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一生有过很多次恋爱，都没有什么结果。1800年他与布伦斯韦克伯爵家的关系很微妙，这个家庭里两位聪明漂亮的小姐是他的钢琴学生。她们的表妹，16岁的朱丽叶塔·朱西亚迪伯爵小姐也跟贝多芬学钢琴。在三位小姐中，朱丽叶塔最活泼动人，在两位表姐前尽占上风，贝多芬深深地爱着她。贝多芬承认是朱丽叶塔改变了他的生活，在他给最信任的朋友的信中说：“如今发生了变化，这变化是一个姑娘的魅力促成的。她爱我，我也爱她，这是两年来我重新遇到的幸福的日子，也是第一次让我觉得婚姻可能给人幸福。遗憾的是，她的情况和我不同……”岂止是不同，朱丽叶塔的贵族身份是他们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贝多芬在维也纳上流社会里是备受恩宠的音乐奇才，但这丝毫也改变不了他的平民身份。由于贵族的需要，贝多芬可以自由地出入他们的社会圈子，但是，要想加入他们，那是不可能的。这次恋爱很快以失败告终。美丽的朱丽叶塔又搭上了自称音乐家的加伦堡伯爵，并且在1803年嫁给了他。罗曼·罗兰是这样介绍加伦堡伯爵的：“一个俗人，一个业余水平的奶油小生，一个纨绔子弟，自以为是大艺术家，其实根本不懂自己的乏味之作同天才之作之间的天壤之别……这个加伦堡伯爵，一个20岁的后生，竟恬不知耻地在1803年冬季的交响音乐会上把自己拼凑莫扎特和凯鲁比尼而作的序曲同贝多芬的交响曲并列在一起！”
贝多芬这次痛苦的感情经历使音乐史上又增添了一部经典性文献。1801年，贝多芬写了《升c小调钢琴奏鸣曲》，签名题献给朱丽叶塔，这就是《月光奏鸣曲》。如果不是这份乐谱上的题词，恐怕现在世界上不会有什么人知道，19世纪初的维也纳曾经有过一位美丽的朱丽叶塔·朱西亚迪伯爵小姐了。
《月光奏鸣曲》的第一乐章没有采用传统的奏鸣曲式，而是一开始就用了一个慢乐章。音乐舒缓匀称，既没有主题的对比，又没有力度的变化。正因为没有丝毫的外来干扰，使得这首曲子仿佛是内心哀而无伤的流淌。整部奏鸣曲就因为这个乐章而被称作“月光”。第二乐章情绪发生了变化，小步舞曲的节奏使音乐注入活力，开始兴奋起来。这个乐章是进入第三乐章激烈冲突的过渡。第三乐章是奏鸣曲式暴风雨般的戏剧性冲突，是作者感情世界的激烈变化。在这个乐章里，有一股不可遏制的热情，在猛烈地冲破来自任何方向的阻碍。这是贝多芬对一切世俗的扫荡，他傲视这一切。在这部奏鸣曲里他完成了一次精神上的升华，从此，他将告别所有世俗的价值观，登上人生的另一层境界。
《月光奏鸣曲》在音乐形式上不受任何拘束，大幅度的感情变化恣肆放纵，表现出贝多芬与命运的抗争，是人格力量的激烈迸发。在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中，这一首展现作者内心世界最为突出，也是历来最受欢迎的一首。人们欣赏《月光奏鸣曲》，获得的不仅是美的享受，更是理性与意志的浸染。
马勒：《大地之歌》
奥地利音乐家古斯塔夫·马勒，生于1860年，卒于1911年。他生前只被看作是一位锐意进取、大胆革新的指挥家，在死后几十年，又被当作一位作曲家。现在，马勒的名字已经与西方音乐史分不开了。
马勒生前只被当作是一位指挥家，这不无道理。他从19岁时就开始了他终其一生的指挥工作，他曾先后在布拉格、莱比锡、布达佩斯、汉堡、维也纳、纽约等城市的歌剧院担任指挥。他以极为苛刻的态度对待他指挥棒下的每一个音符，以至于几个大乐团的演奏员们公认他是个暴君。马勒在指挥职业上性格刚愎，咄咄逼人，但正是由于他的固执己见，才使许多经典音乐作品的精神内涵发掘得淋漓尽致。他对指挥艺术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他的一生都交给了指挥事业，他只在每年的休假期间才从事音乐创作。
在作曲方面，马勒仅限于歌曲创作和交响曲创作，这与其他作曲家有很大不同。比马勒稍早一些的勃拉姆斯，一生创着甚丰，可是，直到40岁出头才写出第一部交响曲。他的《第一交响曲》从开始构思到完成，前后历时近二十年。马勒最尊崇的交响巨人贝多芬，写第一交响曲时已30岁，而且，在此之前已写过各种体裁的器乐曲。
马勒却几乎是直接以交响乐登上乐坛。在他写第一部交响曲之前，只写过一部声乐套曲。而且，他终其一生，几乎不碰其他音乐体裁。他身后留下的作品目录非常简单：九部半交响曲、一部交响声乐套曲、三部声乐套曲和一些歌曲。这里要谈的《大地之歌》，是一部交响声乐套曲。马勒自己为乐谱写的标题是“为男高音和女低音（或男中音）独唱和管弦乐队写的交响曲”。既是交响曲，就应该按顺序编入他的交响曲序号，成为第九交响曲。可是，马勒并不这样做。据说，马勒有严重的宿命论倾向，他认为一位交响作曲家在写完第九交响曲之后，生命也就到尽头了。的确，在贝多芬之后，19世纪作曲家没有人能超越“九”这个数字。贝多芬、舒伯特、布鲁克纳、德沃夏克，都是在写完自己的第九交响曲之后去世。但数字与生命并无必然联系，以后的肖斯塔科维奇就写到了第十五部交响曲。
1907年3月，马勒向维也纳市政当局递交辞呈，辞去他已经担任了长达十年之久的维也纳歌剧院音乐总监职务。在有“音乐之都”美称的维也纳，歌剧院指挥是个炙手可热的位子。这个城市在马勒之前，已经出现过无数大大小小的艺术家，其中有八位作曲家堪称不朽的音乐大师：格鲁克、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约翰·施特劳斯、布鲁克纳。这里，是欧洲音乐文化会聚的中心。音乐是维也纳城市的象征，歌剧院指挥几乎是这个城市的灵魂和主宰。马勒在这里的业绩是整个20世纪的指挥艺术典范：他对乐队编制进行大胆的改革，使乐队音响具有雄奇宏伟的气势。他在演奏贝多芬等古典大师的作品时追求高度的完美和排山倒海、雷霆万钧的力量。他对艺术的追求一丝不苟，对遇到的困难毫不动摇。面对维也纳音乐界庸俗势力对他的非难，他的回答是：“我对什么事情都可以妥协，但在艺术上绝不让步！”以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面世，必然招致来自很多方面的反对。他在维也纳为自己树立了太多的对立面，结果，被来自各个角落的阴谋诡计骚扰得疲惫不堪。此时，纽约大都会歌剧院频频与他接触，有意要聘他担任大都会歌剧院指挥。马勒在优厚的待遇面前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了，于是，辞去了维也纳歌剧院的指挥职务。
这一年的六月，已经辞去职务的马勒带着妻子和孩子，去乡下度假。在此之前，马勒已经查出有心脏缺损的毛病，在拿到纽约的聘约后，他想好好调养一下身体。孰料，才到乡间别墅的第三天，大女儿便染上了猩红热和白喉。以当时的药物水平，这两种病都被视为绝症，何况两种病一齐缠上身来。孩子在病床上痛苦挣扎了两个星期，还是撒手西去了，死时只有四岁半。马勒平日与女儿感情极为深厚，女儿的去世对他是个沉重的打击。这一切致使他的心脏病突然恶化，医生断然告诉他，要想多活几年，就要精心休养，放弃他长年坚持并喜爱的户外活动，如爬山、游泳、骑自行车等等。马勒一向以大运动量的野外运动来调整日常生活，突然间变成严重的病人，甚至，很平缓的散步也要用计步器来限制，这对他又是一个打击。生活中这两件重大事件把马勒推向一个人生转折的关口，他开始面对生命做人生的思考。
马勒对哲学、宗教和神秘论的兴趣使他对生命本身怀有空幻的认识。生活虽然美好，但是，死亡是不可抗拒的。生与死、人与自然，是浑然一体的。它构成人的命运，受神秘力量的支配。越是感到人生苦短，生命将尽，他对生活的认识就越富于哲学意味。就在这些日子里，马勒读了一位朋友送给他的唐诗德文译本《中国之笛》。本来也许只是为了排遣一下郁闷的心情，读过之后，发现其中一些诗的内容正适应他目前的精神需要。于是，他选取了其中的七首诗，写成了有六个乐章的交响声乐套曲《大地之歌》。
马勒读到的汉诗译本，并不是由中文直接翻译的。编者汉斯·贝特格根据另一位汉斯·海恩鲁曼的汉诗散文化德文本改写成诗体文，其中参照了英文译本，部分内容又来自法国女作家戈谢的译本《玉书》。这样几经转译编写，原诗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果没有作者和标题的提示，已经很难辨认原诗是哪些篇目。在《大地之歌》的七首歌词中，可辩明篇目的有五首，分别是李白、王维、孟浩然的原作，另外两首已完全无从查对，甚至有人怀疑是伪作。近几年经音乐学和文学两方面的考订、研究，学者们已经对这些篇目作出了确认。
马勒所处的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已经有不少中国的文学作品和学术着作翻译到西方。从孔子、孟子的思想和《孙子兵法》，到《水浒》、《红楼梦》、《赵氏孤儿》，出现了几种文字的译本。这些翻译多出自到过中国的传教士，译文谈不上信达，仅限于介绍性翻译，很难保持中华文化的精髓。以诗词翻译为例，中国诗词是世界上各种语言的诗歌中艺术价值的最高峰，有独特的艺术手法。意境的营造、比兴的寄托、凝练含蓄的抒情，甚至儒家道统的贯彻，都是西方诗歌里没有的，在翻译过程中不免有遗漏或谬误。而且在那以前的译者还没有把中国诗论、文论译介到西方，对汉诗的翻译和理解都存在障碍。尤其是中西语言的差异，更无法表现中国诗词的音乐性。所以，一些汉诗译本干脆就译成散文，只求表达意思上的完整；再由一些诗人改写成外文式样的诗，原作的风貌还能保持几分只有天知道了。马勒看的唐诗《中国之笛》就是这样一个译本。当然，马勒不是诗人，更不是汉学家，不必去考究译本的好坏，他只要根据自己的需要选取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的篇目就是了。对于他来说，中国是神秘的东方古国，来自东方的十一个世纪前的诗歌，一定蕴涵着深奥玄妙的哲理，有对大自然和生命的深沉感悟，这些正符合他此时的精神需要。《大地之歌》里选用的唐诗译文再经过马勒的又一次改编组合，文字上就更适合马勒的音乐所表达的个人感情了。
《大地之歌》共分六个乐章，每个乐章都设标题。第一乐章《咏人世悲愁的饮酒歌》，从李白的歌行体诗《悲歌行》中摘出片断，作为这一乐章的歌词。歌词分成三段，每段的结尾一句都是马勒自己插进去的，“生是黑暗的，死也是黑暗的”，表达了他对生命的看法。音乐激昂热烈，有对大自然和生命的热情颂扬，也有对生命的抗拒，但总的情绪仍脱离不了孤独和悲唳。
第二乐章《秋日的孤独者》，歌词描写大地万木凋零的萧瑟景色，气氛晦暗。这个乐章的原诗作者无法确定，只能根据译音猜测是张籍或张继或钱起的诗，但从这三人的诗里都找不出内容近似的诗。
第三乐章《咏少年》，第四乐章《咏美女》，第五乐章《春日的醉翁》。这三个乐章都比较短小，描写青春生活的快乐，表现马勒对青春生命力的赞美和怀恋。这三个乐章像间奏曲一样，经过一番过渡，音乐又回到深沉凝重的核心。
第六乐章是马勒着力灌注思想内容的乐章，乐章标题是《告别》。歌词用了两首唐诗，分别是孟浩然的《宿业师山房待丁大不至》和王维的《送别》。音乐长达三十多分钟，占整部交响曲的一半，表现大地的永恒和生命不得不告别尘世的悲哀。这个乐章写得非常铺张，作曲家用音乐语言表达哲理性的内容，反映出马勒感到老之将至时面对生命的复杂情怀。他既赞美生命和大地，又怀着不得不离去的无奈，感情变化十分强烈。
《大地之歌》虽然通篇采用了唐诗，但作曲者只是借用唐诗的诗句，按照自己的需要抒发个人的感情。音乐写得色彩绚丽浓重，对比强烈，规模宏大。这与李白、王维、孟浩然诗的轻灵飘逸、简洁含蓄、清新淡雅的风格相去甚远。所以，用上述几位诗人的诗去直接理解马勒的《大地之歌》，是很不可靠的。
《大地之歌》写成于1908年，但一直没有演奏过。1911年5月马勒去世，又过了半年，着名指挥家布鲁诺·瓦尔特在慕尼黑首演了《大地之歌》。在此之后，马勒作为作曲家的声誉才逐渐建立。马勒的交响曲都是鸿篇巨制，他用巨大的篇幅和复杂的音乐语言来表达哲学性思维，有时甚至是玄奥的，这使他的音乐只在较小的范围内受欢迎。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他的音乐才声誉日隆，直到90年代，才在世界上掀起了马勒热。人们究竟想从他的音乐里汲取些什么，马勒自己是不会知道的，但是，他生前曾言之凿凿地说过：“我的时代终将到来”。也许，马勒的确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前就在替今天的人们发旷古之幽思了。
斯特拉文斯基：《春之祭》
1913年5月29日，由斯特拉文斯基作曲的芭蕾舞剧《春之祭》，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剧院举行首演。舞剧的最初策划者佳吉列夫、编舞尼津斯基、乐队指挥蒙托和作曲家本人，都在这个晚上经历了各自艺术生涯中最难忘的一幕。有关这次演出的“盛况”，可谓是洋洋大观，事实上这场演出最终成了一场骚乱，几乎所有的西方音乐史里都不惜笔墨地记载了当时的场面。美国的音乐学家格劳斯和帕利斯卡合着的《西方音乐史》里引载了斯特拉文斯基自己对《春之祭》首演的回忆：
《春之祭》的首场演出上发生一场风波，想必尽人皆知。说来也怪，我自己对这场风波的爆发毫无心理准备。此前，音乐家与乐队排练时没有过这种表示，舞台装置也不像会导致骚乱的样子……
演出一开始便能听到抗议音乐的声音，但尚属温和。幕启，台上一群膝盖向内弯，拖着长辫子的性感女孩蹦蹦跳跳时，风暴发作。我背后响起“闭嘴”的叫声，我听见弗洛朗·施米特喊着：“安静，你们这帮16区的母狗。”16区是巴黎最时髦的住宅区，16区的母狗当然是指巴黎的最高雅女士。但是，喧嚣继续不停，过了几分钟，我盛怒之下离开大厅……火气冲天地到了后台，只见佳吉列夫在扳电钮，一亮一暗闪烁大厅里的灯光，企图让观众安静下来。后半场演出，我一直站在舞台侧翼，面前是尼津斯基拎着礼服的燕尾，站在一把椅子上对舞蹈演员们喊话报段子，活像个舵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