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3号飞机已经完成了其所有的试验任务，正准备飞到连顿卸下所有的试验设备，待完成客舱装修后交付航空公司使用。这些工作原本应该在埃弗雷特完成，但是那里的工厂正忙得不可开交，我们只好借用位于连顿市的波音生产单通道飞机的工厂。
连顿机场和波音在连顿的工厂均位于华盛顿湖南端、波音机场东南5英里开外的地方。相比而言，波音机场跑道的长度为1万英尺，佩恩机场跑道长9千英尺，而连顿机场的跑道只有5千多英尺长，适用于小型飞机而不是喷气式飞机。
当时，波音公司大约有50名试飞员，比世界上很多航空公司都要多。他们中有些人是产品试飞员，在飞机下线后对其进行试飞，另外一部分人则负责为我们的客户培训飞行机组，第三类是技术试飞员，也就是和我共事的那一部分人。在过去，他们被人们称为试验试飞员，但这总会使人联想到戴着皮质飞行帽和白围巾的克拉克·盖博，而他们中大部分人都有着工程学位，对飞机有着很深的了解。
吉姆·甘内特就是这样一名杰出的飞行家，原本被安排驾驶飞机前往连顿市的正是他。但是他因别的出差任务被耽搁了而不能及时赶回来，另一名技术试飞员拉尔夫·库克利代他承担了这项工作。
我到迪克斯·雷希的办公室去，却发现库克利看起来忧心忡忡，他一直担心747飞机难以在连顿机场这么短的跑道上降落。为了让他放心，我打电话给手下的一名工程师，让他带着747飞机的工作特性图过来，给库克利讲解飞机的降落滑跑特性。
这名工程师临场发挥，大致向大家介绍了一些情况，并指出装载量很低的747飞机完全能够在连顿机场降落，一点儿问题也没有。其实在场的其他人早就知道这一点了。
库克利一再让别人给他保证，却又不相信任何人的话。我随着他和其他机组人员登上了飞机，并坐在了驾驶舱内的飞行座椅上。飞机顺利滑跑、起飞，库克利驾驶着飞机带坡度转了一个大弯自北向南飞过华盛顿湖，并抵达了连顿机场上空。
在飞机对准跑道降低高度的时候，我在库克利背后看着他，只见他紧张得满头大汗，双手紧紧握着驾驶杆，可能一心想着任何一寸可利用的跑道都不能浪费掉。
飞机在湖面上方下降的时候，我发现飞机的高度已经太低了。“天啊，我们要完了！”我心里想。
飞机右侧起落架蹭到了水泥防波堤边上，并折断了，飞机立刻向一侧严重倾斜。库克利立刻踩下刹车装置，同时完全打开了反推力，发动机短舱蹭到了地面上，气流被严重扰乱，发动机也因此发生了剧烈的喘振。
飞机刚滑过四分之一的跑道长度就硬生生地停了下来。驾驶舱内有一副绳梯可供紧急撤离，借助这副绳梯，我们从飞机侧面的舷窗爬了出来，这时机场内的紧急救援车辆呼啸而来，耀眼的车灯不断地闪着，而我们只有伤心地看着这架受损的飞机。
威利·伯克利当时也在现场，想近距离地看看747飞机在连顿机场降落的情形，他把车停在跑道的尽头，飞机出事的时候他就站在那里，飞机右侧机翼只差一点儿就打到了他那辆汽车上，可能他也是当天这场事故中最幸运的一个人。
我有点担心这次事故可能会影响到747飞机的取证工作，虽然这明显是飞行员操作失误的结果，但是FAA对此一点儿也不关心。他们调查所取得的证据中，大量涉及了库克利对飞机工作特性图忧心忡忡的谈论及其后来短距离降落的过激反应。
倒是我们这个大家伙的高强度及高防撞性给FAA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波音公司在747飞机的起落架上设计使用了安全销，一旦出现碰撞事故，这些起落架将安全地自动折断，而不会刺穿飞机的油箱，或是危及飞机本身及机上人员。这就是发生在连顿的事故，出事的飞机所受的损伤也很小。
波音的工人把飞机拖到维修车间，没花多长时间就让这架飞机焕然一新并最终交付给我们的客户。至于拉尔夫·库克利本人，作为一名优秀飞行员的他在经历了这么一次事故后，也觉得自己在波音公司再无立足之地，索性跳槽到了洛克希德公司，并在那里驾驶L-1011“三星”宽体飞机完成了它的取证工作。
1969年12月30日，FAA正式向波音公司颁发747飞机的型号合格证A20WE，这也意味着747飞机从此刻开始将可以交付航空公司使用。很快，它们就会带着全世界各大航空公司的涂装飞上蓝天。
至于那5架试飞用的飞机中，从2号到5号这4架飞机在重新返厂后全部交付航空公司运营。而RA001，也就是第一架747飞机则被波音保留下来，继续供试飞用，直到后来捐献给西雅图飞行博物馆。
该飞行博物馆位于波音机场西南角，是北美地区最好的航空博物馆之一，展出了包括RA001和“协和”客机等在内的大型喷气式飞机。在博物馆的网页上，对747飞机有这样一句评语：“也许是有史以来在没有政府支持的情况下，私人企业独立取得的、意义最深远的一项技术成就。”在我看来，这句评语一点儿也不为过。
在20世纪90年代初波音777试飞期间，波音公司向博物馆租回了RA001，并让它重新飞上蓝天。普吉特湾地区的居民也有幸一睹这架具有历史意义的原型机再次冲上云霄的风采。但是，飞机机翼内侧的两台发动机中有一台被换成了波音777的发动机。777飞机——世界上最大的双发飞机，体积和747飞机的几乎不相上下，它所选用的发动机直径比后者的大多了。
在那段时间里，我们这些参与747项目的人有时几乎没有时间和家人团聚。对我来说，家就是位于西西雅图、南茜和我携手建成并共同养育了三个孩子的梦想之屋。
至今我仍然住在我们位于西西雅图的房子里。房子坐落在青山之中，可俯瞰普吉特湾。放眼望去，满眼郁郁葱葱，脚下就是泛着蓝色波光的海水，而覆盖着皑皑白雪的奥林匹克山则在远处若隐若现。“瓦逊岛”号轮船涂上了亮眼的白漆，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模型，就这样每天静静地穿梭在这片水域之上。
我们的家十分朴素，地方不大，也不豪华，但能够拥有自己的一片小天地仍然使我们颇感欣慰，在比尔·艾伦掌管波音公司的那些年头里尤其如此，因为波音公司支付给我的薪水一点儿都不高。南茜用她的爱、幽默和艺术细胞装饰着这栋房子。在我为了工作奔忙而无暇顾家的岁月中，她默默承担了生活中所有的重担，一心一意地打理着这个家，照顾孩子们的起居生活，尽管这份工作并不轻松，但是她却经营得有声有色。
我们的几个孩子也都非常优秀。加布里埃尔是他们中最年长的一个，在我刚到波音公司工作不久的那段时间里出生。从小时候起，她就十分喜欢绘画和与艺术相关的各种东西，随着年龄渐增，她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了户外游泳和交朋友上。
乔纳森是家里的老二，小小年纪就喜欢和机器打交道。很小的时候，他就亲手给自己造了一辆玩具车。上高中时，他买了一辆破破烂烂的老式普利茅斯汽车，并把发动机卸了下来，完全拆开后再琢磨它是怎么工作的，最后又把整堆零件按原样拼装回去，而这台发动机竟然还能工作！在其他一些方面，他同样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就像有一段时间，他通过捡牡蛎去卖攒了一笔钱，然后给自己买了全套的滑雪装备，对此他还感到特别自豪。
艾德丽安是我们最小的孩子，也是我们的开心果。她交了一个名叫凯丽的好朋友，这个小姑娘也住在西西雅图，和我们是邻居。两个小女孩找到了她们共同的兴趣：仓鼠，她们着实养了不少的仓鼠。仓鼠养一段时间后会死掉，每当她们失去一只仓鼠，她们会给这只仓鼠下葬并举行一个悼念仪式，最后还会大哭一场。
在孩子们丰富多彩的儿时岁月中，我总是极力挤出时间和他们相处。他们小时候，我总是尽量腾出时间给他们讲各种各样的催眠故事，他们总也听不够，可是随着年岁渐长，他们对这些床头故事也渐渐失去了兴趣，对此我也是怅然若失。当然，对胡德运河旁的小屋我们也有着许多快乐的回忆，在那里我们曾一起尽情享受沙滩、游泳、野外生活的种种乐趣，而他们总也忘不了孩提时期那艘漏水的小船。
幸运的是，我接受747项目的时候，孩子们已相继长大并逐渐开始独立生活。当时，加布里埃尔大学毕业后在波音公司工作了一小段时间，并在不久之后搬到夏威夷去生活，至今她还住在那里。乔纳森正在念大学，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我们身边就只剩下了艾德丽安，她当时还不满20岁，747项目如火如荼地展开的那几年时间，她都住在家里。
艾德丽安告诉我，在她的印象里，那几年家里的生活和往常相比并没有多大的不同。餐桌上很少出现高潮迭起的谈话，绝大部分交流都很普通。她倒是知道我正在波音公司从事与飞机有关的工作，却从未意识到我正在设计的飞机将在未来数十年内称霸全球大型客机市场。
那段岁月里，家庭生活中也有一些东西让我找到了平衡，那就是南茜的工作。很多次，每当我感到747项目中的各种问题使我不堪重负的时候，她所身处的情形却让我觉得自己的工作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在这个世界上，人人都需要扮演一个能创造价值的角色，借以证明自己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无论对于南茜还是我来说，这都是毋庸置疑的。作为营养学家，南茜本身就是一个极富同情心的人。随着孩子们逐渐开始独立生活，南茜认为自己也到了该找一份有价值的工作的时候了。
南茜在一个被称作“先行者”的政府项目中谋求到了一个可以施展所长的机会。这个项目旨在为那些父母白天都需要上班的学龄前儿童提供帮助。南茜成为了“先行者”项目在高点地区的一名营养师，高点是西雅图低收入群体聚居的一个区域。
根据安排，南茜应该是每天九点开始工作，为这些孩子准备午饭，然后在下午一点或一点半的时候回家。但是，有些时候她回家的时间比我早不了几分钟，主要是因为她主动承担了太多的工作。她实在不忍心这些小孩子营养不足，只好不辞辛苦地亲自去购买食品，然后再为他们准备健康美味的午餐。在有限的预算下，她却做到了许多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项目组也十分感激她默默的付出。
在747项目最忙、各种问题层出不穷的那段时间里，我总是把各种问题带回家里，让南茜和我一起来分担。她会仔细地听我诉说，给我支持或为我提供一些建议。当然，我也会听她讲她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有些时候，她面对的难题甚至比我的还大，因为至少我还能告诉大家应该做什么，而南茜手中一点儿权力也没有，她所能做的不过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诱导、鼓励其他一些缺乏能力、愿望和上进心的人一起完成工作。
现实的情形总是让她感到无比的气馁，但是照顾那些弱势的孩子又总能给她带来无尽的欢乐和鼓舞。她知道无论在学校多么精心地照料这些孩子，他们回到自己家里后也得不到所需的东西，有时候这实在让她伤透了心。通过询问，她了解到许多孩子在家里除了一片面包、一盒干麦片和一个从冰箱内拿出的热狗之外，就没有别的食物可吃了，而有的孩子甚至连可以吃的东西都没有。
3年之后，她终于还是放弃了这份工作，我想主要也是因为她实在无法看着这些伤心事在自己眼皮底下发生。政府机构的一些官僚作风也曾让她忍无可忍。在那儿工作两年后，由于精打细算，南茜每每能从本来就不多的预算中抠出一点钱来，可当她的上司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就跟她说：“既然你还有钱剩下，不如去买一个新的冰箱或炉子好了。”可是这些设备两年前才更换过，算起来，这可是当时他们最不需要的两样东西。与一些在大萧条中长大的人一样，南茜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在还有这么多基本的生活需要尚未被满足之前，为什么要把钱浪费在一些无关紧要的地方，这是她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的。政府机构的这种缺陷也掐灭了她帮助别人的理想，可是她仍然在那里继续坚持了一年的时间。有时我因出差常要离家数天甚至是数周，每每这些时候，她内心仍然极度渴望拥有一份自己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