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学院的考试已经结束，我以优异的成绩从众多的学员当中脱颖而出。现在我只剩下一件事情要做，那就是到约翰尼斯萨尔去指挥一场由学校举办的音乐会，对于那些个怯场的表演者和乐队指挥来说，这场惯例性的期末音乐会可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但一切进展得还算顺利。最令我感到兴奋的事情莫过于第二天晚上的演出，因为就在当晚，歌唱家罗西演唱了我创作的三首曲目，另外，我创作的弦乐六重奏曲的其中两章也是头一回被搬上了舞台。这两样作品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当麦克斯·耶恩奇教授和我的作曲老师到后台来向我祝贺的时候，阿道夫也在场。指挥学院院长古斯塔夫·古特海尔也捎来了他的祝贺，尤其是音乐学院的校长还亲自来到后台，同我热情地握手。这真让我有些受宠若惊了，想想看，就在一年前，我还待在灰尘满天的家具装潢店里干着粗活儿。阿道夫喜形于色，看上去他为他朋友的成功感到无比的自豪。但我完全能够想象出他内心深处的实际想法。当然，他从不曾体会到在维也纳一无是处的辛酸与痛楚，直到他看见我被包围在众人的掌声与祝贺之中，看见我朝着我的最终目标踏实地步步迈进。
再过几天这学期就将结束，一想到快要回家，我的心情就无比的激动和喜悦。虽然我在学业上收获良多，但在维也纳，我的思乡之情从始至终都不曾有丝毫的减退。
阿道夫没了家，所以他不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我们待在房间里，商量着该如何度过接下来的几个月。查克雷斯夫人也加入到了我们的讨论中，她还颇为踌躇地询问了我们的计划和打算。
“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在一起。”我立刻宣称道。我不单是指要同阿道夫待在一起——这似乎是件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且还表示我们两个都会继续在查克雷斯夫人那里租房子，因为我觉得大家都还处得不错。另外，我的计划也相当之坚决。只要学校一放假，我就会立马赶回林茨去陪我父母，等到秋天的时候，我还得经受为期8周的预备役训练。最迟11月下旬我就能返回维也纳。我答应查克雷斯夫人，每月我都会按例缴纳房租，以便她能把房间继续留给我们。
查克雷斯夫人也想到摩拉维亚去拜访几个亲戚，可能要在当地逗留数日，正苦于空房无人看守。但阿道夫立马就给这位老太太送上一剂定心丸。他说他会看着房子，直到查克雷斯夫人访亲归来。然后他也要去瓦尔德维尔特尔待上几天，去找他母亲那边的亲戚。
查克雷斯夫人对我们的解决办法感到相当满意，还声称我们两个是最令她满意的租客：当然了，像我们两个这种品行端正的年轻人，既按时交租，又从不带女孩儿回家，她在维也纳打着灯笼都没处找。
后来我和阿道夫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告诉他，下学期我会到维也纳交响乐团去应聘中提琴手。到时候我手头会更宽裕，也就能够更好地帮助他。当时已变得十分易怒的阿道夫却没对我的提议做出任何回应。他也没把他以后的打算向我透露半个字，但由于我当时已经沉浸在了自己成功的喜悦中，因而也没把他的表现当回事儿。而令我感到相当意外的是，他竟然没有要求我去探听关于斯蒂芬妮的消息。可不管怎样，我还是决定要好人做到底，把所有我能打听到的，关于斯蒂芬妮的消息，都写信告诉他。阿道夫也承诺会与我经常通信，把我喜欢听的维也纳趣闻统统告诉我。
分别，对我们彼此来说都不是件容易的事。1908年7月初，那天的确是个意义特殊的日子。虽说我天性随和，甚至有些逆来顺受，但和阿道夫相处这么久以来，并不一直都是顺心如意，然而我们的友谊却总是能够战胜任何的个人得失。现如今，我们已经相识了近四年，并且都已经适应了彼此的行事作风和生活方式。无论是在林茨体验到的宝贵的艺术经历，还是欢乐的冒险之旅，无疑都使我们在维也纳的友谊得到了发展和升华。在维也纳，阿道夫就像我的一个家人；他分享了我在少年时代最美好的时光，他对我的了解程度胜过其他任何人。我也应该感谢阿道夫，正是因为他，才有了我和音乐学院的缘分。
这份感激之情在一段能够产生共鸣的友谊中不断加深，并将我们彼此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从此以后，我甘愿忍受他的怪癖。生活让我慢慢地变得成熟和理智，而我同阿道夫的情谊却在不断加深。尽管我们的住所空间狭小，尽管我们的兴趣爱好有时也迥然不同，但是，在维也纳，我们比以前相处得更加融洽。为了他，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去国会也好，犹太教堂也罢，哪怕再到施皮特尔贝格街去走一遭我也不会有半句怨言。我已经开始期待我们来年的生活了。
当然，我在阿道夫心中的位置远不及他在我心中的地位。作为一个跟他来到维也纳的同乡，我的作用也许只是让他极不情愿地回忆起自己艰苦的家庭环境，以及少年时代的绝望与无助，虽说我的出现偶尔也能让他想起斯蒂芬妮。但最重要的是他学会了感激，感激我成为了他的忠实听众。尽管他有着不可战胜的劝导天赋，但他绝对找不到第二个人，能够像我这样，即便内心完全反对他的观点也会在嘴上表示赞同。然而对他个人以及他满脑子的想法而言，我的观点毫无价值。他只需要我听他说话，毕竟，他总不可能一个人坐在美泉宫公园的长椅上，对着自己发表鸿篇大论吧。当他灵感顿生，需要一吐为快之时，他才会想起我；就好比一名即兴演奏者需要一样乐器来诠释自己的感情一样。对阿道夫来讲，其实是这段友谊中的“帮助性”（如果此种表达不为过的话）让我变得更有价值，而并非拜我谦逊的本性所赐。
于是我们就此作别。阿道夫一再向我重申，说他极不情愿一个人孤零零地过日子。他讲，独自一人待在我们俩住过的房间里是多么的枯燥乏味，对此我表示充分理解。当时我还没写信告诉我父母我的返程日期，要不是我思乡心切，或许我会在维也纳多待两个星期。
他陪我来到了火车西站。我安放好行李之后又下车来到月台同他道别。阿道夫讨厌那种伤感的气氛。越是在伤感的时候，他就越表现得冷酷无情。所以当时，他只是握住我的双手——这是他极为罕见的行为——扎实地使了一把劲。然后，他头也不回，甚至略显草率地转身离去。我沮丧地踏上了火车，好在火车及时发动，防止了我改变主意。
我父母见到他们的儿子回家简直高兴极了。晚上，我把自己在期末音乐会上的表现讲给了他们听，我母亲眼神中的幸福光芒就是对我最好的回馈。当第二天早上，我父亲看见我穿着蓝色围裙，挽起衣袖在作坊里干活的时候，他也同样感到了一阵满足。
只要我一闲下来，我就开始想念阿道夫。我很愿意写信告诉他斯蒂芬妮的情况，即便他没有要求我这么做。但我那段时间一直都没看到过斯蒂芬妮，我想她可能是跟她母亲度假去了。
由于我在维也纳还有些待办事宜，所以我把它们全都交给了阿道夫去处理。他要帮我将一笔会费交给音乐家俱乐部的财务主管里德尔。另外我还想麻烦他去帮我领取每一期的会员刊物。
阿道夫十分上心地帮我打理好了这一切，1908年7月15日，他给我寄来一张印有“战壕街”的彩色明信片，在明信片上，他向我做了这样的肯定答复：
亲爱的库斯特尔：
我联系了里德尔3次都没能找到他，直到星期四的晚上，我才把钱交给了他。十分感谢你的来信，尤其是你寄来的明信片。它看起来显得相当乏味，我是指明信片上的喷泉。你走之后，我工作得十分努力，有时候要工作到凌晨两三点。在我走的时候，我会写信告诉你。如果到时我姐也要去，那我就觉得没什么劲了。这儿的天气已经不再暖和，有时甚至还会下雨。我正准备把你的报纸和期刊全部寄给你。祝愿你们全家幸福。
阿道夫·希特勒
阿道夫信中描述的那座极其乏味的喷泉修建在人民公园。旁边那座用来装饰喷泉的雕塑出自雕塑家哈纳克之手，名为“美人的喜悦”，在阿道夫看来，用这种命名来描述这么一件迟钝的作品简直就是一种讽刺。
他提起他姐姐的时候比较有趣。他指的是安吉拉·拉包尔。阿道夫根本不希望他姐姐也到瓦尔德维尔特尔去，因为自从上次同他姐夫大吵一架之后，他便再也不好意思见她了。
没过几天，阿道夫又寄来一张卡片，日期为1908年7月19日，图片上展示的是齐柏林飞艇。上面写道：
亲爱的朋友：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现在你没必要再给我寄送黄油和奶酪了。但我还是应该好好地感谢你，你想得十分周到。今晚我准备去观看《罗恩格林》。祝你们全家幸福。
阿道夫·希特勒
在卡片的边上他还写道：“查克雷斯夫人要我感谢你寄来了钱，并叫我代问你父母好。”
我曾告诉过我母亲，说我朋友生活很艰难，有时还要挨饿。我母亲听后十分同情。在没有告诉我的情况下，她于1908年夏天的那段时间里，给阿道夫寄去了几个食物包裹。他之所以叫我不要再给他寄送食物，是因为他的瓦尔德维尔特尔之行即将到来。这些都是次要，最重要的是他可以观看《罗恩格林》，真是令我羡煞不已。
我很想知道他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会做些什么，我经常想他。也许他此时正利用房间的便利，重新开始了他的大型项目设计。他早就想过要重建维也纳霍夫堡皇宫。当我们在维也纳市中心漫步的时候，他总会联想到这一宏伟的工程，他脑海中已经构建好了所有的细节，只待将它们在图纸上描绘出来。他很见不惯用砖头修建的旧霍夫堡皇宫和宫廷跑马场。砖头，在他看来，根本不适合用来修建纪念性的建筑，因为它不够坚固。所以必须要摧毁它们，然后按照相似风格，用石头重建。此外，为了同新皇宫的半环形圆柱保持一致，阿道夫想在它的对面修建一座与之相匹配的建筑，如此一来，整个英雄广场便被环抱其中，使之显得更为壮观。城堡大门得留下。环城大道上将屹立起两座宏伟的凯旋门——问题是它们纪念的是何种“胜利”呢？聪明的阿道夫并没有解答——它们将把广场和霍夫博物馆完美的融为一体。昔日的宫廷跑马场将被拆毁，取而代之的是一座能与霍夫堡皇宫相媲美的纪念性建筑，它将由另外两座凯旋门连接，从而构成一个庞大的建筑群。用我朋友的话讲，像这样的英雄广场才配得上维也纳的中心地位。
但我把他想错了，阿道夫心里装的并不是维也纳，而是林茨。对他而言，在承受了失去双亲的悲痛以及背井离乡的无助之后，这也许是平息那份怨恨的最好办法。林茨，这个让他饱受命运折磨的地方，如今也该明白，他有多么地爱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