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当时的国际政治形势，东欧剧变，苏联国内出现严重动荡，作为西方领袖的美国，借口人权问题，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急切期待中国就此“变天”，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果断地平息了事件，美国无可奈何，就动用了“制裁”手段，首当其冲的就是“八二工程”这个中美之间最大的军事技术合作项目。
不过，美国当时并不是直接施加制裁手段来终止工程发展。在项目中断了3个月后，经中美双方高层协商，决定重新恢复工作。9月28日，中方留守人员又进入格鲁门公司现场，国内派出的第五批技术支援组于10月23日进入格鲁门公司继续工作，工程又有了很大进展。
1989年10月30日—11月4日，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市的卢克（Luke）空军基地召开了项目管理评审（PMR）会议，作为恢复工作后的第一次高层管理会议，这次会议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安排了下一阶段的工作。但是在这次会议上，美国方面表示，由于工程暂停，整个工程的进度将拖后3~6个月，而且经费也需增加。当时，李明的脑海里闪现出一种不祥的预感。会后，美方开车送中方人员去参观科罗拉多大峡谷，但大家都没有心情，只在上面草草望了望，就回来了。
关于经费的增加，美方后来的解释是，格鲁门公司曾与莫哈维试飞基地签有合同，租用机库和试飞支持设备，并且已预付款，但由于工程暂停，合同取消，而要恢复租借，须重新签订合同，而价格已大涨了，且其他供应商也有类似情况。1990年3月，美方提出需增加的经费超过两亿美元，试图要求由中方承担美方单方面中断合作造成的经济后果。对此，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做出决策，决定停止“八二工程”。4月下旬，中美高级代表就工程发展前途举行了谈判，并签署文件，决定终止工程发展，会议决定在中方已付款的基础上，完成飞机改装、地面试验，以及相关工作，直至经费用光。7月5日技术支援组人员全部撤回。
“八二工程”结束时，两架试飞样机的改装工作已经基本结束，飞机状态基本完整，美方的第一套综合火控系统经航空电子综合实验室试验后，又转到功能开发试验台（FDTF）上进行试验，然后装在0102架飞机上在微波暗室进行了全机电磁兼容试验。第二套综合火控系统经航空电子综合实验室试验后，直接装在0101架飞机上，第三套设备原定经航空电子综合实验室试验后，运到莫哈维，装到航电试验机（AFTSF）上，但是由于工程终止而没有实施。
已改装的两架试飞样机在格鲁门公司长岛贝斯佩奇（Beth-page）机场进行了开车与试车，并对已经安装的综合火控系统做了机内自测试，对电源系统（EPS）做了安装与导通检查，对环控系统做了安装与气密性检查等。试验表明，综合火控系统的功能基本齐全，但还有许多遗留问题待处理，还有许多试验没有完成。
1990年5月，空军“八二工程”办公室联合航空航天工业部及下属的有关厂所共15个单位召开会议，对“八二工程”做出了处理意见。结合当时的实际条件，要求国内立即停止试飞用的零备件、保障设备和工具的发运工作；停止48架飞机的生产准备工作和重量重心调整工作，以及两架改装样机的国内试飞准备工作等。“八二工程”正式成为了一段历史。
主要收获
后来美方将两架试飞样机和4套原型综合火控系统运回中方。但由于长期以来重技术引进，轻消化吸收的机制、体制，使得由我们自己完成后续工作并开展试飞研究的建议未能得到落实。不过，不少设备，如APG-66雷达、雷达罩的防雷击导流条的制造工艺、惯导设备的通风冷却、15千伏安交流电源控制器的电磁兼容性设计等，为国内相关研究单位的产品研制和技术攻关提供了借鉴。
“八二工程”从酝酿到终止，历时10年，中方为此项目支付了2．057亿美元，这还未计入国内配套发生的费用，损失是相当大的，这是由世界范围的政治斗争造成的。抛开政治方面的因素，就个人而言，李明在参与“八二工程”的4年多时间里，收获还是很大的。
首先，在项目终止时，李明认真回顾了所参加的工作并整理了获得的资料，除LOA，SOW，TRD，SSS等160多份正式文件外，还有一些从格鲁门公司要来的规范与标准，对这些文件资料都进行了认真消化，并多次参加了这些文件的技术评审，了解和掌握了综合火控系统的顶层设计技术、拓扑结构，通过多路总线进行数据通信，驾驶员操作程序（POP）的设计与实现，以及接口控制文件的编制等先进设计技术、设计过程和主要设计方法，也了解和掌握了各主要分系统的功能、性能和主要技术指标，成为以后开展自行设计研制时的重要参考和依据。其次，通过技术协调，对导弹发射包线的建模与计算方法和火控工作方式的拟合，综合火控系统的精度分配，误差源及量值分析，雷达/连续波照射器/中距拦射弹三者的兼容与各种指标的协调，雷达罩与雷达的一体化设计，通过雷达计算机对雷达罩瞄准误差的修正方法，以及敌我识别（IFF）系统与脉冲多普勒雷达的兼容等许多原先所知不多的知识、设计方法与技术有了一定的了解。
通过“八二工程”，设计人员对综合火控系统综合试验验证有了明确的认识，了解与掌握了航空电子综合实验室的基本组成、试验大纲、试验方法和试验步骤，并据此指导了国内航空电子综合实验室的建设。由于这次综合火控系统的改装涉及到对飞机原有的环控系统和交流电源系统的更改，也扩大了对这两个系统的知识面，特别是交流电源系统，采用数字控制器实现交—直—交的调制，原理上优于歼8Ⅱ装用的电磁恒装交流发电机，为国内航空机载电源研发开辟了一个新的技术领域。
通过“八二工程”，对系统和分系统的电磁兼容性/电磁干扰试验以及飞机环境技术条件的技术协调，以李明为首的科研团队已认识到国内在这方面的差距，既促进了国内相关军标的建设，也有力地促进了所内相关试验能力的建设，还促进了对飞机环境的试飞测试研究。
前文中提到，在“八二工程”的综合后勤保障方面，当时美国已推进到全面以可靠性为中心的维修与保障设计研究，而国内以北航杨为民教授为首的团队也在积极开展研究并推动各飞机设计单位研究与应用。李明已经清晰地认识到这是未来飞机研制和设计的一个大趋势，所以回到所里之后，他非常注重这方面的工作，并逐渐培养和建立起一支“四性”设计研究方面的队伍。
美国人在设计和研制战斗机的时候，地面保障、试飞测试与试飞计划、试飞员等很早就介入研制过程，而当时中国国内不是这样。“八二工程”远在首飞前，有关飞机的测试改装、试飞方案、试飞数据采集与传输（从莫哈维经卫星通信回传到纽约长岛格鲁门公司）以及飞行员改装培训等早就做出了安排。相关人员也较早介入了解项目的设计、开发以及参加各种技术评审等，对促进国内提高试飞效率和试飞质量有借鉴意义。在此之前，在联邦德国MBB公司对歼8ACT验证机的评审中，李明对系统工程管理已有一定认识，而格鲁门公司娴熟的系统工程管理，使他在工程实践中有了更多的体会，有助于提高他的工程管理水平和能力。
总之，李明参与“八二工程”的主要收获可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为掌握综合航电系统的顶层设计和系统研制技术打下了坚实基础，基本具备了组织和主持开展综合航电系统研制的能力。二是通过“八二工程”直接了解和见识了飞机研制领域所反映的、所代表的美国各种先进技术，这些技术正是美国在第三代战斗机研制中普遍采用的，对改进和提高我国的设计技术和研究水平产生了重大促进作用。还有一个收获就是通过驻美工作，李明的英语听说能力提高了，原先他的英语能力只限于阅读，后来注意在写的方面锻炼与提高，但听说能力较差，在驻美工作环境和工作要求下，他被迫开口说英语，也就逐步有了一定适应工作的能力了。
尽管“八二工程”由于政治原因终止了，但基于李明对综合航电系统设计技术的掌握，考虑到国内已在脉冲多普勒雷达和惯性导航系统预研攻关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而“873”预研又对综合航电系统的集成技术、总线通信技术取得突破，一股要通过我们自己的力量，研制出与“八二工程”功能和性能相当，而任务可靠性还要优于它的综合火控系统的决心和勇气从内心深处喷涌而出。后来的“八三工程”就给李明提供了一次极好的实践机会。
正是通过“八二工程”“八三工程”的历练，601所的综合航电系统研发队伍在李明的带领下快速成长起来，试验研究能力和基础设施不断提升，并最终在歼11系列飞机的研制中得以发扬光大！通过努力和实践，第三代战斗机的另一项关键技术又被李明带领的团队攻克和掌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