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毛泽东进入一师时，中国社会乱象纷呈，皇朝变成了共和，中国却并未由此获得新生和进步，相反，陷入了大混乱，外有日本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内有袁世凯想着恢复帝制，张勋又演出复辟闹剧，最后群龙无首，各路军阀割据混战，中国成了野心家的乐园。面对着空前的大灾难，思想界找不到有效解决动乱的方法，一急之下居然想着倒退，掀起一股尊孔读经的逆流，有钱的有枪的变成了强盗，热衷于趁火打劫，有知识的变成了鸵鸟，深受动乱之苦的人们，不再欢天喜地地欢呼打倒封建王朝，甚至悲观地感觉还不如回到过去。乱世，真正的乱世，就是社会大乱，但奇特的是乱中有稳，也就是说各派都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战胜其他对手，好似一个螃蟹窝，大家互相掐，谁也动不了谁，中国社会处于僵持中。这一相对的稳定使得毛泽东有了五年的求学时间。
志与向的辩证
电视剧《恰同学少年》中有一段剧情很有启发意义，就是一师名师杨昌济询问他的学生们的志向，有些学生说想当教师，有些想当官，林林总总各种志向都有，而毛泽东却没有回答，由此引发了杨师的注意。
俗话说，无志之人常立志，有志之人立长志，其实这只是一种表象。学生时代常犯的错误就是常立志，最终多数人变成了无志之人，常见的解释是由于不坚持无恒心，其实这样的解释是浅薄的。关键是坚持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只是自己意志的因素，而是各种因素综合的结果，坚持的先决条件是方向对，路线对，不断有成方能坚持。如果外在条件不合适，当事人自己再怎么坚持也很难成功。举例来讲，一颗种子要发芽需要土壤与水分，而不是在石板上坚持。青年人求学，大多喜欢谈立志，诸如将来要当军事家、政治家、教育家等。而毛泽东则认为，离开真理来谈立志，只是对前人中有成就者的简单模仿，真正的立志，首先是寻找真理，然后按它去做，而不是张嘴就来。在没有找到真理的情况下，为了一个自我设定的高尚的目标努力学习，大约是最正常的最积极的做法。虽然积极努力的学习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能找到正确的路径，但先学起来是不会有错的。你想与高人过招吗？先让自己的本事大起来，你想看得更远吗？先往高处爬。天上不会掉馅饼，知识不会自动跑到你的脑袋里，大家都是学生，凭什么老天会眷顾你？
由此可以知道，心中设立较高的目标，并且寻找到实现目标的路径，光有志不成，还得有向，志向志向，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年轻的毛泽东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以至于他无法表述自己的志向。这一点真的是了不起的悟性，能在20岁的时候感悟到这一点的人是不多的，所以他只能先学起来，心系社会，苦学磨砺，而不去表述。现如今的年轻人，一进大学就放弃了苦读这一必需过程，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学习的动力不是自我的欲望而是父母的强迫等，但没有前景也是一个原因，其实轻易放弃远大志向的人不明白，在未来不明确的情况下，需要一个蛹变过程，而实现这一变化需要的就是苦读，这样你才能有机会进入下一个阶段，进入更高层面的竞争。
在一师，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老师，是教伦理学的杨昌济，杨昌济就是杨开慧的父亲。这个杨师当年就大大有名：他先是留学日本六年，又赴英国修学三年，然后游历德国、瑞士。归国后，以他的留学经历从政当官易如反掌，杨师却对当官发财不感兴趣，他数次辞谢做官而从学，把教书育人看作自己的天职，有长沙大儒之名。据说他的志向是“欲栽长木柱青天”，也就是说他想要做的就是教出几个国家和社会的栋梁材，说实话这个志向更难实现，因为这个柱子不是由老师决定的，实在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不过杨师的博学和高尚人格，关键还有他扶掖后生的热情，自然会吸引一批有志青年在自己的周围。
我们看看杨师是怎么样教育学生的，他在一师讲修身课时，要求学生“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动皆期合此理想”。鼓励他们要“奋斗”，“有朝气”，“有独立心”，能“立定脚跟”，而办事又要“精细”，“小不谨，大事败矣。”对学问，他认为要“贯通今古，融合中西”，而且自己要有分析的批判的精神，他总是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
不可思议吧？相信我们大部分人看了上面这一段，都会觉得怎么自己就没有遇到这样的老师呢？我们大部分人遇到的老师满嘴全是套话、空话和废话，就是没有真诚心语和热忱，我们年轻的时候要是能遇到这样的名师该有多幸运。
毛泽东遇到了这样的先生，杨先生就是这样教育学生的，杨师对学生的教诲，完全与毛泽东的心中最根本的天性一致，这就使得毛泽东的心中打开了一扇天窗，就如同传说中的开天眼，这真是一个奇迹。这些教诲印在心里，后来毛泽东就是这样做的。
学问、学问，毛泽东较早意识到学习的最好方法除了自学就是提问。而能问出问题就是进步的开端。我们常常惊讶于现在都市的孩子们知道那么多，从美国总统到摇滚歌手，从外星人到各类明星，他们似乎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但是，他们失去了提问的能力，那些垃圾般的信息填满了他们的记忆，他们既不学也不问，于是学问这个东西就这样悄悄地离开了都市中的孩子。
青年毛泽东却是拿着书不断地学，不断地跟到老师屁股后头问，学着问着，学问就像小溪汇成江河一般集聚在他的头脑里。
1914年，毛泽东和同学们曾组织一个哲学小组，请杨先生担任指导，师生之间，相交甚深。杨师对青年毛泽东所起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巨大，一个身份很高的知识分子，后来的北大教授，居然到中专教导毛泽东这样的农家子弟，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成了毛泽东人生指路人，这是毛泽东的福分。
除杨昌济外，毛泽东还常到徐特立、黎锦熙、方维夏等老师那里去求学解疑，黎锦熙仅比毛泽东大几岁，而且颇有文字学方面的天赋，是一个名气很大的湖湘俊才，据说还师从大画家齐白石学过绘画，真正是多才多艺。他热衷于与毛泽东的教学相长，在四个月中，毛泽东就拜访了黎锦熙约二十次。后来，黎锦熙离湘赴京工作，两人仍书信不断，相交介乎师友之间。
在一师的学习中，毛泽东最不同凡响的做法是他在有选择地学习。在学校的课程中，毛泽东把重点放在修身、哲学、国文、历史和地理等几门课上，对数学、美术等不愿意花更多精力，他的数学常常不及格，美术课则是画一个椭圆称之为鸡蛋交卷，这当然无法过关。有一次美术考试，他在纸上画了一条横线、一条弧线就交卷，这实在太写意了。当时中国尚未见识过毕加索的意识流，美术老师大惊之余，还是悄悄请教，问毛泽东画的是什么，毛说，这取自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诗意“半壁见海日”啊！美术老师激动万分，大笔一挥，给了他40分，不及格！不过我们不用担心，这并不影响毛泽东成为好学生，因为他感兴趣的课程，当然主要是文科，他是超级优秀的。这时期毛泽东的意识已经相当明确了，他并不准备学习所有的课程，他是为了应用而学。
而与他相反的，是大部分学生在全面学习，其中就有人做到了全面的优秀，所以此时的一师三杰是这样排序的：萧瑜、蔡和森、毛泽东，这时候毛泽东排在第三，主要原因就是偏科，而高年级的萧瑜、蔡和森是较为全面发展的，巧的是萧瑜就是毛泽东老同学萧三的哥哥，他们的关系很好。
虽然排名第三，但其实毛泽东的学习目的最为明确，这时候的毛泽东已经敢于拒绝某些不必要的学习了。这真的是了不起的举动，在求学时就敢于拒绝某种诱惑，这是特殊的能耐。其实好学生最常见的错误恰恰是全面优秀。这个问题值得研究。常言说，整体大于个体之和，一个车能跑但是并不意味着每个零件都要动，就是这句话的注解。多数人总觉得自己能耐不够全面，但是个体和全体的差异可能更有指导意义，个体一味服从社会规则就会失去自我。例如对全社会而言，财富由物质、能量和信息构成，对个人而言财富就是货币。学校和学生的关系也是如此，事实上学校的课程设置不是为了培养某一个学生而量体裁衣专门设置的，它是为了全体学生而设置的，有人的兴趣在文科，有人悟性在科学，差异是很大的，同一个专业里面也有着不同的方向，这时候需要学生自己做出选择。但可能是考评设置的标准误导了学生，所以很多好学生将精力花费在全面优秀上，这是一种很可惜的浪费。一般来讲，一个人要想成功，需要的不是全面优秀，而是某一点上绝对的出类拔萃，所以做出选择，敢于拒绝才是智慧。毛泽东恰恰拥有这种智慧。这种智慧不会来自外界，而是来自胆气。就是你要有放弃的胆量！
人生最高智慧是顺序，常用智慧是取舍，取舍之间有得有失，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反之得到的同时也在失去。多数人的问题往往集中在贪小舍大。
不遗余力的学习使得毛泽东在他感兴趣的领域成为博学者，他在不断积累和进步，他已经有了自我的意识，他曾徘徊在校长门前，因为他想再次退学。天，他想干什么？数学美术课不及格就不及格吧，学校又没有处罚开除，总不至于一不高兴就又不玩儿了。不过好在他没有迈出这一步。丢掉一师的圈子，毛泽东还会成为伟人吗？我们不知道。历史不能假设，反正毛泽东没有离开一师。不过毛泽东的思想显然在深化，他开始否定以前，他给朋友的信中表示以前主意错了，现在大了，有概念了，“于是决定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你要是决定学习并且学有所成，就需要深刻领会一下毛泽东写的这一段话。订好了学习目标后，毛泽东开动了，先学起来。
在进入一师的头两年，毛泽东埋头读书，以刻苦著名，常常掏空腰包买书。
他每天总是在天色微明时就起身，晚上熄灯后还借外面一点微弱的灯光苦读，奇怪的是他并没有因此近视。所以戴眼镜并不代表知识多，也不代表刻苦，只是说明眼睛先天不强。毛泽东从不肯浪费半点时间，而且持之以恒，从先秦诸子到明清时代思想家的著作，从二十四史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林林总总，都认真地研读，许多书他一定读了很多遍。中国传统文化对青年毛泽东有着深刻的影响。注意此时的毛泽东的知识中几乎不包含西方的文化。我们强调这一点就是想说明，中国人不要妄自菲薄。西方超越我们是因为科学而不是他们比我们高尚。
博览群书是毛泽东超然于其他领袖的重要因素，人类社会的实力派人物和博学者一般是两类人，穆罕默德是通过口授方式传播《古兰经》的，只能称之为天才；孔夫子笔削春秋，但在世俗领域中是个失败者。像毛泽东这样的博学的实权派是人类历史罕见的。毛泽东曾经投笔从戎，但最终他还是退出来了，毛泽东曾经想着退学，但他依然坚持了下来，在成为世俗领袖之前他先走了博学之路。
博学并不是成为领袖的必要条件，我们看看毛泽东的对手蒋介石就知道了，如同袁世凯一样，牢牢握住军权就足以控制世俗社会，但是，毛泽东的博学大才是他成为划时代巨人的条件，就如同口授《古兰经》使得穆罕默德远远超越成吉思汗一样。
毛泽东很推崇徐特立老师“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学习方法，徐特立曾留学日本，以写血书劝谏皇室改革而著名，后来追随他的学生毛泽东革命，绝对是特立独行，我们看历史一般都是学生追随先生，而罕有先生追随学生的，所以徐先生无愧他的名字。所谓“动笔墨”，就是不只是读前人的书，而且要经过认真思考和消化，把自己的心得和看法写下来，其中包括对书中同意或不同意的地方，这是一个好方法，它的核心意义就是读书是为了写书，不写书，读书做什么用？毛泽东显然是这一方法的拥趸。
从毛泽东的学习方法中，我们可以得到有益的启示，读书的有效方法就是两种，一种是记忆，将别人的文章不走样地变成自己的，叫作拿来主义，直接使用，比如别人说上半句，你就能对出下半句，至少能证明你有学问。另一种就是动笔墨，重新写过的意思。后面一种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因为读书不是为了开文字的杂货铺，而是为了写出署名自我的文章。
毛泽东的古文老师袁仲谦，对毛泽东影响也很大，“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的时候仍然能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毛泽东提倡白话文，他的多数名著都是写给大众的，所以是白话，但他的古文功底确实好，解放前他给许多人写的信是用文言文写的，也是十分得体的。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文化或者说读书识字一直是一道门槛。在孔夫子之前，受教育是贵族的专利，在乱世之中，孔夫子也不遵守这一规定了，他收学费较低，只要能交得起三斤猪肉，就可进门来，广告语就叫作“有教无类”，这一举措不光是叫他有肉吃，还成就了他的大教育家的名声。但光有这句话，并不表示穷人家孩子就能读书了，读书依然是奢侈品，并且那道门槛还在，士大夫们可以用西厢集句开开文雅的玩笑，也可以用四书五经作为联络暗号，将非我族类的文盲挡在门外。终结这一游戏，起始点是白话文，随着拼音字母和简化字的推行得以深化，由初等教育的普及画上句号。毛泽东不是白话文运动的发起者，但他是后面所有因素的主要推行者。
“九哥”王季范与毛泽东的关系更不必说，他也在一师任教，他在方方面面关心着表弟。
要读有字之书，更要读无字之书
后代的湖南人显然是可以十分自豪的，中国革命的领袖、十大元帅、十大将军半数出自湖南，著名人物除了毛泽东，还有许多先于毛泽东的名人。能够产生这么多的大人物，显然深受湘学士风的影响，湖南学风讲究内圣外王，通俗点说就是思想上和世俗领域都要达到至高。
湖南学风对近代有着重大影响。湖南的历史远不如中原有两千年以上，也不像江浙有一千多年积淀，而是只有几百年。但后来者居上，19世纪的湖南成为引进现代教育和工业的先锋，在结合了湖南人的蛮劲后，形成十分注重行动力的学以致用的良好传统，在这种风气熏陶下，湖南涌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革命家。
湖南人里有一个哲学家，他就是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亦称船山先生，他强调行是知的基础。这一观点对湖南人影响很大。
在杨昌济的倡导下，研究船山学问在一师成为风气，这使得当年毛泽东待的一师的学习氛围比后来的北大还要高明许多。知行关系也就是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留待以后再讲，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是很有些发言权的，他的许多阻力也恰是来自这一方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