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了他的最后岁月。他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到最后一刻，确实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宋平·
“1966年开始的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造成严重灾难。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周恩来殚精竭虑，苦撑危局，运用高超的斗争艺术，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大智大勇的斗争，努力减少严重内乱对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保证国计民生最基本的需要，维护国家机器的运转。同时，千方百计地保护一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著名民主人士和专家学者。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被粉碎后，周恩来冲破‘四人帮’的阻挠，力促邓小平出来工作，经毛泽东同意，终于恢复了邓小平的领导职务。他坚决支持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大刀阔斧地进行全面整顿，收到显著成效，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了他的最后岁月。他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到最后一刻，确实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如陈云所说：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
宋平：《周恩来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卓越贡献》，原载《周恩来百周年纪念：全国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第1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4月版。
“研究历史一定要重视和分析当时的整个形势，不能单凭哪个文件、哪个档案材料，谁谁签了名，就简单作出结论。”
·宋平·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在那时候，中央实际上不能正常工作，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陶铸、彭真等中央主要负责同志都被打倒或靠边站了。中央的工作，很多是由中央文革小组代替。国务院呢，副总理一个一个地被打倒，在台上活跃的主要是‘文革’中起来的那几个人。国家机器的运转处在非常困难的境况中。”
“周恩来作为国务院总理、党中央副主席，还在那里苦撑着这个危局。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国家机器总还要运转吧，社会秩序总还要维持吧，国民经济虽然遭到极大的破坏，但人民总还要吃饭吧，要吃饭就要生产。要知道一天不生产，社会就不能维持。还有外交，我们是一个独立的大国，外交上有些活动也不能停顿。所以说，这一切的活动，都需要有人维持。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周恩来能出面维持。但他说话有时也不灵，没有人听。不是批林批孔批周公吗?他也在被批判之列。‘四人帮’一伙人公开向他发难，他的处境非常困难。
“‘四人帮’一伙横行霸道，他们要做的许多事情，最后要以政府的名义，或以党的名义去做。那谁签字呢，只有由周恩来。总不能毛主席出面吧，毛主席不是总理，也不是国家主席，他怎么出面呢?所以当时很多的事情并不由周总理决定，但要用周恩来的名字签署。说是被迫签字也得签啊!在党和国家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还得顾全大局，维护党的团结，不能分裂。所以，对有些事情的处理，周恩来是违心的，是不得已的。
“我们后人研究历史，如果查档案的时候，很可能发现有些错误的档案文件是周恩来签字的，但是这些东西的决定过程往往是很复杂的，不是周恩来个人能够决定的，甚至是违背他的本意的。在那种特殊的情况下，有些是‘四人帮’决定的，有些是毛主席决定的，周恩来不得不履行手续。对这类事情，我觉得我们研究历史的人应该弄清楚当时的形势，各人有各人的是非功过。如果不弄清当时这件事情的整个情况，只是看档案上谁签的字，以此来对人物作历史的评价，就会作出不符合当时实际的结论。所以，研究历史一定要重视和分析当时的整个形势，不能单凭哪个文件、哪个档案材料，谁谁签了名，就简单做出结论。这就像那时候报纸的宣传，是不是报纸上宣传的都是真实的呢？‘文化大革命’搞得天下大乱，可报纸上却天天宣传形势大好，难道形势真的大好吗？所以重要的是要透过这些表面的东西，研究历史的真实。
“‘文革’过去还不太久，有些当事人还健在，应该把当时真实的情况记录下来，留给后人。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周恩来同志有一个全面的评价，我觉得这段评价是概括得很好的。尽管‘文革’那么大的破坏，但是我们还是保持了基本的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虽然非常地困难，但国家机器还在运转。这和周恩来同志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所以历史决议中对周恩来同志作出了一个正确的评价，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讨论历史决议草稿的过程中，我发过两次言。当时我感觉到我们这一代人必须根据历史的真实情况对周恩来同志作出科学的、真实的历史评价，免得后人被一些错综复杂的表面东西所误导。记得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有同志说档案中有多少错案有周恩来的签名。张爱萍同志说：对周恩来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评价，不能只看那些档案中的签字，重要的是要看他保护了很多的干部，这些干部在‘文革’中虽然受到摧残，但还是保护下来了，这是周恩来同志一个很大的功绩，也是他的领导艺术。张爱萍同志的这番话我觉得比较中肯。我希望研究历史的人，要特别重视历史的真实情况，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要被一些历史的表面现象所误导。”
宋平：《怀念周恩来同志》，原载《话说周恩来》第11—1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版。
“在林彪、‘四人帮’窃据高位，疯狂煽动极左思潮的情况下，坚持这种原则立场，”“需要多么坚强的党性和巨大的勇气。”
·徐向前·
“纪念敬爱的周总理，不能不谈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所发挥的超人精力，所表现的崇高品德。”
“林彪、‘四人帮’一伙，为了实现他们的‘改朝换代’，大肆宣扬‘新文革和旧政府的矛盾’，‘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批干运动’等谬论，进而抛出了‘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混淆两类矛盾，煽动打倒一切。大批革命干部遭到他们的残酷迫害。周总理遵照毛主席多次强调的‘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要‘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的指示，为解决干部问题，进行了英勇的艰巨的斗争。我曾多次陪同总理接见群众，亲眼见他严肃而又耐心地做两派群众的工作，教育群众要严格区分两类矛盾，正确对待干部；要对敌狠，对己和；要坚持文斗，反对武斗。”
“在一次群众大会上，他语重心长地说：‘年轻人要珍惜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既要有革命性，又要有科学性；既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要实事求是，注意调查研究。不要把作风搞坏了’，并且针对林彪、‘四人帮’乱批人、乱点名的恶劣作风，严肃地指出：‘我们老一辈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做坏样子。’同时，他顶住林彪、‘四人帮’的巨大压力，旗帜鲜明地保护革命干部。外地有的军队负责同志，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煽动而受到冲击，总理遵照毛主席的指示，马上作了妥善安排。军队和地方的许多领导干部都是由于总理亲自出面、亲自指示或亲自布置而得到保护的。周总理反对对陈毅同志搞突然袭击，坚决保护陈毅同志，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正因为总理在干部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更引起了林彪、‘四人帮’一伙的刻骨仇恨，诬蔑总理是最大的‘老保’。凡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同志都知道，在林彪、‘四人帮’窃据高位，疯狂煽动极左思潮的情况下，坚持这种原则立场，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需要多么坚强的党性和巨大的勇气。对我自己来说，有一件事情特别难忘，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中央决定举行盛大招待会。在此以前，由于林彪、‘四人帮’煽动揪‘军内一小撮’，大肆批判所谓‘逆流’和所谓‘带枪的刘少奇路线’，我和一些军队负责同志处境已很困难。在那样的情势下，我们能否依照惯例出席‘八一’招待会，当然是很难预测的。七月三十一日下午五点钟左右，叶剑英同志忽然来到我的住处，向我转达总理的通知：要我准备出席‘八一’招待会。还说，对我是否出席的问题，意见还不一致(事实上是林彪、‘四人帮’一伙持反对态度)，总理准备请示毛主席。剑英同志想得很周到，还随身带来了一个理发员，怕我临时来不及去理发。一小时以后，总理再次通知‘已经请示过毛主席’。毛主席指示，朱老总要出席，我要出席，其他正受冲击的军队负责同志也要出席。为了避免意外，总理还亲自布置有关部门选定从我住处到达人民大会堂的行车路线。临赴会时，总理又亲自打电话询问我走了没有。当然，这一次几个老同志出席招待会与否，都不是一个个人的问题，而是涉及军队的团结和稳定，涉及体现我党我军行之一贯的干部政策和传统作风，涉及打破林彪、‘四人帮’的乱军篡军阴谋并纠正他们造成的那种歪风邪气。总理这种亲切的关怀，不能不使我深为感动。这是一种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形成牢固团结的阶级感情。这里，我不能不提一下我在参加贺龙同志追悼会时留下的一个难忘的印象。”
“许多同志已经知道，在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贺龙同志时，总理曾尽力设法加以保护。一九七五年六月补行贺龙同志追悼仪式时，总理是不顾人们的劝阻抱病参加的。他签到时，显然是由于心情激动和身体虚弱，书写签到簿时手哆嗦得很厉害。我问他：‘你病成这个样子，怎么还来了?’总理尽力抑制着自己的感情，沉痛地说：‘这个会，我不能不来啊!’在场的同志谁都可以感觉到总理心中感情的分量，谁都不能不想得很多。总理在这个场合流露的感情，包含着对林彪、‘四人帮’倒行逆施造成严重恶果的深深的愤慨。”
“周总理对稳定军队十分关心。当时，在林彪、‘四人帮’的煽动下，有些军事机关和军队负责同志受到冲击。我那时主持全军‘文革’的工作，我们请总理出来讲讲话，总理总是从大局出发，对我们的请求表示支持。在一次军委碰头会议上，我根据‘十六条’精神和一些同志的建议，提出了几个不准：不准随便抓人，不准任意抄家，不准体罚或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等等。总理立即表示赞同。但陈伯达、江青都不表态，结果无法作出决定。会后印发的我的发言稿，江青也通知要立即收回。但是各方反映，那些过火做法有继续发展之势。一月二十三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颁布了人民解放军要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形势的发展，更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经与叶剑英、陈毅、聂荣臻等军委负责同志商讨，起草了一个军委八条命令。总理亲自主持讨论了‘八条’。总理说，‘八条’很好嘛！但陈伯达、江青仍不表态。实际上，他们是惟恐军队不乱，以便乱中夺权。‘八条’经毛主席批发后，总理督促军队贯彻执行，多次主持会议解决一些地区军事机关被冲击的问题，为保持军队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后来有的地方在执行‘八条’命令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总理指示：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是仓促上阵，没有经验，要着重总结经验教训，研究今后怎么办。而林彪、‘四人帮’却抓住这些问题，把错误都推到别人身上，大抡棍子，无限上纲。一九六八年三月，毛主席在一次谈话中对此作了中肯的分析，毛主席在讲到‘八条’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同时，指出：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现在来看，当时没有个‘八条’也是不行的。总理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正是体现了毛主席的思想，办事既坚持原则又能灵活应用，所以使人心悦诚服。这件事现在已经成为历史了，而历史已经作出结论：妄图毁我长城的林彪、‘四人帮’，已经遭到应得的惩罚；而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关心军队巩固和社会秩序稳定，关心经济建设发展的周总理，则获得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爱戴。”
“特别值得学习的，是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力撑大局的伟大胸怀，那种超人的工作精神，那种事必躬亲的细致作风。这一点，我在主持全军‘文革’工作时感受很深。当时林彪规定：全军‘文革’属军委和‘中央文革’双重领导，主要是‘中央文革’领导，有事先找‘中央文革’。但实际情况是：陈伯达、江青都很难找到；被他们安插在全军‘文革’任副组长的关锋也很难找到。即使找到他们，对我们提出的问题也往往是不置可否，反而背后搞鬼，拉这派打那派，反手又拉那派打这派。结果出了问题，他们则责难交加，企图整倒人而后已。在这种情况下，开展工作是相当困难的。不久，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总理参加了‘中央文革’碰头会。我非常高兴：有总理直接领导，事情就好办了。那时，总理既要协助毛主席指导国务院各部和各省市的‘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又要主管日常政务和外事活动，工作是极度紧张的。但我们向总理请示事情，一般情况下总理总是立即答复；全军‘文革’的工作碰到困难，总理总是尽力帮助。在一次碰头会上，我因为对林彪、陈伯达、江青那一套给全军‘文革’的工作造成很多困难表示了不满，江青板着脸说：‘徐老总老了，不能工作了。’我于是向总理表示想辞去全军‘文革’的工作。总理慰勉我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嘛!’这两句话由总理说出来，感染力是很强的。因为全党同志都知道，总理在长期革命斗争生活中，从来就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举一个小的例子：总理办公室有—个公开的值班电话，电话局的同志考虑到总理日理万机，事情太多，建议换一个电话号码，以免电话太频。总理坚持不换，说：‘电话号码换了，群众怎么向我反映情况?’所以，这个电话号码建国以来一直没换，电话铃声几乎是日夜不断。大量的情况就由这个渠道汇集到总理那里，总理总是非常耐心地听取汇报，及时处理。‘文化大革命’中，他更是夜以继日地辛勤工作，废寝忘食，习以为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