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营方面，伍秉鉴同欧美各国的重要客户都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并依靠超前的经营理念在对外贸易中迅速崛起。伍秉鉴不但在国内拥有地产、房产、茶园、店铺等，而且他还大胆地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进行铁路投资、证券交易并涉足保险业务等领域。当时的海上霸主英国为了便于在东南亚地区进行殖民统治而开设的东印度公司有时资金周转不灵，便会向伍家借贷，因此，伍秉鉴的怡和商行同时还是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伍秉鉴在经商方面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他也因而在当时西方商界享有极高的知名度，成了洋人眼中的世界首富，曾被一些西方学者称之为“天下第一大富翁”。
商德，伍秉鉴赢得中外尊重
伍秉鉴不但经营有方，十分富有，他还是一个慷慨的人。据说曾有一个来自于美国波士顿的商人与伍秉鉴合作经营了一项生意。在这项生意中，伍秉鉴的资产占了大部分，而主要经营者则是那个波士顿商人。有机会与伍秉鉴合作本是那个波士顿商人的荣耀，而且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赚大钱的机会。但是，这个波士顿商人自己不争气，他由于经营不善，导致这桩生意最终亏了本，他本人不但因此而破了产，进而还欠了伍秉鉴7．2万银元的债务。
破产之后，这个波士顿商人已经是一无所有了，不仅毫无偿还这笔欠款的能力，甚至连回美国的船票都买不起了。伍秉鉴知道此事后，并没有为难他，而是当着这个波士顿商人的面叫人把借据拿出来，对他说：“你是我的第一号‘老友’，你是一个最诚实的人，你只是不走运罢了。”说完，伍秉鉴就把借据撕个粉碎，并向对方表示他们之间的账目已经结清，对方可以随时离开广州回国。在得知这个波士顿商人已经连船票都买不起了之后，伍秉鉴还主动帮他承担了归国的路费。从此，伍浩官的名字享誉美国，被传扬了半个世纪之久，以至于当时美国有一艘商船下水时竟以“伍浩官”命名，可实际上，伍秉鉴并没在这艘船上投过一分钱，是他的商德打动了美国人。
1837年，24岁的美国商人约翰·穆瑞·福布斯回到美国。8年前他前往中国时，还是不名一文的学徒。在中国，福布斯以贩卖茶叶为生，还认了一个义父———当时的商界领袖伍秉鉴。这层关系让他回到美国时口袋里多了50万墨西哥银元的投资。福布斯利用这笔钱开始了一门新生意——修铁路，并成为了当时全美最大的建筑承包商。与其他行商不同，伍秉鉴很愿意尝试新的投资领域，他买有美国的证券，向美国的铁路建设投资。多方面的投入为他换来了更多的收益。“天下第一大富翁”伍家除了和美国商人关系密切以外，同英国行号也有着紧密的联系。但是，在伍秉鉴做成的无数的生意当中，伍秉鉴从来没做过任何一次失信于人的事，也从没欺骗过任何一个他的客户和合作伙伴。诚信，这是伍秉鉴在经商的过程中始终遵循的不变原则。美国商人亨特在自己的自传写道：“由于与被指定同我们做生意的伍氏怡和行交易的便利，以及他们众所周知的诚实，都使我们形成一种对人身和财产的绝对安全感，任何一个曾在这里居住过较长时间的‘老广州’，在离开伍家的商馆时，无不怀有一种依依不舍的惜别心情。”
随着怡和商行虽取得的巨大成功，以及伍氏商德的源远流长，“怡和”这个名字甚至成为了许多商人崇拜的对象。1832年英国人威廉·贾尔丁和詹姆斯·梅色森借用伍家“怡和行”的老字号，创办了“怡和洋行”。鸦片战争之后，香港成为了英国殖民地，“怡和洋行”的总部便由广州迁至香港，成为远东地区最大的英资财团，对香港早期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直到现在，香港人口中还流传着“未有香港，先有怡和”这句话。时至今日，英资的怡和洋行在香港仍然维持相当的业务，包括：置地、牛奶公司、文华东方酒店、香港空运货站、香港货柜码头、惠康超市等等，员工总数超过十万。
伍秉鉴与鸦片战争，怡和行的盛极而衰
在西方的商人眼里，伍秉鉴是一个诚实、亲切、细心、慷慨，而且富有的人，英国人称赞他“善于理财，聪明过人”，但与此同时，英国人心中也很清楚，伍秉鉴同时也有着“他天生有懦弱的性格”这一弱点。
从史料上看，伍家的怡和行向来做的是正经生意，茶叶贸易是伍家最主要的业务。但是，一些伍家担保的外国商人为了谋取暴利，往往夹带鸦片。一方是朝廷官府，一方是多年来贸易往来的生意伙伴，两边都得罪不起。然而，伍秉鉴这一念的懦弱却为伍氏怡和行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1839年，也就是鸦片战争的前一年，满清名臣林则徐来到广州，主持禁烟运动。林则徐一到广州，就把矛头指向了“十三行”的商人们，说他们在私底下帮助洋商贩卖鸦片，毒害国人。为了息事宁人，伍秉鉴派自己的儿子伍崇曜将外商上缴的1037箱鸦片交给林则徐，希望能就此结案。但是，林则徐认定这1037箱鸦片是十三行行商与英商串通一气欺骗官府。3月23日，林则徐派人锁拿伍崇曜等人到钦差大臣行辕审讯。林则徐并没有证据来证明“十三行”和他伍家真的参与了鸦片交易，但是，懦弱得伍秉鉴再次妥协，表示愿以家资报效。但是，林则徐却坚决地下令将伍绍荣革去职衔，逮捕入狱。经过此番折腾，伍秉鉴颜面尽失，斯文扫地。林则徐此举实际上是杀鸡儆猴，对外表明他禁烟的决心，但倒霉的伍家却成为了替罪羊，做了禁烟运动的牺牲品。
林则徐在推行禁烟运动时所使用的强硬手段彻底激怒了英国人。1840年6月，英国远征军封锁珠江口，鸦片战争爆发。据一位美国商人的记录，当伍秉鉴听说英国人派军队打过来了的时候，他当时便“被吓得瘫倒在地”，因为，他争取和平解决鸦片问题的努力彻底失败了。伍秉鉴清楚地知道，英国发动这场战争表面上是因为林则徐的强硬，但实际上的根源则是因为不满“十三行”的垄断贸易，想要在中国打开更多的通商口岸。在这场战争当中，一旦英国获胜，毫无疑问，“十三行”包括他伍家赖以发家的对外贸易垄断地位将会彻底丧失。
伍家，甚至其他行商，都为这场战争贡献了巨额的财富。战争甫一开始，伍秉鉴和十三行的行商们就积极募捐，出资修建堡垒、建造战船、制作大炮，他们衷心希望清政府能够打赢这一仗。但是事与愿违，清军在战争当中全线溃败。1841年5月，英军长驱直入兵临广州城下，奕山统领的清军部队无力亦无心抵抗，于是想出了一条计策——令“十三行”中惯与洋人打交道的商人们前往调停。广州城外，奉命行事的伍崇曜与英军统帅义律展开了谈判。最终，双方签订《广州和约》，按协议，清军退出广州城外60里，并于一个星期内交出600万元赔款；英军则退至虎门炮台以外。
遗憾的是，这次赎城之举没有给伍秉鉴们带来荣誉和感激，而是更多的非议。从战争一开始，跟洋人做生意打交道的行商，就被国人涂上了“汉奸”的阴影。英国人所要求赔偿的这600万元巨款，清政府勒令“十三行”商人承担其中的三分之一，其中，作为“十三行”首领的伍秉鉴所出最多，达到了110万元。但是，不管他们捐献多少银两，却也终究难以抹去他们“勾结洋人，毒害中国”的恶名。
发家感悟
在古代中国，身为一名商人是悲哀的。因为在中国，素来讲究“士农工商”的等级排行，商人就算再有钱，有了钱之后就算再造福乡里多做义举，也会被那些道学先生们扣上唯利是图的帽子。
不仅如此，中国的封建政府对于商人的盘剥也是极其严重的。与伍秉鉴同为“十三行”中的巨商的同文行行商潘正亨曾经说过：“宁为一只狗，不为行商首。”“广东十三行”虽然盛极一时，但是在清政府的眼里，这些商人却是他们取之不尽的财富宝库。除了需要缴纳高额的商税之外，一旦国家发生灾难、战争，皇帝和权贵们家里办红白喜事，或者地方官员向上级讨好，十三行就必须主动报效或捐赠。仅仅是据官方史册的资料统计，从1773年到1835年他们的捐款就达508．5万两白银。悲哀的是，虽然商人们一直不断地将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财富贡献出去，却也还是得不到丝毫的尊重，作为中国古代的商人，他们永远要仰官府的鼻息，在政策的夹缝当中艰难求生。
这就是作为一个古代商人的悲哀。
4.雷履泰——开创历史的传奇晋商
晋商，这是一个中国商业史上不可回避的名词。山西商人，尤其是首创中国历史上票号的山西票号商人，曾在中国历史上显赫一时，直至如今还流传着“山西人善于经商、善于理财”的佳话。而作为票号的开创人——雷履泰，则在众多晋商中展现出了精明实干、诚实守信的气质。他生于商贾之家，却不幸遭遇家道中落；他从事颜料行，却创造了票号行业。甚至，连清王朝也对他感激有加。人们不禁要问，他有何等能耐，可以在风云变幻的清末打造属于自己的财富传奇？若想觅得答案，我们不妨走进雷履泰的传奇一生。
背景身世
作为晋商代表人物，雷履泰在清朝的商界可谓如雷贯耳。雷履泰是平遥县细窑村人，祖籍平遥城内。从曾祖父一代，移居细窑村。来到细窑村后，老大雷中以务农为本，老二雷禄以经商为业。相传雷中到中年时，已骡马成群，有牲畜70余匹。当雷禄经营贸易繁忙时，雷中便安排人马直接参与运输货物，因此雷家日渐富有。雷禄生有七子，其中老七雷金库为雷履泰的祖父。
随着几代人的努力，到了雷履泰出生时，雷家已经在当地小有名气。然而中国有这样一句俗话：富不过三代。年幼时，雷履泰家境颇丰，谁知他的父亲却突然去世，导致家道陡然落魄，几代的财富顿时化为乌有。迫不得已，雷履泰只得放弃读书，到平遥城内的商号当学徒，学习做买卖。也许是吉人自有天相，也许是从小耳濡目染，这个落魄的“公子哥”，竟在生意场上走出了一条更加宽广的路。
发家秘史
小掌柜起步，开创中国“票号”第一人
弃儒从商的雷履泰，正处于清朝嘉庆年间。他到平遥城内的商号当学徒，学习做买卖，先后进过几个商铺，积累了不少的商业知识。雷履泰决心要创出一番事业，否则随着年龄渐长，属于他的黄金时期就要一点点消失了。
当时的山西平遥县，有一家名叫“西裕成”的颜料行。这家颜料庄是制作和贩运相结合的商号，在达蒲村设有规模不小的作坊，在县城西大街、北京崇文门外草厂九条和天津、汉口、重庆等城市设有分庄。“西裕成”颜料行的东家名叫李大全，他与雷履泰的相遇，则充满了传奇色彩：
嘉庆末年，李大全和一位以算命为生的朋友在平遥城皇庙赶庙会，突然朋友指着一位后生说：“李老爷你若能把这后生收下日后定大发其财。”李大全问为什么？朋友答：“这后生实是怀才不遇的奇人，他人不知且难供这后生开销，只有像李老爷你这样的财东才能供起后生的开销，李老爷要信得过鄙人，年后定金银无数。”李大全听后说：“那我就养活他一年看这后生是什么奇才。”朋友又说：“李老爷，鄙人有话在先，这后生想去什么地方、想做什么你都要答应他。”李大全稍作思考后说：“只要他不犯王法。”
随后二人便把后生召唤过来，问后生叫什么，家住哪里，想做什么？得知后生叫雷履泰，家住细窑村，想去京城。李大全见雷履泰颇有学问，为人机敏，心中不免大喜，因此便委任其为汉口分号执事，几年后又调任北京分号负责。
成为小掌柜，志向远大的雷履泰自然不满足于此。因此在掌管颜料行期间，他开始格外注意当前的经济形势。当时，中国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商业资本异常活跃，各地商帮纷纷崛起。由于晋人在外做生意的很多，年终结账，往老家捎钱多让镖局起镖运现款，不仅运费高，而且风险屡出，常有丢失。于是，有人将银钱交北京西裕成分号，由大掌柜写信给总号，在平遥总号取款。起初不过朋友、亲戚，两相投兑，无汇费和手续费。以后乡民感觉此法方便保险，皆求拨兑，并愿付一定汇费。
雷履泰很讲义气，因此，要求雷掌柜帮忙划拨银子的人越来越多。在互利原则下，雷履泰也开始收取一定的手续费。1819年，汇费的收入竟然超过了西裕成当年的颜料经营总收入！老板李大全自然颇为赏识，于是将雷履泰调回平遥总号，委任他为商号大掌柜，统筹全局。
雷履泰的脚步依旧没有停下，汇费的收入让他眼前一亮，认为此乃生财之道，大有发展的必要。雷履泰注意到，这中间有一个关键环节，就是他亲笔签名的那封书信。有了这封信，就可以在北京和平遥两个地方异地取钱。那么，这种书信的形式如果规范化了，是不是就有可能代替中国几千年来笨重的现金交易的方式呢？
精明的雷履泰按捺住心中的激动，开始进行详细的调查。公元1823年，雷履泰总结了唐代“飞钱”以及商业汇兑经验，研究了账局、钱庄、典当各金融业的利弊，集采众长，与东家李大全商妥，投资白银30万两，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专营异地汇兑及存款、放款业务的私人金融机构——日升昌票号。
说起雷履泰为何把商号取名为“日升昌”，这里还有一个典故。相传，有一天傍晚，雷履泰吃过晚饭在铺号内溜了一圈，回到房内靠着铺盖卷就躺下了，忽然见铺面斜对门的木器厂内着了大火，他急忙赶到木器厂前，原来竟是一座金碧辉煌的大院，正在雷掌柜目不暇接之时，忽见东方朝霞里两轮红日喷薄而出，那金辉与宅院相映，异常壮丽。雷履泰一觉醒来，才知道做了一个梦，梦中意向分明是一个飞黄腾达的吉兆，这些情境，立刻在他的脑海里汇聚成这样几个字——日升昌（二日并升光照大地的情景）。
日升昌票号建立后，雷履泰的激情被进一步激发，在经营、管理上大下苦功，生意很快越做越大。日升昌做的是汇兑买卖，就是把银子交到它的柜上，拿上一张由商号开出的汇票，到别的地方的日升昌分号就可以凭票再把银子取出来。因此，当时人们把经营这种业务的商号叫票号。
由于雷履泰信用可靠，因此，很多晋商都愿意与他合作。作为商界能手，谙熟生财的雷履泰，由此及彼，推想到其他商埠的山西商人托镖局起运银钱亦有诸多不便，于是深入调查晋商所经营药材、茶叶、夏布、绸缎、杂货等进销地点，亲派精明、诚实、可靠的伙友，先后于汉口、天津、济南、西安、开封、成都、重庆、长沙、厦门、广州、桂林、南昌、苏州、扬州、上海、镇江、奉天、南京等地设票号分庄。
随着自己的名气越来越大，日升昌票号的生意版图也进一步扩张，就连外省、沿海一带米帮、丝帮亦通过“日升昌”汇兑款项。雷履泰走出的这一步，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展现出了晋商精明的商业头脑，更为自己的进一步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诚信经营，雷履泰展现顶级商人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