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林彪、‘四人帮’肆虐的动乱时期，总理要顶着他们这一伙的压力，继续处理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其处境之艰难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文化大革命’初期，总理几乎每天都要花许多时间接见北京和外地的群众代表和红卫兵，耐心地给他们做工作。东北地区的代表来了，有时总理让我先出面谈，然后他再接见。总理一天要工作十几小时甚至20小时，实在太疲劳了，我目睹他在人民大会堂步履艰难地从这个厅走到另一个厅，两厅之间的距离并不远，中途还要坐下来休息一次到两次。看着这情景，真是使人心痛啊！林彪、‘四人帮’一伙挑动和分裂群众，制造种种事端，处处刁难和折磨总理，到1974年，丧心病狂的‘四人帮’居然明目张胆地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批起总理来了。这时，总理已重病缠身，但他仍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排除干扰，以坚强的毅力，抱病坚持工作，在病房接见外宾，处理党和国家的重大事务。我1974年被‘解放’，虽说名字出现在报上属‘参加的还有……’之列，但总算有机会能在国庆宴会上远远地望一望总理。望着他那消瘦的身影，我思绪万千，忧心如焚。我多么想去看看敬爱的总理，以表达对他的敬意和慰问，但是又怕干扰他的休息，影响他的健康，同时也为了不给‘四人帮’一伙对总理进行刁难的借口，只是通过一位老同志给邓大姐捎了一封信，请大姐转达我对总理的崇高敬意和亲切慰问。在总理不幸逝世之前，未能亲自去看望他，是我终生的一件憾事。1976年1月传来了令人胆裂肠断的噩耗：10亿人民衷心爱戴的好总理去世了。巨星陨落，人们相告不成声，欲言泪复垂。最难忘的是向总理遗体告别的日子。那是一个寒冷、肃穆、宁静的早晨，吊唁的人涛滚滚，泪浪滔滔。我带领全家向总理的遗体志哀，悲痛欲绝。
“总理离开我们十多年了，但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总理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永远激励我们前进。”
宋任穷：《春蚕到死丝方尽》，原载《我们的周总理》第70—7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月版。
“总理是无法抵制这场灾难性的‘革命’的，他当时有可能做到的，是尽可能使生产建设事业遭到较少的破坏。”
·余秋里·
“我作为‘文化大革命’中得到周总理亲切保护和教育的过来人，作为当时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的国务院业务工作班子的一名成员，身临其境，对于周总理在当时非常困难的处境下，如何以惊人的毅力，高超的斗争艺术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作斗争，尽可能减少国民经济的损失，使全国人民吃、穿、用得以基本保证，并使生产建设稍有前进，都是亲眼所见和直接感受的，受到的教育是非常深刻的，也是终身难忘的。”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起初是在文化、教育战线进行的，但很快就波及到经济战线。红卫兵大串连，使正常的交通运输秩序被打乱了；‘停产闹革命’，使一大批生产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的状态；由于很多部长遭批斗、靠边站，国务院各经济部门的工作也运转不灵，面临瘫痪半瘫痪局面。林彪、江青一伙打着‘革命’的旗号，费尽心机要把整个经济搞乱，以便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面对这种严峻的复杂的斗争形势，周总理与林彪、江青一伙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当时，他一方面要应付红卫兵大串连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亲自安排铁路的运输调度，应付各地方和中央各部门造反派的种种纠缠；一方面不分昼夜地了解和处理经济工作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这一年的9月初，由李富春同志建议，经毛主席批准，中央决定我和谷牧同志协助国务院领导同志抓经济工作。记得有一次周总理对我们说：‘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周总理这些深谋远虑、忧国忧民而又语重心长的话，使我深为感动。”
“林彪、江青一伙是只管‘抓革命’的，把经济搞乱，却不负任何责任，可是，作为人民的总理、全国当家人的周恩来同志，要始终对人民对国家高度负责。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总理是无法抵制这场灾难性的‘革命’的，他当时有可能做到的，是尽可能使生产建设事业遭到较少的破坏，尽量保持国民经济能够继续运行，不要完全瘫痪。不然，中国人民经过近百年前赴后继、英勇斗争所建立起来的新中国这座大厦，就可能塌陷了。十年内乱中我国的国民经济之所以还没有完全崩溃，工农业生产还有一些增长，经济建设还有一些缓慢的发展，不能不首先归功于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他发挥了中流砥柱、力挽狂澜的伟大作用。”
余秋里：《中流砥柱力挽狂澜》，原载《我们的周总理》第42— 4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月版。
周总理“旗帜鲜明而坚定地保护了大庆油田和大庆的广大干部”，“对国民经济在大动乱中仍然得以维持起了重要作用”。
·康世恩·
“周总理第三次视察大庆不久，那场持续十年的灾难性的内乱开始了。在关键时刻，敬爱的周总理同林彪、‘四人帮’一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旗帜鲜明而坚定地保护了大庆油田和大庆的广大干部。大庆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仍然大幅度提高原油产量，对国民经济在大动乱中仍然得以维持起到了重要作用。
“‘文革’一开始，江青、康生就把矛头对准大庆，诬蔑北京历史博物馆的大庆展览‘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唆使北师大一个造反团去批判。陈伯达还亲自写信派这个造反团到大庆煽风点火，鼓吹‘打倒一切’。一时间大庆领导班子17名成员中，16名被揪斗，12名被戴上‘叛徒’、‘走资派’的帽子，关进了‘牛棚’。铁人王进喜也惨遭揪斗、毒打、游街，被诬为‘假典型，是地主、国民党’。钻井、采油、油田建设等二级公司、厂的300多名领导干部、技术专家都被戴上各种帽子统统打倒靠边。到1966年底，全油田共有6000多名干部被揪斗。数以万计的一线生产单位的班组长、劳模、技术骨干甚至家属标兵受到批判。大庆油田的生产失去了正常的指挥，受到严重的破坏。”
“周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忧心如焚。1967年1月，短短20几天在有关会议上，他针对林彪、‘四人帮’搞垮大庆的阴谋，七次刻意地强调：‘大庆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树立的典型’，‘大庆出了问题，没法向毛主席交代’。特别令我们难忘的是1967年1月8日，周总理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接见铁人王进喜和全国石油系统的群众代表时说：‘为什么有人硬要反对大庆?为什么他们硬要打倒铁人王进喜同志?这是为什么?是阴谋，是为了毁掉毛主席树立的这个典型。’讲到这里，周总理扳着指头，一一阐述了大庆石油会战取得胜利的原因。他说，大庆靠什么打了胜仗?首先，靠毛泽东思想，靠‘两论’起家；其次，靠大庆广大职工艰苦卓绝的辛勤劳动；再其次，就是靠全国各方，可以说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单单有这三个条件，如果没有组织这次石油会战的领导人，没有这个会战的领导班子，等于说打了一个胜仗没有指挥员，行不行啊?不可能嘛！我曾三次到大庆，都受到深刻的教育和启发。那时候，没有任何厂矿像大庆取得那样伟大的成就。
“1967年2月1日周总理在接见工交各部群众代表时又说，大庆最近很乱，甚至还有人反对王铁人，我很着急，我一提起这件事就很激动，恨不得飞去看一看。”
“8月23日，周总理接见大庆代表时又讲：大庆会战是党中央决定的。1960年苏联撤走了专家，对我们是个考验。大庆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5年功夫石油年产量由97万吨跳到去年的1060万吨，这是伟大的成绩。毛主席在井冈山时就讲自力更生，1962年我去大庆，那真称得起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典范。”
“在当时斗争极其尖锐复杂的情况下，为了保护大庆油田，总理决定继鞍钢之后，对大庆实行军管。1967年1月，总理找余秋里同志和我去商量如何起草大庆军管决定。决定起草后总理亲自作了修改，在决定的开头，总理加上了‘大庆油田是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我国工业战线上的典型’。另一处总理加上了大庆军管会由石油部、沈阳军区共同领导。当年3月总理在谈到这个决定时说，这个决定毛主席、中央常委都看过，开头第一句话关系到大庆的政治生命问题，这是总体。这个文件是很慎重的，我是不会掉以轻心的，这是按毛主席批示办的。”
“敬爱的周总理保护大庆油田的举动震慑了‘四人帮’一伙围剿破坏大庆的嚣张气焰，给处在困境中的大庆广大干部、职工以巨大鼓舞和支持。人们奔走相告传送总理的指示，从中获得了力量。不少基层干部白天挨批斗，晚上回去抓生产。很多老工人把行李搬到油井上，一连几个月黑夜白天连轴转，坚持采油。”
“‘四人帮’把大庆的基本经验，统统攻击为‘修正主义’的东西，把‘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生产工人岗位责任制》诬蔑为套在工人脖子上的‘精神枷锁’，叫喊要‘火烧一切制度，彻底解放工人’，造成了生产管理上的极度混乱。更为严重的是他们竟鼓吹‘不搞科研照样出油’，把油田的科研单位、科研管理部门的大批地质、工程技术人员打成‘反动权威’、‘臭老九’，赶到基层单位或农场去种地、喂猪。整个油田的科研工作处于瘫痪状态。到1970年大庆油田出现了压力下降、油层产量下降，原油含水上升的‘两降一升’严重情况。致使大庆月月欠产，完不成国家原油生产任务。广大干部、职工忧心如焚。”
“周总理听到大庆油田受到破坏的情况，万分焦急。1970年3月11日他把铁人王进喜同志请到北京，听了铁人的汇报，沉重而关切地说，大庆的情况我已经了解了。3月18日，周总理在石油部军管会报送国务院的《关于当前大庆油田主要情况的报告》上批示：要保护好大庆油田，要加速解放大庆的干部，特别强调大庆不要忘本，要恢复‘两论’起家的基本功。我们心里都知道，简短的批示蕴涵着总理对大庆基本经验的肯定，对广大干部和油田生产的极大关怀与支持。大庆广大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按照总理的批示精神，根据‘两降一升’的实际情况，从开发方案到技术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大量艰苦的调整工作。迅速扭转了‘两降一升’的严重局面，使油田恢复了正常生产。
“由于‘四人帮’一伙的倒行逆施，1972年秋，我国能源十分紧张，不少地方煤、电告急，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总理找余秋里和我去商量，毅然决定开发大庆喇嘛甸新油田。经受了残酷斗争考验的大庆干部、工人，大干20个月，到1974年底就把喇嘛甸新油田建设成年产800万吨生产规模。1974年大庆原油产量达到4100多万吨。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抓了各方面的整顿，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出现了希望和转机。大庆也恢复了活力。1975年8月，小平同志几次指出：要大力开采石油，尽可能多出口一些。油田上下经过几个月的论证，决定从1976年起实施‘高产上五千（万吨），稳来十年’的方案。1975年，大庆原油年产量上升到4626万吨。1976年大庆广大职工在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毛主席的沉痛之中，在粉碎‘四人帮’的欢乐之中，使原油产量上升到历史最高水平——5030万吨，为缓解当时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出了力，告慰了生前一直关心、爱护大庆的周总理。”
康世恩：《大庆油田浸透了周总理的心血》，原载《我们的周总理》第250—25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月版。
“周总理在十年动乱中忍辱负重，砥柱中流，呕心沥血，力挽危局，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所作的不懈努力将永留史册。”
·雍文涛·
“1966年6月，中央决定将我从广州市委调到北京，任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和中宣部副部长。8月，又兼任北京新市委中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和新市委书记。时值‘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因为工作关系，我同敬爱的周总理有过较多的接触，当面聆听他的教导，根据他的指示开展工作，处理问题，一直到12月中旬我被江青点名停止工作为止。每当我想起这一段往事，周总理严肃坚定地与林彪、江青一伙作斗争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在这篇文章里，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读者介绍‘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总理为稳定全国局势，耐心说服青少年所做的不懈努力，并以此表达我对敬爱的周总理深深的怀念和崇敬之情。”
“1966年8月24日，北京新市委根据周总理指示，成立了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站，地址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筹备了两天，26日即召开了联络总站成立大会。
“一开始，市委决定我以市委书记身份兼任党委书记主持总站工作。当时，即将在联络总站工作的同志，包括我在内，对于为什么要成立这个总站和如何进行工作都缺乏思想准备，普遍有惶惑之感。但是，就在联络总站成立的当天，周总理亲自出席了成立大会，并做了重要讲话。周总理说，设立联络总站的主要任务是宣传解释党的政策。党中央、国务院在总站内设立办公室，及时解决红卫兵提出的问题。这就为我们明确了方向，规定了任务。紧接着于9月1日和9月10日召开了两次红卫兵座谈会。在这两次会上，总理首先倾听同学们提出的意见和问题，然后，有针对性地宣传、解释党的政策。两次大会之后，我们不仅从开始时存在的困惑心情中走了出来，并发现站到第一线亲自解决问题，正确宣传、解释党的政策的，首先是我们的周总理。从8月下旬总站成立到12月中旬我被江青点名停止工作的三个多月时间里，周总理为教育引导青少年按照党的政策办事，亲自参加红卫兵组织召集的大型汇报会、座谈会等在40次以上。小型的、个别的约见谈话就更多了。无论是大型会议，还是小型个别会见，周总理都不失时机地向青少年宣传、解释党的政策，做了大量工作。有些会议长达四五个小时，有些会见谈话则是通宵达旦进行的。周总理在青少年身上倾注了大量心血，他那种不辞劳苦、日以继夜地忘我工作和高度负责的精神，激发了同志们宣传党的政策的热情，克服了畏难情绪。那段时间，联络总站平均每天接待人民群众来访上千人次(来信、来电话及外出联系办事的不计算在内)。迄今回顾起来，当时没有出现大的失误与周总理的身教言教是密不可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