染的影响，我们这些炮兵未受影响，是因为我们不属于他们的群体。五天之后，还是这群人，受到了某些战友事迹的激励，也受到我军在北方取胜传言的鼓舞，做出非常出色的表现。之前那群犹豫不决的乌合之众再次变成了强大的武器。”
不但这样，这位军官还提示我留意：如果士兵们再次回到以前的所属部队中时，他们会有非常出色的表现。但如果他们被编入其他的部队，情况则截然相反——只要一有时机他们便会离开新的战友并且狠狠地握住机关枪，因为在那生疏的环境中，心理感染激发的自信荡然无存。
（第四章）战争中由于缺少远见和心理学错误导致的后果
1.政治心理学的普遍特点——缺少远见与洞察力
大多数物理现象都可以简化为公式，但社会生活中的现象却不能，因为后者包含了诸多不同的因素，无法按照某一简单规律来预见。
即使对于手头在做的事情，预测仍然是毫不确定的，因为我们的头脑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抓住事件发展的最近结点，就别提更远的结果了。而事实上，多数政治家甚至不能在最小的程度内预测某些重大事件的发展。
对未来的事件进行预测的难度显而易见，但是我们往往不能理解的是为何总会有少数人能够准确地洞察。从历史的记载来看，政府虽然保证了信息来源——驻外使节、军事专员、间谍和其他机构，本应便利地获得情报，但有时候连邻国发生了什么都毫不知情。例如：如果拿破仑三世知道1870年德国真实的军事实力，显然不会向德国开战，以至于法国损失惨重；如果法国了解1941年之前德国的军备状况和战略意图，就可能会及时修补他们此前暴露出的所有缺陷，为战争做好准备。政治家们经常会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他们倾向于根据自己的成见对他人做出判断，并用同一标准衡量所有人的心理，从而往往对国民心理暴露出更加不同的洞察力。
伟大的政治家向来都是伟大的心理学家，虽然他们能够成功洞悉本国国民的行为动机，但是其他国家的人民的行为动机对他们而言却像是一本合上的书。
拿破仑虽然非常熟悉法国人的心理，却完全不了解俄国人和西班牙人，也正是这种不了解诱使他发动战争，从而导致他的帝国的最终灭亡。
俾斯麦最卓越的成就之一就是：他不仅深刻了解德国人，对其他国家的人也有很深入的研究。他知道事情该做到什么程度、到什么地方该适可而止、该如何动手动员民众。他仅仅通过在电报中改几个词，就迫使法国宣战——并且推测在两到三天后，法国人会发现真相，但是就俾斯麦对法国人心理的了解，觉得他们不可能有这份耐心。
然而如果统治者不了解国民心理，通常会付出沉重的代价。英国首相由于不了解布尔人的心理，从而将本国拖入特兰斯瓦战争。这场战争不仅损失惨重，而且毫无用处，因为英国意识到它不可能征服这一个小国的灵魂，最后只好授予其全部自由，并消除征服该国的一切念头。
第二帝国时期的所有战争史，充分地向我们展示了缺乏远见和洞察力的政治特征，因为那一时期的每一场战争——尤其是克里米亚战争和墨西哥战争——都显示出了法国统治者的无知。他们的利益仅仅在于发动一场战争，再无其他，但是他们的目标本应是阻止普鲁士与奥地利结盟，从而削弱普鲁士的实力。如果他们那样做，法国之后遭遇的战争灾难就会幸免。
1870年战争之前的一系列事件也在最大程度上暴露了政治家们缺乏远见和理解力。如果浏览1865年到1870年法国的报纸、议会演说、外交文件等资料，并研究从撒多瓦到色当发生的诸多事件，就会发现这里充斥着错误判断、可笑的预测和各种错觉，到处体现着盲目和无知，却丝毫没有任何洞察力的迹象。即使这些事件之后能够被人理解，也只是他们的后果已经定型，再不可能有什么问题了。
由于现代政治错综复杂，必须承认即便近在眼前的事件也难以预测。因此，不必感到惊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一天晚上，法国某位最知名的政治家还能够写出以下内容：
“奥匈帝国非常安静平和。其对任何国家都不构成威胁。”（《费加罗报》，1914年6月5日）
我们既不能理解正在发生的事件，又对其结果没有丝毫预知，这是什么原因呢？首先，这主要是由于多数政治家将自己封闭在源于神秘主义或情感的政治理念中，并不从事件中推导结论，而是由结论构成事件。他们的理念通常只是情感和欲望的反映，与现实无关。
如果我们能够回溯到很多历史错误的根源，我们总能发现他们或多或少是由于缺乏远见、洞察力与对现实情况的了解。
在政治家所有可能犯的错误中，心理错误可能是导致损失最惨重的。因此，政治家的任务非常艰巨，一国的命运常常被他的远见或过失所左右。加富尔凭借超人的远见与判断力，促成意大利的统一，俾斯麦成就了日耳曼帝国。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法国仅仅因为统治者缺乏远见而失去色当，并遭受了入侵。个人的意志并不能完全左右历史的发展，却至少能够影响历史的前进路线。我们的鲁莽与过失所造成的恶果，最终还将由我们自己承担。
政治家犯错误通常是由于忽视了其国民的情感、神秘主义与集体作用力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提供了许多这类错误的例证，巴尔干政策的失败便是较为突出的，尤其是当外交家们认为局势明显缓和时，保加利亚人和土耳其人却嘲讽般地挑起了冲突。
人并不像棋盘上固定不动的棋子，他们不是在冷静的判断下理智地挪动，因为在思辨的过程中，人们由于过于自信往往不能理解起初的动机。
预见未来对政治家来说是一个成功的法宝，但对个人而言，并不凸显他的益处，克莱蒙梭曾经说过：
“根据长期观察，我发现看得太远的人总是不幸的，因为短视的同伴往往将其视为公敌。没有什么比有限的视野更容易助人在政治上获得成功了。历史上每一个坏政府的行为都反映了这一点。”
这些大而化之的内容暂且放在一边不谈，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探讨不同国家在战前和战时常犯下的一些心理学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