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章龙又介绍了自己的好朋友李立三与毛泽东相识，李立三当时刚刚16岁，尚无法与毛泽东对等交换意见，两个人没有太多的交流，所以毛泽东说他只算半个，后来说起这次交友行动，毛泽东称作一共结交了三个半朋友，要说效率也是极高的，另外两个人成了反共分子，历史不再记载他们的名字，而罗章龙、李立三则是中国革命史上的著名的大人物。后人很少讨论罗章龙、李立三与毛泽东的关系，可能有诸多的因素起着作用，但他们是毛泽东除了校友之外的最早的朋友。如果考虑到毛泽东的事业力量主要是人的话，就会知道能被毛泽东称为朋友意味着什么。
我们前面说了，在离开一师之前，毛泽东成了一师最优秀的学生，值得记忆的是三件事，他尝试了军事行动，试着搞了教育，他热衷于广交朋友，这是毛泽东后来行为的微观缩影。离开一师之前，毛泽东还迈出了构成他的事业的关键的一步：建立团队。
名列第一的光荣并非没有意义，除了能给人带来自信，还能带来影响力，它意味着毛泽东身上形成了某种向心力，开始向外发出某种力量。他的校友们最先感受到这种吸引力，毛泽东身边的人多了起来。
1917年冬天，毛泽东、蔡和森、萧瑜等开始商量组织一个团体，立即得到大家的响应。这就能看出一师三杰的号召力，这是毛泽东在读书期间迈出的最有实质性意义的一步。我们查一下党团的定义就会知道，人类社会性主要的体现，就是每个人都是处于不同的组织中的。大到国家、民族，小到村落、班组，各种组织都是不同利益的集合体。组织之间也是千差万别，但自行组织起来则是最积极的进取方式，与被迫地待在某个被规定的团体里不可同日而语。我们举个例子，就知道自发的组织与被动的组织差距有多大。我们常说官员的级别有县团级、地师级、省军级，意思就是管理一个县的官员和带领一个团的军官是平级的，同样省长和军长是同一级，为什么会这样呢？要知道一个团只有一千多人，而一个县有可能几十万人呢。这就是有效组织和被动组织的区别，换句话说，一个团的人马就可以统治或叫控制一个县。毛泽东在一师后期，迈出了最具有实质性的一步就是组团。
1918年4月14日，新民学会正式成立，到会的有毛泽东、蔡和森、萧瑜、何叔衡、萧三、罗章龙等13人，没有到会的有李维汉、周世钊等人。
他们的纪律来自孟子的教诲：“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新民学会成立时并没有明确的政治倾向，只是相约共同奋斗，杨昌济是他们的精神导师。学会最初的时候以萧瑜为首，毛泽东为辅。不过毛泽东与蔡和森很快确定了不会走他们的老师杨昌济这样的专注学问或是其他的清流的道路，这一否定是有意义的。
学生在学校期间，最易受到某种诱惑，那就是名人效应，就如同现代社会的追星。在历史的书卷中，多数有名气的并不是帝王将相、豪富巨贾，而是文化名流。世俗领域中的巨大成功没有偶然的，都是付出重大代价后方才有可能成功。但如同现代靠着一首歌就可以迅速蹿红一样，古代中国是靠着一首诗词亦可一举成名天下知。明白人并不排斥这种成功，因为这毕竟是一点天才的火花，但这不能成为人生道路的一种选择，就如同文学青年一样，一支笔一张纸，就可以开张，但最终成为名人的，比中大奖的还要少。年轻人必须要事先学会否定这种道路，而不是失败后后悔不已，因为这样的路起步太容易了，而起步容易则意味着参与者众多，这个行业的成功和努力关系不大，而是天赋机遇占据的比例太大，其实这个否定的答案在《三国演义》中就有，就是诸葛亮舌战群儒那一段。
诸葛亮是对的，因为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是社会性动物，在享受他人的帮助的同时，必须付出，必须承担社会责任。一个人生在和平时期，可以较为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职业，可以搞搞学问，玩玩文字游戏，只要不伤害别人都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处于乱世，这样的行为则是一种没有责任心的自私行为。在诸葛亮生活的东汉末年，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十室九空的大动乱时期，诸葛亮出山了，获得了千秋功名，虽然他的事业没有获得最后的成功，但从他没有放弃自己的责任这一点看，他依然是值得称颂的，依然是一个成功者。动乱之时需要行动力，诸葛亮就是一个行动者，毛泽东是一个更加积极的行动者，他没有等待别人的赏识和三顾茅庐，而是自己组织了团队。
许多学生在离开校园时有一个常见的错误，就是认为他们获得的较高的学历会使他们今后的生活更轻松，这实在是一个误会。事实正好相反，毕业的你将面对更为激烈的竞争。不要认为通过好好读书就能获得成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时代早就过去了，这个社会是平衡的，给予你的同时，也就剥夺了你。中国社会发明了科举制度，使得年轻人只要书念得好就有机会获得官位和工作机会，但也就剥夺了年轻人成为独立自由的人的资格，当然也失去了成为最高统治者的机会和可能。读书只能获得高学历，高学历只能说明你获得了某种资格，是一张参加更高级别的竞争的入场券，在这新的竞技场上，你的对手可能比你还要优秀，可能比你还能吃苦和拥有更坚定的意志力，可能比你更有人缘，总之是一切皆有可能，唯一没有可能的就是你遇到的竞争对手是弱智白痴。你的目标越高，心劲越大，你的竞争者也就越强。这就是毕业生们共同面对的现实，醒醒吧，你将与强者竞争，你将踩住狮子？你将拔掉龙牙？
新民学会的会员们陆续毕业，是找工作，或者继续求学？这需要选择。我们知道，人生没有一条道是直接通向最高的台阶的，每一次的选择都是偏离向上的轨迹的，起着决定作用的就是这个偏角，甚至你自以为每一次的选择都是包含有向上的成分，但最终的结果却是很令人恐惧——在经历数次选择后这一偏角将带你回归原点，甚至向下。选择什么样的职业才能更好地施展抱负呢？新民学会成立之初，讨论最多的就是这个问题，向外发展成了会员的共识。
小时候的友谊很难持久，无法持久不是因为自发地放弃，而是无法汇合，由于各种差异导致的不能合作，最终必然淡化。只有建立在共同事业基础上的友谊，在合作中产生的利益才能滋润友谊保持长久甚至终生。毛泽东和他的新民学会的师友之间的友情将受到同样的考验。我们要注意的是毛泽东认为这种分离和散发对将来大有好处，这流露出两个信息，一来他们所谋之大，未来他们的人生轨迹一定是相交的，二来他们所谋之远，他们的目标定在未来。显然相知、相辅、相成是这批有志青年的心灵约定。
毛泽东毕业了，他25岁才从中专毕业，就是在当时，也属大龄青年。但与所有的单单拥有学历的学生不同，经历了十年苦读，你能想象他有多么渊博的知识吗？他已经拥有了常人不具备的许多东西，如胆识、欲望、毅力、意志力等等，关键是他已有了追随者，只是圈子很小，只有欣赏他的老师和愿意结交他的同学知道，在一师有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的心胸已经大到装着全中国，只是中国社会尚未知晓。
政治改良此路不通
毛泽东为什么不留学
毕业后的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遇到了一个机会——到法国勤工俭学。法国人热衷于浪漫的生活，宁可去当强盗，也不愿意撅着屁股干活，他们春夏秋冬一年四季都能找到不干活的理由，所以他们总是缺少劳工。北大校长蔡元培等先知者在北京组织华法教育会，搞起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杨昌济此前已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于是把这个消息传回给家乡他的学生们。
留法勤工俭学具有很大的意义，它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许多高级干部，其中就有周恩来、蔡和森、朱德、邓小平、陈毅等等众多大人物。
1918年8月15日，毛泽东和萧瑜、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等24名青年，坐火车离开长沙，奔赴北京，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走出湖南。
在全国各省中，湖南预备留法人员最多，一师教授徐特立也放弃教职志愿赴法，蔡和森更是携母亲、妹妹蔡畅（后来嫁给李富春）和未婚妻向警予一家四口赴法，一时传为佳话。
问题多得很，困难大得很，到了干活的时候，就显示出毛泽东的能耐了，毛泽东此时已是大家公认的领头人。
同行来京的罗章龙这时考进了北大预科，毛泽东却没有按杨昌济的希望去报考，这里面有各种原因。对于北大来讲，这是阴差阳错的历史误会，关键是毛泽东自己没有再继续挤进校园里读书的意愿了。
这时的毛已有了相当的自我意识了，他要的只是一个立足点，而不是拿出来当敲门砖的学历。
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由北大图书馆长李大钊安排当了一名图书管理员，当时北大教授的月薪大多为两三百元，毛泽东每月薪金只有八元。钱在毛泽东眼里没什么太大的意义，但此时的八元钱，代表了他与北大教授们的地位差异，北大教授们并没有意识到，为他们服务的这个小小的管理员是个未来历史的书写者，他们的眼睛可能都盯着天上的星星呢。但这个微不足道的工作岗位对毛泽东要达成的目的来说却是足够了，他可以继续为他的小团体出力，可以和杨师来往，亦可以阅读各种新出书刊，结识名流学者和有志青年，寻找自己的道路。
北京大学官办色彩向来浓郁，但当时却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主因来自校长蔡元培“循自由思想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各种思想、学术在这里争奇斗艳。把新文化运动看得过高是不恰当的，想想吧，它不过是高级知识分子的范围很小的相互争奇斗艳的一种游戏罢了，真的改天换地能有这么悠哉游哉吗？
毛泽东亲眼见到了新文化运动那些著名人物，他在湖南一师时就常读他们的文章，这时可以当面请教了。
最关键是他结识了陈、李二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李大钊是在中国歌颂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一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中国知识分子（代表人物陈、李）寻求新的道路与俄国意愿相遇而成，这可以说是有着必然性。很多人在学习党史的时候，没有把毛泽东成为领袖前后做个划分，就会形成误区，就无法真正理解这段历史的关键，是以俄国人的利益为出发点还是以中国的利益为出发点？这将是未来历史的分水岭。
过于夸大北大对毛泽东的正面影响力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错误，解放后北大把毛泽东在图书馆工作的地方辟出来做纪念，享受的是超过碧纱笼的待遇——专室陈列。林林总总的纪念行为在明眼人看来是较为可笑的事情，毛泽东从来没有将自己的北大之行看作一生中值得记忆和炫耀的事情，这可能叫北大很没有面子，但这并不影响北大的热情，纪念毛泽东在北大是北大诸先生往自己脸上贴金。例如胡适在逃到台湾后，才想起毛泽东算是他的学生，似乎请教过他，一如道教徒讲孔子求教于老子。但在毛泽东的记忆里，似乎北大的教授们很少理睬这个有着明显南方口音的小小图书管理员。在我们看来，北大这一行程不过是毛泽东脚下多了一块光闪闪的垫脚石，在这里毛泽东跨越了一道心理上的高坎，那就是中国高层的知识分子们不过如此。
这种克服了的自卑上升为更大的自信，这种自信多半来自导师杨昌济的点拨。杨师在北大显然是和北大的大家们平起平坐的，而一师毕业时的毛泽东，已经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不只是他自己个人的感觉，更非狂妄，而是获得杨师及同学们认可的。所以，毛泽东心中没有见到北大著名人物之前尚有的敬畏之心随着北大之行自然消失了。
解放初，北大著名哲学教授冯友兰先生激动地向毛泽东表示要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写书，毛泽东回书说先生愿意进步是值得欢迎的，但希望以老实的态度进行。这里面“老实”两个字叫冯先生很不痛快了好多年，只是到了晚年才知道毛泽东确实是真诚一片。北大的老先生们又有几个真正理解毛泽东所进行的革命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后来的事实表明他们不知道，这把火会大到燎着北大老爷们的屁股，是的，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场革命的彻底性，当革命之火烧到自己头上，他们绝大多数选择了反对，并且死不改悔，完全无视这场革命对中国的极大的促进作用。成立的百年之中，赫赫有名的北大不过产生了几许闪耀星光的人物，在毛泽东太阳般的光芒之下，很容易被忽略，这是民族之大幸，也是北大之悲哀，这一切是难免的。
在北京，毛泽东起初暂住在杨昌济先生家中，其他会员分住湖南在京设立的会馆，往来相聚，诸多不便。毛泽东的待遇要高过其他同学，因为对杨师家人来讲毛泽东不是外人，不过毛泽东还是选择了和朋友们在一起。不久，他和蔡和森、萧瑜、罗章龙等七个人搬进景山东街，没有钱烧炕，他们八个人挤在一个炕上，以相互体温抵御北国的寒冷。他们八人只有三件大衣，轮流穿着出行，所以毛泽东后来说他们是“隆然高炕，大被同眠”。
生活是清苦而紧促的，他们常吃的就是捡来的白菜帮子加盐煮，但在这些热血青年心中却算不了什么，他们心中装着对未来的憧憬。对毛泽东来讲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发生，他恋爱了。
杨师的女儿杨开慧，已是18岁的大姑娘了，白净漂亮。她自小耳闻目睹都是关于毛泽东的横溢才华，在杨师的赞许之下，她和毛泽东相恋了，故宫河畔和北海冰上留下了他们热恋的身影。郎才女貌，羡煞众人。
爱情对人的一生影响很大，爱情观是我们人生观的最主要组成部分，但它只是阶段性的，不能过于夸大，就如同四季一样，人生也有春夏秋冬，否定爱情就如同不承认鲜花之美，一味执着，就如同光开花不结果。
爱情对男女的影响有巨大的不同，对女子来说，女怕嫁错郎，和男人选错行一样重要，对男人来讲恋爱婚姻只是阶段性的影响。其次，女子找对象主要受父亲影响，而且多是正面影响，而男孩子找对象则是多和母亲相反。不知道这一观点有没有统计学上的支持。
显然杨开慧受到了父亲的巨大影响，宋氏三姐妹的择偶观也不能说与她们父亲的翩翩风度无关，以至于她们都找的是成熟男人。
1919年春天，毛泽东要回湖南，原因是母亲病势危重。同时，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学们就要启程出洋，毛泽东在上海送走了蔡和森、萧瑜等，赶回湖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