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正是农业社行将解体之时，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高，情绪低落，所有的事都靠队长一人去安排，人们既不操心，也不过问，一种事不关已，高高挂起的态度。
李家旺是队里为数不多的高中毕业生之一，虽只有十七岁，个子不算高，但干活卖力，又肯动脑，不论插殃、割禾、挑担还是踩打谷机，样样都干，做得像模像样。队长正叔器重家旺，把他当一个全劳力使，还让他当记工员，每天给他记十个工分。
早饭过后，正叔便开始催工，从西北到东南，边吹哨子边吆喝；这么来回一圈，人们便三三两两地出门，各自带了工具，来到村中间位置的湾里集中。待人员差不多到齐了，便上山或下田去干活，记工员则在记工簿上打勾、划叉，晚上收工前经核对后换算成工分，月底将工分交队长或会计。
这年双抢时节，骄阳似火，天空碧蓝如洗，看不到一丝云彩，太阳火辣辣的照着大地，石板路被晒得发烫，汗滴掉在上面瞬间便被蒸干，发出“嗞”的一响。社员们在田里收稻谷，家旺和几个壮劳力奋力踩着打谷机，挥汗如雨；其余人有的割禾，有的递禾，有的收捡和运送稻谷。五台打谷机呜呜响着，稻穗在滚筒上左右翻滚，金黄的谷粒扑啦啦打在桶壁上，掉进桶里；灰尘和稻叶片飞溅开来，在热气中升腾、飘散。
那天不知怎的，几台打谷机较上了劲，那些个青壮劳力像吃了兴奋剂一样，拼命踩着打谷机。家旺与其他人一样蹶着屁股，奋力踩着踏板，将滚筒踩得飞快，然后将手里的稻穗在滚筒上翻滚几下，待稻谷脱光后，转身将稻草丢在一旁，顺手接过另一把稻穗，重复着同样的过程。
开始家旺还觉得很有趣，右脚踩累了换左脚，左脚踩累了再换右脚，像是小时候在玩自己喜欢的捣米游戏。可干了不到一小时，双腿便变得沉重起来，像灌了铅似的；灰尘飞进口鼻，辛辣辛辣；口干舌燥，喉咙像在冒火；汗得透湿的衣服紧贴着脊背，身上粘满稻叶，像个草人。家旺觉得自己快坚持不住了，只想停下来休息一会，眼睛不自觉地四处张望。
父亲李模立走过来，拉了一下家旺的衣服，意思是说你歇一下，我来；或者别那么急，慢慢来。家旺肚里有气，心想：哼，我才不要你管呢，看我当农民会累死么！于是装没看到，屁股一甩，偏不理睬。
李模立讨了个没趣，阴着脸走开了。要在以往，这么不礼貌的行为必免不了一顿打骂，但这次他却没有了发火的理由，只得忍了这口气。
不一会，会计刘三伯从几里外的水井里挑来一大担井水，加上一些事先买好的糖精，用勺子一搅，口里喊着“甜水来啰”，社员们便丢下手里的活，纷纷洗手上田，围着水桶舀水喝。
家旺丢掉手中稻草，想要迈腿下田，却觉得脚下一软，差点跌倒；扶着打谷机休息一会，才恢复体力，走出水田。
喝了一大杯甜井水，家旺感觉舒服多了，休息一会儿，手脚就又有了力气，但当再次踏上打谷机时，却再也出不来刚才的激情和干劲了。几天下来，家旺累得快要散架，而愿意踩打谷机的人却总是那么几个，家旺的心便慢慢冷了。
是“毛司板子三天新鲜”吗？不是，家旺感觉是哪里出了问题。通过观察和思考，家旺觉得问题出在组织方式上：队里没有明确的分工和科学的奖惩，干活全靠自觉，导致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勤快老实的多干活，懒惰狡猾的占便宜，久而久之则大家都没了积极性。农忙时还好点，任务压头，自觉性会高些，一到农闲，便纯粹是磨洋工，混日子。
那年秋季里挖红薯，家旺对农业社有了更深的了解，心里的疑虑更重了。一连十几天，天天上山挖红薯，全队社员齐出动，看上去浩浩荡荡，却干不了多少活。
那时已是阴历的十一月，天亮得就晚，吃过早餐已过晨时，等人员集合好，赶到地里时，半个上午便过去了。人们干的干，看的看，有的抽烟，有的跑厕所；有的打情骂俏，动手动脚；有的不挖红薯，专掏老鼠洞找老鼠；油嘴滑舌的王老六则站在那里搓着手唱歌：打霜天，不但脚趾头痛，而且手指头痛……气得正叔跳起来又喊又骂的，但也没有用。全队几十号人出工，人均一天挖不到两担红薯，效率极低。
那时的农村还很落后，几乎没什么文化娱乐，好点的村春节时请人唱几天戏，差的什么活动也没有。看场电影跑十几里地也愿意。由于农村经济落后，文化匮乏，于是乎，适应农村生活的地头文化便应运而生了。
首先是讲故事。摘草籽种或者拨花生、挖红著的时候，数人聚在一起，一人讲故事，其余人听，基本上就是边玩边干。有时干脆专门请个人讲故事，不要他干活，只顾逗人乐。大家搜肠刮肚地讲着故事，实在没有什么好讲的了，则现场胡编一个，引起一阵阵哄笑。
有一个笑话让家旺印象极深，至今难忘。说是有个俩口子很恩爱，有什么好事都想着对方，有一回好不容易得了一张电影票，夫妇都还没看过电影，都想让对方去看，两人为此争执不下。
妻子说，咱们来打扑克，谁输了谁去看。
丈夫说，家里没牌，又没钱去买，怎办？
妻子说，不用买，家里就有，就是家里吃的用的东西，随便什么都可以。说罢从门后拿起一把锄头，说我打一个7。
丈夫心领神会，忙从碗柜里摸出一瓶酒，说我打一个9。
妻子拿来一根挑水的扁担，上面有两个钩子，说打一对钩。
丈夫从坛子里摸出来两个鸡蛋，说打一对蛋。
妻子找了半天，找不到可打的东西了，正着急时，听到了床上小孩子的哭声，忙跑过去抱起睡醒的双胞胎放到地上，说打一对小鬼。
丈夫一愣，左右看了看，突然反应过来，一把将妻子压在床上，说打一对大鬼。
妻眼看要输了，又气又急，又被丈夫压得难受，“噗”的一声放出一个屁来；她又惊又喜，忙伸手往后一捞，再往床上一甩，说我打一个炸弹！
丈夫目瞪口呆，只好服输去看电影……
那段时间里，家旺听了不少故事，也讲了不少故事，自己的那点嘴皮子功夫，大概是那时候练成的。
除了讲故事，还有就是打闹、嬉戏。不是你推我一下，就是我抓你一把，之后追着到处跑。若有小男孩在旁边玩耍，则会有人冷不防一把向下将他的裤子拉掉，露出光光的屁股腚来，然后发出一阵阵淫笑。更有大胆的，常将别人刚过门的新媳妇放倒在地，往身上、衣服里塞沙土，丈夫看到也不管。原来，此类玩笑是不能去管的，农民干活时枯燥乏味，需要这样的玩笑放松，无伤大雅，还是一种性启蒙。
可能有人认为，中国的农民是很纯朴、很容易满足的，即使在那样缺衣少食的艰苦情况下，还能自得其乐。其实，他们这样的“穷快活”也是一种无奈之举，不这样，又能如何呢？
但家旺除了喜欢听故事和讲故事，一般不参与那样粗鲁的嬉闹行为。他是高中生，想法和做法自然有所不同。他那时所关注的，除了自个的前途，还有农业社这种生产方式以及所有社员的命运。
为什么集体化搞了二十多年，农民还是那么贫困？为什么大家积极性不高，老是磨洋工？农村的出路到底在哪里？他扎扎实实干了半年，也思考了半年，却还是一头雾水，找不到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