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起初过分轻视中国，以为随便比画两下，中国就会认。
作为对手，傲慢的日本人认为当时的中国还远不够格，日本的目标、假想敌是苏联和英美。日本出兵后，见国民政府不服，他们就逐渐增加兵力、压力，尽量切断国民政府寻求外援的通道。
但是，穷兵黩武并没有给日本带来好的结果。早在日本全面侵华之前，美国在华的《密勒氏评论报》记者鲍惠尔在1936年前后，通过走访东北、日本、西伯利亚等地区后，就曾得到一个印象，即日本吞并满洲之后，日本不仅没有因此变得富裕，反而变得相对贫困了。其实，石原莞尔也总是抱怨关东军的那帮急功近利、残暴不仁的家伙，打乱了他起初大力建设满洲的阴谋。
重光葵反思这段历史时，也曾指出：
日本原应极力隐忍自重，不该插手满洲以外的地区，但由于政府的无能和军部的鲁莽，在华北地区发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由满洲事变发展到卢沟桥事变，进而扩大成日中全面战争。究其原因，是由于日本的政治机构遭到破坏，而这又是因为日本国民政治力量不足。以卢沟桥事变作为导火线的日中战争，导致日本走上了失败的道路。（《昭和之动乱》）
在此时的日本，很多人都实际或变相地加入了军事冒险的行列，他们是怀着一种赌徒的心理，总是以为“马上”就可以解决中国事变，而苏联、英美“最近”又不会干涉，所以他们逐次投入兵力，在错误的方向上越陷越深，终于不能自拔。日本的这种举动，与越战时期的美军倒有些相似。
尤其苏联始终是日本的一块心病，是悬在他们头上的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所以这也就造成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日本不得不陆续增加兵力投入中国战场；另一方面为了保护侧翼的安全，又不得不增加关东军兵力以防备苏联。如此一来，也就大大分散了日本的兵力，以致百万关东军被晾在一边无所作为（其实是准备三个拳头打人，海军还在监视英美）。
直到1939年，为了打破这个不堪的局面，关东军蓄意挑起了与苏联、蒙古的战争。可是经过诺门坎一役，关东军损失惨重，一下子就被苏联打老实了。之后，德国又出卖了日本，于8月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眼见苏联的威胁没有解除，中国的抵抗势力依然活跃，侵华日军已经深陷战争泥潭；而最可怕的是，英国、法国此时已经进入了战争状态，德国尚且前途未卜，所以一向嚣张的日本真的感觉到恐惧了，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一种选择——赶紧与重庆方面停战，然后退出中国战场！
1939年日军的战力下降、伤亡加大，杀伤同数量中国军队所付出的代价已是1938年的1.7倍。战争已经形成了残暴而狡猾的日军最不愿意看到的消耗战，此时对华兵力投入也已达到8年中的最高点，即85万左右（不包括关东军）。对于发动对中国的战争，日本天皇此时也动摇得非常厉害，经常宣讲类似的话：“日本轻视了支那，应该尽快停止战争，奋发10年以增强国力。”
当然了，说得很好听，但是，已经吃进嘴里的东西，贪婪的日本人是不可能轻易吐出来的，此时他们的目标是“以华制华”，即通过扶植一个伪政权同重庆方面对抗，甚至合流，自己则可以全身而退。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940年3月，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
1940年6月，法国战败投降，日本人的精神顿时一振。
此时的英国孤军作战、处境困难，本土不断受到德国空军的攻击。7月18日，英国屈服于日本的要求，答应暂时关闭援蒋的滇缅公路三个月。滇缅公路被封锁，援助重庆方面的物质通道被切断，此举影响甚大，为此美国的通讯社驻重庆记者们传闻道：由于对战争前景空前的悲观，最近中国人中关于对日和平问题的议论急剧上升，一般认为战争将在六个月内结束，政府将还都南京，与伪政府合流。
随着法国的迅速败亡，日本的“军事冒险家们”更加不可一世。9月，日本方面又一个“下克上”的重大事件发生了，这就是继满洲事变、诺门坎事件的第三大无组织、无纪律行动，即“北部法属印度支那进驻事件”。
这一事件，连同中国事变，大大地转变了美国的态度，使得美国对日态度越发强硬，以至于要切断对日的石油、橡胶等战略物资的供应。美日双方又展开了一场不顺利的和谈，最终，狗急跳墙的日本只得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此时，苦撑待变的中国以“以空间换时间”的目的终于达到了，蒋介石可以睡个安生觉了。
当苏德战争爆发以后，苏联的远东部队基本上都被调到了西线，这样也就给了没有了后顾之忧的日本以集中兵力的机会。随即，日本制订了一个“5号作战”计划，根据该计划，日军要集中15个师团和2个混成旅团，从陕西、湖北两个方向突入四川，以达到“歼灭敌中央军主力，同时占领四川省要地，借以摧毁敌方抗战根据地，迫使重庆政权屈服和崩溃”的目的。
这一计划从1942年9月开始着手准备，预备次年春季实施。假如这一计划真的得以顺利实施，重庆政权是否崩溃的确是个未知数，虽然蒋介石曾经表示即便退到西康，也依然抗战到底，可是四川沦陷对于中国人心、士气以及抵抗能力的打击，也许是致命的。
然而，日本的狼子野心注定得不到好的结局，由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迅速恶化的形势，不得不令大本营从中国战场陆续调兵；另外，苏德战场上的形势也发生了逆转，尤其是日军在华北敌后战场发动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消耗、损失了大量人员、物资，但仍未能实现歼灭中共军队的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的企图，因此日本大本营不得不推迟以至停止其进攻陕西、四川的计划。
从此以后，日本再也不具备夺占四川、严重威胁国民政府生存的机遇和实力了，中国也就这样熬过了八年抗战。
总之，我们不难看出，日本人的胃口是无止境的，这是一个不懂得妥协、非常好面子的民族，还有一个极不协调的政府在发动和领导战争，所以他们最后的命运，只能是无条件投降。
抗战的历史虽然已经离我们远去了，但是我们重新关注这一段历史，重新做一番批评、检讨，正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避免某些历史悲剧的重演。
就像马基雅维利所说的：“历史是人生无限经验的记录，在此记录中，人们和国家可以找到其模范和警告。”
又如李德?哈特所言：“历史可以指示我们应该避免什么，即令并不能指导应该做什么。”
首先，我们不能不承认，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在淞沪会战的战略、战术方面，都是失败的（张发奎后来在检讨抗日战争时甚至说，从没打过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胜仗）。就像有人指出的：“中国统帅部以大量兵力集中淞沪，既削弱了华北抗日战力，又未保住京沪杭地区；而上海、南京失守，长江门户洞开，对武汉和华中腹地威胁极大。这不能被视为是战略上的成功。”
在当时，国民党内有些人，诸如陈诚，为了面子上好看，或者说内心不愿意承认失败，所以他在总结淞沪会战的得失经验教训时认为：
淞沪会战是我们导演的战役，而敌人在我们导演之下，弄假成真，以为南京一破，凯旋可期，因之由北而南的侵扰，变成由东而西的仰攻，这便是沪战最大的成功所在……中国境内用兵，由北而南者无不胜，由南而北者除明之灭元、国民革命军之北伐外，胜利的纪录绝鲜。日寇于据有冀察后，如抄袭元清故事，挥兵南下，以偏师出洛阳，塞潼关之口，以主力趋武汉，关长江之门，则中国东西纵剖为二，西北方面进不能出，东南方面退不能入，此时我们的持久抗战，恐怕就要困难多了。太平天国之乱时，曾国藩在危难中，仍分兵回师武汉，可见争取武汉为兵家当务之急。今日阀估计错误，急其所当缓，遂予我以从容撤退的机会，否则能够退到四川的，恐怕只有少数能飞的要人，则中枢早已解体，尚何有于长期抗战？
当然，就像前文分析的，假如中日全面战争能够推迟几年爆发，对于中国的处境一定会非常有利；或者，如果淞沪会战可以打成京沪会战，中国军队只要能在长三角地区坚持半年以上，中国的处境也会好得多，也许可以体面地达成停战。那个时候兴许英美的态度都会坚决一些。假如英美真的制裁日本，日本缺少了石油等战略物质的供应，就很难将战争进行下去。
淞沪会战的失利，主要责任还是要由蒋介石来负，他在战略上的低能，可以说是公认的。杨奎松曾经分析说：“蒋介石太注重小节，使得他事无巨细都要亲自去管，这不能不影响到他的政治决断力和军事指挥的能力，其魄力和想像力受到明显的局限……但是，蒋介石考虑军事问题时，战略上的考虑却十分欠缺。他关注的往往是一些细节……反映到军事指挥上，他经常关注的也是一些明显应该是由那些团长营长去关心的问题。”（《民国人物过眼录》）
高华在《六十年后再论国民党大陆失败之原因》一文中也指出，套在蒋介石脖子上的致命绳索是他以“保城守地”为中心的军事战略方针，蒋介石太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及国际观感了。
还有一个需要大家注意的问题，就是蒋介石并不是凭借军事指挥能力爬上统帅高位的，而是依靠政治权谋，所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自从“蒋团长”掌握重兵以来，军事上为何一直是乏善可陈。军事实在是蒋介石这辈子的短板和软肋，可他偏偏又不放心别人指挥、掌握军队，因为他比谁都明白握紧枪杆子的极端重要性。
黄仁宇在其《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一书中也为我们指出：淞沪会战的整个作战，蒋介石事先并没有一个全盘计划，最后形成了一个奇怪的局面，即“蒋介石在上海地区集结兵力迎战，可能出敌不意，而敌之对策亦出蒋之不意”。
不过，蒋介石诚然能力不佳，可是由于日本方面内部矛盾重重，军事、政治、外交往往很不一致，同中国过招的不是一个正常的群体、正常的国家，更使得蒋介石无从正确判断形势，这可能也是他连连失策的一大主因。
实际上，在上海开辟第二战场、将日军吸引至华东方面，在战略上本来是很可取的。但是由于战术上的失败，导致这一战略也就走向了它的反面。用一句俗语，可谓是“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
淞沪会战的成败也直接影响了日本对待中国的态度。它使得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占据了上风，终于将日本整个拉入了战争泥潭——因此从长远看，这既是中国走向悲剧的开始，也是日本走向悲剧的开始，这注定是一场双输的战争。
中日战争尤其是那些反战人士的悲剧，宫崎世民是一位日中友好人士，1937年战争爆发时，他已经35岁，可是仍然被征召入伍。
目的地是上海。在吴淞口海面，有很多军用船排着长队等待入港，所以“白山丸”在海面整整停泊了三天。夜间，为了避免遭受空袭，实行灯火管制。因为实在百无聊赖，所以大家决定办一个演艺会玩玩。同乘一条船的护士们也出席了演艺会。我被大家推着登上了演出台，没有办法，吟了一首唐诗：《凉州词日本的对华侵略诚然是蓄谋已久，假如1937年双方不大打出手，中日之间在1940年前后也许难免仍有一大战，但是对于中国而言，最好的局面是什么呢？应该是等到西方大国放弃“绥靖主义”，国际环境改善，实力已有所扩充的中国此时才正宜向日本讨还失地。那时全面较量也许不会爆发，即便爆发，也不可能像后来那样惨烈。
另外我相信，在国际势力的积极干预下，日本也许会有所收敛——这样来看，对于中国是一个最好的结果，对于日本也是不错的。不过，从日本的民族性看，这大概的确是一个见了棺材都未必落泪的民族，不碰得头破血流，就不知道反省。
当然了，这一切的前提也可以是1937年中国方面成功地组织了淞沪会战。日本侵华不仅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创伤，对于中国历史的走向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八年抗战，带给了中国太多的伤痛、苦难和死亡，诸如这些名词，“南京大屠杀”、“花园口黄河决堤”、“长沙文夕大火”、“重庆大轰炸”等等，有时候触景生情，心里总是格外的辛酸。
假如能够将伤害降低到最小的限度，那该是中国多大的幸运。而另一方面，日本作为侵略国，带给中国如此巨大的破坏和伤害，事后又基本没有什么赔偿，假如今天他们仍旧不知道反省，那么那些曾经被侵略、被损害的人们，是决然不会宽恕他们的；日本在亚洲，也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