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查德·莱文
瑞查德·莱文（Rjchardc．Le、，in），1947年生于美国旧金山，1968年获斯坦福大学历史系学士学位后，赴英国牛津大学主修政治与哲学，并获该校硕士学位，1974年获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随后开始在耶鲁的执教生涯，1993年被任命为耶鲁第22任校长。他曾任耶鲁大学经济系系主任和研究生院院长，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他以分析美国和国际工业经济的变化与发展而著称，曾撰写了许多有关专利系统、工业研究与发展以及公共立法对私营企业的影响等方面的学术专著和文章。
今天我到这里来感到很高兴也很荣幸，非常感谢王大中校长和各位同事给我的热情欢迎。作为中国最出色的学术中心之一的清华大学在美国很出名。我们耶鲁大学的很多教师与这里的学者和科学家有着密切的个人交往和学术关系。我希望两校之间的合作将继续兴旺发展。
今天我要讲的主题反映了我作为经济学家的工作和作为大学校长的经验。我相信这一主题对于如清华这样在科学与工程方面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卓著贡献的重要的大学有很多启示。我讲的题目是：“大学是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引言
我的观点很简单：美国的大学是我们国家的经济竞争力的根本资源，并且最终是世界发展和繁荣的源泉。
为使你们确信这一观点的真实性，我将提出两个层面的论据。首先，我想讲一讲美国的研究经费资助及其运作方式使得我们的大学成为国家新的科学发现的主要源泉，因而最终成为技术优势和经济变革的主要源泉。第二，我将阐明在美国主要大学和学院中盛行的评判性调研和教学法也有力地催动了在工商和科技界的创新型领导。
大学的研究对经济发展的贡献
几十年前，当美国的贸易赤字首次达到每年1000亿美元时，很多人对国家工业的长期竞争力提出疑问。我为耶鲁学院的高年级学生组织了一次研讨会，题目叫“美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我要求每个学生选择一种行业在全班做一个报告，就美国企业在世界市场中与其他企业竞争状况给出所有可能的展示：销售、人员雇用、生产力增长、市场份额、进出口以及获得专利的情况。要求学生们收集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中期的美国、德国和日本的数据。
结果很说明问题，学生们收集来的数据显示所谓的美国全球竞争力的下降很大程度集中在少数工业领域。实质上，在60年代国家用人最多的两大行业汽车和钢铁业我们确实承受着大幅度的绝对和相对的下滑，但在其他大多数制造业领域我们保持着自己的进展，而在那些与科学知识最新成就最密切相关的技术领域，如制药、特种化学制品和部分电子工业等，美国领先于世界。
创造性地应用新科学知识，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中一直是美国经济成就的关键。今天这种模式也没有改变。在科学技术快速变化的行业中美国保持着世界领先的地位，如软件、通讯设施和生物技术。随着技术的成熟，劳动力成本、质量控制和其他因素对于决定竞争成功与否变得更为重要，美国则趋向于失去其竞争优势。美国经济在新的工种不断产生和生产力高速发展的动态过程中，使得应用最新科学知识产生创新产品的行业得以保留。
作为国家基础科学研究的主要所在地，我们的大学在这一经济竞争和发展模式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从定义上讲，基础研究是以对知识的认知和探求为动力的，它没有明确而实际的商业目的。但基础研究是一切最终有商业导向的应用研究和开发的源泉。我说的最终是因为一项重大的科学发现的商业内涵通常要经过数十年才能显示出来。某一项发现的潜在商机常常是不可预期的，并常常扩展到许多经济上不相关的行业和应用领域。换句话说，时下正在进行的创新型商业产品的开发是依赖于10年、20年或50年前的基础研究成果，多数情况下当时并没有想到最后的结果。
1998年，美国的高等院校花费了大约260亿美元用于研究，其中近70%是用于基础研究。在过去的30年中，美国开展的基础研究中大约一半是由高等院校完成的。
大学起到美国主要基础研究机构的作用并不是偶然的。半个世纪以前，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和冷战刚开始的时候，美国政府在改变美国大学的状态和规模的过程中，明确而有意识地投入空前的资金建立了一个资助科学研究的系统。这一系统有三个主要特点，这些特点至今仍保持不变。第一，联邦政府对基础科学研究的财政支持负担主要责任。第二，开展这些政府支持的研究的主要机构是大学，而不是政府的实验室、非教学研究机构或私人企业。第三，虽然联邦预算决定了支持各领域的科学研究的总数额，但多数资金的分配不是出于商业和政治的考虑，而是由科学家们根据提案的科学价值进行独立的质量评估，并通过激烈的竞争过程来审议。在总预算的范围内，在思路上实际是很自由的。
这一套科学的实施系统从自身的角度和国际比较的视角来看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在过去的30年中，美国占了世界上所有科学出版物中约35％，60％以上的诺贝尔奖授予了美国人或在美国大学工作的外籍人士。同时也清楚地表明由政府资助的基础科学对科学和技术的创新是很关键的。在一项最近为国家科学基金会进行的研究中发现，在美国发布的工业专利引用的主要科学论文中，73％是基于政府或非营利机构资助的研究，其中大部分是在大学实验室中进行的。
这种成功不大可能由产业界来重现。私立单位很少有动机去投资基础研究，因为从新的基础知识的产生中很难对其有适当的回馈。相比之下，投资到针对某一商业目标的应用研究则很容易获取利润，特别是在管理知识产权的法律框架有效地保护产品不被竞争者仿制的条件下。
此外，在初始基础研究（或长期研究）与商业应用之间的滞后时间段是非常长的，远远长于缺乏耐心的私立单位所能够容忍的限度。科学家们无法给出基础研究突破性进展的时间表，并且从中衍生出的最后的应用无论在形式上或时间上都可能出人意料。通常，当那些最初的发现在大学实验室中产生时，其最后的商业应用是完全无法预知的。从Watson和Crick发现DNA双螺旋结构到现在已有48年了，而这一发现的巨大的实际收益直到现在才被认识到，是通过新的医疗方法和药品开发的整套新技术来实现的。大学在他们不断心无旁骛地寻求知识的过程中，是惟一适合于进行这种长期研究而不必担心商业用途和盈利的，寻求利润的私营产业公司是无法付出这种昂贵代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