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把我家的事一直挂在心上，在总理亲自安排下我家和蔡廷锴、蒋光鼐、张鼎丞等家及民革一些人士的家都搬到一个地方居住，彼此之间可以互相照应。这也是总理对我们这一批人采取的保护性措施。
“父亲死后，有关部门发给我家五百元钱就不管了。在我家感到最困难的时候，我收到了王海容寄来的一封信，让我到外交部去一趟。我应约而去。见面后她告诉我是总理让她找我的，首先问了我家经济情况，有什么困难。我谈了湖南老家的东西问题。因工作关系，我们在湖南、北京两地都有家，父亲私人所有的东西都在湖南，而北京家中的用具都是公家的。这次搬家不能动公家的东西，又无钱购买，想从湖南要一些自己的东西，但湖南方面不但不给反而训了我们一顿。我们的家产全部‘捐’公，只退给了母亲九元七角钱(东西都被造反派干部们瓜分了，最近落实政策才从这些人家中收回一些破损的家具)。另外，一九四八年国民党将我全家转迁到香港做人质，曾给我家一笔安置费，我母亲把这些钱都存在香港了。父亲起义后，我们回到父亲身边，一直未动此款。‘文化大革命’中父亲曾写信给毛主席请示能否拿回这笔钱(因孩子多，家庭生活感觉困难)。主席说：能取就取回来，取不回来我们共产党还养不起你吗?后来陶铸同志帮助取回这笔钱，但因银行冻结，一直未能取用。此外还谈到我的工作问题。王海容将这些情况向总理作了汇报，总理马上让国务院管理局解决我家的困难，批准发给我母亲和姨母每月各一百元，无工作的两个孩子每月各二十元。总理还说这笔生活费就固定下来，孩子有了工作后仍照发。但总理去世后，就只发给母亲每月一百元了。至于我的工作，因当时社会太乱，总理让我暂在家中等候，以免出意外。一九七○年我结婚，爱人也无工作，总理就让卫生局给我爱人分配了工作。我的工作问题总理一直想着，过一个时期就了解一下情况。一九七一年总理通过国务院根据我的特长，将我分配到‘图博口’系统的明清历史档案馆工作。总理心很细，他派王海容来我家联系，了解生活中的困难，并及时予以解决。王海容看到我母亲有心脏病，住七层楼上很不方便，就汇报给总理。我分配工作不久，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我们全家搬进红霞公寓。总理去世后在邓小平同志的关怀下，湖南省落实了政策，解决了我家在湖南的房产问题。如果在旧社会像我母亲这样的人带着六个孩子是无法生活的，感谢共产党、毛主席、周总理给我们带来的幸福生活。
“我父亲对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感情也很深，因此对‘文化大革命’中及以前‘反右倾’斗争中大整领导干部的做法是十分不理解，是反对的。记得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之后，我父亲对整彭总的问题很有看法，觉得在共产党内部，不要像曹氏兄弟那样，煮豆燃豆萁，相互斗争。后来秘书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总理，不久周总理特来我家向我父亲做解释工作。我父亲出于对总理的尊敬表示庐山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斗争，他不便多说什么，但希望不要这样搞。实际上我父亲对彭总一直深有好感，对彭总反映的问题有同感(我父亲在湖南时也下乡了，对农村的情况是了解的)。‘文化大革命’中，父亲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接见红卫兵时，主席曾拉着他的手说：我想了几年才想出这个办法(指从上而下的群众斗群众运动)。父亲对此很不理解，他对红卫兵的一些做法是反对的。比如：在我家附近发现丑化朱总司令的大字报和漫画，他就让人赶快撕掉。斗争刘少奇时他坚持让服务员买来少奇同志的像挂起来，并说还没有取消少奇同志国家主席的职务为什么不能挂呢?他还坚决反对斗陈毅、彭真同志，说这些人都是毛主席的左右手，不应随意砍去。他也不赞成学校中对老师采取的粗暴、野蛮行为，提出要尊敬老师。父亲的爱憎是很分明的，他对林彪、江青一伙早有看法，认为他们都不会有好下场。
“我们全家人对总理的感激之情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我们爱总理，天安门事件时全家都卷进去了。我们姐妹每天去天安门(天安门广场的第七个花圈就是我家送去的)悼念总理，抗议‘四人帮’的反动行径。小妹妹表现得最勇敢，结果被那些人拍了照，虽然第一次‘漏网’了，但在反对某些人不让纪念总理的活动中被抓了起来，关了八个月。后来在邓副主席直接关怀下获释。
“总理去世后，我们全家继续受到邓小平、胡耀邦等领导同志的关怀，中央为程潜、邵力子百年诞辰举行了纪念活动，影响很大，我们全家倍受感动，表示永志不忘共产党的恩情。”
郭翼青、程熙：《周恩来总理与程潜将军》，原载《怀念周恩来》第194—199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1月版。
“周总理身处逆境，又万务丛集，但他却不顾个人的安危和病体，仍然细微地、尽力地保护我，安排我的生活，关心我们把数学方法用于经济建设的工作。”
·华罗庚·
“我永远不能忘记周总理几十年来对我的关心、鼓励和支持，尤其值得怀念的是‘文化大革命’中最艰难的一九七○年。当时，周总理身处逆境，又万务丛集，但他却不顾个人的安危和病体，仍然细微地、尽力地保护我，安排我的生活，关心我们把数学方法用于经济建设的工作。记得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国务院的两位同志奉命向我传达了周总理一九七○年三月四日的批示：
“首先，应给华罗庚以保护，防止坏人害他。
“次之，应追查他的手稿被盗线索，力求破案。
“再次，科学院数学所封存他的文物，请西尧查清，有无被盗的痕迹，并考虑在有保证的情况下，发还他。
“第四，华的生活已不适合再随科大去‘五七’干校或迁外地，最好以人大常委身份留他住京，试验他所主张的数学统筹方法。
“此事请你们三位办好后告我。
“我听了批示的传达后，心情激动得难以言状。我只好以汇报我们为国民经济服务的工作情况来表达我对周总理的崇敬之情。国务院的两位同志听了我的汇报后，告诉我说，明天是星期天，希望我在星期一上午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的会议上介绍统筹方法。我深怀感谢心情在星期一讲了统筹方法。有位同志说，你还有优选法为什么不也给大家讲一下呢?于是，我就第一次向领导汇报了优选法。同年夏天，经周总理批准，我们师徒三人到了上海推广统筹法，搞试点，同时，我们还应用优选法，得出了一批成效显著的成果。于是，王洪文的把兄弟越发‘敬重’我们了，把我从和平饭店迁到警卫森严的延安饭店，切断了我们与群众的接触，使我们无法进行工作。当时我和彭冲同志在电话中谈到此事时，他马上表示欢迎我们去江苏工作，也受到他们的拦阻。最后，还要刘西尧同志到上海我们工作过的现场了解情况，肯定了我们的成绩，告诉他们说我有病在身，应该回京治疗，这样，才得脱身。
“回到北京后，我们又继续对‘双法’进行试点和应用，不断扩大行业面，效果越来越好。国务院听到汇报后，很快又在国务院礼堂召开会议，请各部委负责人参加，邀我和各厂的同志专门介绍推广‘双法’的成果。这样一来，普及推广‘双法’的消息传遍了全国，各地纷纷邀请我们去工作。这样，我们的推广普及‘双法’小分队才能在动乱的十年中，走遍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到成千个厂、矿、农村、部队和医院，给成百万工、农、兵群众传授‘双法’，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尽心尽力。
“为科学工作者创造环境，让他们发挥作用，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周总理最理解科学工作者的心情和疾苦，为科学家造就了深入实践的机会。在十年动乱中，要是没有总理及时的批示，我可能不是离开了人世，就是无所作为了。当时，我能和大家在一起，做出一些成绩都应该归功于周总理的关怀。
“走到实践中去之后，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有些人在说‘华罗庚现在只搞实际，不搞理论了’!这又是把理论和实践对立起来的说法。实际上，我真和理论脱离了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在十年浩劫之后，我访问英、法、德、美诸国，拿什么去对人讲，并向人请教呢?我之所以能在国外的同行面前讲出十四个方面的问题，恰恰说明我们在从事推广应用数学的同时，从未间断理论研究工作，并且积累了不少尚待发表的成果。我之所以能这样做，也是和周总理的一贯教导分不开的。对科学工作者来说，喜欢的是日新月异的创造发明，而不是停滞不前吃老本。当这些在逆境中取得的成果与外国人见面的时候，使他们惊讶不已，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周总理批示中所提及的被窃手稿一事，至今还未破案。这正和我想起的一件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我访问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时，有一位著名的老教授将他珍藏的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年我写给他的两封信拿给我看，并说：‘你的原信不能拿走，但是可以复制一份带回去。’对比之下，窃取我的手稿的人难道不脸红吗?不执行周总理指示的人，难道不觉得自愧吗?他们知道什么叫尊重知识!当时，我的手稿中与国民经济有关的部分全被盗窃光了。这就是前面提到的一‘论’中的内容。当然现在不仅回忆出来了，而且有了新的发展，此‘论’的摘要以《计划经济大范围最优化的数学理论》为题从一九八四年第十二期开始陆续在《科学通报》刊登。这些手稿写于六十年代，被窃于七十年代，复原和发展于八十年代，时间已过去了二十多年之久，复原和发展花费了我三年的心血，但这是我进入古稀之年后的三年呀!
“一九八四年七月九日，我访美归来后，先后到了长沙、哈尔滨、呼和浩特和大庆。我看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祖国发展的大好形势和广阔前景。有不少省、市、自治区聘请我为科学技术(或经济科技)总顾问，我深感自己无论是知识、能力、年龄和身体都难以胜任。对我来说，应该终身在‘实’字上下功夫，所以对这些桂冠，只能领会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一个例证，也是对我们以往工作的肯定。
“由于疲劳和紧张，我从大庆回来后即住进了医院，医生劝我少激动。但是，当我读到《周恩来选集》下卷的时候，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宏文篇篇，跃入眼帘，有方针、有政策、有目的、又有措施，还有着循循善诱的教导，现在读起来依然使人耳目一新，深受启发。当看到劫难之时的件件批示，更是不能自已，这些刺向‘四人帮’的利剑，审判他们的证词，正是人民的好总理爱护科学家、老干部，为国家的前途，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崇高精神的体现，正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赤胆忠心的表露。我们千千万万的科学工作者钦佩人民的好总理的远见卓识和宽阔胸怀!”
华罗庚：《呕心沥血为人才——读〈周恩来选集〉下卷引起的怀念》，原载《怀念周恩来》第447— 450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1月版。
“周总理在百忙之中来到八宝山公墓，发现没有为我父亲准备悼词，就将我写给他的那封信作为代悼词，亲自宣读。”
·李林·
“周总理对我国的地震预报工作极为重视。父亲在地震会议上总是讲：周总理早就指出地震是有前兆的，而地震预报必须根据前兆。周总理在主持地震会议时，对用‘地应力’预报地震感到很有前途，还问外国有没有用地应力搞地震预报的。当时参加会议的人反映，外国搞的很少，只在矿山等方面搞了一点。总理高瞻远瞩地指示：‘地质学院有没有地应力专业?没有我们可以自己创办嘛！’一九六九年，渤海地震后，建立了中央地震小组。周总理委派李四光任组长。父亲承担这一任务后，加紧进行地震预报的研究。他始终按周总理对地震工作的指示去办。一九七○年二月，周总理在接见全国地震工作会议代表时对我父亲说：‘李老，你先讲讲。’‘你是这方面的权威。’他又笑着说：‘你是革命的权威。’我父亲在总理的鼓励下，讲了一段话，最后表示：‘我们的地震工作，必须坚决贯彻总理指示的‘以预防为主，大打人民战争’的方针，必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走自己的道路。跟着毛主席走，才能完成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任务。’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九日，父亲因动脉瘤破裂而去世。在这以前，病情开始恶化时，父亲最担心的是总理亲自交给他的地震预报任务不能完成。当时正是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横行的日子。我父亲刚逝世，他们竟然借口反‘四旧’，不准开追悼会；又借口‘一切从简’，不准致悼词，说什么在五月二日开个‘告别会’就可以了。我想到周总理在五月一日这天忙到深夜，第二天上午不一定能来参加告别仪式，就在头一天晚上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五月二日，周总理在百忙之中来到八宝山公墓，发现没有为我父亲准备悼词，就将我写给他的那封信作为代悼词，亲自宣读。读完之后，总理走过来向我们家属表示慰问。他握着我母亲的手说：‘要继承李四光同志的遗志。’总理走到我父亲的秘书面前，握着他的手轻轻地说：‘把李四光同志遗留的资料很好地整理出来。’总理还问参加追悼会的群众代表：‘搞地震的同志来了没有？’‘现在任务交给你们了！’
“追悼会的第二天，邓大姐来到我家，再次表示慰问，并转达了总理的意见：一定要把李四光同志遗留的资料很好地整理出来。正是在总理关怀下，我父亲的遗著《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初稿)》、《地质力学概论》、《地质力学方法》、《中国第四纪冰川》、《区域地质构造分析》、《旋扭构造》、《地震地质》等陆续整理出版了。
“我父亲的晚年是在新中国度过的。他在政治上的进步，科学上的成绩，完全是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下取得的。敬爱的周总理对我父亲的关怀，决不仅仅是对他个人的关怀，而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关怀。”
李林：《春风化雨入心田：忆周总理对我父亲李四光的亲切教诲》，原载《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续编二，第562—56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10月版。
“周总理针对林彪、‘四人帮’打击迫害台湾同胞的现象，明确指示：对台籍干部要落实政策，消除疑虑，合理安排使用。”
·徐萌山·
“1972年以来，由美国回国参观的台湾留美学生以及著名台湾爱国人士比较多了，周总理多次接见他们，在重病期间他还是亲切接见台胞，耐心地倾听他们的意见，详细地解释了党对台湾的政策。旅居国外的台胞无不感到温暖和激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