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张发奎与蒋介石的关系还是不错的，但是在新军阀混战中，由于张发奎在政治上紧紧跟随“护党”的汪精卫，因此一度参与了反蒋活动；只是汪精卫本人对张并无多少青睐和关心，以至于身处逆境、无政治野心的张发奎不免有些丧气。九一八事变后，张发奎力主抗日，只因报国无门不得不于1932年10月只身出国游历欧美。1935年春，张发奎回国后在见蒋时仍然宣称：“今后中国之出路，唯有抗战之一途。”于是蒋介石许他日后为抗日先锋。次年，张发奎被任命为皖、赣、浙、闽四省边区总指挥及苏浙边区绥靖主任，专事督办抗日防御工事。
七七事变发生后，张发奎终于有了杀敌报国的机会，他表示：“如果这次再不能对日作战，我决定入山为僧，今后永不问世事。”不过，蒋介石还是只给他安排了一个相对轻松、沉寂的战场。但是，眼见左翼军方面战况的紧张、激烈，张发奎便决定用各种方法给予策应和支援。
除了派出一个师直接增援左翼军外，右翼军也不断地以炮兵在浦东的洋泾附近袭击敌人的侧背，来策应左翼军方面的作战。浦东方面的这支炮兵在作战中可夸耀之处甚多，确曾发挥过相当的威力，所以在当时就被一般人称为“神炮”，具备了相当的传奇色彩。
实际上，这不过是数门75毫米口径的卜福斯山炮，这种炮是位于瑞典的克虏伯军火工业的子公司卜福斯厂生产的，1930年才开发成功，是当时最新式、最先进的山炮，只要操作正确，几乎百发百中。1931年以后德国军火商就携带着该炮来中国推销，在顾问团推动下，国民政府先后购买了48门这种卜福斯山炮。此炮不仅对于炮兵部队制式化、现代化贡献颇大，也在作战中发挥了重大的杀伤作用。只是可惜的是，这种炮口径太小，杀伤力毕竟有限。
在张发奎的指挥下，“神炮”不断打击敌人的“出云号”旗舰，轰击虹口的日军司令部，使敌人不断感受着威胁。为了消除这种威胁，日军曾采取种种侦察手段，不间断出动飞机，企图搜寻该炮兵阵地，毁灭该炮兵的力量。但是由于作战灵活、神出鬼没，日军自始至终都无法找到右翼军的炮兵阵地，更无法制止来自神炮的每天黄昏和夜间的袭击。
有一次，经过侦察，炮兵团长孙生芝会同德国顾问比格尔，决定奇袭日军设在原浦西高尔夫球场的机场。他们将炮兵阵地设在了距离江边300米处的英美烟草公司大楼东南，夜晚10时进入阵地，计有卜福斯炮8门，每炮配炮弹百发；为了避免日军的报复，进入阵地和撤出阵地要力求做到动作迅速、隐蔽，一切准备工作须于午夜12时前完成。
当时，日军飞机场经常停有30架左右的轰炸机和驱逐机，每天拂晓前机场都会灯火通明，根据侦察结果，从打开电灯到首批飞机起飞，期间约50分钟，这一时间就是进行奇袭的时刻。凌晨日军的电灯亮后3分钟，在试射一弹取得满意效果后，神炮们即迅速开始大面积射击，不过8分钟的时间，全部炮弹就已打完，随即开始转移。直到10分钟后，回过神来的日军开始盲目还击，炮击持续了整个上午。
除了浦东一些军民伤亡、部分民房受损失外，炮兵部队丝毫未损。据事后得悉，此次奇袭，共击毁敌机5架、击伤7架，另有部分人员伤亡。
张发奎对于这几门神炮可谓爱护有加，不但常常亲自去指挥射击，并且在这场会战终了的最困难的时候，还用尽方法，把它们全部安全地转移到了后方。
张发奎曾自豪地回忆道：“炮兵阵地的位置，是在浦东洋泾附近。为尽量发挥威力及避免敌方空军的威胁计，当时就在对岸设了一个秘密的观测所，利用海底电线的通信，协助我们指挥炮兵的射击和修正弹着点的偏差。同时，炮兵的活动时间，常在黄昏和夜间，白昼我们就把各阵地巧妙地伪装起来，或将各炮移动藏于沟渠和竹林的深处。”
不过也有过一次危险经历，当时有几位新闻记者到战地访问，他们慕名要求去看一看“神炮”的雄姿，经过炮兵营长的许可，记者们跟着到了竹林内隐秘的炮兵阵地里，并在那里拍摄了一些照片。第二天早上，战地的详情见报，上面连炮兵阵地的照片也一并刊登了出来。张发奎有清晨看报的习惯，他立即注意到了刊载于《时事新报》上的这篇报道，凭着指挥官的敏感，他当即认为此举极有可能暴露出炮兵阵地的所在，所以赶紧命炮兵们转移阵地。果不出所料，中午时分日军便出动飞机将所有洋泾附近的竹林炸了个精光。
张发奎起初就明白卜福斯山炮虽然精准，可威力有限，因此他曾建议统帅部，主张由乍浦附近海岸赶筑一条可以运输重炮兵的临时公路，直达浦东，效法海岸游动炮兵的使用方法，调集一部重炮兵使用于浦东方面。假如浦东地区真的能够有较多的炮量和较大口径的炮种，对于此次会战的帮助一定更大，可惜统帅部没能采纳张的这个建议。
9月初，当上海的战事出现不利态势的时候，张发奎与张治中便一起建议最高统帅部，主张对上海作战使用兵力的最高点，应作一个精密的数字计算，并建议如果超过了这个限度仍不能压制当面的敌人时，则战略应转变为持久消耗战。另外，为了保障这一战略的成功实施，须先以10个师的兵力预先占领苏嘉、吴福线之既设阵地，以为第二抵抗线，此10个师的兵力实为战略预备队，除非在扩张战果方面，不得为其他状况而使用。
二张还明白表示，愿自接受敌人攻击之日起，负责固守此既设阵地3个月时间的责任。可是蒋介石不赞成这一稳妥的建议，他认为上海是必争之地，应不惜一切牺牲来确保这个地区；又因当时日军的增援部队尚未全部到达，战况亦有时稍为沉寂，于是也有些将领们便为此种情况所惑，以为敌人的攻势已至极点。
日军为了扫除浦东对其侧背的威胁，也曾经试图采取登陆行动，但由于右翼军的严密戒备，敌人几十次的登陆行动都没有成功。可是张发奎仍然为左翼军的处境感到不安，他常常顾虑敌人如在左翼军正面突破企图不能成功时，他们可能采取侧面的迂回行动，这也是优势敌人惯常使用的招数。
浦东右侧的金山方面是张发奎最不放心的地区，他曾记得在戚继光抗倭时代，日本就曾在金山登陆而扰乱浙境。当地海岸有40英尺以上的水位深度，又有利于登陆运动的沙滩及可作为滩头阵地的据点；对于现代海军而言，也是一个较为理想的登陆地点。张发奎认为，历史实有重演的可能，为了这个侧面的顾虑，他曾亲自实地侦察那里的地形，并在那里配置了一连炮兵和一营步兵，再三叮嘱他们对海面要作特别戒备。同时，张发奎又命令他们编组了一队渔船，远出海面从事广远的搜索。
为欲彻底明了实地的情况，我亦常亲自或令幕僚至沿海地带和浦东方面巡视警戒部队和火线的战况，并把全线的防御组织严密起来。整个右翼方面虽无特别紧张的情况，但我必须在缜密戒备方面努力，使统帅部可以集中全力于左翼和中央方面的作战，免去了对右翼方面的忧虑。
10月30日，朱绍良调任甘肃省主席，其所遣中央兵团的任务，最高统帅部交张发奎接任，而右翼方面的指挥责任交给第十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将军接替。此时，第十集团军部队正从杭州向前推进，张一面担忧沿海地带的侧面和刘集团军能否确实接防，一面又感于上海方面的紧张状况，将如何去挽救这危殆的局面。
我此时陷入了无限的焦虑，以沉重的决心，担当这残破而没有把握挽救的局面，这在我生命史中是最痛苦的记忆。
11月2日，张发奎的指挥部由南桥移至龙华西侧的北干山，这是极接近火线的位置。当他到达那里时，情况已变化了，第一线的部队已陷于紊乱状态；同时，渡河的敌人对部队造成侧面的威胁，也正在日益扩大中。但第一线已经没有可以抽调的部队，后援的兵团又迟迟未能到达，他除了竭尽一切努力来调整这个紊乱的形势外，对于整个战局越发悲观。
打了那么多年的仗，张发奎的直觉总是有的，而且没几天，残酷的现实就验证了他的这种直觉。
上海位于长江三角洲的东端，东临东海，北枕长江，南临杭州湾，三面环水，非常利于进攻军队的登陆作战。
从杭州湾的澉浦到长江的浏河口，全部海岸和江岸线根据登陆条件的不同，可以大致分为八个地段：从杭州湾的新仓到澉浦段，不适于登陆；海盐到乍浦段，可以容纳一个师左右的兵力登陆，但不便于向纵深扩展；只有从全公亭到柘林的金山卫地区，这里不仅可以容纳三个师左右的兵力登陆，而且上陆后便于战役展开，并迅速向纵深推进；奉贤的柘林以东以北到南汇老港，暗礁和浅滩较多，岸上也无通往内陆的良好道路，很不适于联合兵团上陆作战；川沙的白龙江，可供登陆兵实行战术性登陆；从白龙江到吴淞口，海岸水深，但沙滩很多，航道狭窄，也不易于大兵团实行展开；位于黄浦江与长江交汇处的吴淞口，水深港阔，便于重兵上陆和展开；吴淞口到浏河口，也有多处登陆地点，便于上岸和展开。
由此不难看出，在上海的北面是适于登陆作战的，那里正是日军八九月间的选择。可是如果继续在这一带登陆的话，就起不到战役奇袭和一举包抄中国军队后路的效果，达不到迅速解决事变的意图。另外，金山卫地区还有三条公路和一条铁路通往上海和杭州，同时又有经太湖南面通往苏皖边境和南京的交通要道。因此说，假如日军选择从上海南面的金山卫登陆，就非常容易达成出其不意的战役效果；尤其重要的是，金山卫地区的防守非常薄弱。
金山卫防备虚弱，实际上也是一系列研判错误酿成的结果。不得不说，中国方面的有关人员，态度太过于草率了。
比如1933年时，南京陆军大学第十期学员到金山卫进行野外战术实习和调查，居然得出结论说此地不宜登陆作战；1935年，时任全国警卫执行部主任的唐生智，也曾带领参谋人员到金山卫进行实地考察，他们也误判了这一带的形势地位，结果反而选筑了乍浦到嘉兴线的据点工事。
也就是根据这些认识上的错误，南京军事当局在规划、建筑京沪杭国防工程时，竟未将金山卫的设防事宜纳入计划之中；而当淞沪战争爆发之际，淞沪警备司令部更未在金山卫一带设置监视哨或瞭望哨。只是张发奎出于谨慎，才派出了一小股部队在此监视和警戒。
当上海的战事进入最紧张的阶段后，蒋介石、顾祝同、陈诚等人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了正面战场上，而且他们判断，即使日本再有大规模增援行动，也必然选择在此前的长江方面；即便是选择在杭州湾北岸上陆，也应该是在乍浦，因此金山卫一带的防守丝毫未受到重视。
后来主力部队都被抽调到了正面战场上，杭州湾北岸从澉浦到柘林长达90千米的海岸线，右翼军只在这里配备了第二十八军的两个师：以陈光中为师长的第六十三师，担任乍浦到澉浦的守备；以陶柳为师长的第六十二师，担任全公亭、金山嘴之间的守卫。在浦东方面，还有李松山的第五十五师及张銮基的第四十五独立旅担任川沙、南汇地区的防守。
这几支部队本来人数就不多，且战斗力很差，可是当苏州河南岸战局危急之时，第三战区司令部又不得不抽调第六十二师到暂时空虚的浦东驻防。这种挖东墙补西墙的举动，就使得整个杭州湾地区的防守形同虚设，日军一旦登岸，必如入无人之境。
其实早在10月18日的时候，军事委员会第一部作战组情报就提出，日军有在杭州湾登陆的企图，但估计登陆部队最多一个师，应该不会对上海战局有什么影响。10月22日，中国方面再次获知日军将有再次大规模增援的举动，此时中国方面也还有生力军不断开到，所以蒋介石对此仍是持走一步看一步的心态，总不会相信连撤退的时间都没有。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古来用兵，从来就没有不留预备队的（当然特殊的情况总是有的）。在一场战役中，预备队通常是占全部兵力的三分之一左右，这样的话，胜利时可以依靠预备队扩张战果，不利时预备队便可以掩护撤退、转移，关键时刻总可以挺身救急。而且不但有战术预备队，有时往往还需要战略预备队，日军的后备增援力量，事实上便都属于预备队。
上海战场国民政府先后投入了70多个师，假如能有10个师的预备队，或者有几支有力的部队留作预备队，那么未来的整个局面绝对会不一样（倒是山西的局面还好一点，他们在娘子关好歹挡了一阵日军，而且娘子关距离太原也远些，给山西作战的中国军队留出了撤退、疏散的时间）。
可是蒋介石却显然犯下了这一兵家大忌，他不但忽视了杭州湾的防守，而且等到出现漏洞时，手上居然也没有了勉强应付的预备队，由此一发而不可收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