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孙子曾子城的少年聪慧，让这个曾老爷子看到了希望，他毫不怀疑地认为，这个孙子日后一定会成为国家栋梁，必须不惜血本培养。令人欣喜的是，曾子城也很争气，16岁，就以第七名的成绩，考中了童生。之后，在曾子城20岁时又进入衡阳唐氏宗祠读书，拜汪觉庵为师。21岁转入湘乡涟滨书院。24岁时又进入了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读书，不久就考中举人。然而，之后两次会试不中，无奈只好留级复读。4年后，曾子城参加了殿试，考中了同进士。虽然可以由此而步入官场，但是曾子城却感觉很失望，他认为自己原本可以考得更好。可能也正是这个耻辱，才触动了曾子城的神经，不久之后，曾子城便改名为曾国藩，意为“国之屏藩”，也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的意思。
和京城那些有钱有势的人相比，曾国藩这个乡下来的同进士，的确没什么好炫耀的地方，他所能做的不过是夹着尾巴做人，好好地做好自己分内的事，而曾国藩这种不算尊贵的出身也就造就了他做事谨小慎微的一种特性。
可在他谨慎的外表下却隐藏着不为人知的远大抱负和宏伟志愿，曾国藩最初对自己的前程充满了热望，他也像京城的每一个达官贵人的子孙一样，渴望着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够找到一棵可以乘凉的大树。恰巧，曾国藩在京参加全国殿试时，遇到了科殿试钦派主考官大学士穆彰阿，而这个人正是曾国藩之后能够在10年之内连升10级的贵人。可相识的最初，这位贵人或许对曾国藩并没有太多的好感。
道光十八年五月初二，也就是在曾国藩虚岁28中同进士后，在礼部堂官的引荐下，曾国藩才有幸平生第一次朝见皇上。然而这位长官对曾国藩的引荐并非是对曾国藩的垂青，而是因为，只要是在翰林院的庶吉士都有这样的机会。虽然如此，对于当时的曾国藩来说是个天大的好消息。自己终于有机会在皇上面前展示自己真实的才华了；道光帝和曾国藩谈话后，给曾国藩作出了“面相不雅，答对却明白，能大用”的评价。然后，就授曾国藩翰林院检讨（掌修大清国历史）的头衔。曾国藩也算自此正式步入了仕途。
曾国藩认为，一个人的地位提高，学识也应同样提升。因此，曾国藩在进入翰林院后就特别注重自身素养的提高，在翰林院的十来年里，曾国藩无论是在知识水平方面还是在修身养性方面，都得到了一个质的提升。后来，虽然曾国藩已经从翰林院庶吉士官升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然而这些官职只不过是舞文弄墨，并没有太多的实权。但是曾国藩却并没有因为这些职位的轻松而选择轻松地生活，而是很好地利用了这段时间来充充电、做做学问。
三位导师助曾国藩十年升十级
曾国藩之所以能在勾心斗角的没落的封建王朝中脱颖而出，关键在于他深明为人处世之理，就是待人以诚、谋人以忠、干事以敬。也正是他这样的作派，才让曾国藩有幸遇上了仕途上的三位导师，一是唐鉴，二是倭仁，三是穆彰阿。
唐鉴对曾国藩的一生行事、修身、做学问影响极大，曾国藩曾向唐鉴请教读书、修身的妙诀。唐鉴则对曾国藩提出八字要诀，即“检摄在外，在‘整齐严肃’四字；持守于内，在‘主一无适’四字。至于读书之法，在专一经；一经果能通，则诸经可旁及；若遽求专精，则万不能通一经。”唐鉴还告诉他，读书应当以《朱子全集》为宗，修身的最好办法是记日记自我检讨。
后来，曾国藩在唐鉴的推荐下，又拜访大学士倭仁。倭仁是唐鉴的弟子，也是当时著名的理学家。倭仁根据自己多年来的修身经验，教曾国藩写日课，“当即写，不宜再因循”。曾国藩当天即开始写日课，“亦照艮峰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曾国藩还把自己的日课册送给倭仁批阅指教，倭仁毫不客气地教曾国藩“扫除一切，须另换一个人”。
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曾国藩三上春闱，首辅军机大臣穆彰阿当时为“总裁”，自此二人有了师生之谊。穆彰阿对曾国藩的学问、文章和行事风格都大为赞赏。曾国藩也一再拜谢穆彰阿的知遇之恩。事实上，曾国藩在有了穆彰阿这个可靠的政治靠山后，再加上自己刻苦修业的深造成就，便在在翰林院脱颖而出、步步高升。
1840年授翰院检，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翰林散馆大比，穆彰阿再次担任总考官。考过之后，曾国藩拜会恩师穆彰阿，并把自己的考卷誊清，双手送上。于是曾国藩又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穆彰阿也对自己这个得意门生关怀备至，有一次皇帝召见曾国藩，很会来事的曾国藩便先到穆府请教，结果穆彰阿设法让曾国藩得知了皇帝召见的内容，结果可想而知。后来，曾国藩官运亨通、一路蹿升。从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后遍任兵部、工部、刑部等跃升为吏部侍郎。可谓连跃十级，从七品升到了正二品。曾国藩如此飞黄腾达，原因很多，既与他本人学有专长有关，又离不开权臣穆彰阿的垂青。
当然，曾国藩的仕途，也非绝对地顺畅，也招致了其他人的嫉妒。公元1848年，38岁的曾国藩为表清白，击败政敌的恶言诽谤，竟当众把自己的衣服脱光，走进银库清点现银，并查清了国库亏空真相。此时已身居四品的曾国藩，也赢得道光皇帝的空前信任，仕途由此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咸丰帝即位后不久，就将大清帝国的五部大权交给了只有42岁的曾国藩，曾国藩一人同时掌管文化部、国防部、司法部、组织部和建设部等重要部门。
文韬武略，铸就千古奇人
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曾国藩因母丧而在家守孝。这时太平天国风起云涌，席卷半个中国，给腐朽的清政府造成重创。尽管清政府从全国各地调集大量八旗、绿营官兵来对付太平军，但仍是捉襟见肘，无暇自顾。因此，清政府屡次颁发奖励团练的命令，企图通过各地的地主武装来遏制革命势力的发展。曾国藩顺势而动，利用自己的巨大影响力，在家乡湖南一带，依靠师徒、亲朋、好友等复杂的人际关系，这个纯粹的文弱书生竟组建了一支地方武装——湘军。1854年2月，湘军倾巢出动，曾国藩发表了《讨粤匪檄》，旨在作政治动员，在这篇檄文里，他把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看做是“荼毒生灵”，“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奇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并号召“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他这样的论述，无疑是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故动员了当时广大的读书人参与到对太平军的斗争当中，为日后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曾国藩残酷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用刑苛酷，不仅他亲自杀人，连他的父亲和四弟也参与杀人游戏。曾国藩用劫掠财物，封官赏爵的办法来鼓舞士气，养成了湘军凶悍残暴的本性。湘军在军事素质落后的清朝武装力量中，成为中国南方地区与太平天国军事力量作战的主力之一。后来天京攻陷，本该享受论功行赏，但清廷顾忌尾大不掉，对曾国藩心存戒心。在镇压了太平军之后，曾国藩很清楚自己的曾氏嫡系的吉字营已成强弩之末，且整个湘军也变得四分五裂，湘淮将帅也不可能联合反清；况湘军官兵经多年抢掠，多有积蓄，人心思归。权衡利弊，恐无胜算，所以曾国藩自剪羽翼以解清廷之疑，继续做忠臣。于是曾国藩上疏奏请裁撤湘军，同时还奏请其弟曾国荃因病回籍调养，以保全其弟。就这样，因为曾国藩的介入，让苟延残喘的大清王朝又往后顺延60年。
曾国藩也因此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
其实，曾国藩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惊人的建树。他培植网罗了一些优秀人才，如左宗棠，李鸿章都与他有密切关系，李鸿章等更是直接称呼曾国藩为老师。他更是中国近代建设的开拓者，在他的指导下，建造中国第一艘轮船，开启近代制造业的先河；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第一次翻译印刷西方书籍，不仅奠定了近代中国科技基础，而且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安排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其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清末外交部尚书（部长）梁敦彦、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就是此中佼佼者。
他是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的成功实践者，使许多知识分子脱去长衫，投到湘军的旗帜之下。他还是修身齐家治国的成功典范，实现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事业。还成为有史以来升官最快、做官最好、保官最稳、之楷模。但还值得一提的是，他是中国传统文化持家教子的最大成功者，他著名的《家书》讲究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一个人，能在诸多领域，取得如此卓越的惊人成就，可见，曾国藩确实是一位史上罕见的政治奇才。
发家感悟
对曾国藩的发家评价，近百年来呈现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毁誉参半的现象。对其褒扬者有之，斥骂者也不乏其人。褒者称之为：晚清重臣，杰出的军事统帅，优秀的文学家、思想家，中国近代化事业的开拓者，洋务运动的创始人。贬者则称之为：行将就木的大清王朝的中流砥柱、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民贼、元凶、汉奸、民族罪人、擅权滥杀的“曾剃头”。
显然，这两种不同的观点，都有大批的人回应和支持。但客观地讲，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其文治武功都堪称震古烁今。
因此，曾国藩的发家是有足够的理论支撑的，他在很多领域都刷新了历史，比如，他不但是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的成功实践者，而且还是中国现代化的开拓者。最难能可贵的是他被视作修身齐家治国的成功典范。至于他在仕途上的连续升迁，更被后人视作升官和保官的楷模。另外，他在网罗培养和使用人才上也被看做一流高手，同时他还是持家教子的最大成功者，因而他被后人看做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尊精神偶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