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语言问题，这些年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中国人在英语新闻界里应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尽管中文是世界上使用者最多的语言，但就影响力而言，英语相当于当今世界的普通话，对于这种普通话，我们一定要好好地掌握。就我的经验来看，重点在写作，不同于口语比较依赖个人的天赋，写作完全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达到。如果下苦功，我们是可以与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平起平坐、甚至超越他们的。现在英语世界许多很有名的作家并不是白人，包括具有中国背景、目前在美国很出风头的哈金，他是东北人，20岁才学英文，到美国读了博士，后来开始写英文小说，去年还拿到了美国国家图书奖项（NationalBookAward）。所以说英语写作这一领域，我们是大有可为的，尤其是英语新闻方面。香港的《南华早报》很具影响力，但通常认为它是亲港英政府具有殖民色彩的一份报纸，不过这些年来它也在改，可是改革是需要人才的。那么我们具有中国文化背景的人们是否具有好的英文写作能力？除了我们具备“政治正确”的概念外，是否具有专业的规范呢？
第二，我们应该了解美国媒体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
美国社会视媒体为“第四种权力”，即在行政、立法、司法之外用于权力制衡的又一重要力量。这并不是空话，在美国的现代史中不乏这样的例证：1974年《华盛顿邮报》的两个低级别的记者通过报道“水门事件”，最终使尼克松总统下台。两个小记者、一份报纸就把美国最高权力的人拉下了马，树立了媒体可以防止绝对权力被绝对滥用的典范，这也成为美国新闻界引以为豪的辉煌记录。
但是，美国媒体追求真实的光荣传统近些年来正被逐渐地腐蚀败坏。这并不是来源于政治的腐化，而是来自市场力量的腐蚀。现在美国媒体（香港的媒体也是）出现了infortainment现象，就是把新闻（infol’marion）和娱乐（entertainment）相结合起来而成的娱乐化新闻，也就是“八卦”新闻。媒体乐于追寻公众人物的琐事，声称这是基于知情权（therighttoknow），比如他们认为有必要知道克林顿在办公室里与什么人发生了什么关系，因为这是对选民负责的表现，的确这有可能会涉及国家安全，或许克林顿会在办公室与什么人发生了性关系而受到勒索，或许他的性爱对象是间谍……一连串的问题都会产生。然而，与知情权相对应的是隐私权（thefightofprivacy），王菲晚上跟谁出去，她会认为这是个人隐私与旁人无关。那么在什么情况下应该行使隐私权是有个判断标准的，即公众利益（publicinterest）。王菲的行为不涉及公众利益，但是克林顿的行为则与之有关，因为它涉及伦理、人格、品质问题，作为一国总统，这些都是与民众有关的，民众有权知道。进一步而言，克林顿也可以有自己的隐私，你可以过问他与什么人发生了什么关系，然而你不可以问他的内裤是什么颜色的，因为这与公众利益毫无关系。不应总是迎合市场需要、迫于市场压力，应该用专业的力量制衡之。总之，美国媒体是向infortainment的方向在发展。
美国媒体曾自豪地宣称自己是“多元化世界”，但是“9·11”事件使很多隐藏的问题暴露出来，其实他们存在许多不言而喻的政治假设，如果越过底线，就会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我们和美国媒体互动的过程中应该做到知己知彼，了解他们想法的来源，要有自己的看法和立场。在谈到中国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掌握诠释中国历史的权利。而这种权利现在往往被财大气粗的美国媒体所掌握，他们说怎样就怎样。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问，他们的报道是否具有事实基础（factualbasis），是否处于正确的历史脉络（context）的了解之上。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大家都知道太史公“欲灭其国先灭其史”的典故，我们应该自己书写自己的历史。当然，这也不是表示我们不应反省自己社会的缺陷，我们应该具备开放的心胸。我们应该具备知识真诚（intellectualhonesty）和自己的规范，不能一切为了政治上的需要而认黑为白，新闻本身也是寻找真实，这里所说的事实是指那些可以量化、证实的。
以上是对中美媒体问题的一些反思，谢谢！
问：请问《亚洲周刊》针对的对象是什么？现在中国有许多记者希望通过自己的笔记录历史，并发现真实。但是，中国记者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
答：《亚洲周刊》的读者主要分布在香港、台湾、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每期总发行量是11万份。我们在大陆发行几千份，每个月《参考消息》都有转载，官方机构也有订阅。
由于中国的环境有它的特殊性，可能有时不能完全反映真实的情况，但我想可以尽量地接近真实。另外，中国正在日益开放，整个政治气候也在慢慢改变，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靠新闻工作者的努力，使我们书写的历史越来越全面、越来越真实。
问：关于新闻真实的问题。或许针对一个独立的故事或个人的报道，《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西方媒体可能更接近真实；中国媒体，如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可能在新闻制作上不是很好，但是，如果从历史脉络、整体背景考虑，到底双方谁更真实呢？
答：我想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客观报道是我们理想的规范。而西方有个提法，即事实（fact）不等于真相（tmth）。报道新闻如果要达到真实，不仅牵扯到历史还涉及专业的知识。现在新闻界有个专业化发展的趋势，就是邀淆不同领域的专家加盟。比如《纽约时报》采访法律新闻的是个律师，采访医学的是个医药专业人士。新闻采访5个w中最后t一个就是whv，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才可能得到更深入的信息。我同意李希光教授关于新闻报道应处于大背景（context）之下的观点，比如对中国义和团的看法，中西方存在分歧，那么单凭自说白话是不行的，应该从历史的角度客观地评价。文化上的取向、价值观的差异使得傲慢与偏见得以存在，所以，在新闻报道中只有采取平衡的视点（perspective）才能趋向于真实。
问：请问《亚洲周刊》新闻选材的标准是什么，是不是美国媒体关注哪些你们就会偏重报道哪些呢？
答：我们的主要读者群在香港、台湾、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通过读者调查，我们意外地发现，他们关心的并不是本地发生的新闻，而是关于中国大陆的报道。因为大陆的任何发展和变化，都会对全球华人产生影响。所以，我们在对大陆的报道上也投入了很多资源，像“三个代表”方面的，我自己写了三篇社论，还有中美撞机事件等。另外，新闻与流行文化有很强的联系。记得十多年前我在台湾，当时侯孝贤的电影《悲情城市》正在热映，一天台北股市大跌，当晚晚报的标题就改成了“悲情股市”，这就是新闻搭乘流行文化的便车，走进读者“心灵的驿站”，所以很多年后我还留下了“记忆的票根”。这正是新闻之美的体现，我希望我们都能够追求新闻的真善美。
问：您刚才谈到现在新闻界“专业化”的趋势，比如学法律的报道法律、学医学的报道医学，那么您在选择优秀的新闻人才时注重的是什么呢？
答：我觉得做个好的新闻记者最重要的是要有工作的冲劲（drive），当然还应该具备真诚正直的道德、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以及迎接挑战的勇气与不断学习的能力。做新闻与做学问是一样的，“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遇到未知领域，应该主动地学习补充，要像海绵一样吸收，而且还要思考，这样才能不断增强自己的竞争力。
问：“9·11”事件后美国的政府、媒体、公众的声音是一致的，而这三者在平时往往会有不同声音，您看这是什么原因呢？
答：对美国而言，从没遇到过这样的危机，外敌入侵打到家园使美国人的焦虑感、危机感空前提升，所以感觉要团结在领袖周围一致对敌。像珍珠港事件也是，在重大危机时刻，美国通常都能够统一一致。实际上，现在也不是不存在不同的声音，只不过被主流湮没掉了。当然，这里还存在一个时间问题，现在仅是几周的时间，如果持续下去，若是布什没有处理好或是出现其他情况，反对声音很可能会进一步出现。所以，我们应该关注长期。
问：您最近参加了南京海外华人传媒论坛，感想如何？
答：是，我是比较不客气，我在南京“放炮”批评一些中国的媒体现象。本来参加这个论坛是应邀讲有关“全球华人媒体的诱惑”，讲大家彼此的整合。但是当时我在现场有些感触，就讲了些比较重的话，但同时也是我比较真诚的话。我说，“9·11”事件时中央电视台不敢或不愿意现场直播，而把直播的机会让给了凤凰卫视和湖南卫视，中央电视台还有什么国际竞争力呢？另一个批判是，在北美社会，中国的留学生基本不看北京背景的媒体，反而看台湾背景的《世界日报》，这难道不值得中国媒体的反省吗？但我想，这并不是针对当局，只是应当反思我们这股力量如何推动社会的进步。
问：在新闻市场化的过程中，商业利益不可避免地要介入进来，在这种情况下，怎样维护新闻的“纯粹性”呢？您能否能以《亚洲周刊》为例讲一下？
答：我们的新闻采编部门与业务部门是相互分离的，相关的内部规定也避免了直接或间接的有偿新闻。建立独立的编辑部的公信力，它是有市场价值的。如果有钱就可以“买”新闻的话，终会失去民众的信任；而长期具备公信力、能够表达百姓声音，这本身就是一种品牌，不仅存在道德上的价值也具备市场上的价值。所以，为了市场价值，我们要拼死维护公信力。
问：这次“9·11”事件发生在世界焦点美国的纽约，选择全球瞩目的世贸大厦作为袭击目标。“新闻是争夺眼球的战争”，那么恐怖主义似乎也是在争夺全球人民的眼球。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呢？另外，“9·11”事件后，媒体相应出现了一些反映伊斯兰教的短片，其中有伊斯兰儿童手持手枪的画面，这让人们很自然地联想到一些东西。您怎么看？
答：关于“争夺眼球的战争”，媒体和恐怖主义是有本质区别的，因为我们不会杀害无辜的人民。
媒体容易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在有限的时间里放映的东西当然不可能全面，还是那个问题，即“事实不等于真相”。所以，就需要各种文化之间、不同国家之间多增进了解，认识历史的、社会的、经济的各方面的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