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面镜子。大汉王朝时代，王莽的显赫地位就是从一个无名的小辈发迹登上皇帝的宝座。公元前33年，汉元帝病死，王氏家族开始显赫朝野，但因王莽的父亲早亡，他的伯伯、叔叔们都封了候，这使王莽与他的堂兄、堂弟相比寒酸了许多。但这并没有使王莽灰心丧气，相反倒激发了他出人头地的欲望。他从小就谦逊有礼，而且节约勤奋，拜名士为师，虚心好学，苦读经书。回到家里，也是很恭敬地孝顺母亲和寡居的嫂子，负责教育亡兄的孩子。他还广交朋友，对待掌握朝政大权的叔叔、伯伯们，更是恭敬有加。公元前22年，在其伯父王凤的推荐下，王莽开始做上了黄门郎。虽然官品很低，但这是皇帝身边的官职，升迁的机会很多，他由此开始走向了为官之路。不久，皇帝便升王莽做了谢声校尉，品秩2000石，相当于地方的郡守。这时的王莽年仅24岁，可谓前途无量。公元前16年，由于王莽德才兼备，谦逊、聪慧，汉成帝便封王莽为新都候，食邑1500户，晋升为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这时，他便可以参与朝政大事了，侍奉于皇上左右。30来岁的王莽虽是掌握大权的重臣了，但并没显露出一点骄横之气，相反，他更加谦恭了。不仅广交名士，和众大臣们友好往来，还经常将家财分发救济贫寒的宾客。公元前8年，任大司马大将军的叔叔王根推荐王莽代替自己摄政。不久，汉成帝下旨升王莽为大司马。这时的王莽还不足40岁。高升后的王莽依然是那么谦逊有礼。他找来贤德的人做官，皇帝赏赐给他的钱都分给大家，而自己却极其节俭。一次，他的母亲生病，大臣们纷纷让自己的夫人来府上探视，王莽的夫人也到门外迎候，但众夫人却将她当作王府家的仆人了，因为王夫人的穿着实在太普通太节俭了。公元前7年，汉成帝死去，汉哀帝即位.王莽为了稳定朝政，避免王氏势力发生权利之争，毅然辞去了官职，在京城赋闲2年。之后，汉哀帝死去，在众君臣的请求下，王莽重回朝政，并在姑姑太皇太后的支持下做了汉平帝的辅助大臣。这时的王莽实权在握，他首先将外戚赶出京城，自己当上了“安汉公”。而后以保重身体为名，上书姑姑太皇太后，将大权交给了自己。此时，王莽露出了真面目，公元5年，王莽毒死了汉平帝，登上了皇帝宝座，从此改国号为“新”。
王莽的发迹史说明，权力有虚的也有实的。要想得到真正的权力，首先要靠近掌握实权的人。要一点点地靠近，然后贴紧，这样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权力。回顾历史，很多权臣用的都是王莽的手段，只不过王莽没有费任何气力就取得了重大的成功，就得到了江山。而在他之后，竟然没有一个权臣做得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王莽的功过是非暂且不谈，就他在没有得势之前的谦恭隐忍是非常人所能做到的，他正是借着这些条件和掩护，一步步地靠近权力的中心，而最终得到天下。
历史是这样，现实何而不是呢？不少为官者在没有晋升前都是先降下身段和架子，甚至让人看低自己，然后寻找机会全面展现自己的才华，让别人一次又一次刮目相看，使自己的形象慢慢变得高大，从而一步一步靠近权力中心。大家熟知的毛人凤，原来任戴笠的代理秘书。这位毛秘书整天笑容满面，每当戴笠对他大声责怪时，不管有理无理，他都忍气吞声。对副局长郑介民和邦办唐纵这2个资格最老的特务头子，更是恭恭敬敬。同时，对小特务们也是亲亲热热，当他们做错什么事上级责怪时，他总是替人受过，久而久之，毛人凤很得人心，暗中培植了自己的势力。毛人凤对只出风头而无利益的事从不感兴趣。他多次谢绝了军统训练班让他去讲话的邀请。戴笠出门时，军统照例举行的星期一纪念会，也总是由郑、唐二人主持，自己从不出面代替戴笠。长此以往，毛人凤站稳了脚根。当戴笠死后，毛人凤的真相暴露出来，开始出击，巧施计谋。首先，他和郑介民联手挤倒唐纵，让头脑简单、势力单薄的郑介民坐上军统局局长的位子。接着，他把枪口对准郑介民。他收集了郑介民结党营私，大肆贪污的材料，并买通******身边的渝济时。结果，在郑介民宝座还未坐稳时就被毛人凤取而代之。
毛人凤的发迹史也告诉我们，羽毛未丰时，不要强出头。只有伪装诚实，暗中蓄力，一旦时机成熟，即可取而代之。开始的忍气吞声，代人受过，不出风头，看似损失了一些利益，其实都是为了今后仕途腾达。正如有人所说的“不耍手腕的人成不了政治家。”真正成功的政治家，绝非鼠目寸光之辈，他们就像渔翁一样，舍得抛出精美的诱饵。
一个人是打不了天下的
想要成就大业，就不能有一人打天下的奢望。权力尤其如此。个人单打独斗的时代已经远去，团队合作的时代已然到来。要想把事业做大做强，只有联合众人的力量，权力才能产生雪球效应。
历史上项羽在推翻秦王朝中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属于实力派人物，其势力远远超过刘邦，且“力拔山，气盖世”。若论单打独斗，别说他以一当十，就是以一当百也不为过。只要他亲临战斗，便每战必胜，刘邦则临战必败，但结果却是刘邦势力越来越大，而他的势力却越来越小，最终落得个被围垓下、自刎乌江的结局。他至死也没弄明白，到底败在何处，他仰天长叹：“此天亡我也，非战之罪也。”
反观刘邦，不仅本领不如张良、萧何、韩信这“兴汉三杰”，而且好酒及色。但在与项羽的战争中，却最终打败项羽，夺得天下，高唱《大风歌》，胜利还乡。刘邦在庆功会上却高度赞扬了张良、萧何、韩信3人，称：“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吾擒也。”刘邦把胜利的原因归结为他能识人用人，而项羽不能识人用人。刘邦的这种说法传承日久，成为他战胜项羽的经验之谈。但真正的内涵实质在于：刘邦的胜利是团队力量胜利，得益于他建立了一个人才各得其所、才能适得其用的团队；而项羽仅是靠匹夫之勇打天下，所以失败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将历史拉回现实，人们或许不会忘记，在刚刚结束的雅典奥运会上，中国女排在冠军争夺战中那场惊心动魄的胜利，至今回想起来，心情还是那么难以平静。
2008年8月11日，意大利排协技术专家卡尔罗·里西先生在观看中国女排训练后认为，中国女排在奥运会上的成败很大程度取决于赵蕊蕊。可在奥运会开始后中国女排的第一场比赛中，中国女排的第一主力、身高1.97米的赵蕊蕊因腿伤复发，无法上场。媒体惊呼：中国女排的网上“长城”坍塌。此时，国人似乎对女排夺冠也不抱太大希望。然而，在最终与俄罗斯争夺冠军的决赛中，身高1.82米的张越红一记重扣穿越了2.02米的加莫娃的头顶，砸在地板上，宣告这场历时2小时零19分钟、出现过50次平局的巅峰对决的结束。经过漫长的艰辛的20年以后，中国女排再次摘得奥运会金牌。当时不少人看完了整场比赛，惊心动魄后都是激动的泪水。女排夺冠后，中国女排教练陈忠和放声痛哭了2次。男儿有泪不轻弹，个中的艰辛，只有陈忠和与女排姑娘们最清楚。
中国女排凭什么战胜了那些世界强队，凭什么反败为胜战胜俄罗斯队？陈忠和赛后说：“我们没有绝对的势力去战胜对手，只能靠团队精神，靠拼搏精神去赢得胜利。用两个字来概括，队员们能够反败为胜的原因，那就是‘忘我’”。
相传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曾问他的弟子：“一滴水怎样才能不干涸？”弟子们面面相观，无法回答。释迦牟尼说：“把它放到大海里去。”是的，一个人再完美，也就是一滴水；一个团队、一个优秀的团队就是大海。一个有高度竞争力的组织，不但要求有完美的个人，更要有完美的团队。
总之，一个人打不了天下。你虽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你没有为权力效力的团队，最终失败的还是自己。
权力也要靠实力说话
历史与现实告诉我们，真正能体现权力的，无非3种力量：财力、武力和人力。三者之中，财力又是最主要的，它是后两者的根本和基础。丧失权力，首先是经济权力。财力是一个国家的命脉。
我们反观一下历史，从安史之乱开始，中国就陷入了分裂割据的局面，这种局面维持了几百年之久，其中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藩镇拥有了强大的经济势力，足以与中央政府抗衡。到五代十国时期，这种局面愈演愈烈。各潘镇为了在战乱中能战胜对方，强抓壮丁，扩充军队，拼命地聚敛财富，加强对人民的剥削，以此来提高自己的实力。强大的经济势力保证了割据势力的维持，同时也给国家的统一带来了不可逾越的障碍。
赵匡胤是通过兵变夺取皇位的。当时对他来讲，要巩固政权，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同时避免重蹈分裂割据的覆辙，他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同他所面临的困难一样都是前所未有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财政经济状况直接关系到新建宋王朝的命运，因而赵匡胤集中财权就显得十分紧迫而重要。
当时，一些实力较强的节度使在地方专务聚敛，剥削百姓。这些节度使一旦财富充盈，就滋生野心，成为中央政权的异已力量。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并采取各种手段限制削弱节度使的权力。这在当时，只是杯水车薪，解决燃眉之急，而要从根本上收揽财权，巩固政权，必须在经济上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以断绝潘镇和地方赖以称雄骄横的财路，迫使其没收经济力量作为凭借，这样，就难以在政治上、军事上与中央对抗。赵匡胤采取了如下措施：
要集中财权，就必须控制财政收入的流向，不得为地方政府或藩镇所控制。因此，赵匡胤即位之初就派人到各地丈量登记田亩，以防漏税，扩大税源，增加收入。那时，藩镇控制的地方都由节度使派遗亲吏把守，加大量器，中饱私囊。针对这种情况，赵匡胤专门派遣常参官到各地州府，主管百姓缴纳租税。这样，既确保赋税收入真正归到国家财政，又减轻百姓负担，对培养税源十分有利。
商税在当时的宋代财政收入中占了很大的比重，由设置在州县的税务征收。五代时这部分收入全由藩镇派其亲信征收掌管，且这项收入大都不上交国库，留在州府自用。为了收回这部分财政，赵匡胤在平定了李重进的叛乱之后，便派出大批朝中得力的官员到各州府监税，并规定一切税收归公，严禁偷税漏税，严禁私造私币，严禁掠夺百姓。违反者，处以重罚。
为了更有利于财政收入的管理使用，赵匡胤令各州府将每年的租税和商税，除支度给用外，全送交京师，不得借用截留。这样一来，全国各地的财政收入源源不断地输往京师。不久，朝廷的财政收入逐渐充裕起来了。此时，赵匡胤考虑到国家尚未统一，战争不可避免，军费应当预先准备，不可事到临头厚敛于民，于是将这些钱帛贮藏于宫中内库，号称“封桩库”，由皇帝直接掌管。
赵匡胤采取上述各种措施，有效地把财政大权集中到了中央，割断了藩镇兴起成长的经济基础，使之无力与中央对抗。这在当时分裂割据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五朝政权来说，无疑起到决定性的巩固和加强作用。从财赋散失到归中央的转变，由“藩镇自擅”到“伸缩惟命”的转变，再到尾大不掉到“主威逐强”的转变，赵匡胤能够实现这些至关重要的转变，关键在于他抓住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这就是“执其财用其政”。唐末以来几百年分裂割据的局面至此结束。
无论什么事情，只有做到名实相符才能成功。实力是权力的载体，财力是实力的保证。在封建朝代，权力的争夺表面看似地位的争夺，实际上则表现为对财富和人力的争夺，只有拥有这两项资源，才能有最终的发言权。赵匡胤收揽财权，对症下药，从经济上下手，收到了前所未有的奇效。古代如此，当今也是如此。
最高权力不能与人分享
等级制是权力的主要特点，它像一座金字塔，地位越高，权力越大，掌握这种权力的人就越少。一个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领袖，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命运和前途。这样的权力只能一人独有，否则，都来分享，权力就会分制，国将不国，一盘散沙，更谈不上什么发展了。中国古代的君主****告诉我们，最高权力是不能与人分享的。
继努尔哈赤之后，皇太极登上了后金国的汗位，但他并非是受汗父的遗命，也不是因年龄居长、战功居高而当立，而是在接受以代善为首的诸兄弟子侄的拥戴而登基的。作为对这些人的回报，皇太极登基后，不仅保留由努尔哈赤确立的共治国政的制度，而且对代善、阿敏、莽古尔泰3大贝勒兄长极为优礼相待。每当朝会、庆典或与群臣见面时，皇太极都把3大贝勒摆在与自己同等的地位，即“面南并坐”，同受诸臣之礼，俨然如“四汗”，同时免去三大贝勒的君臣之礼，以兄弟相称。
皇太极采取的这种做法，一方面固然有对兄长的尊敬和感激，但另一方面更是因为这三大贝勒手中握有雄厚的势力。如代善掌握正红、镶红旗，阿敏拥有正白旗，莽尔古泰拥有正蓝旗。这3人控制了八旗中的一半势力，当然也享有对这四旗的一切权力，而身为大汗的皇太极实际上只不过一个旗主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