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雷履泰管理得当，因此日升昌票号的生意越做越火，在其经营的黄金时期年汇兑总额高达3800万两白银，可谓“日利千金”，其经营网点遍布除东北、西北以外的整个中国，可以称得上是“一纸风行”。
其实，自从日升昌票号建立之后，建立票号之风已经在全国迅速蔓延，大大小小不下数十家，为何日升昌能够长久不衰呢？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日升昌票号“以诚信为核心”的商业精神。各票号对雇员中怠慢、欺诈客户而影响业务经营的言行从不姑息，轻则批评训诫，重则减薪辞退。久而久之，日升昌票号也形成了这样一种说法：“诚则通人性，诚则可信。互相信任，才可以长期交往。在经商活动中长久地坚持诚信为本，胜过无数次欺诈性广告。”
强调诚信的重要性，可以说就是由雷履泰提出的。山西人崇尚信义，主张义利相通，先义后利，以义制利，敬奉同乡关羽，将其尊为财神，因为他重义气。身为山西人的雷履泰，自然恪守这一理念，以关公的“义”来团结同仁、号召同仁，以关公的“信”来取信于社会，取信于雇主。这份义结同心、以义制利，成了雷履泰从晋商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
不仅是对于客户，即使管理票号内部，雷履泰也格外重视，在选拔人才时十分谨慎，其首要的条件就是人品好。首先，财东全面考察经理人选，一旦选定就绝对信任，真正做到了“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在帮账人员的选拔上，他的要求也十分苛刻，一要人品好，二要脑筋灵，三要写字好，四要出手快。就连票号招收练习生也有严格规定，不但要有保人，还要查祖辈，试其品性。
有这样一个典故，更能表现出雷履泰对于诚信的看重：光绪年间某日，一位衣衫褴褛的老妇人来到日升昌，她从口袋中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片交到小伙计手中。小伙计定睛一看，竟然是一张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的面值12000两的汇票。他不敢做任何表示，赶忙拿上汇票去找柜头。柜头看看汇票，再看看老妇人，也不知道该作何处理，只好安顿老人先等一等，自己径直向大掌柜张兴帮请示。张兴帮接过汇票仔细端详，认定这是30年前从张家口分号开出的汇票，不论款式、用印、纸质都没有问题，甚至字迹也是曾经见到过的，看来票据不会有假。后来经过询问得知，这个老太太年轻时，丈夫在张家口做皮货生意，赚钱后办成汇票，藏在身上，在回家途中染病身亡。几十年后老太太摸着丈夫唯一的遗物夹袄，无意中摸到这张汇票。张兴帮在查验无误后，立即将本息全额兑付。通过这件事，日升昌声名大振，业务愈加红火。这个故事，说明了雷履泰在管理日升昌的过程中，将诚信牢牢植入了票号“骨髓”，从而一举奠定了自己的顶级晋商的地位。
果断决策，清廷尽知“日升昌”
清朝末年，尽管中国商业蓬勃发展，但处于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中，商人还是需要“夹着尾巴做人”，要学会察言观色，懂得与官场打交道。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城中大乱，北京城中许多王宫贵族、豪门望族都随着慈禧、光绪逃往西安。由于仓皇出逃，这些人连家中的金银细软都来不及收拾，他们随身携带的只有日升昌票号的几张存折。一到山西，他们纷纷跑到票号去兑换银两。
这个时候，日升昌票号也不好过，在这次战乱中损失惨重，设在北京的分号不但银子被抢劫一空，连账簿也被八国联军给烧了。没有账簿，雷履泰就没有办法知道什么人在票号里存过银子，更没有办法知道储户到底存了多少银子。
面对这种情形，雷履泰本来可以向京城来的储户诉说自己的委屈，向其说明等总号重新清理账目之后再做安排，这样做不仅合情合理，还可以避免自己的损失。但是，雷履泰没有这么做。他以大无畏的精神来面对这场变故，只要储户拿出存银的折子，不管银两数有多大，票号一律立刻兑现。
所有人都知道，雷履泰的做法承担着巨大的风险，一旦有人在票号中做手脚，混入兑现的风潮中，后果将不堪设想，有可能使自己的生意陷入灭顶之灾。因此，很多人也劝说雷履泰不要如此冲动。但是，雷履泰并没有就此而妥协，毅然将票号兑现。他面临危难之时所表现出的胆识让人感叹，他不考虑后果的举措向世人昭示了“义”在票号业中至高无上的地位。雷履泰清楚地看到，来日升昌票号兑银两的多是王公贵族，他们的行为也是无奈之举，为国难所致。当灾难过去后，他们又会重新活跃在京城。这些人在京城的政治和经济实力都不容忽视。从长远看，票号虽冒一定的风险，但有可能在将来给自己带来更多更大的机会，而机会要靠现在去把握。
雷履泰的这次选择，可谓是一次博弈，让很多人担心日升昌未来的发展。不过，日后的事实证明，雷履泰的判断是准确的。当慈禧带着逃亡的贵族回到北京之后，当日升昌票号在北京的分号再次开业时，不仅普通百姓将积蓄放心地存入票号，就连朝廷也将大笔的宫银交给票号汇兑、收存，日升昌票号开始掌管国资的流动，可见其生意之兴隆。
有了皇室的青睐，日升昌自然名气大涨。虽然当时的票号继起者甚多，但没有一家敢与之匹敌，唯有日升昌始终居于领军地位。时间一长，日升昌票号也得到了“天下第一号”、“汇通天下”之称。由于雷履泰在号中日夜操劳，功绩显赫，同仁在祝其七十大寿时特赠金字牌匾一块，上书“拔乎其萃”四个大字，赞美他的才华与业绩实为“晚清晋商第一人”
发家感悟
纵观中国古代商人，有雷履泰一般成就的人不在少数，但是，像他一般开创一个行业、建立一套行业体系的商人却少之又少。日升昌票号形成了一套独具中国特色，又与现代企业制度相近的企业结构和治理方式。其中最主要的，包括两权分离、“顶身股”、“严格号规”、“酌盈济虚，抽疲转快”等制度架构、管理方法和运作模式的源头，大都起自雷履泰。当然，雷履泰也不是凭空创造，而是依赖于晋商在做生意中日积月累形成的制度体系和常规习惯。
当然，晚晴时期的雷履泰自然不会想到这些。他能够成为一代富豪，关键就在于“诚信待客，信誉为本”，视诚信为生命的理念。“人所弃我则取之，人所去我则就之，而公之业益饶”，“与人相对而争利，天下之至难也”。这是雷履泰一生的经营理念，充分表现出了“以义制利”的观点。经商之人，不能贪一时之利而目光短浅，不能在利益面前丢失了为商、为人的根本。由此可见，“义”实际上是获利的一种方式，而且是经商的天道。
雷履泰的发家之路，深刻阐明了晋商为何能享誉四海的关键所在。梁启超也曾说：“晋商笃守信用。”晋商“轻财尚义，业商而无市井之气”，“重廉耻而不失体面”，以崇信尚义为准则时刻约束自身，将严守信誉的商业美德代代相传。他们“绝不赚昧心钱”，以做信义取利的诚贾廉商为荣。他们受一事诺一言，把信义和取利结合在一起，在商界中美誉相传，形成了其稳固的商业地位。雷履泰的发家之路，对于如今依然有着深刻的影响，他的创业之法，他的管理模式，成为了中国商业史上不可多得的优秀教材。
5.乔致庸——一介儒生成商业大亨
纵观中国历史，弃笔从戎的人物不在少数，但是，弃文从商的儒生却少之又少。一代晋商乔致庸，正是这样的少数派。他的出现，为晋商带来了一股醇厚之风，让尔虞我诈的生意场，充满了一丝水墨典雅之气。乔致庸的出现，延续了晋商一贯的务实、诚信作风；乔致庸的出现，让晋商在飘摇不定的清末时期，展现出了更加夺目的光芒。富可敌国、宅心仁厚……这些词汇，仿佛正为乔致庸量身定做一般。也许，没了乔致庸，晋商的风采就会大打折扣。
背景身世
嘉庆二十三年，乔致庸出生于山西祁县的一个商贾世家。他的家族，在当地已经是小有名气。乔家的第一代乔贵发大约是乾隆年间人，当时为做生意走西口，在包头一个当铺当店员。十余年后，乔贵发和秦姓同乡开了一个小字号广盛公。后来生意不景气，广盛公面临破产。但广盛公的许多生意伙伴认为广盛公东家为人处世不错，不忍看他们破产，相约三年后再来收欠账。
凭借着伙伴的信任，乔贵发的生意越做越好，三年后还清欠款，把广盛公改名为复盛公。此时，已是嘉庆年间。乔贵发的诚信，为乔家赢得了美誉，并把这个传统遗传给了后人。在这种环境中长大，乔致庸自然继承了前人的优点，这为他将来的事业奠定了基础。
发家秘史
弃文从商，一介儒生商场初显老练
乔贵发的开拓，让乔家的资本渐渐雄厚，又经过两代人的努力，当乔致庸出生时，乔家的财富在当地已经数一数二。乔致庸幼年父母双亡，由兄长抚育长大。当时乔家有三门，一门人丁不旺，二门已经出了5个举人，家里竖了5个石旗杆，生意则是乔致庸所在的三门主要在做，但三门却没出过一个举人。乔致庸的大哥有个愿望，就是希望乔致庸能给三门挣个举人，竖个旗杆。如果将来能再中个进士，这辈子的任务就提前完成了。因此，乔致庸并没有走入商界，而是专心致志地读书，努力在科举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然而，就在乔致庸沉浸于四书五经之时，家里却出现了大波动。咸丰初年，北方捻军和南方太平军起义，南北茶路断绝，乔家当时在祁县的大德兴丝茶庄主营生意就是丝茶。乔家虽然主营丝茶，但在当时山西商人中也并非最大。乔致庸的大哥因战乱对生意的重大打击，而一病不起，很难再管理家族事业。
见到大哥病倒，原本一身儒气的乔致庸，不得不丢下书本，开始接手家族生意。当时，有很多人都认为，乔家将会就此没落下去。毕竟，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怎么可能游弋于尔虞我诈的商场之中呢？
不过，虽然很少接触生意场的乔致庸略显稚气，但他却爆发出了令人瞠目的商场智慧。在接手家族生意后，乔致庸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疏通南方的茶路、丝路。当时，祁县鲁村茶叶市场在山西规模很大，正是南方运抵茶叶的主要交易中转市场。其后传统的茶路将分为两路：一是经西口前往新疆塔城、恰克图；二是通过张家口前往东北。漫长的茶路，从南方的武夷山到蒙古腹地，关系着无数茶工、船工、驼队和山西商人的生计。乔家单是丝茶生意，直接间接就关系到上万人的生计。
旅途的艰苦和危险，让精明的乔致庸突然意识到：票号非常重要！当时，乔家还没有涉及票号生意。作为一个新兴行业，票号是平遥人而不是祁县人开创的。当时票号很少，全国也只有5家，其中最大的日升昌也只有7个分号，且不和中小商人打交道，影响非常有限，一般小商人还必须带着银子做生意。当乔致庸意识到票号的广阔前景后，志向是希望有朝一日能汇通天下。
在乔致庸的身上，除了一种天生的儒家之气，还带着书生少见的气质——果断。当他决定在票号行业一展拳脚后，并没有过多犹豫。公元1884年，即光绪十年，乔致庸把大德兴改为大德通，同年专门成立了大德丰票号，专营汇兑，将家族事业改成汇兑为主，茶叶为辅。这个决策，对于乔家来说可谓是里程碑的决定。也正是凭借着这次准确的判断，乔致庸让自己逐渐跻身于当时的富豪之中。
笼人才，重信誉，乔家成就非凡事业
建立了大德丰票号后，乔致庸开始在新的平台展露拳脚。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他深知人才的重要，因此格外提倡“不拘一格用人才”。在乔致庸破格重用的人才中，最具有戏剧性的要数马公甫。马公甫本来是包头一家小杂货铺的记账先生，他感到待在小杂货铺里做一辈子记账先生不会有前途，于是就想方设法结识了复盛公的大掌柜，跳槽来到了复盛公，在复盛公字号里做了最一般的伙计。由于他言辞伶俐、见解深刻，常能一语中的，而且又有独创性的观点，因此颇得大掌柜的赏识。
有一天，大掌柜因为自己有事一时脱不开身，便派他到祁县乔家汇报经营情况。结果，这次汇报给了他一次脱颖而出的好机会。见到乔致庸以后，马公甫条分缕析、侃侃而谈，不仅把包头的经营状况、市场分析汇报得有条有理、无懈可击。而且还在汇报中谈了许多他本人对于未来市场行情的剖析和预测，显出了他对商业的诸多独到见解和真知灼见。
马公甫的各种建议，让乔致庸对眼前这个人不禁刮目相看。通过进一步了解，他感到马公甫是个不一般的人才，当即便破例为他加到分红八厘的待遇。不久，复盛公的大掌柜告老还乡，乔致庸便让马公甫继任复盛公的大掌柜。马公甫对乔东家的慧眼识珠至为感激，自然也是竭力尽忠。他执掌复盛公之后不久，便把复盛公经营得大有起色，同时也带动了整个复字号的生意，使得复字号的效益更上一层楼。乔致庸的这次“选将”，在当地传为美谈，并给包头商界留下了一句谚语：“马公甫一步登天！”
除了马公甫，阎维藩同样是被乔致庸破格录用的。阎维藩原为平遥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庄经理，与年轻武官恩寿交往密切。当恩寿为升迁需要银两时，阎自行做主为恩寿垫支白银10万两。为此，阎维藩被人告发，并受到总号斥责。后恩寿擢升汉口将军，不几年恩寿已归还了所借蔚长厚之银，并为票号开拓了业务。但阎维藩因曾经受到排挤和总号斥责，丧失了对蔚长厚的感情，决计离开蔚长厚，返乡另谋他就。
乔致庸闻知此事，立刻派自己的儿子乔景仪在途中迎接阎维藩。因为乔致庸深知，阎维藩是个不可多得的商界人才！他命其子景仪等人一连等了几天，这才等到阎维藩。
回乡的途中，原本心情低落的阎维藩见乔景仪盛情迎接，心中不由大吃一惊。当乔景仪将其父乔致庸请他相见之意转达后，阎维藩感动不已，决定为乔致庸效力。乔景仪遵从父命又请阎维藩乘轿，自己骑马驱驰左右，并说明此乃家父特地嘱咐。阎维藩感到乔家如此敬他，十分难得，自己也应自谦，不能让年长的乔公子骑马。二人你谦我让，最后阎维藩只好把衣帽放在轿内，算是代他坐轿，本人则与少东家乔景仪并马而行。
当阎维藩来到乔致庸的宅院前，发现乔致庸早已得到消息，在家门口等侯多时。乔致庸亲自把阎维藩迎入屋内，嘘寒问暖，好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又摆下丰盛的宴席款待阎维藩，极尽东家之谊。乔致庸暗中察看阎维藩，见他谈起票号业务，真知灼见，如数家珍。两人越谈越投机，乔家当场聘阎维藩出任乔家大德恒票号大掌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