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W女士的一段经历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一日起以后的三日中，上海的紧张局面似乎为了不能冲出最高点的顶点而陷入了痛苦、弛缓的状态。十一日午后半日之内，开入黄浦江内的敌舰有十四艘之多，什么由艮号，鬼怒号，名取号，川内号，报纸上登载着的消息说是现在停泊于上海的敌舰已经有三十多艘了，以后还要陆续开来。十一日晚上，又有三千多名的陆战队由汇山码头，黄浦码头先后登陆，显然是大战前夜的情势了。而我们却为了三次的搬家弄得头晕眼花，对这日渐明朗的局面反而认不清楚。我们，我的表姊，我的表姊的姑母，和我，三个人闲适地，毫不严重地搬到法租界金神父路群贤别墅的一位亲戚的家里来，也不带行李，好像过大节日的时候到亲戚的家里去闲逛似的，一点逃难的气味也没有。这是我们第一次的搬家。这位亲戚的家里已经给从闸北方面迁来的朋友挤得满满的了。我们连坐的地方也没有。那天晚上睡在很脏的地板上，一夜不曾入眠。第二天我们搬到麦琪路来，是用五块钱租得的一个又小又热的亭子间。住在这亭子间里还不到半天，不想我们的二房东为了贪得高价而勾上了一个新住客，吃了我们一块定钱，迫使我们立刻滚蛋。我和这位不要脸的房东吵了整整三个钟头。结果我们暂时迁入了虞洽卿路的一个小旅馆里，我的表姊的姑母已经不胜其疲困而患了剧烈的牙痛病。
这已经是十三日的早上了。
我们起得特别早。其实我三天来晚上都没有好睡，睡着了却又为纷乱、烦苦的恶梦所纠缠，没有好睡过，我厌恶这小旅馆，这小旅馆又脏又臭。天还没有亮，我就催我的表姊和那位老人家起床了。连日的疲困叫她们无灵魂地听从我的摆布。我叫了两辆黄包车，我和表姊坐一辆，姑母坐一辆。
姑母的牙痛似乎转好些了。她莫名其妙地问我：“天亮了吗？”
我糊里糊涂地回答：“天亮了，却下了大雾。”
这样我们匆匆地回到东宝兴路自己的家里来了，我们竟是盲目地投入那严重的火窝。
姑母年老了，她的牙痛病确实也太剧烈，回到家里，已经不能动弹。
表姊的丈夫是一个船员，还不到二十七岁就在海外病死了，她不幸做了一个年轻的寡妇。
在一间阴黯潮湿的楼下的客堂间里，表姊独自个默默地，不声不响地在弄早饭。姑母在那漆黑的楼梯脚的角落里躲着：也不呻吟，大概是睡着了。
她们都变成了这么的灰暗，无生气的人物，仿佛任何时候都可以取消自己的存在，她们确实是有意地在躲避这种生的烦扰，正在迫切地要求着得到一点安宁。
同屋的人全搬走了，二楼，三楼，亭子间都已经空无所有。渐渐的我发觉我们整个弄堂的人都走光了，从那随便开着的玻璃窗望进去，都是空屋，平常这时候弄堂里正有洗马桶的声音，以及粪尿的臭气在喧腾，现在都归于沉寂。如果我听不到自己在地板上走的脚步声，我会疑心这里是一个死的荒冢。
我独自爬上了三楼的晒台上，接触到那蔚蓝，宽宏的天体——从那庞大，复杂的市尘里升腾起来晕浊的烟幕，沉重地紧压着低空。从英租界、法租界发出的人物、车马的噪音隐隐地鼓荡着耳鼓。我轻松地叹了一口气，我知道上海还有一个繁华，热闹的世界，我觉得自己还是这可厌然而可爱的人世的近邻，我获得了我的自由，我应该不要求任何救助。
我竟然欢喜得突跳起来，因为我发见和我们相隔不过两幢屋的新建的红色的楼房上，我的朋友还在住着。
她名叫郑文，是我在复旦大学的一位同学。我不是大学生，却曾在复旦大学住过一下子。我在一九三五年加入了复旦大学的暑期班，选的学科是欧洲近百年史和英国文学，担任我们的功课的是那个像伤感女人一样时时颦蹙着脸的漂亮的余楠秋教授，考试的时候，我得了一个F。余楠秋教授在讲台上羞辱我说，我自从当教授到现在还没有见过一个学生得到F的云云，却不把我的名字宣布，似乎还特别地姑息我。我觉得很难为情，一个暑期还没有念完就自告退学了。郑文女士就是我在暑期班里的朋友。
她是一个湖南人，年轻而貌美，弄的北欧文学，对易卜生和托尔斯泰很有研究，有一种深沉、凛肃、聪慧的气质；绝不是平常所见的轻荡，浮华，嬉皮笑脸，整日里嘻嘻的笑不绝口的女友。她曾经秘密地作了不少的诗文，她的深刻，沉重的文字是我所爱读的。
她今年已经二十三岁了。她有着甜蜜，宁静，不受波折的恋爱生活，一个礼拜前正和她的满意的对手结了婚。她的对手是一个军官学校出身，后来离开了军队生活，从事实业活动的英俊的男子。他每月有一百八十元的收入，他们的小家庭是那样的快乐，新鲜。我从玻璃窗望见他们的华丽的客厅，电灯还在亮着。那高高的男子穿着黑绒的西装，梳亮着头发，默默地在那客厅里乱踱着，眼睛望着地板，两颊发出光泽，不时的随手在桌上拿了一本书翻了翻，显见得文弱，胆怯，不像一个军人。我越多看他一次越觉得他离开军队生活正有着他的充分的理由。我躲在晒台的墙头边，像一个侦探兵似的有计划的窥探着他。他的烦恼，沉郁的样子每每使我动起了怜悯。记得有一次，他带着他的新夫人和我到亚尔培路中央运动场去看回力球，在法租界的静寂的马路上，在无限柔媚的晚凉中，他左边伴郑文右边伴着我，我们手拉着手的走，他的温厚和蔼的态度在我的心中留上了异乎往常的新鲜的印象，我好像以前并不和他熟习，正在这一晚最初第一次遇见他一样。这一晚他很兴奋，回来的时候，在汽车里，他告诉我们他在军队里的许多新奇的故事，倚着我的身边剧烈地发出笑声，竟至露出了他的一副整齐得，美丽得无可比伦的牙齿。
表姊的早饭弄好了，我打算吃完早饭之后，就去找郑文，她们那边有许许多多的新消息，她们会使我的慌乱的情绪得到安静。我一看到她们就已经有很大的安慰了。我想，我为什么这样大惊小怪呢？郑文他们还没有走，闸北，虹口的恐慌局面全是我们中国市民的庸人自扰。
九点钟过去了，早饭还没有开始用，马路上突然传来了隐约的枪声。
我敏感地对表姊说：“不好了，中国军和日本军开火了！”
表姊沉着脸，厨房里的工作使她衣服淋湿，烟灰满头，她也不回答，只是对我发出詈骂。硬说我怕死，又炫耀她在二十一岁守寡。
枪声又响了。
这回的枪声又近又密，但是瞬息之间，这枪声即为逃难的市民们惊慌的呼叫声所掩盖。
我非常着急，我不晓得我的表姊为什么要在这时候发我的脾气，使我再不能和她心同意合地商量出一个好办法，让我们立刻逃出这个危境。
我摇醒姑母，她冷冷地呼我的名字，只叫我安静些。我告诉她现在这危迫的情势，她决不发出任何意见，仿佛现实的场面和她的距离很远，而她却正在追寻自己的奇异的路程。
枪声更加猛烈了。小钢炮和手榴弹作着恶声的吼叫。而可怖的是我们近边的一座房子突然中弹倾倒，——起火的声音。
我抛开了碗和筷子，独自个走出门外，打算到郑文的家里去作个探问。
当我从弄堂口绕道走过了第二个弄堂，向着一条狭巷冲入的时候，我发见从西宝兴路发出的机枪子弹，像奇异的蛇似的，构成了一条活跃的，恶毒的线，又像厉害的地雷虫似的使马路上的坚实的泥土洞穿，破碎，于是变成了一阵浓烈的烟尘，在背后紧紧地追蹑着我。
郑文的房子虽然距我们很近，却并不和我们同一个弄堂，从我们的家到她们那里，要兜了一个大大的圈子。
我不懂得我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勇敢，这确然是一种盲目的勇敢，叫我陷身在危境里面，而完全地失去了警觉的本能。突然望见三个全副武装的日本陆战队从我对面相距约莫五十米的巷子里走出，黑色的影子，手里的刺刀发出雪亮的闪光。我还以为他们是北四川路平常所见的日本陆战队，却不知他们像发疯似的起了大杀戮的冲动，已经在我们的和平的市区里发动了狂暴无耻的劫掠行为。
我慌忙地倒缩回来。表姊像一座菩萨似的独自个静默地在吃饭，姑母还没有起床。刚才的险景使我惧怕，然而同时也使我自尊。我不晓得这时候我的面孔变青变蓝，但是在我的表姊的面前半声也不响。
我迅急地走上了三楼的晒台，对淞沪铁路一带发出枪炮声的地区了望，发现天通庵至西宝兴路一带已经陷入了炮火的漩涡，有好几处的房子已经中弹起火，杂乱的枪炮声正向着远处蔓延着。
我的眼睛变得有点迷乱，那三个日本陆战队的影子永久在我的心中闪动着。我疑心我已经给他们瞧见了。仔细观察一下子，我们这里四周还是安然无事，至少我们的弄堂里还没发生任何突变。
附近的巷子里猛然发出了急激的敲门声，我下意识地把耳朵耸高，眼睛缩小，身子和晒台上的墙头靠紧。门声一阵猛烈一阵，我绝望地眼看自己零丁地、悲凉地活在这倏忽的、短暂的时间里面，在期待着最后一瞬的到临。
忍受着吧！忍受着吧！
我这样打发自己，却屡次从绝望中把自己救出，觉得自己置身其中的世界还是安然得很。这是那冗长的，不易挨熬的时间摆弄着我，过于锐敏的预感又叫我陷入无法救醒的蠢笨。
时间拖着长长的尾巴过去了，密集的枪炮声继续不断。我发见了一幅壮烈的，美丽的画景。中国人，赤手空拳的中国人用了不可持劫的义勇，用了坚强的意志和日本疯狗决斗的一幅壮烈的，美丽的画景。
可怕的突变的到临和我们锐敏的预感互相追逐。一阵猛烈的门板的破裂声响过之后，我清楚地听见，有三个人带着狂暴的皮靴声冲进郑文的屋里去。
郑文怎样呢？我对自己发问着。而残酷的现实已经把我带进了险恶的梦境。
三个黑色的陆战队。
沉重的皮靴，雪亮的刺刀。
在那宁静的厅子里，我的朋友的丈夫，那高高的，文弱的南方人，和日本的三个全副武装的陆战队发生了惨烈的搏斗。这情景非常简单，那南方人最初就已经为他的劲敌所击倒了。但是他屡仆屡起，那穿着黑绒西装的影子在我的眼中突然地扩大，在极端短暂的倏忽的时间中我清楚地认识了他抵扼着脊梁，弯着两臂向他的劲敌猛扑的雄姿。三个日本陆战队和一个中国人，他们的黑色的影子在白昼的光亮里幻梦地浮荡着，他们紧紧地扭绞在一起，那南方人的勇猛的战斗行为毫无遗憾地叫他们的劲敌尽管在他的身上发挥强大的威力。最后他落在劲敌的手中，三个日本陆战队一同举起了他的残败的身体，从窗口摔下去，那张开着的玻璃窗愕然地发出惊讶。
我的灵魂随着那残败的躯体突然下坠，我不能再看这以后的场面了，我在晒台上晕迷了约莫二十分钟之久。
晚上，约莫七点光景，我们逃走了，我们开始了这个与死亡互相搏斗的艰险的行程。
走出了弄堂口，我们遇见了五个逃难的同胞。一个高高的中年男子，带领着邻居的一个小学生和三个女人。他低声地对我说：“跟着来吧！我们要三个钟头的时间从火线里逃出……未逃出的还多得很。”
我点头对他道谢，又示意请他走在我们的前头。
街灯一盏也没有了。马路上完全沉进了黑暗。八个人联结着走过了一条街道，为了落地的子弹太密，我们在一处墙角边俯伏了一个钟头。
我整整一天没有吃饭，也不觉得肚饿，而且一点疲倦也没有。我不知从哪里来的机智，警觉，常常从八个人的队伍中脱离出来，独自个到远远的地方去作试探。这地方应该距北站不远。北站在哪里却弄不清，我们已经迷失了方向。
我记得我们是沿着一条阔大的马路上走来的，现在却发觉这阔大的马路已经突然中断，它变成了一条小巷，这小巷显然是敌我两军战斗的紧要地带，子弹像雨点般的只管在我们的身边猛洒着。对于这些在低空中飞舞的子弹我已经不再惧怕了，甚至忘记了它们。我知道，在最危险的一瞬中还必须确实保持我珍贵的灵魂的镇静。而求生的希望却愈加鼓勇着我，我的愤恨，暴烈的情绪紧张到最高度，我没有惧怕的余暇。一个钟头之后，我们离开了这个小巷，却只好循原路走回去，原路，我们刚才正尝过了它的滋味，在那边飞过的子弹不会比小巷里稀疏些。那么，要怎么办呢？这马路一边是接连着的关闭了的商店，一边是高高的围墙。围墙的旁边有一枝电杆，电杆上高高地挂着一条很大的棕绳，我不晓得那棕绳挂在那里原来有何用处，我猛然地省悟到它也许可能帮助我们逃出这个险境。
那中年男子同意了我的提议，他最初缘着那棕绳攀登电杆，跨过围墙，一面给我们后面的人作如何攀登的样子，一面去试探。他告诉我们围墙的那边可以下去。
第二个也攀登上去了。
于是第三个。
第四个。
那小学生还算矫捷，他攀登得比别的人都快些。但是他像一个石块似的跌落下来了，有一颗子弹射穿了他的头颅。
这一颗子弹把小学生击落下来并不是偶然的。当人缘着那棕绳攀登的时候，棕绳显然为远处的兵队所瞧见，兵队，直到现在我还不明白他们是我们自己人还是敌人，但是这棕绳现在成为射击的目标却已经千真万确。
姑母上去了。这一次的子弹射得高些，不曾射中了她。
接着是表姊。
最后才轮到我。我发觉那棕绳已经为子弹击中而断了一半，子弹还是在电杆的四周缠绕着，飞舞着。我是不是要停在围墙这边不走呢？为了那棕绳，那唯一引渡我们逃出险境的桥梁将要中断，我更不能不赶快继续攀登，其他什么危险也只好置之不顾。我终于也越过那围墙的外面。
约莫是下半夜两点钟的时候。
除了那丢在围墙边的小学生之外，我们的人数并不就剩下了七个，还要少，大概只剩下五个了，我没有这样的余暇去点数他们。
从一条狭巷里走出，我们沿着一条大马路前进，突然遇到了一个散乱的庞大的人群，他们都是从火线上逃出的难民，原来他们在昨晚很早就到达了靶子路口，在那边挨了整半夜，不能通过，后来受了日本兵的驱逐，又走回来了，他们之中已经有一大半受了枪伤。
表姊哭泣着，紧拉着我。阻止我的前行。
我们在这几天之内所遭受的折磨太厉害了，在这和死亡搏斗着的险恶的途中，我们如果稍一气馁，就要立即遭疲惫的侵袭。我千方百计的安慰表姊，叫她顺从我的意思。这时候我已经能够辨认街道方向了，我打算向宝山路口进发，绕过北站的西边，出麦根路。
但是我的计划完全失败了。
这一次和我们同行的人可多了，那个庞杂的人群几乎全都跟着我们走。
不知怎样，我们又迷失了方向，我们竟然向广东路，虬江路方面冲去，然后逐渐向右边拐弯，还是到了靶子路口。
散乱的枪声包围在我们的四周，我知道这里的敌军正和我们的军队起了战斗。有一小队的中国军从我们的前头向东开过，他们约莫有二十人左右，在迷矇的夜色里，他们的黑灰色的影子迅急地作着闪动。我一发现了他们，心里就立即紧张起来。他们的匆匆的行动使我不能清楚地认识他们，我只能在脑子里留存了他们一个抽象的轮廓，一个意志，一个典型。
于是急剧的变动开始了。
在我们的近边，相距还不到五十米，那二十多个中国军和敌人开起火来。
猛烈的枪声叫我们这庞杂的人群惊慌地，狼狈地向着各方面分散，这是一个严重的可惊的场面，除了枪声，一切都归于沉默。不时的只听见我们的军士作着简单的尖声的呼叫。表姊，姑母和我，我们三个人都分散了。从此他们便一直失了下落，我再也不能重见她们。我不晓得她们是在什么时候从我的身边离开去的。有一个中国军禁止我呼喊，我还是疯狂了似的呼喊着，但是黑暗中我再没有法子找到她们。
我只好独自一个人走了，我被夹在中国军与日本军的中间，为了发现前面有两个女人的影子，疑心她们是我的表姊和姑母，因而冒着弹雨追赶上去，竟至陷入了敌我两军战斗的漩涡。
日本军冲上来了。
“老百姓走开！老百姓走开！”我们的军士在背后叫喊着。
我躲入了一间大商店的门口，在猛烈的弹雨中已经失去了刚才走在我前头的两个女人的影子。
天亮了。我仿佛从梦中苏醒。我发见自己的所在地是老靶子路。满地的弹壳、死尸——敌军的、我军的、难民的，鲜红的血发出暗光，空气里充满着血腥。
远远地，我听见了人的步声。探头向着五洲大药房方面探望，我看见一小群的中国难民沿老靶子路向着我这边走来。他们一共有五个人，一个四十岁光景的老太婆，四个年轻的男子。这四个男子最大的在二十五岁光景，他们的年纪都差不多，最小的在十五六，只有他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样子。他们的服装很整齐，看来是中等以上的家庭，我猜想这四个年轻人一定是那个老太婆的儿子。
他们向着我这边走来了，一步一步的走，很慢，很谨慎，步声低至不可再低，他们正用整个的灵魂来控制这个不易脱身的危局。我非常替他们担忧，我想他们逃得太迟了，像这样的几个壮健的青年男子，如果给日本军瞧见，一定不放走他们。
果然，在他们的背后，蓦地有一个黄色的日本陆军出现着。我不晓得这个鬼子兵是从哪里闪出来的，他的身体长得意外的高大，可怕，手里的刺刀特别明亮，这刺刀似乎比平常所见的刺刀都长。他走得意外的迅速，仿佛是一阵狞恶的寒风的来袭，他对于这些已经放在手心里的目的物应该有着最高的纵身一击的战斗企图。
那鬼子兵迅速地追蹑着来，那直挺着的雪亮的刺刀使我只能够屏息地静待着。天呵，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是一种严酷的痛楚的顶点，中华民国的无辜的致命者，在日本恶徒的残暴的一击之下倒下了。我们用什么理由来回答这胜利与失败的公判？我们是屠宰者刀下肉么？我永远求不出此中的理由！
那最先倒下的是二十五岁左右的最大的男子。这五个人的整齐的队伍立刻混乱了，在这急激的变动中我不明白那作为母亲的老太婆所站的是什么位置，而趁着这严重的一瞬，那强暴的鬼子兵又杀倒了她的第二个儿子。
第三个年轻人在最后的一瞬中领悟到战斗的神圣的任务。他反身对他的劲敌施行逆袭，他首先把劲敌手里的武器击落，叫他的对手从毫无顾忌的骄纵的地位往下低落，公正地提出以血肉相搏斗的直截的要求。
第三个男子把他的对手击倒下来。
他胜利了。
但是他遭了从背后发出枪弹的暗袭。
中学生，那年纪最小的男子我叫他中学生，他是那样的沉着，坚决，他的神圣的战斗任务全靠他的勇敢和智慧去完成。他获得了一个充分的时机，泰然地、从容地在旁边拾起了敌人的枪杆，用那雪亮的刀，向着那倒下还在挣扎的敌人的半腰里猛力地直刺。
但是一秒钟之后，这惨烈的场面竟至突然中断，这时候我才从这战斗的危局中猛然省悟，我发见有一小队的鬼子兵散布在中学生的四周，他们一齐对中学生作着围猎。我的心已经变成坦然，冰冷的了，我目睹着中学生在最后一瞬的苦斗中送了命。
老太婆紧抱着中学生的尸体疯狂地向着我这边直奔而来。我看着她马上就要到我的身边来了，我意识着我所站的地位，我的悲惨的命运正和她完全一致。于是我离开那可以藏身的处所，走出马路上，用显露的全身去迎接她。
我对她说：“你的儿子死了，不必拉住他了。”
她的面孔可怕地现出青绿，完全失去了人的表情，看来像一座古旧、深奥而难以理解的雕刻。她对我的回答是严峻的，使我沉入了无限悲戚的幻梦。
她把儿子的尸体舍去了，像一只被袭击的狼似的冲进了一间门板开着的无人的商店里，直上三楼，从天台上猛摔下来，她的脑袋粉碎了，她落下的地点正在我的面前，溅得我满身的白色的脑髓。
于是我坦然地离开了这地区，从北江西路向河南路桥逃出。我的灵魂已经很坚定了，我要每一分，每一秒预备着敌人对我的侵袭。
作于一九三八，一，二十八，南昌
（选自《第七连》，1947年6月，上海希望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