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有人曾批评周恩来同志‘不抓大事，只抓小事’。这也是需要澄清的问题。什么是‘大事’?林彪、‘四人帮’叫喊得最多、最响的‘大事’，就是‘冲击’社会主义‘一切’的反革命政治，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阶级斗争’，贴上‘无产阶级专政’标签的封建法西斯专政。对于这样的‘大事’，倒也是必须‘抓’的，那就是坚决抵制，与之进行坚韧顽强的斗争。周恩来同志正是尽了最大努力这样做的。什么是‘小事’?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不久的内战和外国武装干涉时期就说过：‘少说些漂亮话，多做些平凡的日常工作，多关心每普特粮食和每普特煤吧！’毛泽东同志也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强调指出：要‘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对于这些看来是无足轻重的‘小事’，而实际上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确实很少有人像周恩来同志那样关心，抓得那样紧。至于举世瞩目、载入史册的国际国内大事，周恩来同志当然更是关注，并且往往是参与其事的主角。他对日常的政治思想工作也是极为重视，并且随时随地亲自去做的。他总是利用各种场合，广泛地接触群众，找工人、农民、干部、服务员、演员、作家、科学家……亲切交谈，问长问短，一方面像小学生那样，向他们学习，了解情况；一方面指导他们，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他们，同时，对他们工作和生活上的问题，关怀备至。我们一家人曾有幸同他一起吃饭，在餐桌上他就亲切地教导我们的孩子要努力学习，要有正确的态度对待恋爱婚姻问题。‘人民总理爱人民，人民总理人民爱’，这两句话最好地概括了周恩来同志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
王任重：《光辉的榜样》，原载《王任重文集》下卷，第27—31、32—33、34、35—3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12月版。
“周总理虽然未能亲手扭转这场史无前例的动乱，但他却以高度的坚毅精神，尽可能减轻了这场动乱造成的破坏和影响。这是历史的结论。”
·陈丕显·
“1966年，正当社会主义建设重新顺利发展的时候，一场巨大的灾难降临到中国的大地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周总理当时年近古稀，处于逆境，但为了党和国家的命运，为了人民的利益，仍然宵衣旰食、呕心沥血地处理各种大事，争取尽量减少动乱造成的损失。”
“1966年9月上旬，北京不少红卫兵南下，包围并冲击原上海市委的所在地，市委无法工作，面临严重困难。在那些令人焦急的日子里，我们多么盼望听到中央的声音啊!就在这时，周总理对一支经他同意的南下红卫兵坚定地表示：‘上海市委是革命的!’周总理还在电话中具体指示，‘不准红卫兵进办公室、机要室’。随后，他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指示当时的华东局、上海市委并告北京市红卫兵南下兵团、北京市各大中学校在沪的其他红卫兵组织，迅速结束在上海的活动，返回北京。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一电文是周总理亲自起草和批发的。为了保护上海的广大干部，维护当时上海市委的工作秩序和上海的社会安定，周总理真是煞费苦心。
“但是，动乱并未由此终结，而是越来越严重。上海不少工厂停工了，学校停课了，作为南北铁路大动脉的枢纽——上海铁路也瘫痪了。在‘安亭事件’后的1966年12月31日下午，北京传来消息，说中央决定要我出来工作，首先整顿铁路秩序，总理将直接给我打电话。我当时还在病休中，但一听说是中央的决定，周总理还要直接指示，我就立即赶到原上海北站了解情况，做各方面的工作，找制造铁路交通中断的人做工作。次日凌晨3时，我在北站铁路公安局内听到了周总理的声音：‘丕显同志，你好吗?中央决定要你出来工作，上海一定不能乱，南北铁路交通一定不能断……’我问候了总理，紧接着说：‘我现在已在铁路局了，我们正在做工作，力争明天通车。’当时离天亮只有两个小时，虽然万分紧迫，但第二天还是通车了。我在电话里问候周总理的时候，他还说：‘我就是睡觉太少了!’谁知这次通话以后，我就再没有能直接听到他那洪亮的声音了!
“在全国大动乱的日子里，周总理警觉到许多负责干部、著名人士和各方面代表人物，很可能受到攻击或伤害。他发挥出极大的机智和才能，想尽各种办法保护他们。周总理这种对同志对朋友高度负责、赤诚相待的崇高精神，我们这些从动乱中活着过来的人，都有切身的感受。今天在《周恩来选集》中，我们就可以看到1966—1974年‘关于保护干部的若干文电’的珍贵历史材料。上海的一些知名人士和代表人物，例如著名音乐家贺绿汀等，当他们受到残酷迫害的时候，周总理就曾问到他们的情况，为他们说过话。这些知名人士和代表人物能够度过十年动乱，怎能不对周总理满怀由衷的感激之情!
“在惊涛骇浪之中，周总理还保护了许多知识分子、基层干部和普通党员、一般群众。‘文革’初期，周总理就曾专门要上海市科委将应予保护的科学技术人员的名单送到北京，并要求逐一落实保护措施。上海有位戚铮音同志，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掩护过我党领导人，并深知江青的底细，解放后曾在上海郊县工作和生活。就是这样一位对党怀有深厚感情的同志，在十年动乱中也处境危险。周总理十分关心她，亲自安排她到北京加以保护，使她免受冲击。1966年12月，锦江饭店的‘造反派’制造了一起停电事故，使外宾半天无法乘电梯下楼。‘造反派’事后却把破坏的罪名硬栽到当时当经理的任百尊同志头上，并将他揪到北京批斗。周总理知道后，当面指出任百尊的情况他了解，要任百尊回上海继续抓工作。一些作家、演员、医生、护士和周总理熟悉的普通工作人员、服务员，只要他们是为党和人民做了工作的，在危难之际周总理都没有忘记他们，都想方设法保护他们。
“周总理虽然尽一切可能保护许多知名人士，保护干部和人民，但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还是没有能够免遭磨难。这是时代的悲剧。周总理虽然未能亲手扭转这场史无前例的动乱，但他却以高度的坚毅精神，尽可能减轻了这场动乱造成的破坏和影响。这是历史的结论。我们把周总理称之为惊涛骇浪中的中流砥柱，他是当之无愧的。十年动乱时期是周总理艰难而顽强地走完了自己生命途程的最后十年。1976年1月8日，周总理不幸与世长辞。千秋功过凭谁说?亿万人民有定评!敬爱的周总理的骨灰虽然撒在了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但北京万众伫立长安街向他挥泪告别，全国和上海人民胸佩白花表达对他的无限哀思，正是表明不朽的伟人在不朽的人民心中奠立了不朽的丰碑!”
陈丕显《滚滚浦江水难诉思念情》，原载《我们的周总理》第89—9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月版。
“敬爱的周总理晚年，不正是在‘苦海’中度过的吗?他自己被迫入了‘苦海’，心里仍然时刻惦记着同入‘苦海’的广大干部和亿万同胞，日日夜夜操劳着为这些人们分忧解难。”
·谷牧·
“对于‘文化大革命’，在运动初期，党内绝大多数高级领导干部都处于一种‘很不理解’、‘很不得力’的状态，我们这些人都是如此。我体会，包括周总理和少奇同志等几位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他们也是在一种很不自觉的情况下被卷入这场政治风暴中去的，他们也是在凭着自己的认识看问题，凭着自己的经验干事情，凭着自己的责任感做工作。他们的思想和肩上的担子都是沉重的。周总理作为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对于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作出的决定，是必须贯彻执行的。所以，无论是同我们这些人谈话，或者公开对群众讲话，他总是讲要‘加深理解’、‘跟上形势’。但是，‘文革’究竟要干什么?怎么搞法?将来的发展是个什么结局?他也搞不太清楚。比如他在8月份就向毛主席请示，并得到批准，提出中央和国家机关的运动到10月中旬告一段落，就可以说明他当时对‘文革’的认识。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我觉得有两条原则总理是抓得紧紧的，一条是，反复强调执行政策，对于当时运动已经出现的混乱现象，他一经发现，就挺身而出，积极加以纠正。记得1966年7月8日，他在听取国务院各口汇报‘文革’情况时，曾明确指出：‘给人家戴‘黑帮’帽子，又要靠人家工作，这种做法不好。组织结论不能轻易做。’他还强调：‘被批判的对象，不下放，也不外送，一般留在机关监督改造。’另一条是，在重大问题上经常向毛主席报告请示，争取毛主席的支持或者首肯，运用毛主席的权威，对运动做一些矫枉和引导工作。在‘文革’初期，总理为了将运动纳入我党传统的轨道，维护党和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缩小对生产建设的冲击和破坏，作了极大的努力。当然后来运动的发展实际，使他的良苦用心完全付诸东流了。
“对于林彪提出的‘顶峰’、‘最高最活’、‘最高指示’这一类言辞，周总理也是听不顺、看不惯的。在7月26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总理曾说，对于这些提法，他同主席谈过，也同林彪交换过意见，认为这些词‘应当力求科学、准确、恰当’。
“我们这些人，在这一段已经受到了大字报的‘炮轰’，但都在背着‘十字架’兢兢业业地工作。关于三线建设和基建工程兵问题，中央书记处由小平同志主持，国务院由周总理主持，都听过我们的汇报。我还就西南铁路前线指挥部存在的一些问题，于7月7日专门向总理汇报过，他表示完全支持我的意见。那天下午，总理还在各口汇报‘文革’情况的会议上宣布：‘三线建设与一、二线不同，不能受文革的影响。’在那一段时间里，国务院和中央书记处都还能保持运转，周总理一刻也没有放松对经济建设工作的领导，而且他已经看出这场运动可能给经济建设工作带来的不利影响，抓得比以前更紧了。
“1966年8月1日至12日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把‘文革’进一步推向了高潮。这次会上，毛主席非常严厉地批评了少奇同志，并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会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中央人事也作了很大变动，林彪成了接班人，少奇同志在中央常委中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8月31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大叫大嚷：‘文化革命要搞他几个月，大触每个人的灵魂，让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睡不好觉，让任何单位都滑不掉、漏不掉!’8月18日，毛主席身着戎装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林彪也登台亮相讲话，‘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在全国范围内铺天盖地而来。”
“这年9月初，经李富春同志提议，毛主席批准，余秋里同志和我被通知协助国务院领导同志抓经济工作，每人分管十个部。周总理当时最焦虑的是：这场‘革命’越闹越大，将会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力，产生比‘大跃进’更为严重的后果。他经常找我们了解经济工作方面的重大情况和问题。有一次，他对我们说：‘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对于我们每天汇总的生产报表，他都要仔细审看。哪个铁路局的货运量掉下去了，哪个煤矿的产量降低了，哪种产品的原料供应不上了，他都要认真查问原因，并和我们一起商量解决的办法和措施。
“那年的8、9、10三个月，是学生们来京‘大串连’的高潮阶段，给铁路运输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和困难。为了维持起码的铁路运输秩序，保证起码的生产建设物资运输任务的完成，周总理要我们花些力量，精心编制铁路运输计划明细表，并多次指示我们：‘无论多么困难，都要妥善处理好学生串连与生产建设的关系。首先，必须安排好维持生产建设所必需的货运力量，然后，安排好客运计划，在客运计划中留有一定余力以应付学生串连之需。总之，无论如何不能让生产受到影响!’9月12日，总理还亲自给我打过电话，要我给他整理一份铁路货运情况的材料。10月上旬，中央作出新部署，决定10月份再放手让学生串连一个月，再闹几个回合，要求我们按进出北京的学生各150—170万人的盘子安排运力。我找到总理叫苦说：‘上海等地都来电话告急，说交通运输情况很紧张，进出北京各150万人很难安排。’总理说：‘你可以搞上、中、下三个方案，把每个方案的安排办法和困难都写出来，由我报送常委讨论决定。多拉一些学生是有困难，但我更担心的是铁路停断和阻塞。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一旦停断，整个国民经济就瘫痪了。’10月7日，我找了铁道部负责同志，整整用了一个上午才勉强搞出了运输学生170万、150万、120万三个方案，报给了总理。为了保证铁路交通运输，总理还在9月底要我突击起草一个不得随便干扰铁路、航运秩序的通知稿。”
“这期间，‘文革’的风浪已经冲击到地方党政领导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工矿企业。国家机关中，也闹起了群众组织，与社会上的红卫兵相呼应。学生冲击机关的事件不断发生。8月25日，就有建工学院和琉璃河水泥厂的200多人包围建材部，揪斗赖际发部长，罚站罚跪，还动了手。9月中旬，有两派学生组织进驻了国家经委，分别支持经委的两派群众组织，互相争斗，严重干扰了国家经委的正常工作。我们将这些情况报告了总理和富春、先念同志。他们立即研究，并指派我去处理此事，说服两派学生都退出经委大楼。说服工作相当难做。两派学生开始都不买账，后来我不得不说‘这是总理和富春同志的命令’，两派学生才同意退出机关。后来，我就此事的处理情况给他们写了一个报告，提出：学生不能到工厂搞串连，更不能进驻各部委机关，干扰国家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周总理在此报告上批示：‘坚持不让学校革命师生进入部、委设联络站，但可派联络员经常到部、委取联系。周恩来九·十六。’他完全支持了我们提出的意见，之所以要加上‘可派联络员经常到部、委取联系’这句话，显然是为了敷衍那个形势，以使我们的主要意见能得以通过，于大局有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