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政治影响
魏晋以来的动乱，以及朝鲜半岛上乐浪郡、带方郡的陷落，促使大批的移民从中国江南和山东半岛、朝鲜半岛迁徙到日本列岛，集中居住于畿内各地，形成若干个规模庞大的移民集团。移民氏族间的内部通婚、职业上的互补性，以及对其聚居地方政权的控制，加强了集团的凝聚力。较为先进的文化技术与人力资源的结合、地方开发所聚集的财富，使得实力雄厚的移民集团不能不对日本社会产生相当的影响。实际上，这种影响很早就可以见到端倪，并随着移民集团实力的增强而加强。所不同者，在移民集团形成初期，他们更多依附于日本氏族，或与地方豪族联合，或作为中央贵族的附庸，谋求自我发展。他们与直接统辖者的日本贵族的关系，远比他们同朝廷的关系更加紧密，明显带有私属的特点。在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移民集团的实力颇有增强，他们与上司的关系越来越变为利益上的相互合作。
随着日本中央集权化的进程，以及大陆移民自身地位的上升，他们能够直接与天皇为代表的中央朝廷沟通联系。也就是说，随着严格的社会阶层等级界限逐步被打破，大陆移民集团开始越过统辖他们的日本贵族，直接与朝廷建立关系，并日益向朝廷靠拢，逐步纳入国家政治体制之中。
当然，这一进程必须从日本社会的发展去寻求其深刻的社会根源。一般来说，社会变革需要打破既有的等级限制，建立广泛的社会基础。相反，政治保守则要求维持既有的等级，或者在变革以后重建等级制度。从政治意义上说，如果没有对旧的氏族政治形态的冲击，大陆移民将难以突破社会等级制的限制，对日本的社会发展产生积极作用。就文化的层面而言，由于大陆移民来自社会发展程度较高的中国或朝鲜地区，拥有文化上的优势，要将先进的文化制度移植于日本社会，也需要促进日本社会的革新。由此不难理解，大陆移民在日本社会进程中，会逐步摆脱旧贵族的控制，向推进革新的中央朝廷靠拢，日益成为改革的重要支持者。总的来说，大陆移民的利益基本上与社会改革相一致。
大陆移民集团在日本政治上发挥作用，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雄略王以前，移民集团依附于日本贵族，间接地发挥政治影响，以下事例所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
5世纪的“五王时代”，履中王还是太子的时候，其弟仲皇子发动宫廷政变。《日本书纪·履中天皇即位前纪》记载：将杀太子，密兴兵围太子宫。时平群木菟宿祢、物部大前宿祢、汉直祖阿知使主三人启于太子。太子不信〔一云：太子醉以不起〕，故三人扶太子，令乘马而逃。帮助履中王逃跑的三人，平群木菟宿祢和物部大前宿祢，都是当时最有权势的中央贵族。阿知使主是东汉氏的始迁祖，率大陆移民迁徙到日本之后，留在朝廷里，担任事务性官职，不具备随时侍奉太子的资格，难以在危急关头抢救太子。所以，上述记载并不完全可靠。比较合理的解释，应该是阿知使主平时处于中央贵族的直接管辖之下，政变发生时，他服从上司的指挥，保护太子。《古事记》“履中天皇”段说，政变平息之后，“天皇于是以阿知直始任藏官，亦给粮地”，颇有论功行赏的味道。但是，《日本书纪》记载，藏部设立于履中六年。由此看来，平定叛乱和出任藏官这两件事之间，未必有什么直接的联系。
阿知使主移居日本之后，数次被派往中国南朝。从其担任外交使节到出任藏部官员的经历来看，倭朝廷起用部分大陆移民氏族首领，是希望发挥他们熟悉外国情况和具有管理经验的专长，担任一些行政事务性工作。出仕朝廷，就给了他们同中央直接联系以及结交中央贵族，通过政治活动来提高自身地位的机会。东汉氏就是在担任藏部官职期间，归附于新兴贵族苏我氏。
第二阶段，大化革新前后，移民氏族首领进入朝廷专业职能部门，负责具体事务，逐步接近权力中枢，作用日渐重要，成为各大政治势力争取的对象。这时期，不管移民氏族是与朝廷或者中央贵族建立特殊关系，都有别于以往。亦即他们之间的关系从以前的依附关系转变为基于职业的统属关系，此变化在5世纪后期表现得尤为明显。
5世纪后期，日本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中央集权趋势。其表现之一，就是雄略王重用大陆移民，“唯所爱宠，史部身狭村主青、桧隈民使博德等也” 《日本书纪》“雄略二年”条。；“（秦造酒）仕于天皇，天皇爱宠之” 《日本书纪》“雄略十五年”条。。雄略王还把分散于各地的大陆移民聚集起来，编为若干大的移民集团，并把这些移民集团的首领拔擢于朝廷，以备顾问。这些举措的目的十分明显，就是要在既有的朝廷体制之外，构建新的部民制度，逐步推行于日本社会。这些变革自然招致旧氏族的反感，他们攻击雄略王是“以心为师”的“太恶天皇” 《日本书纪》“雄略二年”条。。
在雄略王的提拔重用下，大陆移民的势力大有伸张。朝廷中专业部门的日常事务，颇由大陆移民首领担任，从而对朝廷政治产生影响。《日本书纪》“雄略廿三年八月”条记载，天皇驾崩时，“遗诏于大伴室屋大连与东汉掬直”。雄略王遗诏的前半部分，根据《隋书·高祖纪》所载隋文帝遗诏敷衍而成，不足为信。后半部分要求群臣辅助太子即位，防止星川皇子作乱，或为遗诏原貌。东汉掬直能跻身于顾命大臣之列，与东汉氏集团势力强大有关。
东汉氏集团势力迅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他们掌握着中央财政机构。这一点，从雄略王逝世后星川皇子的叛乱可以看得很清楚。《日本书纪·清宁天皇即位前纪》记载：大泊濑天皇崩，吉备稚媛阴谓幼子星川皇子曰：“欲登天下之位，先取大藏之官。”……于是大伴室屋大连，言于东汉掬直曰：“大泊濑天皇之遗诏，今将至矣。宜从遗诏奉皇太子。”乃发军士围绕大藏，自外拒闭，纵火燔杀。是时，吉备稚媛、磐城皇子异父兄兄君、城丘前来目，随星川皇子而被燔杀焉。另一个原因，是他们与总管中央财政各部门的苏我氏深相结纳，互为依靠，形成一股左右朝政的政治势力。在日本古代，谁能取得拥有大量人口和先进文化技术的移民集团支持，谁就能在政治斗争中处于有利地位。苏我氏和东汉氏的政治关系就是一个例证。
崇峻王（588—592）在位时，十分不满苏我氏专权，亟欲铲除之。苏我马子闻讯后，抢先下手，指使东汉直驹刺杀崇峻王。据说东汉直驹事后迫不及待地娶苏我马子的女儿为妻 见《日本书纪》“崇峻五年（592）”条。。这一系列事件并不表明东汉氏对日本政治有野心，企图直接发挥作用。实际上，他所希望的乃是与贵族结盟联姻，以提高门第，提高社会地位和影响。
苏我氏能够长期把持朝政，很大程度上亦得益于东汉氏集团的实力。皇极三年（644），反对苏我氏的政治力量暗中集结，形势十分紧张。苏我氏乃于其家周围大筑城栅，修造兵库，戒备森严。充任其家中侍卫的就是东汉氏 《日本书纪》“皇极三年（644）十一月”条记载：“汉直等全侍二门。”。大化革新时，中大兄皇子与中臣镰足等颇顾忌东汉氏的武装，遂设计调虎离山，诱杀苏我入鹿于宫中。东汉氏闻讯后，即刻起兵反抗。《日本书纪》“皇极四年（645）六月”条记载：于是，汉直等总聚眷属擐甲持兵，将助大臣处设军阵。中大兄使将军巨势德陀臣，以天地开辟，君臣始有，说于贼党，令知所赴。于是高向臣国押谓汉直等曰：“吾等由君大郎应当被戮，大臣亦于今日明日，立俟其诛决矣。然则为谁空战被刑乎。”言毕解剑，投弓舍此而去。贼徒亦随散走。己酉，苏我臣虾夷等临诛。大化革新的功臣高向玄理等人，也出自东汉氏集团。然而，他们曾经到隋朝，长期留学，时值中国重新统一，皇权高涨。于是，这些留学生也舶来“天地开辟，君臣始有”之类的君臣伦理道德，在日本大力鼓吹，并在大化革新中派上用场，成为革新的理论旗帜，而且还具体运用于说服瓦解东汉氏反抗武装。鼓动士兵放下武器的高向国押，也是东汉氏集团中人。显而易见，革新派对东汉氏的反抗，是采取从内部瓦解的办法。一旦东汉氏停止抵抗，苏我氏就只好引颈就戮了。
在实行律令制以前，大陆移民通过与日本政治势力结合而起作用的事例，屡见不鲜。继体、钦明时代，倭国王位继承上一再发生内乱。钦明王即位初年，曾经出现两王并立的混乱局面。《日本书纪·钦明天皇即位前纪》记载：天皇幼时梦，有人云：“天皇宠爱秦大津父者，及壮大，必有天下。”寤惊，遣使普求，得自山背国纪伊郡深草里，姓字果如所梦。于是忻喜遍身，叹未曾梦，乃告之曰：“汝有何事？”答云：“无也。但臣向伊势，商价来还。山逢二狼相斗污血，乃下马洗漱口手，祈请曰：‘汝是贵神，而乐粗行。傥逢猎士，见禽尤速。’乃抑止相斗，拭洗血毛，遂遣放之，俱令全命。”天皇曰：“必此报也。”乃令近侍，优宠日新，大致饶富。及至践祚，拜大藏省。这段记载极其隐晦。所谓两匹神狼相斗云云，实际上是暗喻当时天皇并立的政治局势。钦明王获得山城国秦氏集团的支持而最终取得胜利。秦氏也因此“大致饶富”，出掌大藏。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各得其所。
推古时代（593—628），圣德太子借秦氏的力量与苏我氏相抗衡，更是著名的例子。
大陆移民通过日本中央权贵以扩张势力，实是由日本社会的政治性质所决定的。日本古代社会与中国差别甚大。中国自秦朝以来就是中央集权的一元化统治，政令出自中央，强宗大族必须服从朝廷。可是7世纪以前的日本，倭王在政治上并没有太大的权力，政权由几大世袭贵族分掌。政治上的不统一，给予移民集团较大的政治发展空间，他们和日本贵族势力相结合，提升自身的政治地位，成为不容忽视的力量。这种局面在大化革新以后，逐渐有所转变。
此阶段，移民集团实力大增，逐渐显现出独立的政治影响力。然而由于旧的氏族政治传统等原因，大陆移民不能摆脱与日本各种政治势力的关系，他们或与朝廷、或与贵族结合；各个移民集团的政治立场不同，甚至内部也不一致，面临政治抉择的困惑与迷茫。但是其总的发展趋势是逐步从贵族政治的阴影下走出来，日益向中央朝廷靠拢。
第三阶段，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大陆移民彻底转变依附于旧贵族的立场，站到朝廷一边，积极支持政治改革，作为朝廷官员直接发挥政治作用。这一转变发轫于大化革新而完成于“壬申之乱”。
如上所述，大化革新发端于铲除专权的大臣苏我氏家族，提高倭王的政治权威。此后的推古时代，日本恢复了同隋朝的国家关系，派遣留学生和学问僧到隋朝学习。这些留学人员分别是倭汉直福因、奈罗译语惠明、高向汉人玄理、新汉人大国、新汉人日文、南渊汉人请安、志贺汉人惠隐、新汉人广齐、惠光、医惠日、灵云、胜鸟养和惠云，基本上都是大陆移民。他们返回日本后，积极要求改变旧的氏族政治形态，希望建立隋朝式国家体制。大化革新就是在他们的积极参与下发动的。其中，南渊汉人请安、高向汉人玄理和新汉人日文的作用最为重要。宫廷政变的方案，就是在南渊汉人请安处策划的。孝德王登基后，高向玄理和僧日文被任命为国博士，成为新政改革的智囊人物。此后，日本的中央集权体制有了长足的进展，逐步向律令制国家转变。苏我氏灭亡之后，东汉氏等移民集团也在积极转变发挥政治作用的形式。
7世纪中叶，唐朝为收复辽东领土及重建东亚国家间政治关系秩序而征伐高句丽及百济，日本出兵朝鲜，被唐朝击溃于白江口。此事件极大地刺激了日本发愤图强，加速律令体制的建设。在百济和高句丽灭亡之后，大批朝鲜人流亡到日本。天智天皇时期（661—671），日本的政治注意力集中于防备唐朝和新罗的乘胜追击，进攻日本，故大批重用新来的朝鲜遗臣，加强战备。局势缓和之后，天智天皇去世，日本随即爆发了“壬申之乱”。这场大规模内战进一步加强了天皇的政治权威，有利于推进以律令制为中心的政治体制改革。
在“壬申之乱”中，大部分移民氏族都站在天武天皇一边。兹据《日本书纪·天武天皇即位前纪》，略示数例于下：是时，元从者……书首根摩吕、书直智德、山背直小林、……调首淡海之类廿有余人。
到积殖山口，高市皇子自鹿深越以遇之，民直大火、赤染造德足、大藏直广隅、坂上直国麻吕、古市黑麻吕……从焉。
是夜半，铃鹿关司遣使奏言：……天皇便使路直益人征。“书首”、“民直”、“ 坂上”等都是移民氏族。
此外，“调首淡海”，《新撰姓氏录·左京诸蕃下》记载：“调连，水海连同祖，百济国努理使主之后也。誉田天皇（谥应神）御世归化，……弘计天皇（谥显宗）御世，蚕织献绢之样，仍赐调首姓。”
“赤染造德足”，《续日本纪》“天平十九年（747）八月丙寅”条记载：“赐正六位上赤染造广足、赤染高麻吕等九人，常世连姓。”查《新撰姓氏录·右京诸蕃上》记载：“常世连，出自燕国王公孙渊也。”
“大藏直广隅”即《日本书纪》“齐明天皇二年（656）九月”条所见之“大藏衣缝造麻吕”一族。
“古市黑麻吕”，《新撰姓氏录·河内诸蕃》记载：“古市村主，出自百济国虎王也。”
“路直益人”，《新撰姓氏录·右京诸蕃上》记载：“路宿弥，坂上大宿弥同祖。”
不难看出，“壬申之乱”是大陆移民在政治上的分水岭，在这次内乱中，大陆移民氏族完全根据自己的判断投入战斗，不再受日本贵族的影响，此其一。除了少数移民跟随失败的大友皇太子外，不论是中国移民或者朝鲜移民氏族，基本上都站在天武天皇一边，此其二。移民集团在日本朝廷内部斗争中全都站在天皇一边，标志着移民的政治活动已经站到了国家的立场上，同过去带着浓厚私属氏族政治色彩的形态截然不同。
在“壬申之乱”后的人事任用方面，天武天皇一反天智天皇的政策，提拔重用旧的大陆移民。例如书首根摩吕、书直智德、书直药、秦造熊、赤染造德足、黄书造大伴、民直小鲔、民直大火、坂上直国麻吕、坂上直老、坂上直熊毛、大藏直广隅、路直益人、仓樯直麻吕、佐味君少麻吕、谷直根麻吕、山背直小林和调首淡海等。他们分别是秦氏、西文氏和东汉氏移民集团的氏族首领。通过这场战乱，天武天皇成功地把各大移民集团纳入国家体制。特别是在大化革新中站错队的东汉氏集团，通过“壬申之乱”，走到了天皇一方，重新获得重用。天武天皇即位后，曾告诫东汉氏说：汝等党族之自本犯七不可也。是以从小垦田御世〔推古天皇〕至于近江朝〔天智天皇〕，常以谋汝等为事。今当朕世，将责汝等不可之状，以随犯应罪。然顿不欲绝汉直之氏，故降大恩以原之。从今以后，若有犯者，必入不赦之例。 《日本书纪》“天武天皇六年六月”条。这通貌似严厉的警告，实际上是恩威并施的赦文。它不仅针对东汉氏集团，同时也是给移民集团以往那种依附于日本贵族的参政形式打上终止符，示意他们今后只能站在朝廷一边进行政治活动。
事实上，自从苏我氏垮台之后，大陆移民纷纷向朝廷靠拢，不再依附于贵族羽翼之下。“壬申之乱”以后，他们更是致力于成为朝廷各级官吏，站在朝廷的立场为中央政权效力，其发挥政治作用的形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第二节 军事力量
大陆移民集团能够在政治上发挥重要作用，除了经济、文化和技术等方面的原因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就是他们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关晃教授对移民集团的军事力量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在《帰化人》一书中指出，东汉氏一族的军队，无论在装备上还是在战斗力方面，都超乎朝廷旧军事制度下由大伴氏和物部氏等氏族世袭统率的旧式军队之上。
天平十二年（740）八月，被贬任大宰少贰的从五位下藤原朝臣广嗣上表，指斥朝政，随后于九月起兵反叛。朝廷闻报，立即调集军队，前往镇压。《续日本纪》“天平十二年（740）十月”条记载：征发骑兵，东西史部、秦忌寸等总四百人。亦即骑兵部队自东汉、西文和秦氏三大移民集团中征调。这一点，从平叛后的褒赏也可得到确认。《续日本纪》接着记载：（十一月）甲辰，诏陪从文武官并骑兵及子弟等，赐爵人一级。但骑兵父者，虽不在陪从，赐爵二级。……百济王全福、……从五位上；……外从五位下民忌寸大楫并从五位下；……高麦太、大藏忌寸广足、……并外从五位上；……秦前大鱼、文忌寸黑麻吕、……酒波人麻吕……并外五位下。百济亡国之后，许多人逃到日本，他们也拥有一定的武装力量。在褒赏名单里，就有百济王全福。可以看出，在平定藤原广嗣叛乱中，新旧移民集团都把自己的武装投入战斗。
日本古代骑兵和步兵的比例不详。从上述征调骑兵的事例来看，三大移民集团平时经常保持二百名骑兵左右。若再加上步兵等武装人员，其军事力量相当强大。
移民集团拥有私家武装的原因，首先在于日本古代世袭的氏族政治形态，各大氏族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构成移民集团也拥有武装的前提。在律令制时代，移民武装成为国家武装力量的一部分，但平时似乎仍由其自己管理，战时则听从国家调发。国家军事力量在相当程度上依靠氏族武装的特点，是移民武装存在的基本条件。其次，是出于保护自己的需要。例如天日枪一族，其于辗转迁徙寻觅定居地的过程中，曾经同日本地方氏族发生过多次武装冲突。此类事例在《风土记》里多有反映。这些传说虽然未必完全可信，但是移民为争夺土地而与当地住民发生冲突，无疑是实情。生存竞争要求移民集团必须拥有自己的武装。再次，移民集团的上层氏族早已从乡里脱离出来，出仕朝廷，居住于京城。为了维持集团内部的统一，他们也需要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
要维持一支精锐部队，军事装备的生产是十分重要的。《日本书纪》“推古十年（602）二月己酉”条记载：“来目皇子为击新罗将军，授诸神部及国造、伴造等，并军众二万五千人。”这支庞大军队的装备是如何供应的呢？《风土记》“肥前国三根郡汉部乡”条记载：昔者，来目皇子为征伐新罗，勒忍海汉人，将来居此村，令造兵器，因曰汉部乡。忍海汉人属于东汉氏集团。一般来说，大的移民集团都拥有不少手工业技术工匠，特别是东汉氏集团，更拥有许多世袭手工业氏族。他们的技术和产品不仅能满足集团本身的需要，还能提供给日本社会。在这方面，日本朝廷和贵族对他们的依赖程度颇高。移民集团正是以他们所拥有的众多人口和手工业工匠来维持自己的武装力量。
在律令制以前，移民集团的武装力量常被日本政治势力利用来进行政治斗争，同时，移民集团也依靠这支武装来提高自身的政治地位。在上一节里，东汉氏协助平定星川皇子的叛乱，以及充当苏我氏私兵等，都是典型的事例。
另一方面，移民武装也服从国家需要，进行对外作战。天智天皇初年，日本出兵朝鲜时，《日本书纪·天智天皇即位前纪》“称制辛酉年（661）九月”条记载：以织冠授于百济王子丰璋，复以多臣蒋敷之妹妻之焉。乃遣大山下狭井连槟榔、小山下秦造田来津率军五千余，卫送于本乡。首先率领日军护送百济王子丰璋回国者，就是由秦造朴井田来津。其后，在白江口决战中，秦造朴井田来津战败身亡 《日本书纪》“天智天皇称制辛酉年（661）”及“二年（663）八月”条。。
日本在白江口战斗中惨败，吸取了许多教训。其后爆发的“壬申之乱”，天武天皇就聘请朝鲜战场上的唐朝战俘为军事顾问，请教行军作战方略 《释日本纪》卷十五《天武上》。。奈良时代，日本著名的军事将领中，就有不少大陆移民。他们对于律令制时代军队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律令制时代，移民集团的武装被吸收于国家体制之内，成为国家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他们经常被征调为京城卫士，积极参加保卫中央朝廷的斗争。例如，《续日本纪》“天平宝字八年（764）九月”条记载，在当时爆发藤原惠美押胜起兵反叛时，大陆移民站在朝廷一方投入战斗：乙巳，太师藤原惠美朝臣押胜逆谋颇泄。高野天皇遣少纳言山村王收中宫院铃印。押胜闻之，令其男训儒麻吕等邀而夺之。天皇遣授刀少尉坂上苅田麻吕、将曹牡鹿岛足等，射而杀之。押胜又遣中卫将监矢田部老，被甲骑马，且劫诏使授刀纪船守，亦射杀之。……〔授〕正六位上坂上忌寸苅田麻吕、……外从五位下高丘连比良麻吕、……并从四位下；……正七位上民忌寸总麻吕外从五位下。……坂上忌寸苅田麻吕〔赐姓〕坂上大忌寸。
丁未，……〔授〕从五位下津连秋主、……从五位上；正六位上船连腰佩、社吉志酒人并外从五位下。
壬子，军士石村村主石盾斩押胜，传首京师。坂上忌寸苅田麻吕夺回中宫院铃印，是挫败藤原惠美押胜反叛的关键之一。藤原惠美押胜最后死于大陆移民石村村主石盾之手。在整个平叛过程中，从将军到兵士，都有许多大陆移民。从反叛初起时坂上忌寸苅田麻吕即刻以武力进行镇压，可知他们不是临时调发的，而是国家的常备军。
在京城，大陆移民还承担宿卫宫廷内外的任务。《续日本纪》“天平神护元年（765）二月乙丑”条记载：“是日，赐与贼相战宿卫内里桧前忌寸二百卅六人、守卫北门秦忌寸卅一人，爵人一级。”东汉氏与秦氏的武装精锐骁勇，并深得天皇信赖，故由他们宿卫皇宫。
而且，移民武装还是开拓边疆的重要力量。奈良、平安时代，日本虽然没有对外战争，但对内的军事行动仍然不少，主要是镇压虾夷族和经略东北地区。在此形势下，移民武装又派上了新的用场。
移民武装长期服务于国家，培育出世代习武的军人世家，东汉氏集团首领坂上氏族就是非常突出的例子。坂上氏崛起于“壬申之乱” 《续日本纪》“文武天皇三年（699）五月辛酉”条所收诏文称：“汝坂上忌寸老，壬申年军役，不顾一生，赴社稷之急，出于万死，冒国家之难”；同书“灵龟二年（716）四月癸丑”条收录诏赏壬申年功臣名单中，有坂上直熊毛。。此后，如坂上大国任右卫士大尉，其子坂上忌寸犬养任左卫士督 《续日本纪》“天平宝字八年（764）十二月乙亥”条所载坂上忌寸犬养卒传。。坂上忌寸犬养的儿子坂上山野任正七位征夷军监；坂上大宿祢苅田麻吕任右卫士督、陆奥镇守将军等要职，史称：“苅田麻吕家世事弓马，善驰射，宿卫宫掖，历事数朝。” 《续日本纪》“延历五年（786）正月戊戌”条所载坂上大宿祢苅田麻吕薨传。坂上大宿祢苅田麻吕的儿子坂上大宿祢田村麻吕甚至当到大纳言、正三位兼右近卫大将、兵部卿 《日本后纪》“弘仁二年（811）五月丙辰”条所载坂上大宿祢田村麻吕薨传。。在极重血统门第的日本社会，一个大陆移民的后代能够担任宰相职务，实为仅见。坂上大宿祢田村麻吕的子孙后代，亦多任军职，著称于世。他们一族固然显赫，但始终是国家任命的将军，而不是独立于国家政权之外的武装力量。
在奈良时代几次贵族反叛事件中，大陆移民始终站在朝廷一边参加平叛。这表明大化革新以前移民集团武装作为相对独立的军事力量发挥作用的情形不复存在，随着律令制时代的来临，移民武装逐渐纳入国家体制，成为国家军队的组成部分。
第三节 外交活动
一、 外交文书与外交使节
大陆移民在日本从事的传统职业是文书簿记工作。在古代东亚，汉字是通用文字，中国移民在这方面具有优势。从现存史料来看，古代东亚的外交文书都使用汉文。因此，在奈良时代以前，日本的外交工作有赖于懂得汉文的大陆移民。
在汉晋直辖朝鲜的时代，日本通过乐浪郡同中国交往，语言上的障碍依靠“重译”克服，故《三国志·倭人传》所记载的倭国使者基本都是倭人。乐浪郡覆灭以后的一段时期，倭国同东晋南朝的交往，通过高句丽中介而实现。例如东晋义熙九年（413）和倭国应神卅七年的倭使，皆随高句丽使者入朝。但是倭国同高句丽激烈争夺朝鲜南部，其与东晋南朝交往的目的在于控制朝鲜南部 参阅《好太王碑》和《宋书·倭国传》记载。。因此，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外交事务不能长期借助于高句丽来处理。然而，对于没有文字的倭国而言，要培养既能说又能写汉语的外交人员，实非易事。面对两难的局面，从大陆各地迁徙来的中国移民，给日本提供了现成的人才。
日本保存完整的早期外交文书，是《宋书·倭国传》收载的倭王武上表，弥足珍贵，引录于下：封国偏远，作藩于外，自昔祖祢，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叶朝宗，不愆于岁。臣虽下愚，忝胤先绪，驱率所统，归崇天极，道迳百济，装治船舫，而句丽无道，图欲见吞，掠抄边隶，虔刘不已，每致稽滞，以失良风。虽曰进路，或通或不。臣亡考济实忿寇仇，壅塞天路，控弦百万，义声感激，方欲大举，奄丧父兄，使垂成之功，不获一篑。居在谅暗，不动兵甲，是以偃息未捷。至今欲练甲治兵，申父兄之志，义士虎贲，文武效功，白刃交前，亦所不顾。若以帝德覆载，摧此强敌，克靖方难，无替前功。窃自假开府仪同三司，其余咸各假授，以劝忠节。这篇上表用流利的骈文写成，遣词造句，娴熟优美，至如居丧期间不动兵甲等，也完全符合中国儒家的礼制，若非有相当的学养，难以写出这样的表文。据此可以推断，这篇上表出自汉人之手。
根据《宋书·倭国传》记载，宋太祖元嘉二年（425），倭国派往南朝的外交使节为司马曹达，这篇上表则系于宋顺帝升明二年（478）。从时间上推测，表文作者恐怕就是司马曹达，或者出自第七章介绍的司马族人。根据《日本书纪·雄略天皇纪》的记载，雄略王派往南朝的使者为身狭村主青和桧隈民使博德。“身狭”也写作“牟佐”，故“身狭村主”就是“牟佐村主”。“ 牟佐村主”谱牒记载其族“出自吴孙权男高”，是来自中国江南的移民，与司马家族有着相近的文化出身背景。因此，这篇表文也有可能是身狭村主青和桧隈民使博德所作。总之，倭国给南朝的上表，出自中国移民之手，殆可无疑。该时代倭国与南朝的交往亦由中国移民承担。
大陆移民迁徙到日本，其头领往往被委以外交事务，因此，各大移民集团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外交事务。东汉氏始迁祖阿知使主到日本后不久，就在应神卅七年被派往“吴国”。雄略时代，多次前往南朝的外交使节，也是东汉氏集团的身狭村主青和桧隈民使博得。
移民氏族头领担任倭国外交使节，出使各国，他们承担的使命相当广泛，既有一般的通好聘贡，也有到中国和朝鲜招募人才，在开辟对外交往新局面时，更经常被委以重任。
对于日本而言，朝鲜是吸取大陆文明的主要通道，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古代倭国一直希望在朝鲜半岛南部保有势力范围，亦即力图控制“任那”（加罗）地区，因此同百济和新罗不断冲突。《日本书纪》“敏达四年（575）四月”条记载，倭国为了同百济、新罗解决“任那”纠纷，“遣吉士金子使于新罗，吉士木莲子使于任那，吉士译语使于百济”。同时派遣吉士三人前往三国，可见对吉士氏族倚任之深。大化革新时，为了取得有利的国际环境，日本特地派遣高向玄理到任那。《日本书纪》“大化二年（646）九月”条记载：“遣小德高向博士黑麻吕于新罗而使贡质，遂罢任那之调。”据文中注释，“高向黑麻吕”又名“高向玄理”，出自东汉氏集团，曾留学于隋朝，回国后积极策划进行政治改革，成为大化革新的核心指导人物。他到任那后，“罢任那之调”，对以往强硬的“任那”政策做了重大修正。据此可知移民外交官不仅是一般的外交事务执行者，不少人也跻身于外交决策圈内，兹再举一例。
7世纪后叶，多祢国开始在日本史籍中出现。《日本书纪》“天武天皇八年（679）十一月”条记载：日本为了了解多祢国情况，与之缔结国交，己亥，大乙下倭马饲部造连为大使，小乙下上村主光欠为小使，遣多祢岛，仍赐爵一级。“倭马饲部造连”谱系不详，而“上村主”出自移民则是确切无疑的。《新撰姓氏录·左京诸蕃上》记载：“上村主，广阶连同祖，陈思王植之后也。”所谓“陈思王植”，就是曹植，故上村主为移民后裔。《日本书纪》“天武天皇十年（681）八月”条还记载：“丙戌，遣多祢岛使人等贡多祢国图。”可知上村主一行出色完成使命，甚至还带回了多祢国图籍，让日本得以了解其国情，并留下记录：“其国去京五千余里，居筑紫南海中，切发草裳，粳稻常丰，一菹两收，土毛支子，莞子及种种海物等多。”多年以后，持统天皇九年（695）三月，仍然派遣移民出身的外交官出使多祢国，《日本书纪》记载：遣务广贰文忌寸博势、进广参下译语诸田等于多祢，求蛮所居。“文忌寸”出自大陆移民的西文氏集团；“下译语”乃自“下曰佐”改姓而来，根据《新撰姓氏录·河内国诸蕃》记载：“下曰佐，出自汉高祖男齐悼惠王之后也。”此次“求蛮所居”的特殊使命同样完成得十分圆满，故下一代文武天皇二年（698）四月，文忌寸又被赋予新的探险任务，《续日本纪》记载：遣务广贰文忌寸博士等八人于南岛觅国，因给戎器。移民外交官兼具收集情报等特殊任务，由来已久，屡见不鲜。《日本书纪》记载，641年底，舒明天皇逝世，翌年初，百济派遣使者到日本吊丧，在筑紫接待百济使者的阿昙比罗夫乘驿马赶赴京城，向朝廷汇报消息，同时报告说：“然其国者，今大乱矣。”故朝廷急忙“遣阿昙山背连比良夫、草壁吉士磐金、倭汉书直县，遣百济吊使所，问彼消息”。结果，百济吊使及其傔人分别把百济国内发生的一系列变故告诉了对方。此时，唐朝与高句丽、百济尖锐对立，朝鲜半岛局势十分紧张，发生许多重大事件，这些都与日本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在此紧急关头，派遣移民外交官前去打探消息，可谓得人。移民同大陆的渊源关系，往往能够发挥特殊的作用。
大陆移民出国担任外交使者，在国内则负责接待外国使节。《日本书纪》“钦明卅一年（570）四月”条记载：高句丽使者来到日本，天皇“遣东汉氏直糠儿、葛城直难波，迎召高丽使人”；同书“推古十八年（610）十月”条记载：“新罗、任那使人臻于京，……丁酉，客等拜朝廷。于是，命秦造河胜、土部连菟为新罗导者，……乙巳，飨使人等于朝，以河内汉直贽为新罗共食者，锦织首久僧为任那共食者。”接待者负责引导外国使节入京朝见，代表朝廷举行宴会以及最后礼送出境。从上面引文来看，整个过程分为几个环节，虽然都由移民出身的官员负责，但各有分工。律令制时代，此分工用法令的形式规定下来，明确了领客使、随使、掌客、共食等不同使职的员额及其任务。《延喜式·治部省》记载：凡蕃客入朝者，差领客使二人（掌在路杂事）、随使一人（掌记录及公文事）、掌客二人（掌在京杂事，有史生二人），共食二人（掌飨日各对使者饮宴，自余使见《太政官式》）。外国使者回国时，日本常有“送使”送行，如《日本书纪》“敏达二年（573）五月”条记载：“仍敕吉备海部直难波送高丽使……送使难波乃恐畏波浪，执高丽二人掷入于海。”可知“送使”须出海远送。从众多接待实例来看，以上使职都不是固定的，而是在每一次外国使节到来时具体指派。
日本重视接待外国使者，准备周到，接待热情，从各级官员的服饰到宴会规格，都要精心布置，借以展示国家威仪和实力。《延喜式·式部下》收录了外事活动的细则，例如《受诸蕃使表及信物》规定：其日式部设使者版位于龙尾道南庭，设庭实位于客前，诸卫立仗，各有常仪，群官五位以上及六位以下左右分入，使者服其国服，入如常仪。（事见《仪式》）《赐蕃国使宴》规定：前一日辅丞录率史生省掌等，置版位并立标。当日参议已上就延英堂，省率四位已下刀祢，列立堂前（六位已下分在西），依召五位已上参入，录正容止。次六位以下参入，省掌正容止，各著座。次治部玄蕃引客徒参入，拜舞之后，辅丞录入自仪鸾门，立治部西边。宣命后叙客徒，宴毕辅丞录唱名，大藏省赐禄。（事见《仪式》）日本制定律令时以唐朝律令为蓝本，礼制亦多采自唐朝，故接待外国使节的仪式，与唐礼相似。输入唐制之前，其外交礼仪则模仿隋朝，从下面接待隋使裴世清的例子，可见一斑。
对于重要国家的使节来访，日本朝廷甚至要专门为他们筑路造馆，格外郑重。例如，《日本书纪》记载，雄略十四年，吴国使者到倭国，正月，雄略王“为吴客道通矶齿津路，名吴坂。三月，命臣连迎吴使，即安置吴人于桧隈野，因名吴原……夏四月甲午朔……天皇即命根使主，为共食者。遂于石上高拔原飨吴人。”推古王接待隋朝使者，更为隆重。《日本书纪》“推古十六年（608）”条记载：（四月）为唐客更造新馆于难波高丽馆之上。六月壬寅朔丙辰，客等泊于难波津。是日，以饰船卅艘迎客等于江口，安置新馆。于是，以中臣宫地连摩吕、大河内直糠手船史王平为掌客……秋八月辛丑朔癸卯，唐客入京。是日，遣饰骑七十五匹，而迎唐客于海石榴市衢。额田部连比罗夫以告礼辞焉。壬子，召唐客于朝廷，令奏使旨。时阿倍鸟臣、物部依网连抱二人为客之导者也……丙辰，飨唐客等于朝。九月辛未朔乙亥，飨客等于难波大郡。辛巳，唐客裴世清罢归。外国使节在日本的起居安全，亦由接待部门负责。《日本书纪》记载，钦明卅一年高句丽使者到访时，“遣东汉坂上直子麻吕、锦部首大石，以为守护”，随时向朝廷汇报情况。这批高句丽使团后来发生内讧，副使派人杀死大使，“明旦，领客东汉坂上直子麻吕等推问其由，副使等乃作矫诈曰：……有司以礼收葬。秋七月，高丽使人罢归”。据此可知，外国使团发生意外，亦由日本朝廷负责处理。
律令制之前，日本派往中国的使节，多由中国移民担任，而与朝鲜国家的交往，则颇有日本人参加。担任外交事务的大陆移民，并不专司某一特定国家，而是全面负责同各国的外交事务。在大陆移民的协助下，日本有了相对固定的外交分工，虽然附属于一般政务部门，尚未建立专门机构，但是具体事务已经相对稳定地由大陆移民承担。在大陆移民的帮助下，日本朝廷熟悉了国际事务，为日后由日本人接掌外交事务打下基础。当然，在律令之时代，许多大陆移民依然担任外交官员。
二、 外交世家
在处理外交事务上，日本十分重视外交经验和礼仪，生怕由于应对失误而遭外国耻笑，每逢重大的外事活动，都要召集有关人员商讨再三，再指定专人负责。这样，一些有外交经验的人员便逐渐以外交为职业，出现一些外交世家。例如吉士、伊吉和船氏，都是典型的例子。兹按氏族列示如下：
〔吉士氏族〕
日鹰吉士坚磐固安钱，雄略七年，任遣百济使。
难波吉士赤目子，雄略八年二月，前往支援受高句丽攻击的新罗。
日鹰吉士，仁贤六年九月，被派往高句丽招聘技术工匠。
日鹰吉士，继体六年（512）十二月，负责接待百济使者。
吉士老，继体廿三年（529）三月，任遣百济使。
吉士赤鸠，钦明卅一年（570）七月，接待高句丽使者。
吉士金子，敏达四年（575）四月，任遣百济使。
吉士译语彦，敏达四年（575）四月，任遣任那使。
难波吉士木莲子，敏达四年（575）四月，任遣任那使；敏达十三年（584）二月，任遣新罗使，抵达任那；崇峻四年（590）八月和推古八年（600）二月，两次出任遣任那使。
难波吉士磐金，崇峻四年（590）、推古五年（597）十一月和卅一年（623），三次担任遣新罗使。
难波吉士神，推古八年（600）二月，任遣新罗使。
难波吉士雄成，推古十六年（608）四月，随小野妹子出访隋朝。
吉士仓下，推古卅一年（623），任遣任那使。
难波吉士小槻和难波吉士八牛，舒明四年（632）十月，接待唐朝使者高表仁。
吉士雄摩吕和吉士黑摩吕，舒明五年（633）正月，送唐使回国，至对马。
草壁吉士磐金，皇极元年（642），任遣百济使。
草壁吉士真迹，皇极元年（642），任遣新罗使。
吉士长丹和吉士驹，白雉四年（653）五月，任遣唐使。
吉士岐弥和吉士针间，天智四年（665），送遣唐使守君大石到唐朝。
吉士小鲔，天智七年（668）十二月，任遣百济使。
〔伊吉氏〕
伊岐史乙等，舒明四年（632）十月，任引唐客使。
伊吉连博得（德），齐明五年（659）七月，任遣唐使；天智三年（664）九月，任告唐客使 《善邻国宝记》引《海外国记》。；天智六年（667）十一月，任送百济使使；持统九年（695）七月，任遣新罗使。
伊吉连古麻吕，庆云四年（707）五月，任遣唐使 《续日本纪》“庆云四年（707）五月壬子”条。。
伊吉连宅麻吕（雪连宅满），任遣新罗使 《万叶集》15—3644、3688.。
伊吉连博德，天平宝字六年（762）十二月，任遣高丽副使 《续日本纪》“天平宝字六年（762）十二月乙卯”条。。
〔船氏集团〕
船史王平，推古十六年（608）六月，接待唐使。
道昭（船连），白雉四年（653）五月，任入唐僧。
白猪史宝然，天武十三年（684）十二月，入唐留学。
白猪史阿麻留，大宝元年（701）正月，任遣唐使小录 《续日本纪》“大宝元年（701）正月”条。。
白猪史广成，养老三年（719）闰七月，任遣新罗大使 《续日本纪》“养老三年（719）闰七月”条。。
津史主治麻吕，养老六年（722）五月，任遣新罗大使 《续日本纪》“养老六年（722）五月”条。。
葛井连广成，天平十五年（743）三月，接待新罗使者 《续日本纪》“天平十五年（743）三月”条。。
船连夫子，天平胜宝六年（754）十一月，入唐留学 《续日本纪》“天平胜宝六年（754）十一月”条。。
津连真麻吕，神护景云三年（769）十二月，接待新罗使者《续日本纪》“神护景云三年（769）十二月”条。。
武生连鸟守，宝龟三年（772）九月，任送渤海客使《续日本纪》“宝龟三年（772）九月”条。。 （以上未出注者，均根据《日本书纪》）
这种职业外交氏族，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早期日本外交机构不健全的缺陷。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外交氏族，与其原来的职业颇有关系。如伊吉氏，原姓“史”，为从事文书工作者。伊吉连博德所著《伊吉连博德书》，散见于《日本书纪》附注中，是了解唐平百济前后东亚国家间关系的重要史料。吉士集团和船氏集团，原从事造船与水路运输业，后来转任外交事务 船氏集团与水路运输的关系，参阅韩昇《日本古代的大陆移民研究》第五章第三节，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吉士集团原来的职业问题，请参阅三浦圭一《吉士について》，日本，《日本史研究》第34号，1957年。。
“史”姓氏族从原来的文书簿记之类文职工作转到外交领域，是十分自然的事。如前引倭王武上表所示，国际交往十分注重文书与礼仪，要求使节有高度的文化修养，从此意义上说，“史”姓氏族成为外交世家，可谓是顺理成章。至于船氏集团，即西文氏集团后期宗家氏族，其从事的难波津京畿地区水陆运输工作，本身就与外国颇有联系。船氏是一个从运输到屯仓、从生产到财务管理的集团，这些因素都决定了他们具有很强的组织与管理能力，以及丰富的国际交往经验。实际上，他们在政坛上的崛起，便是由外交发端的。《日本书纪》“敏达元年（572）五月”条记载：丙辰，天皇执高丽表疏授于大臣，召聚诸史令读解之。是时诸史于三日内皆不能读。爰有船史祖王辰尔，能奉读释。由是天皇与大臣俱为赞美曰：“勤乎辰尔！懿哉辰尔！汝若不爱于学，谁能读解？宜从今始近侍殿中。”既而诏东西诸史曰：“汝等所习之业何故不就？汝等虽众，不及辰尔！”船氏读懂诸史所不懂的高句丽表文，当与其为百济移民有关。此外，船氏的崛起还反映出新老移民之间的知识更新。老的移民氏族在日本年深日久，历经数代，与出身国的联系越来越疏远，所具有的文化知识也随之老化过时。此时，新来的移民便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
从事外交工作，不仅有利于日本，也有利于移民集团本身。因为保持与大陆的联系，使得移民集团能够不断进行文化更新，保持活力。
三、 移民外交官的优势
日本朝廷大量起用移民担任外交工作，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移民与其出身国家的历史渊源及感情；第二，特殊的文化学养与广阔的国际知识；第三，日常实际工作培养的行政才干与组织管理经验。融三者为一体，外交成为移民颇显优势的领域。这三条也正是大陆移民的特点。
这些特点使大陆移民具有外交上的优势，得以发挥特殊作用，秦朝元的事例也许可以反映这一点。
秦朝元出自秦氏集团，家传汉学，精通汉语，故《续日本纪》“天平二年（730）三月廿七日”条所收太政官奏言称：“诸蕃异域，风俗不同，若无译语，难以通事，仍仰……秦忌寸朝元……等五人，各取弟子二人令习汉语者。”可知秦氏迁徙到日本后虽经十余代，仍保持汉语家学，以此为业。秦朝元的父亲释辨正出家为僧，其学养也完全是中国式的。《宁乐遗文》所收《怀风藻》中，有唐学士释辨正法师的诗两首，其一为《与朝主人》：钟鼓沸城，戎蕃预国亲。神明今汉主，柔远静胡尘。琴歌马上怨，杨柳曲中春。唯有关山月，偏迎北塞人。其二为《在唐忆本乡》：日边瞻日本，云里望云端。远游劳远国，长恨苦长安。两首诗都写于盛唐时代。释辨正在日本赞美唐朝的昌盛，在唐朝则思念日本，移民对其出身国以及现居国的复杂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正是这种情感，使他到唐朝能和唐人亲切交往，故诗序介绍作者道：释辨正法师者，俗姓秦氏，性滑稽，善谈论，少年出家，颇洪玄学，大宝年中，遣学唐国，时遇李隆基龙潜之日，以善围棋，屡见赏遇。有子朝庆、朝元。法师及庆在唐死，元归本朝，仕至大夫。天平年中，拜入唐判官，到大唐见天子。天子以其文〔父〕故，特优诏，厚赏赐，还至本朝，寻卒。释辨正若非有深厚的汉学修养，绝难得到唐玄宗的赏遇。而其子秦朝元若非故人之子，也难以得到唐玄宗的优诏厚赏。秦朝元父子两人藉此为日本的对唐外交出力，当然取得别人难以企及的成就。作为唐帝国的皇帝，接见来自异乡的中国移民后裔，自然感到亲切。哪怕是听说邻国有中国的遗存，都会有亲情涌起，数百年后的明太祖朱元璋听日本和尚绝海中津介绍秦朝徐福的遗迹仍然保存于日本，同样兴奋不已，欣然作诗 根据绝海中津《蕉坚稿》记述，他到明朝晋谒明太祖朱元璋，呈献《应制三山》诗：“熊野峰前徐福祠，满山药草雨余肥。 只今海上波涛稳，万里好风须早归。”朱元璋欣然和诗：“熊野峰前血食祠，松根琥珀亦应肥。 当年徐福求仙药，直到如今更不归。”。移民办外交，确实具有难以替代的优势。
从日本的角度来说，有必要尽快培养本国外交人才，取代大陆移民所承担的外交事务。此进程在日本同隋唐帝国建交后大大加快了。大批遣隋、遣唐留学生成长起来，逐渐替代移民的外交职务，使得大陆移民从外交领域逐渐退出。同时还带来另一个意想不到的影响，那就是移民集团因此大幅度减少了同大陆的联系，造成其文化上的退化。
少数保持某种文化专长的移民，依然保持担任外交事务的优势，得以长期留在外交部门，一直到律令制时代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有些人还担任外交机构的主要负责人，例如，秦道成担任玄蕃寮少属 《大日本古文书》25—130，天平十六年（744）十二月二十五日《玄蕃少属秦道成启》。；唐朝移民袁晋卿担任玄蕃头 《续日本纪》“宝龟九年（778）十二月”条。。
第四节 制度建设
雄略十五年，倭朝廷对大陆移民重新编制。《日本书纪》当年条记载：“诏聚秦民，赐于秦酒公。”翌年十月又载：“诏聚汉部，定其伴造者，赐姓曰直。”据此可知该时期倭朝廷按“部”整编大陆移民，采用大单位把握，形成若干大的移民集团。移民集团内部，依其原在国的社会组织形态管理。亦即通过大陆移民集团，输入大陆的管理制度。此后，逐步将移民集团内部实行的管理制度推广于日本社会，提高中央集权，大大推进了国家制度的建设。
一、 户籍制度
《日本书纪》“钦明元年八月”条记载：“召集秦人、汉人等诸蕃投化者，安置国郡，编贯户籍。”这是文献所见日本早期有关户籍的记载。
曾我部静雄《西凉及び両魏の户籍と我が古代户籍との関係》一文认为，中国造户籍始于秦献公十年（公元前375）曾我部静雄《西凉及び両魏の户籍と我が古代户籍との関係》，收于氏著《律令を中心とした日中関係史の研究》，日本东京，吉川弘文馆，1968年。。实际上，中国户籍制度的雏形，可以追溯得更早 参阅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帳研究：概観·録文》，日本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9年。。通过户籍来把握人口赋税，山东诸国也不迟于秦。《管子·禁藏篇》说：“户籍田结者，所以知贫富之不訾也。”其注说：“谓每户置籍，每田结其多少，则贫富不依訾限者可知也。”此外，文献里还有不少有关春秋战国时代户籍的记载。概言之，中国的户籍制度早就存在，秦汉王朝通过户籍来具体管理人口，更是确定无疑。魏晋时代，众多迁徙到日本的中国移民，自然会把户籍制度传入日本。
岸俊男教授曾对日本的户籍制度源流进行细致的研究 岸俊男《日本における“户”の源流》，日本，《日本历史》197号， 1964年。，发现在古代畿内地区存在以下称作“户”的氏族：
飞鸟户（安宿户）春日户橘户（椿户）八户
史户 盾户 朝户他户
真野户尾治户 三川户 大户
道祖户（鲫鱼户） 志我户 陵户宍户
子户 户
分析上述氏族，其特点有三：其一，这些氏族基本上都是大陆移民。因此，岸俊男指出，类似于姓的“户”，仅限于称呼大陆移民中的特定集团。
其二，称作“户”的氏族集中分布于畿内，特别是高安郡和安宿郡。这两郡隔着大和川南北相望，是连接大和国与河内国的交通要地，周围有不少朝廷的直辖地。这些称作“户”的氏族大量存在于移民聚居地，清楚地表明，在移民集团内部实行的是编户制度。
其三，称作“户”的氏族，偶尔也写作“部”。但这只是个别的现象，可能是因为读音相同所致。上述氏族的氏姓原则上写作“户”，不能随意写为“部”。由此可知，“户”有固定的用法，不同于“部”，应属于姓的一种。
十分明显，“户”姓氏族所反映出来的编户制度，不同于日本实行的部民制度，仅存在于大陆移民之中。雄略王时代重新编制大陆移民集团时，还只是用“部”来把握，到了钦明王时代，已经发展到用编户制度来管理。
编户制度究竟从哪里传入日本的呢？岸俊男倾向于通过朝鲜诸国传入的，但他同时也承认，在该时期的朝鲜文献上，找不到关于户籍的记载。旗田巍教授也指出，新罗的公租公课是以村为单位征收的旗田巍《新羅の村落》〔Ⅰ〕、〔Ⅱ〕，日本，《历史学研究》第226、227号， 1958—1959.。尽管朝鲜诸国未见实行过编户制度的痕迹，但仍有学者坚持认为编户制度是先在朝鲜实施之后再传入日本的。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一是户姓氏族大多来自朝鲜半岛或被考证为朝鲜移民；二是在大陆移民集团里，民族杂居的情况未被充分认识；三是中国人口大量流入朝鲜半岛的事实未能引起重视。
中国一直都实行编户制度，朝鲜自汉武帝起大约四百年间属于中国郡县，故户籍制度无疑也在朝鲜推行过。其实行的对象有可能主要限于郡县治下的汉人。上述户姓氏族里面也包括汉人。因此，可以认为户籍制度是通过朝鲜汉人或者曾经由汉人管理过的朝鲜氏族传入日本的。当然，如岸俊男所指出的，不能完全排除从其他渠道传入日本的可能性。至于编户制度在日本社会中扎根并推广开来，则明显是通过大陆移民实现的。
二、 屯田屯仓制
在全国各地设立朝廷直辖地的屯田屯仓，是中央权力渗透于地方的重要途径。
安闲元年（532），根据大伴大连金村的建议，朝廷设立了小垦田、樱井和难波三处屯仓，其中难波屯仓由各郡提供镢丁 《日本书纪》“安闲天皇元年（532）十月”条。。新设立的屯仓，往往由地方豪族提供田地和劳动力，而且，屯仓的管理者也由朝廷任命，显示国家正在加强对地方的控制。翌年，朝廷任命了这三处屯仓的负责人，“诏樱井田部连、县犬养连、难波吉士等，主掌屯仓之税” 《日本书纪》“安闲天皇二年（533）九月”条。。这三人中，有两人的名字与屯仓名相同。“吉士”是大陆移民，“难波吉士”的氏名显然是因其主管难波屯仓而得名。由此可见，大陆移民积极协助朝廷推行新制度。
在一些屯仓里，实行全新的管理方式，亦即编户制度。推广编户制度，意味着朝廷直接控制劳动人口，要在世袭豪族的势力范围内推行，势必引起强烈抵制。因此，朝廷先在直辖屯仓内实行，再逐步推广。
把大陆移民中实行的户籍制度移植于屯仓制度中，自然需要移民的帮助。《日本书纪》“钦明天皇卅年（569）正月”条记载：诏曰：“量置田部，其来尚矣，年甫十余，脱籍免课者众。宜遣胆津〔胆津者，王辰尔之甥也〕，检定白猪田部丁籍。”从这份诏书可以看出，首先，屯仓上耕作的农民称作“田部”，是按部来管理的。其次，田部有“籍”，以便于朝廷直接掌握。这里的“籍”，指的是编户。屯仓的税收是按丁课取的，故有“丁籍”之说。不过，从日本现存文书及后面引文所见到的“成田户”来看，造籍应是造户籍。则屯仓上田部的管理，显然有别于部民制度。再次，编户施行于田部，实际上表明屯仓内部同时实行田部和编户两种管理方式，因而造成混乱，以致“脱籍免课者众”。所以，有必要请移民来帮助整顿改革。
《日本书纪》“钦明天皇十六年（555）七月”条记载：“遣苏我大臣稻目宿祢、穗积磐弓臣等，使于吉备五郡，置白猪屯仓。”据此，白猪屯仓始建于钦明十六年，其主持人是苏我稻目。苏我氏与移民关系颇深，在了解了一些移民集团实行的制度之后，便试图将户籍制度推行于白猪屯仓。但是，直到钦明三十年（569）的十余年间，户籍制度还是不能建立完善。正因为如此，所以朝廷要派移民胆津亲自来推行户籍制度。夏四月，胆津检阅白猪田部丁者，依诏定籍，果成田户。天皇嘉胆津定籍之功，赐姓为白猪史，寻拜田令。 《日本书纪》“钦明天皇卅年（569）四月”条。胆津的改革，就是把田部和户籍两种管理方式，改变为单一的编户制度，把田部变为“田户”，结果大见成效。此后，《日本书纪》“敏达天皇三年（574）十月”条记载，朝廷“遣苏我马子大臣于吉备国，增益白猪屯仓与田部，即以田部名籍，授于白猪史胆津”。也就是说，造籍成功之后，白猪屯仓就一直由胆津负责管理，而且，以后新增的田部，也一律造籍，编为田户。
值得注意的是，推行屯仓的难波吉士和在屯仓内实行户籍制度的胆津，出自上一节所介绍的移民外交氏族。与大陆保持频繁接触，是大陆移民集团不断更新文化的源泉。倭朝廷也充分注意到这一点，所以经常选派他们来推进大陆文化制度的传播，这与后来日本朝廷重用隋唐留学生的政策是一脉相承的。
日本的许多文化制度，都与大陆特别是中国典章制度存在密切的内在联系，沟通两者的桥梁是来往于两地的移民、留学人员和外交使者。
三、 财政机构
日本古代的财政由藏部负责管理。“五王时代”的履中王六年正月，“始建藏职，因定藏部” 《日本书纪》“履中天皇六年正月辛卯”条。。《古事记》称履中王在粉碎其弟政变后，“于是以阿知直始任藏官，亦给粮地”。参酌各书记载，藏部设置于履中时代，应可置信。当然，收纳保管财物的机构，早已存在。《古语拾遗》记述神武时代的情况时说：当此之时，帝之与神，其际未远，同殿共床，以此为常。故神物、官物，亦未分别。宫内立藏，号曰斋藏，令斋部氏永任其职。神武天皇是后人编造的日本创世天皇，不足为信。但是，这段记载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远古时代祭政不分、官物附属于神物的财物管理情况。
到了履中王时代，如《古语拾遗》所说：至于后磐余稚樱朝，三韩贡献，奕世无绝。斋藏之傍，更建内藏，分收官物。仍令阿知使主与百济博士王仁记其出纳，始更定藏部。这一时期，朝廷职能机构逐渐建立并加强。在此背景下，管理宫廷财政的内藏，从管理祭祀财物的斋藏中独立出来。因此，设立内藏并非由于三韩贡献或财物过多的缘故，而是国家组织发展的结果。这一过程颇受魏晋国家制度的影响，藏部就是在东汉氏阿知使主的协助下建立的。从技术上说，文字与簿记等专业知识为日本所匮缺。该时代大批迁徙到日本的移民，正好促进日本国家制度的建设。
进入雄略王时代，倭政权进一步强化，中央财政事务日益增多，机构设置也随之扩大。《古语拾遗》记载：自此而后，诸国贡调，年々盈溢。更立大藏，令苏我麻智宿祢检校三藏（斋藏、内藏、大藏）。秦氏出纳其物，东、西文氏勘录其簿。是以汉氏赐姓为内藏、大藏。今秦、汉二氏为内藏、大藏主镒藏部之缘也。据此记载，作为国家财政机构的大藏也独立出来了。至此，祭祀、宫廷和政府的财务管理部门完全分离。这三个部门由苏我氏总管，各个具体部门则由三支移民氏族分掌。
由于职务的原因，秦氏、东汉氏和西文氏逐渐发展成为最大的三个移民集团，倭国财政事务成为这三大移民集团的传统职业。包括财政部门在内，需要较高专门知识的部门，如外记、大夫、史、诸道博士、主计助和主税助等六种职务，一直都由大量的移民担任其职。村尾次郎氏曾对此做过细致的统计，并列示其中外记、史、主计助、主税助四个职位的移民名单，兹引录于下：
外记
白猪广成（养老三年七月十一日），伊吉益麿（天平宝字七年正月壬子），高丘比良麿（天平宝字八年正月己未），坚部人主（宝龟三年十一月丁丑），内藏全成（宝龟五年三月癸卯），羽栗翼（宝龟七年三月癸未）；〔以上《续日本纪》〕
朝原道永，内藏加茂麿，林沙婆，中科巨都雄，白鸟茂智麿，长峰茂智麿，清内御园，菅野继门，山代氏益，朝原良道，山田春成，山口丰道，坂上能文，广原安人，秦安雄，高村田使，中科善雄，坚部主广人，南渊永河，船凑守，坂上今继，山田古嗣，菅野助道，菅野有风，山田时宗，大藏善行，高丘五常，御船弘方，惟良高望，大藏是明；〔以上《外记补任》〕
宫原村继（弘仁十二年七月二十日），桑原广田麿（弘仁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韩室诸成（天长九年九月十九日），内藏秀嗣（天长十年十二月戊申）。〔以上《类聚符宣抄》〕
史
秦老，坂上老人，麻田金生，坚部人主，高宫田使，麻田畋赋，文最弟，朝原诸坂，佐太丰长，秦贞仲，中科继门，善世丰上，蕃良丰持，山田文雄，山口丰道，河原贞雄，家原绳雄，长岑高名，菅野高松，三善清江，朝原高道，安墀雄继，葛井居都成，永岑恒范，菅野宗之，上八钓，刑部真鲸，山田超宗，秦直宗，山口岑仁，清江贞直，家原高乡，文部谷忠直。
主计助
山田银，葛井立足，御林杂物，荣井道形，御船稻船，林浦海，大秦公宅守，内藏贺茂麿，葛井松足，桑原秋成，御林清名，伴真足，有宗益门，飞鸟户丰宗，文良男，大藏岑雄。
主税助
日置稻形，奈良长野，麻田真净，山田大庭，朝原岛主，家原氏雄，家原绳雄，家原春乡，百济有世，善世有友，秦智麿，山田古麿。〔以上《六国史》〕
按照移民在此职位所占比例进行统计，从奈良到平安时代，文献所见的110名外记中，大陆移民有42名，占38.2%；62名史中，移民有32名，占51.6%；33名主计助中，移民有16名，占48.5%；17名主税助中，移民有12名，占70.1%村尾次郎《氏姓崩壊に現はれたる帰化人同化の一形相》，日本，《史学杂志》52—8，1941年。。
然而，以上名单及统计尚有不少遗漏。例如：
主计寮，天平十八年（746），秦朝元曾任主计头 《续日本纪》“天平十八年三月丁巳”条。；仁寿二年（852），都宿祢贞继也担任过主计头 《文德天皇实录》“仁寿二年五月戊子”条。此外，朝原河雄任主计寮少属 《平安遗文》1—81—83，嘉祥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山城国高田乡长解》。；贞观五年（863），大原史弘原任主计权少属《三代实录》“贞观五年九月八日丁酉”条。；元庆七年（883），秦忌寸雄越任主计大允 《三代实录》“元庆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条等。
主税寮，庆云四年（707），椋垣直子人曾任主税寮助 《续日本纪》“庆云四年二月辛卯”条。；承和八年（841），大冈宿祢丰继任主税头 《续日本后纪》“承和八年五月庚午朔”条。等。
大藏省更有许多大陆移民任职，难以一一列举。如果把遗漏因素考虑进去，则大陆移民在上述六种职业中的比例还要更高些。他们对日本国家制度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四、 律令制度
日本古代国家发展成熟的标志，是律令制度的全面推行。从推古朝圣德太子制定“十七条宪法”开始，日本逐渐迈向古代法制的轨道。白江之战以后，日本加快了法制建设。天智天皇七年（668），制定了《近江令》；持统天皇三年（689），颁布了《净御原令》。此后，又进一步编撰律令，用法律规范政府机构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日本的律令完全以唐朝律令为样板，仁井田陞教授根据日本令还原唐令，写下名著《唐令拾遗》，表明日本律令基本抄自唐朝。但是，这只是表面现象。日本与唐朝社会发展水平相差甚大，唐朝法令不可能直接在日本实行，两者之间有一个如何选择吸收的问题。实际上，日本沿袭的是唐朝的法律原则，在实施细则的格、式方面，就完全是针对日本社会的现实情况制定的，日本现存古代格式不能用来还原唐朝格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要制定适合日本国情的系统化律令制度，需要既精通法律、又熟悉唐朝和日本国情的专家。在这方面，大陆移民又起到了必不可少的桥梁作用。
唐平百济之役，百济为了争取日本的支援，将唐朝战俘送到日本作为礼物。其中有一位萨弘恪，是颇有教养的高级将官，百济无意中送给了日本一份厚礼。日本制定《大宝律令》时，用他来协助编修。《续日本纪》“文武天皇四年（700）六月甲午”条记载：直广肆伊岐连博得……勤大壹萨弘恪……勤大肆坂合部宿祢唐、务大壹白猪史骨、追大壹黄文连备、田边史百枝、道君首名……进大贰田边史首名、山口伊美伎大麻吕……直广肆调伊美伎老人等撰定律令，赐禄各有差。在褒赏编撰《大宝律令》有功人员的名单中，萨弘恪赫然在列。这些人当中，萨弘恪是唯一的唐人。天武天皇时期未见与唐朝交往，缺乏通晓唐朝的人才，故萨弘恪所起的作用，是别人难以替代的。
《续日本纪》“大宝元年（701）八月辛酉”条还记载：“诏赠从五位下调忌寸老人正五位上，以预撰律令也。”综参前条引文，可以发现，除了萨弘恪是新来移民外，原有各大移民集团氏族头领，不管来自哪个国家，基本都参加了编修律令事业。这些移民在日本年深日久，又具有较高的专业知识，因此，由他们协助日本朝廷编制律令，显然是上选。
有些学者认为，从天智天皇晚年到公元702之间，日本和中国没有国家交往，因此，日本的律令是受朝鲜国家特别是新罗的影响而制定的。此说不易成立。因为在制定《大宝律令》的移民名单中，根本就没有见到新来的朝鲜移民。该时期日本与新罗交往的背景是唐朝与新罗的对立，两国都想借此机会缓和关系，故日本最多只是通过新罗间接吸收唐朝文化，找不到日本律令受新罗影响的直接证据。如果分析参加修撰律令的移民官员名单，恐怕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且俟后论。
元正天皇时代，重新修订编撰《养老律令》，仍见不少大陆移民参加。《令义解》附录《额田国造今足解》记载：从五位上伊吉连博德……至于大宝元年，修撰既讫，施行天下。平城朝廷养老年中，同太政大臣，复奉敕刊修令律，各为十卷。博士……从五位下阳胡史真身……从五位下山田连白金等。自尔以来，诸博士等相承教授。在两次修撰律令的移民官员名单中，一直都有伊岐〔吉〕连博得〔德〕，颇为突出。在本章第三节“外交世家”项内，可以见到他曾于齐明天皇五年（659）七月任遣唐使，天智天皇三年（664）九月任告唐客使；天智天皇六年（667）十一月任送百济使使，持统天皇九年（695）七月任遣新罗使，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员。特别是他多次出访唐朝，并在659年七月入唐后，因为日本支持百济而与准备对百济用兵的唐朝关系紧张，被软禁在长安，直到翌年九月唐平百济后才被放回。在这期间，他得以就近考察唐朝，写下《伊吉连博德书》，记述遣唐使在唐朝的情况，成为研究中日关系史的第一手珍贵史料。从其经历来看，他属于日本朝中对唐朝制度颇有研究的“知唐派”，故编修《大宝律令》和《养老律令》时，他都参与其事，起了重要作用。日本朝廷多次褒奖修撰律令有功人员，都有他的名字，如《续日本纪》“大宝三年（703）二月丁未”条记载：“诏：‘从四位下下毛野朝臣古麻吕等四人，预定律令，宜议功赏。’于是……伊吉连博德，并赐田十町，封五十户〔百五十户？〕”；同书“天平宝字元年（757）十二月壬子”条记载：“从五位上伊吉连博德，……并大宝二年修律令，功田各十町。四人并下功，合传其子。”
另一位山田连白金，《新撰姓氏录·右京诸蕃上》记载：“山田宿祢，出自周灵王太子晋也。”亦即是祖籍中国的旧移民氏族。《文德实录》“天安二年（858）六月己酉”条收录“山田连春城卒传”说：“春城，字连城，右京人也。曾祖白金为明法博士，律令之义，无所不通，后言法律者，皆咸资准的。”
再看阳胡史真身的情况，“阳胡”亦作“杨胡”、“杨侯”，《新撰姓氏录·左京诸蕃上》记载：“杨胡史，杨侯忌寸同祖。”而“杨侯忌寸”条则记载：“出自隋炀帝之后达率杨侯阿子王也。”所谓“隋炀帝之后”，显然是伪冒，“达率”则为百济官职，故此氏族应是从百济迁徙到日本的。他们为什么要冒充隋室后裔，尚待考证。阳胡史真身在编修《养老律令》中颇有贡献，故一再受奖，《续日本纪》“养老六年（722）二月戊戌”条记载：“赐……从六位下阳胡史真身四町，……并以撰律令功也”；同书“天平宝字元年（757）十二月壬子”条记载：“从五位下阳胡史真身，并养老二年修律令功田各四町。”
从以上人员的情况来看，日本编修律令，颇多依靠原移民集团中学识卓越、对唐朝制度有研究的人才。由于朝鲜国家先于日本采行唐朝律令制度，因此，也吸收百济移民参加，看不出直接模仿新罗的痕迹。
那么，这些早期的移民是怎样保持其文化特长的呢？首先，是他们迁徙到日本列岛之后，聚居在一起，形成区域性的移民社会，倭朝廷也鼓励他们这样做，因此，从大陆带来的文化习俗、技术专长得以保存下来。其次，是移民氏族重视教育，特别是在氏族内部向子弟传授儒学等经典，形成家学渊源，使得大陆文化虽在海外亦能薪火相传，绵延不绝。山田连春城的成长事迹颇有代表性。《文德天皇实录》“天安二年（858）六月己酉”条所录“山田连春城卒传”记载：春城年十五入学，依未成人，于堂后听讲《晋书》。后嵯峨太上皇欲令皇子源朝臣明成大业，而求大学生志学者，将为同学。时春城应征，与明同房，阅览诸子百家。遥授丹波权博士，为勉学之资。……春城虽长自寒门，而性甚宽裕，言词正直，无所阿枉，无好小艺，不拘忌祟，颇得儒骨也。山田连春城的学养完全是中国式的。讲汉语，作汉文，精研汉学坟典，从前述其家世记载可知，祖上历代都以学问传家，见重当世。因此，在日本社会全面移植唐朝文化制度时，这些保持文化传统的旧移民氏族能够迅速适应时代潮流，脱颖而出。
在古代，家学传统对于学术的保持乃至弘扬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养老律令》颁行之后，解释和传授律令以及编撰程式细则，就成为十分重要的工作。有些移民氏族以此为专业，世代家传，故《令义解》附录天长三年（826）十月五日《应撰定令律问答私记事》说：自尔以来，诸博士等相承教授。秦氏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太田亮《姓氏家系大辞典》第二卷“惟宗”条说：（惟宗一族）世代以担任明法博士著称于世。尤其著名者，有编撰《令集解》的惟宗直本、撰写《延喜式》的惟宗善经和撰写《类聚律令刑名问答私记》的惟宗允高。 惟宗原姓秦宿祢。在大学寮教授法律的职位上，也可以见到秦氏族人。《三代实录》元庆七年（883）十二月二十五日记载：“从五位下守大判事兼行明法博士秦公直宗”，即其一例。
综上所述，在日本整个编撰律令的过程中，都有大陆移民的积极参加。在新老移民的协助下，日本成功地实现了移植唐朝律令的工作，向律令制国家的转型。
第五节 文教艺术
一、 唐朝乐舞
“乐以安民”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条。，陶冶情操，于潜移默化中移风易俗，自古就是中国礼教的重要内容。《周礼》说：“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周礼·地官·大司徒》。，把乐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由大陆移民传入日本的中国文化中，音乐歌舞对日本社会的影响既深且巨。
隋代以前，朝鲜音乐先后传入日本。允恭四十二年（相当于中国南朝宋文帝时代），日本从朝鲜传入“新罗乐”；钦明十五年（554），传入“百济乐”；接着又传入“高丽乐”。《日本书纪》“推古天皇二十年（612）”条记载：百济人味摩之归化，曰：学于吴得伎乐舞。所谓“吴”伎乐舞，即南朝乐舞。后来，日本法令上规定的“雅乐”，即由上述外来音乐和日本传统的宫廷音乐组成。
隋唐时代，中国的“燕乐”，亦即宫廷宴飨所用之“燕射音乐”也传入日本，广泛流行，成为其“雅乐”中的重要部分。《令义解·职员令·雅乐寮》所规定的雅乐寮法定音乐中，有唐乐和伎乐：歌师四人，歌人卌人，歌女一百人，舞师四人，舞生百人，笛师二人，笛生六人，笛工八人。唐乐师十二人，乐生六十人。高丽乐师四人，乐生廿人。百济乐师四人，乐生廿人。新罗乐师四人，乐生廿人。《续日本纪》“天平三年（731）七月乙亥”条记载：定雅乐寮杂乐生员，大唐乐卅九人，百济乐廿六人，高丽乐八人，新罗乐四人。在各国音乐中，唐乐人数最多，列于诸国之首，所受重视，可想而知。在正月朝会及隆重的仪式上，经常演奏唐乐。《续日本纪》“天平宝字七年（763）正月庚戌”条的记载，可见一斑：帝御阁门，授高丽大使王新福正三位，……宴五位已上及蕃客，奏唐乐于庭，赐客主五位已上禄各有差。 在唐乐中，颇受社会各阶层普遍欢迎的是踏歌。
踏歌，顾名思义，就是脚踏地为节拍，手拉手载歌载舞。《资治通鉴》“则天后圣历元年（698）九月”条下胡三省注：“踏歌者，连手而歌，踏地以为节。”而唐代诗人储光羲《蔷薇篇》的描述更为生动：“联袂踏歌从此去，风吹香去逐人归。”
踏歌发源于民间，故早就存在。《西京杂记》说，汉朝宫女“以十月十五日，……相与联臂踏地为节，歌‘赤凤凰来’”。则踏歌不始于唐朝明矣。而且，踏歌传入宫廷，也不始于唐朝。北魏胡太后思念情人杨华，亲作《杨白花》一曲，令宫女连臂踏歌，即可为证。但是，踏歌盛行，且于上元日演奏《旧唐书·睿宗纪》记载：“上元日夜，上皇御安福门观灯，出内人，连袂踏歌，纵百僚观之”；《朝野佥载》记载：“唐明皇先天二年，正月十五、十六、十七夜，于安福门外作高灯，小女踏歌于其下。”，确是唐朝的事情。据说唐玄宗曾命张说撰《元夕御前踏歌词》，成为唐乐曲名。日本宫廷于上元日前后演奏踏歌，明显是受唐朝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将日本的踏歌视为唐乐之一种。
《日本书纪》“持统天皇七年（693）正月丙午”条记载：“是日，汉人等奏踏歌。”此为日本宫廷演奏踏歌之嚆矢。翌年正月，大宴百官，“辛丑，汉人奏踏歌，五位以上射。……癸卯，唐人奏踏歌。”此时期，演奏踏歌者皆为中国移民。
进入奈良时代，天平二年（730）正月十六日，“天皇御大安殿，宴五位已上，晚头，移幸皇后宫，百官主典已上陪从踏歌，且奏且行，引入宫里”；天平十四年（742）正月十六日，“天皇御大安殿，宴群臣，酒酣，奏五节田舞，讫。更令少年男女踏歌” 《续日本纪》“天平二年（730）正月辛丑”条，“天平十四年（742）正月壬戌”条。。上元节演奏踏歌，成为宫中的固定仪式，而且，日本高级官员也参与表演。其演出盛况，如天平六年（734）二月一日所示：天皇御朱雀门览歌垣，男女二百卌余人，五品已上有风流者皆交杂其中，正四位下长田王、从四位下栗栖王、门部王、从五位下野中王等为头，以本末唱和，为难波曲、倭部曲、浅茅原曲、广濑曲、八裳刺曲之音，令都中士女纵观，极欢而罢。赐奉歌垣男女等禄有差。 《续日本纪》“天平六年（734）二月癸巳朔”条。此次演奏的规模特别盛大，所以，歌舞场所由宫中移至朱雀门外。舞队由诸王领头，百官参杂其中，歌舞唱和，配以日本乐曲，京城万众争相观览，极尽欢娱。显然，踏歌已经广泛普及于日本社会的各个阶层，成为每年上元节普天同乐的节目。
在民间，踏歌极为流行，男女对歌对舞，歌词多为乡间情歌，且不限于上元节才举行。男女思慕，即对歌起舞，泛滥于里中，以致朝廷曾下令禁止：今闻，里中踏歌，承前禁断，而不从捉搦，犹有滥行，严加禁断，不得更然。若有强犯者，追捕申上。 《类聚三代格》卷十九《禁制事》所收“天平神护二年（766）正月十四日太政官符”《禁断两京畿内踏歌事》。但是，踏歌在民间已经日本化了，成为民众生活的一部分，不是一纸政令就能禁止的，其结果往往是屡禁不止。相反，宫廷踏歌受民间的影响，出现了若干变化，如采取男女踏歌的形式，到平安时代，更分为正月十四日的男踏歌和十六日女踏歌。而且，遇到重要活动，乃至在法会上，也演奏踏歌，如神护景云元年（767）十月二十四日，〔天皇〕御大极殿，屈僧六百，转读《大般若经》，奏唐、高丽乐及内教坊蹋歌。 《续日本纪》“神护景云元年（767）十月庚子”条。踏歌也用来招待外国使节，如延历十八年（799）正月十六日，〔天皇〕御大极殿，宴群臣并渤海客，奏乐。赐蕃客以上蓁折衣，并列庭踏歌。《日本后纪》“延历十八年（799）正月十六日”条。踏歌流行，促进了中国诗词和服饰的传播。《续日本纪》“宝龟元年（770）三月辛卯”条记载：葛井、船、津、文、武生、藏六氏男女二百卅人供奉歌垣，其服并着青折细布衣，垂红长纽，男女相并，分行徐进，歌曰：……其余四首，并是古诗。踏歌歌词，有四首保存于《类聚国史·岁时部三》“十六日踏歌”项里：（一）山城显乐旧来传，帝宅新成最可怜。郊野道平千里望，山河擅美四周连。
（二）冲襟乃眷八方中，不日爰开亿载宫。壮丽裁规传不朽，平安作号验无穷。
（三）新年正月北辰来，满宇韶光几处开。丽质佳人伴春色，分行连袂舞皇垓。
（四）卑高泳泽洽欢情，中外含和满颂声。今日新京太平乐，年年长奉我皇庭。一眼可知，纯粹是唐朝庙堂歌词的翻版。
7世纪以来，日本社会发生由旧文化向唐文化的积极转变，踏歌恰好以社会各阶层喜闻乐见的形式，作为唐文化的特殊载体，风靡于世。其普及之日，正是唐文化融入日本社会之时，从而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氛围，有利于其他唐朝文化的传播吸收。
二、 教育机构
奈良时代，日本与唐朝保持频繁的交往，大规模的遣唐使团纷至沓来，满载着各类经籍回到日本。如何使这些异彩炫目的外来文化为日本所吸收，促进社会进步，便成为日益紧迫的任务。为此，日本朝廷专门设立了大学寮。而传授并研究新文化的工作，就由大陆移民责无旁贷地承担起来。
大学寮的雏形见于天智天皇十年（671），日本委任从百济新来的鬼室集斯担任学头职，其确立则在《大宝律令》颁行以后。大学寮模仿唐朝学制建立，又根据日本的情况有所变化。亦即把唐朝的国子监和六学融为一体，既是最高教育管理机构，又是最高学府，置于中央式部省之下。根据《养老令·职员令》规定，大学寮的管理人员设大学头一人，大学助一人，大学大允一人，大学少允一人，大学大属一人和大学少属一人，共六人；教官设文章博士一人，明经博士一人，明法博士二人，助教二人，音博士二人，书博士二人和算博士二人，共十二人。教官为管理人员的两倍，故其为教育机关的特色相当突出。
奈良时代，大学头颇由大陆移民担任，如大宝元年（701）的“大学头调忌寸老人” 《怀风藻》收录“正五位下大学头调忌寸老人一首”。；天平胜宝六年（754）前后的乐浪河内 《续日本纪》“神护景云二年（768）六月庚子”条记载：“内藏头兼大外记远江守从四位下高丘宿祢比良麻吕卒。……父乐浪河内，正五位下大学头。”据佐伯有清考证，乐浪河内担任大学头的时间约在天平胜宝六年（754）正月前后。见《新撰姓氏录の研究》考证篇第五，第420页。；宝龟九年（778）的袁晋卿等。大学寮的教官里，大陆移民比比皆是。仅在《续日本纪》“养老五年（721）正月甲戌”条收录的褒奖文人诏书里，就可以见到明经科的第二博士调忌寸古麻吕，文章科的山田史御方和乐浪河内，算术科的山口忌寸田主和悉斐连三田次等人。一直到平安时代，大学寮教官中大陆移民仍保持相当比例，如承和初年至贞观六年（864）的大学助教山口伊美吉西成 《三代实录》“贞观六年（864）正月十七日”条记载：“散位从五位下山口伊美吉西成卒。西成者，……以《春秋》名家，兼善《毛诗》、《周易》。……除太宰博士，不之官。承和之初（834—847），拜大学直讲。嘉祥二年（849），渤海国王遣使入觐，以西成权称大学大允，为存问兼领客使，向加贺国，引客入京。俄而转助教。” ；仁寿二年（852）的文章博士腹赤和大学助兼助教西汉人宗人 文章博士腹赤，见于《文德天皇实录》“仁寿二年（852）五月戊子”条。西汉人宗人，见于《文德实录》“仁寿二年（852）十二月庚午”条和《三代实录》“贞观五年（863）正月二十日”条。；元庆七年（883）的明法博士秦公直宗、行音博士秦忌寸永宗和行助教净野朝臣宫雄等人分别见《三代实录》“元庆七年（883）十二月二十五日”条和“二月十日丁未条”。。
大学寮主要是为日本培养官吏和专门人才，其招收的学生有一定的资格限制。《令集解·学令》规定：凡大学生，取五位以上子孙，及东西史部子为之。其注释说：谓居在皇城左右，故曰东西也。前代以来，奕世继业，或为史官，或为博士，因以赐姓，总谓之史也。所谓“东西史部”，即大陆移民东汉氏和西文氏。由于大陆移民对日本文化发展的特殊贡献，所以《学令》特别规定，允许其子孙进入大学寮学习，给予优待，以保持其文化传统。
日本重视教育，其人才培养不限于大学寮，中央八省之下还有许多专门机构，如中务省的图书寮、阴阳寮和画工司，式部省的雅乐寮，宫内省的典药寮等，既是政府职能部门，同时也是培养专门人才的教育机关。这些机构里，也有许多大陆移民担任重要职务。《续日本纪》“养老五年（721）正月甲戌”褒奖文人的诏书称：文人武士，国家所重，医卜方术，古今斯崇，宜擢于百僚之内，优游学业。堪为师范者，特加赏赐，劝励后生。因赐明经第一博士从五位上锻治造大隅……在其后附录的褒奖名单中，可以见到阴阳部门（天文、历数、风云、气色）有大津连首、津守连通、王仲文、余秦胜和志我閇连阿弥陁等，医药部门有吉宜、吴肃胡明和秦朝元等，以及和琴师文忌寸广田、唱歌师茨田连刀自女，武艺板安忌寸犬养等人。他们都属于中央各省特殊部门中的专门人才，也兼任培养学生的任务。《续日本纪》“天平二年（730）三月辛亥”条记载：太政官奏称：“……阴阳医术及七曜颁历等类，国家要道，不得废阙。但见诸博士，年齿衰老，若不教授，恐致绝业。望仰吉田连宜、大津连首、御立连清道、难波连吉成、山口忌寸田主、私部首石村、志斐连三田次等七人，各取弟子将令习业。……其生徒阴阳医术各三人，曜历各二人。又诸蕃异域，风俗不同，若无译语，难以通事。仍仰……阳胡史真身、秦忌寸朝元、文元贞等五人，各取弟子二人令习汉语者。”诏并许之。从上面罗列的名单不难看出，在日本移植唐文化的过程中，大陆移民起到何等重要的作用。这些大陆移民教官为日本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才，完成了日本文化史上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
三、 技艺
大陆移民从各个方面推进日本社会的发展繁荣，其活动难以尽述，这里就技艺方面的一些事迹，略加介绍，虽然挂一漏万，但可以为今后的研究提供线索。
（一） 饲马
日本原始居民，多以捕捞为生，遍布日本各地的贝冢，即可示其一斑。绳文文化时代晚期至弥生文化时代早期，大约从中国的长江口一带传入水稻栽培技术，普及开来，日本因此转变为农耕社会。
5世纪以后出土的文物，突然大量出现骑俑，表明此时盛行骑马。最早介绍日本列岛风俗民情的《三国志·魏书·倭人传》称：“其地无牛、马、虎、豹、羊、鹊。”虽然绳文和弥生文化遗址发现少量牛骨化石，表明日本列岛存在野牛，但是这不足以证明当时已经大量驯养牛马，并用于农业和交通等部门。魏国使节在日本走了许多地方，除了乘船，就是步行，未曾利用过马匹，印象深刻，才会留下上引《倭人传》的记载。因此，5世纪以后大量出现的马匹，无疑是倭国社会发生的重要变化。考古学家江上波夫教授甚至认为，这种突如其来的转变，是由于来自大陆的骑马民族征服了日本，建立倭王朝江上波夫《騎馬民族国家》，日本东京，中央公论社，1967年。。
且不论江上波夫教授的观点是否成立，这时期日本盛行骑马，无论在出土文物造型上，还是在文献史料上，都有许多反映。饶有意思的是，这些记载多与大陆移民有关。
《日本书纪》“雄略九年七月壬辰”条记载：河内国言：飞鸟户郡人田边史伯孙女者，古市郡人书首加龙之妻也。伯孙闻女产儿，往贺婿家，而月夜还。于蓬蔂丘誉田陵下，逢骑赤骏者。其马时濩略而龙翥，欻耸擢而鸿惊，异体蓬生，殊相逸发。伯孙就视而心欲之，乃鞭所乘骢马，齐头并辔。尔乃赤骏超摅绝于埃尘，驱驱惊迅于灭没。于是骢马后而怠足，不可复追。其乘骏者知伯孙所欲，仍停换马相辞取别。田边史伯孙和书首加龙都是大陆移民，其夜遇骑赤骏者之处，乃西文氏集团聚居之地。田边史伯孙外出，使用马匹为交通工具，夜遇者亦骑马，只是更为神速，可知该地区已经普遍使用马匹。再综合故事中的人物和地点等因素，不能不认为大陆移民对于日本引进和使用马匹，起了相当特殊的作用。
另外一条史料也说明了这一点。《日本书纪》“钦明七年（546）七月”条记载：倭国今来郡言：于五年春，川原民直宫登楼骋望，乃见良驹，睨影高鸣，轻超母脊，就而买取，袭养兼年，及壮鸿惊龙翥，别辈越群，服御随心，驰骤合度，超渡大内丘之壑十八丈焉。川原民直宫，桧隈邑人也。今来郡即高市郡，乃倭朝廷安置新来大陆移民之地，故称“今来郡”。川原为高市郡属邑。引文特地说明民直为“桧隈邑人也”，可知不属于神别氏族的“民直”氏族，而是移民集团中的民忌寸，谱系见于《新撰姓氏录·逸文》，属于东汉氏集团。《续日本纪》“宝龟三年（772）四月庚午”条所载坂上大忌寸苅田麻吕的上奏中，提到民忌寸，亦可为证。
综参以上几条史料，至少可以说明，大陆移民普遍利用马匹，而且日本的良驹多为移民所饲养。
（二） 造船
日本古代造船技术不高，即使到遣唐使时代，船舶也不坚固，因此，遣唐使多遭海难。日僧圆仁所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承和五年（838）六月廿八日”条记载：使头以下，至于水手，裸身紧逼裤，船将中绝，迁走舻舳，各觅全处。船舶从中断裂的实例，还见于《续日本纪》“宝龟九年（778）十一月乙卯”条：第一船海中中断，舳舻各分。航海中船舶龙骨竟从中间断裂，可知设计和制造存在重大缺陷。至于一般的船只破损，如圆仁所乘船“底悉破裂”等，简直不算回事。因此，日本的遣唐使经常搭乘朝鲜船只回国。
当时，造船水平最高的是唐朝。然而唐船往返日本却十分罕见。经常来往于朝鲜与日本，以及朝鲜与唐朝之间的是新罗或百济船舶。这两国造船技术较高，很少发生事故。《日本书纪》“白雉元年（650）”条记载：遣倭汉直县、白发部连镫、难波吉士胡床于安艺国，使造百济舶二只。值得注意的是其所派遣的都是大陆移民，而制造的是百济舶。这是否表明日本希望通过大陆移民引进先进的造船技术呢？
（三） 指南车
指南车是中国古代的重要发明，乃军事、交通、生产等各个领域不可或缺的工具。此重大发明亦由中国移民传入日本。《日本书纪》“齐明四年（658）”条记载：沙门智踰造指南车。同书“天智天皇五年（666）”条记载：倭汉沙门知由献指南车。“智踰”就是“知由”，大概他从658年开始制造指南车，到666年才大功告成。
根据后条史料，可知沙门知由出自中国移民。《日本略记》“天智天皇五年正月”条记载：大唐沙门智由贡指南车。“智由”亦即“知由”，故他应是唐朝移民。指南车，中国虽然早已有之，但古制不传，至唐朝始定其制。此称智由为唐朝沙门，颇相吻合。
（四） 历法
《日本书纪》“推古十年（602）十月”条记载：百济僧观勒来之，仍贡历本及天文地理书，并遁甲方术之书。是时，选书生三四人，以俾学习于观勒矣。阳胡史祖玉陈习历法，大友村主高聪学天文遁甲，山背臣日并立学方术，皆学以成业。百济与中国南朝关系极为亲密，已见前述。自刘宋以来，其国皆“行宋《元嘉历》，以建寅月为岁首” 《隋书》卷八十二《百济传》。《宋书》、《南史》、《北史》的《百济传》也有相同的记述。。有隋一代，虽然有百济使者到隋朝，但百济是在隋朝平陈以后才改变以往亲南朝疏北朝的立场，双方关系并不亲密，未见其引进隋历的记载。因此，百济僧人传给日本的应该就是宋《元嘉历》。
观勒传入历法，日本随即派遣移民人氏跟随学习。阳胡史的出身已在上节介绍过。大友村主见于《续日本后纪》“承和四年（837）十二月癸巳”条记载：“近江国人左兵卫权少志贺史常继、……太政官史生大友村主弟继等赐姓春良宿祢。常继等之先，后汉献帝苗裔也。”可知出自东汉氏集团。至于山背臣，虽然属于“神别氏族”，但是此氏族颇有大陆移民混入，此处的山背臣日并立或为移民人氏。
大陆移民在引进大陆先进文化技术上的贡献，不是若干单项所能概括的，必须作深入的系统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