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按户征收丁口军赋。这是一种“舍地而税人”的措施，即赋税按户及人口征收，即使不种地的游民，也一律要缴纳军赋。
8.“燔《诗》、《书》而明法令”。即焚烧儒家经典，禁止游说之士。由于商鞅主张法治，这就与儒家提倡“法先王”的复古思想产生了矛盾。为统一思想，顺利推行变法，商鞅劝说秦孝公禁止儒家典籍的流传，并采取严厉措施禁止游说之士们以自己的主张动摇法治。这样做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把人们的思想用封建法制统一起来，从而达到“国俗可化而民从制”的目的。
由于商鞅变法顺应了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所以取得了巨大成功。使秦国迅速从一个落后的被东方各诸侯国鄙视的国家，变成七雄中的最强者。商鞅变法亦为后来秦王嬴政统一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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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推行新法达十八年。其间变法曾遭到旧贵族的不断反对，商鞅把他们视为“乱化之民”，将其“尽迁之于边城”。而且连太子触犯新法也不能宽恕，太子的老师公孙贾和公子虔作为太子的替罪羊也被治罪。旧贵族们破坏新法的阴谋失败后，更加痛恨商鞅。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崩，惠文王即位。一批反对变法的旧贵族乘机攻击商鞅，诬陷他谋反。商鞅逃跑未果，遭车裂而死，家人也没有幸免。
马陵之战——齐魏交战，孙膑计杀庞涓
孙膑和庞涓作为敌对双方的将领，虽各为其主，但在此之前，曾是师从鬼谷子学习兵法的同门师兄弟。孙膑因深得《孙子兵法》之奥义，才能远在庞涓之上，遂令庞涓甚为嫉妒。后来庞涓做了魏国大将军，于是设计将孙膑骗到魏国，剜掉其两块膝盖骨，令孙膑痛苦不堪。齐国大将军田忌听闻后，将孙膑偷偷救回齐国。经田忌推荐，孙膑成了齐国军师。他发誓要向庞涓复仇。
公元前341年，魏国将军庞涓领兵伐韩，韩求救于齐。孙膑主张“深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弊”，就是先向韩表示出兵相救的意愿，促使韩国竭力抗魏，当韩处于危亡之际，再发兵救援，从而“尊名”与“重利”一举两得。
果然，韩国军士得到齐国的允诺后，士气大振，全力抵抗魏军进攻。虽然仍然是五战皆败，却使魏军兵力虚耗巨大。齐国一再干预魏国战事，令魏惠王甚为恼怒，他完全不顾将士已疲累厌战，依然固执地命军师庞涓放弃攻韩，转而攻齐。与此同时，孙膑见复仇时机已到，便主动向齐威王请命出战。齐威王考虑再三予以批准，并命大将军田忌协同出战。
孙膑认为魏兵强悍善战，向来蔑视齐军，判断魏军一定轻兵冒进。此时，只要巧妙利用敌人的轻敌心理，示弱诱敌，就可以出其不意给魏军致命打击。在和主将田忌认真研究了地形之后，定下“减灶诱敌，孙膑设伏兵聚歼”的作战方针。
两军刚一交战，孙膑见魏军果然来势凶猛，就号令将士减灶佯败，撤至沟深林密、道路曲折的马陵（今山东郯城）一带。孙膑挑选了一万名善射的弓箭手埋伏于道路两侧，等候庞涓到来。
庞涓见齐军连战连退，军灶锐减，果断认定齐军斗志涣散，士卒大量逃亡，遂大喜之下，亲自率领一部分轻装精锐骑兵，日夜兼程追赶齐军。当他们到达马陵，进入密林之后，发现在一块空地之上，只有一棵大树竖立其中。走到树前，在火光的照耀下，庞涓才发现这棵大树上竟赫然刻着八个大字：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庞涓顿悟中计，但为时晚矣，只见树林之中千万支箭同时射来，魏军阵容大乱，死伤无数。庞涓自知败局已定，无力回天，遂愤愧自杀。魏军失去了指挥，全军溃败，前后被歼十万余人。
经此一战，孙膑扬名天下，而他对付庞涓的“减灶之计”也随之流传于世。魏国自此由盛转衰，齐国却挟战胜之威，力量迅速发展，成为当时数一数二的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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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陵之战后，齐、秦、赵等国乘机从东、西、北三面夹攻魏国。公元前340年（惠王二十九年）5月，齐、宋军队联合围攻魏国的平阳（今山西省临汾市）。当年9月，秦国商鞅用计大败魏军，擒魏公子卬。10月，赵国也对魏国发动进攻。公元前323年，楚国北上进攻魏国，于襄陵（今山西襄汾县）大败魏军，魏国损失八邑。这一系列军事上的失败，使魏国遭到沉重打击，国力大损。魏国不仅丧失了霸主地位，而且迫使魏惠王采纳相国惠施的建议──“折节事齐”，即到齐国去朝见齐威王，双方互相尊为王。这就是战国历史上着名的“齐魏相王”事件。齐魏“相王”，从根本上否定了周天子的独尊共主地位，从此周天子不但在实力上，而且在名号上都与诸侯相同了。周天子共主地位的丧失，标志着从春秋以来，建立在“挟天子以令诸侯”基础上的霸政随之消失。
合纵连横——魏、赵、韩、燕、楚“五国伐秦”
战国中期，大国之间已不是单纯为争夺、吞并弱小国家而战，而是为自身存亡而战。国力较雄厚的国家，力图削弱或是吞并弱小国家以强大。而实力弱小的国家为求生存，被迫联合以抵抗大国侵略。一旦抵抗失败，他们又纷纷转投强国以求自保。于是，“合众弱以攻一强”的“合纵”以及“事一强以攻众弱”的“连横”于战国中期应运而生。
公元前323年，齐、楚二国联合攻打魏国。情急之下，魏犀首公孙衍发起了“五国相王”，即魏、赵、韩、燕、中山五国君主相互称王以抵御齐、楚。这次运动可看作战国时期第一次“合纵”。结果“五国合纵”仍然不能与齐、楚二国相抗衡，遂魏惠王对“合纵”政策产生了动摇。这时秦相张仪看准时机，向魏惠王伸出了橄榄枝，他建议魏惠王接受“以魏合于秦而攻齐、楚”的“连横”策略。魏惠王并不愚笨，“以魏合于秦”，实际上是要魏国做投降于秦的带头羊，魏惠王当然不肯从命。于是秦惠文王为逼迫魏国就范，出兵攻打了魏国的曲沃、平周二地。此举令魏惠王以及东方各国感到了秦国的巨大威胁，于是再次按照公孙衍的“合纵”策略，联合成了一个“防御”集团。
公元前318年，在公孙衍“合纵”策略下，东方五国——楚、燕、韩、赵、魏联合进攻秦国。由于各国的利害关系不同，大家各自心怀鬼胎。而楚、燕两国因地处偏远，对合纵并不热心，所以并没有派兵参加联合军事行动，因此实际上只有韩、赵、魏三国与秦军交战。联军一直打到函谷关（今河南灵宝东北）。次年，秦国庶长樗里疾大败韩、赵、魏三国军队于修鱼（今河南原阳西），斩杀八万人，这次“合纵”攻秦的战争以失败告终。此后，秦国不断地进攻三晋，迫使韩国屈服。魏国的内政也受到了秦国干涉，并按秦国的意愿将公子政立为太子。之后，秦国把精力放在了经营后方，暂时停止了对东方五国的军事进攻。
公孙衍发起的五国“合纵”攻秦，虽以失败告终，但对当时政局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此后，由于兼并战争的日益激烈，各大国间的这种合纵、连横外交斗争及军事结盟不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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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五国伐秦失败后，除了齐国以外，秦国再无大敌，因此秦王的气焰更加嚣张跋扈。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接受将领司马错的建议，插足巴、蜀两国之间的矛盾，掀起了征战巴蜀的战争。经过一系列斗争，秦相继灭掉了蜀国和巴国，获得了号称“天府之国”的巴、蜀地区，这为日后的统一战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胡服骑射——从“车战”到“骑兵步卒”的转变
战国时期，赵国的东北是东胡，北边是匈奴，西北是林胡、楼烦，这些都是以游牧为生的游牧民族，历史上将他们统称为胡人。
胡人善于骑马、射箭，常以骑兵进犯赵之边境。此外，胡人身穿短衣、长裤，往来迅速，弯弓射箭自如，上下马方便，这大大增强了胡人的作战能力。而赵人与之相比，就显得相形见绌。
在作战方式上，赵人主要以车站为主，笨重的战车相较胡人的战马，在灵活度方面逊色不少；加之赵人所穿服饰，大多袖长腰肥，领款摆大，结扎烦琐，盔甲厚重，行动十分不便。遂在赵、胡之战中，赵经常在战场上处于被动挨打地位。赵武灵王有感于此，痛下决心要进行军事改革。
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召见君臣，商议“胡服骑射”一事。许多大臣对此持反对态度，公子成等王宫贵族甚至还以“易古之道，逆人之心”为由，拒绝接受变法。但赵武灵王坚持己见，不仅带头穿起胡服，还通过游说、辩论和强制等方式使胡服改革得以推行。此后，赵武灵王组建骑兵，学习骑马射箭，很快就组建了一批能和胡人相抗衡的骑兵。
公元前306年，赵国骑兵一举攻下了东胡要地——原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武灵王将其改为“骑邑”，专门用于训练后续批次的骑兵。原阳一战使得赵国将士士气大振，也令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改革得到了广泛认可。自此，我国古代军事史上的作战方式发生了巨大转变，很多原本以车战为主的国家，均纷纷效仿赵国改革，渐渐以骑兵步卒代替了车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