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日，日本海军还出动飞机，越洋轰炸了南京、南昌、汉口等城市。轰炸南京成为对不设防城市的非法轰炸，致使美国等的态度趋向强硬。与此同时，蒋介石下达了全国总动员令，设立大本营，亲自就任陆海空总司令，并将全国暂时划分为四个战区。
在8月17日的内阁会议上，杉山元又发言道：“对内对外关系均须采取自主行动。各种事项应向战时体制转移。为此，有必要迅速召开临时会议。陆军方面亦考虑提出重要预算及法律方案。”（《长编》）
首相近卫文麿对采取自主行动完全抱有同感，他就是不想让日本看欧美列强的脸色；同时他也认为，各种事项向战时体制转移同属必要。其他阁僚也没有异议，并决定于9月3日召开临时会议。
同日，天皇召见了松井石根，并赐敕语。天皇又向松井垂询达成任务的方针，松井回答道：“派遣军在执行任务上，密切与我海军协力，并与当地我方官宪，特别是各国外交使团及其驻军紧密联系，以期尽速恢复上海附近治安。”（《长编》）
松井嘴上说的好听，可是心里又是另一套。他的人生已至垂暮之年，趁此大好良机，不闹出点动静，不建立一份“勋功”，不青史留名，他此生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而且他本身是皇道派中的一员，这几年被压制得厉害，这一次怎么也得露一手。
何况，松井对于中国问题，本身就有自己的见解，那就是他认为中国人“敬酒不吃吃罚酒”。
这里我们好好地介绍一下松井石根吧，他可以说是战争扩大化、日军全面侵华的罪魁之一，及南京大屠杀的最大责任人。
松井于1878年出生于日本名古屋市，他的父亲是一位旧武士、汉学家，先祖乃是日本战国时代的名将松井宗信，可以说家世还是不错的。他以学科排名第二名的优异成绩，于1898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九期，与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本庄繁、阿部信行等为同期生，这几位全是后来皇道派的主将。其后松井进入参谋的培养摇篮——日本陆军大学，最后以学科排名第一的出色成绩毕业（军刀组，天皇御赐前六名以军刀）。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被迫中断学业的松井随军到东北参战，因表现突出而获得两枚勋章。在一次战役中他所在的中队几乎被俄军全歼，他本人则受了腿伤，但侥幸回到国内并得以继续学业。松井与中国结下了很深的渊源，比如1915年他曾调任驻上海武官，1922年调任哈尔滨特务机关长。此外他还曾任日本参谋本部中国班班员、驻中国广东武官，他在中国共待了13年，还曾一度支持过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及其所倡导的“大亚细亚主义”。
这里我们可以多说一句，其实很多日本人本来并不是一心要侵略中国的，只是后来慢慢有了一个转变，石原莞尔也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石原本来对待中国也很友好，希望亚洲各国联手抵抗西方的入侵；当辛亥革命胜利时，石原就跟自己获得了胜利一样，还专门跑到山顶上去欢呼。后来，他眼见中国如烂泥一块，军阀混战，一盘散沙，才非常有优越感、骄傲地觉得有必要将中国统一到日本的领导之下。当然，这也是日本这个病态民族思考问题的一个特点之一。这所谓的“领导”，其中第一步，就是把东北独立出去，建设一个日、满、汉、蒙、朝鲜等五族共和的“先进国家”，以作为日本的大后方与抵御苏联的前沿。然后再慑服中国，稳定东亚，最终同美国进行决战。
松井也具有一个类似的思想转变，从提倡日中亲善、日中提携，到成为侵华的急先锋。
松井受家庭及环境影响，对于汉学、中国的古诗文、书法等都很精通。松井与蒋介石也算是老熟人了。1908年夏，同盟会革命者陈其美从日本回到上海，准备组织反清暴动。松井此时恰在上海，二人是老相识，陈其美趁机把自己的结拜小兄弟蒋志清拜托给松井照顾。后来，蒋志清去日本留学，就是住在松井家里，他去日本高田联队实习，也是松井做的担保。再后来，在日本不名一文的蒋志清就成了在中国大名鼎鼎的蒋介石。
在“皇姑屯事件”后，松井曾力主严惩幕后黑手河本大作。1932年，松井作为日本陆军全权委员，出席了在日内瓦举行的一次裁军会议。会上，他看到中日代表进行着激烈的争论，而白人则居高临下，像裁判一般从中加以“调解”。这让松井看了心里很不平，更加坚定了他推行“大亚细亚主义”的决心，他于是指出：“日华间的问题要在日华间解决，要将白人统治下的亚细亚重新变为亚细亚人的亚细亚。”
1933年8月，松井调任驻台湾日军司令官，10月晋升为陆军大将，“大将”是日本的最高军衔，如果还要升级，就是作为荣誉称号的“元帅”了。不过，松井的光辉前景很快便因为国内统制派与皇道派的激烈斗争而毁于一旦。1935年8月，日本统制派的灵魂人物、号称“日本第一大脑”的军务局长永田铁山被刺杀，松井因涉嫌此事，被迫于同月引咎辞职，退出了军界。
松井离开军界后，随即把全部精力转入了政界。当时的日本上下苦于中国政府不承认满洲国的合法性，松井认为，中国政界派别林立，凭借自己在中国高层的人脉，以及和蒋介石等人的特殊关系，完全可以在其中找到缝隙，从而求得民国政府对伪满洲国的实际认可。
1936年2月，松井以私人身份开始了他的华南、华中之行，为他的“大亚细亚主义”进行游说，并试探中国方面的反应。当时，两广正在酝酿新的反蒋活动，松井首先会见了国民党资深元老、与蒋介石唱对台戏的胡汉民，接着又会见了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以及广东军阀陈济棠。此行，他名义上是游说这些人支持蒋，实际上则是要探测中国各政治势力对满蒙问题的口风。
3月12日，松井到达南京，他先是同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张群举行了会谈。24日，松井拜访了蒋介石，提出帮助解决两广问题，蒋介石未置可否；继而，松井又提出了承认伪满的问题，结果立即遭到蒋的断然拒绝。松井只得决定退一步，他要求蒋介石只要事实上承认即可，不需要发表公开声明，结果同样令他失望。他在日记中写道：“蒋、张态度尚不十分明朗，蒋对余之单刀直入态度颇为警戒，避免当场作答。”
经过一段长时期的中国之行，松井没有取得任何成果，相反他已经看到，中国所有的政治力量，正在不约而同地把抗日作为自己的主要诉求；也正是在抗日的大旗下，中国开始出现了难得的团结气象。
松井对软的一手已经绝望，所以他开始主张给中国来点硬的：给中国政府一个教训，必须举起铁锤，给南京政府一击，让他们猛醒，让他们反省。这同样是大和民族高高在上的论调，既要侵略，又要打着“崇高”的旗帜。
此次上海事变，终于令松井得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实现个人抱负的机会。他早就对上海和南京附近的地形作过调查，而且也已经想好了在一旦占领上海后就进攻南京；为此他考虑，2个师团的兵力是绝对不够的，因此在离开东京前，他要求拨给上海派遣军5个师团。虽然他的要求没有获得满足，但是在他从东京出发时，近卫文麿与杉山元前来送行，松井还是表态道：“此番无论如何也要打到南京去！所以请首相您理解我这一点。”（近卫文麿《失去的政治》，转引自《日本帝国主义史研究》）
尽管从兵力上看松井是奢望，但对于他的这种想法，近卫诧异之余，还是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在自己创作的汉诗中，松井写道：“汗了绒衣四十年，兴国如梦大江流。君恩未酬人将老，执戟又来四百州。”此中道出的也不仅是他老当益壮的慷慨情怀，更透露着他的勃勃野心。
实际上，开这个扩大口子的，也有杉山元的一份功劳。杉山在内阁会议上的发言，从表面上理解，是在目前不宜暗示军队改变不扩大方针，在原则上要始终坚持。但是他的弦外之音却是，假如因不扩大方针妨害处理事变，而使军事陷于被动，则终将招致事变持久化和扩大的后果；归根结底，就是说今后必须指导军队自主处理事变。
“与此同时，随着出兵上海，事变进入极微妙阶段，可以认为已走上全面战争的道路。为了准备如此事态的演变，亦需强调以确立战时体制为当务之急。”（《长编》）
松井石根以为拥有5个师团的兵力，趁中国军队反应不及就可以直接打到南京去，石原莞尔当时更判断2个师团就可以稳定上海的局面，他们之所以误判形势，主要就是没有想到一向软弱的中国方面会在上海地区抵抗得那么坚决。因为从纯军事角度说，上海地区简直是中国军队的一个绝地，而且日军还可以通过海运进行各种方便的物质、人员补给，大大增加了机动性。
可是蒋介石等人却并非单纯从军事着眼，他之所以选择在上海闹大动静，主要也是为着坚守上海。法肯豪森是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他在上海战争爆发不久就向蒋介石提出，上海是与世界联系的通道，必须长期保持。对此，蒋介石深表赞同。
因此，从8月20日到9月初，大批新调部队进抵上海战场，这其中包括了李铁军的第一师、李文的第七十八师，他们为胡宗南的部队，是中央嫡系的起家部队之一；彭善的第十一师、霍揆章第十四师、李树森第六十七师，这是陈诚“土木系”的基本部队，其中十一师是陈诚的起家部队，该师素以内部坚强、能打硬仗闻名；还有王耀武的第五十一师、俞济时的第五十八师，这两支部队当时还不算出名，直到后来与五十七师合编成为第七十四军（后来的整编七十四师），乃至发展成为中国军队最为骁勇善战和极富传奇色彩的精锐主力之一。当然，这其中也包括了我们在开篇中提到的桂永清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总的来说，中央军的嫡系精锐，基本都已经在列。
进入8月下旬，据日方估计，上海附近的中国军队已经达到15个师左右的兵力，大部分部署在长江、黄浦江沿岸各地，已在构筑阵地。日军增援部队两个师团在马鞍群岛集结，为了登陆时容易靠岸，他们都改乘了小舰艇。
日军第十一师团于23日0时进入川沙河口海上锚地，5时在川沙镇以北地区开始强行登陆，由于攻势凌厉，江岸守备的中国军队被击退。午后，日军占领川沙镇附近，并准备攻击罗店镇。
与此同时，日军第三师团登陆部队在上海分乘汽船，在驱逐舰的前导下，于23日3时在吴淞铁路桥附近强行登陆，他们在驱逐了江岸的中国军队后，进入军工路一线。师团主力跟随登陆，逐次向西南方扩大战果。当日黄昏前，第一线部队已进入自吴淞铁路桥以西约1500米水濠至该栈桥南约500米一线，以后该线即成为日军主力的掩护阵地。而后中国军队虽连日逆袭，均被日军击退。
两师团的第二梯团继第一梯团之后，于23日午后至24日登陆参加了战斗。第十一师团进入川沙镇南方地区后，立即以一部面对浏河镇方向之中国军队，以掩护友军侧面；又以主力攻击罗店镇方面之中国守军，直到28日攻陷罗店镇。
中国军队早已严阵以待，而且在数量上占据了优势，虽然日军的登陆比较顺利，但是他们所面对的却是中国军队越来越大的压力。蕴藻浜以南地区，第九集团军张治中部继续向虹口、杨树浦方面的敌人实施围攻，并在张华浜、南泗塘河地区抗击登陆之敌。蕴藻浜以北地区，以陈诚统率的第十五集团军为主力，沿江阻击日本上陆部队。
张治中在反登陆作战中的表现实在可圈可点。就在他听到敌人已在川沙口登陆的报告后，他感觉所部有被敌人包围的危险，于是决定亲到前线去，一面镇定军心，一面设法挽救眼前的危局。从南翔到江湾虽只有18里路，可是张治中一行一出门就遇上几架敌机在那里来往轰炸扫射，张治中只得决定孤身步行前往；中途，他遇见一个骑脚踏车的传令兵，二话不说，便夺了脚踏车就走。
“一路上，我一会儿停止掩伏，一会儿又乘隙前进，就这样冒险赶到江湾叶家花园第八十七师师部，才把正面军心稳住。”到了江湾后，张治中决定不顾任何困难，抽调第十一师、第九十八师迎击登陆的敌人，当时日机猖狂至极，十一师师长彭善面有难色地对张司令说道：“简直炸得不能抬头，怎么办呢？”张治中厉声道：“不能抬头也得走，难道我能从南翔一路冒轰炸走到江湾，你们就不能从江湾走到罗店吗？”最后，两个师抽调成功，才算收复了罗店，稳定了局面。
就是在8月23日下午，陈诚向蒋介石提出了关于调整淞沪作战部署的五项计划，大致获得认可：
第一，淞沪围攻军仍由张治中指挥，除继续围攻外，同时在原攻击阵地做好固守准备；
第二，抽调一部分主力部队由陈诚直接指挥，主要消灭长江南岸沿江已登陆之敌；
第三，划出部分主力由第十八军军长罗卓英指挥，对狮子林、川沙口登陆之敌进行阻击；
第四，抽出部分主力由第三十九军军长刘和鼎指挥，协助陈诚所部作战，并担任浏河口以西沿江要点之守备，阻击敌之登陆；
第五，抽出部分主力待命于苏州一带，作为总预备队。
这一方略的调整，意味着张治中部对日海军陆战队的围歼已经大致失败，中国军队不得不由进攻态势基本转入防御作战。因此，从8月14日到8月23日，被称为“十日围攻”，它是淞沪会战的第一阶段。从8月24日开始，淞沪会战翻开了新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