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人历来有艰苦创业之精神。在立国之初，处境艰难。但楚人披荆斩棘，筚路蓝缕，终于由一个方圆五十里的弹丸之地，发展为绵延五千里的泱泱大国，这正是楚人艰苦创业的精神写照。
楚人立国之初，国弱民贫，经济、军事均不如东南、西南各国，文化上也不发达。它面对的是中原先进的文化和南方蛮夷之邦的文化，既不妄自菲薄，又能兼收并蓄，注意从南北文化中吸取营养并创造出融南北文化于一炉、又师蛮夷之长技的楚文化。它既博采众长又独树一帜。
作为广义的楚文化的一部分的湖湘文化，它同样具有楚文化这种求新求变，开拓进取、自立自强之精神。据专家考证，这种精神来源于以下诸方面：
其一：来自屈原等先人学术思想的影响。
屈原主张修明政治、举贤授能、关心民生疾苦并构思了立国兴邦的“美政”蓝图，为此而遭谗流放。“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屈原：《离骚》，《中国历代诗歌选》第5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这是屈原的哲学思考。自宋代以后，历代湖湘学者也都有这种探索精神和“独立根性”，并在哲学、史学、经学、政治等方面自成一派，自振于他省之外。周敦颐能“师心独往，以一人之意识经纬成一学说，遂为两宋道学不祧之祖”；王船山以其坚贞刻苦之身，“自立宗主”；魏源、郭嵩焘“能发人之所未见”。
这种“独立根性”是湖湘弟子历来的精神品格。他们认为：“变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气化无一息不变”，世界才会日新与月异。
其二，移民的影响。
由于元末明初、明末清初的农民大起义，统治者的肆意镇压，荼毒生灵，使大批民众流窜死亡，于是“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当时，湖南土著幸存者甚少，于是，大量移民从江西、湖北、四川、苏淅移居湖南者众多。据专家考证统计，清代乾隆、嘉庆之际，移民占在湘总人口90％以上。血缘实现了更新，提高了人口素质
湖湘著名学者林增平先生认为：“大凡离乡背井，迁往他方的移民，一般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开拓意识，自立自强和勤奋创业的精神。相对来说，那些秉性庸懦，游惰懒散、无所作为的人，哆数是不愿流离迁徙去追求温饱或较为富足的生活。所以，从生理素质、心理因素等方面来说，除了遭到某种限制和压迫者外，移民一般是强于土著的”。
（林增平：《论近代湖湘文化》，《文史拾遗》1990年创刊号。）这是颇有见地的。
正是这种自立自强的奋斗精神，有容乃大的开放品格以及无所依傍、浩然独往的“独立根性”，才凸现出湖湘文化与其他区域文化的岸异之处。湘人能自创风气，不囿成法、求新求变、敢于冲决一切罗网，无奴性，这是湘人最可宝贵的文化品格。它是湖湘文化的独特个性和湘人最具有代表性的人格特征，也是湘人比较稳定的心理特征。这种精神特质在丁玲身上，有明显的印记。
6—1“勇为天下先”的创作热情、创作作风
湘人历来有敢为先下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种精神在丁玲身上尤为强烈。
其一，丁玲一方面能广泛而敏捷地接纳时代思潮，她的作品总是跳动着时代的脉搏，反映着时代的要求和时代的色彩，与时代汇合；另一方面，她又能借助自己天才的艺术直觉，敏锐的观察力、独特的慧眼发现尚未被人发现的东西，走在时代的前面。
丁玲说：“作家应该是一个时代的声音，他要把这个时代的要求、时代的光彩、时代的东西在他的作品里面充分地表达出来。”（转引自冬晓：《走访丁玲》，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第19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基于这种认识，丁玲创作的步履始终紧跟着时代、社会。既有时代的声音，也有社会生活风采的真实记录。杜勃罗留波夫说“衡量作家或者个别作品价值的尺度，我们认为是：他们究竟把某一时代、某一民族的（自然）追求表现到什么程度……。”（杜勃罗留波夫：《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西方文论选》（下卷）第45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那么，丁玲对时代、社会、民族的追求表现到什么程度呢？
法国评论家玛丽安娜·曼说得好：“丁玲作品是中国思想、中国现实的艺术再现，给了我们一张进入中国世界的门票”。
你要了解中国的思想、历史，中国的现实，变迁，中国的文学作品，你就必须去读“丁玲”。丁玲是一本历史书，是一部苦难史，是一个迷人的“谜”，是一段百读不厌的文章，是一幅诗意盎然的画……。你可以在她的作品里，首先昕到时代的声音，时代的脚步，因为丁玲的作品，最广泛和最敏捷地接纳时代思潮。她的小说，多取材于发生不久的重大事件、或正在流行的时代潮流。
杨义先生说：她的小说给人以“带露折花的紧迫感“：的确如此，不必说她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好像在这死寂的文坛上投下了一颗炸弹那样，使人感到震惊。就说左联时期吧，那时的中国文坛要求着比《莎菲女士的日记》更深刻更有社会意义的创作，中国普罗革命文学运动正在蓬勃发展，于是丁玲毫不可惜地丢开她的姐妹——莎菲，而尝试写革命的小说——《田家冲》。接着又在1931年9月，写了反映中国当年波及16个省的全国一场大水灾——《水》。这篇小说写于洪波未退的时候，又是一篇露珠欲滴之作。
40年代初，丁玲写了《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这在当时是无人敢言、甚至无人敢想、敢写的。它揭示解放区生活中的落后意识和官僚主义作风等问题，为解放后的反思文学开启了先河。
1948年，当土地改革运动还正在解放区陆续进行的时候，丁玲写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反映了这场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并通过艺术，形象地提出了当时土改政策尚未明文规定的东西，表现了她对生活的哲理思考。再说，他笔下人物崭新的人生观念、思维方式又往往透露着当代社会生活中新的思想萌芽。他们的人生追求往往又及时向人民透露着时代变革的信息。由此可见：“勇为天下先”是丁玲一贯的作风。这种领时代风气之先的创作热情和作风，是新文学发展史上许多第一代作家所无法企及的。
其二，这种“勇为天下先”的创作热情和作风，还表现为她在迅疾地表现时代转机和社会跫跫足音时，对作品的思想情调、表现方式和艺术风格进行广泛的、卓有成效的探索，这使她的小说经常突破自己的创作模式，处于日新月异的嬗变之中。
丁玲曾和刘心武谈心，称赞他的运气好，“一写文章就出风头了。这有一个好处：鼓励大；也有一定危险：写写没东西写了怎么办？而这时名又传出去了，结果名实就不易相符，就虚了。这要警惕，一自满，这作家就完了，很容易的，还要拚命，像爬山一样，不能说爬到了一个山峰就不爬了，还要拚命爬，一丝一毫都不能自满，松懈。”（冬晓：《走访丁玲》，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第190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正是这种不断攀登高峰的精神，永不自满的品格，开拓创新的意识和勇为天下先的创作热情，才使丁玲的创作出现了巨大的艺术跨度。有时甚至两三年、三、五年间其思想情调和艺术格调便显示出巨大的差异。我们且不说《莎菲女士的日记》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内容与艺术手法上有着巨大的差异，就说她早期的创作和相隔不远的左联时期的创作吧，丁玲在与冬晓的谈话中已经详细地谈到了这方面的情况。
丁玲说她写了《在黑暗中》那几篇以后，自己感觉到老在这个圈子里打转，一定要想办法有所突破，于是她“把这套东西放下来，另外再想一套东西”，她放下短篇，着手写长篇，写《韦护》。“这篇《韦护》突破了过去的一些东西，写了一些新的事物新的人，那些人从黑暗逐步走
向光明，而光明还没全部到来，有光明还有黑暗，因此有矛盾，就写这个东西”
（转引自冬晓《走访丁玲》，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第19l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还有个突破是写《水》，我一定要超过自己的题材范围……”（转引自冬晓《走访丁玲》，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第19l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接着是写《母亲》，“这是我在写这些短篇中间，觉得欧化了的文章还是不好，有意识的想用中国手法，按《红楼梦》的手法去写……”（转引自冬晓《走访丁玲》，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第19l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这样，无论是题材内容或是艺术表达方式和风格、情调气韵，前后作品都有所不同或有重大的突破。
由早期小说的愤懑感伤，到韦护为革命舍弃个人爱好的殉道者色彩；从《田家冲》的桃花源式恬淡风光，和《母亲》“《红楼梦》的笔法”，丁玲不断在变化着情调和描写方法，表现了这些小说各具的风致，体现了丁玲开拓的精神和创新的意识。
6—2横向的借鉴与纵向的继承
丁玲“有容乃大，气化日新”的创作热情和风格，还表现在小说创作上对外国文学的借鉴和对本民族文学传统的继承上。从整个创作过程看来，丁玲的小说，走过了一条从借鉴西方现代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到继承本民族现实主义传统的道路，她在汲取外来文学营养与本民族的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孕育着自己的文学胚胎。
当丁玲登上文坛之时，新文学已经走过了10年的道路。崛起的新文学一方面吸吮了源远流长、卷帙浩繁的古代文学母亲的乳汁，另方面又吸收了外来文学的营养，因而长成了一位县有开放意识、创新精神、锐意进取的文学“英俊少年”。“五四”一时代那些知识分子先驱，鲁迅等一代的文学开拓者，已经从东方的日本、西方的欧美、南方的印度，北方的苏俄的文学宝库中，多元地接纳了文学新潮，他们从小说的形式到小说的理论、小说的观念，创作方法等进行一系列的革新，使中国的现代小说，成为世界小说的一个重要分支。丁玲有幸地生活在这个万象更新的时代，这个中西方文学的世界性交流的时代，这使她一开始，便有机会接触到世界各国的文艺名著，并将它们拿来作为自己的“借鉴”，以壮大和发展自己。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代名家，都毫无例外地、或多或少地接受了外来文学的影响，鲁迅就曾说过，他写《狂人日记》的时候，“大约所仰仗的全靠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茅盾、叶圣陶也说过，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凭借的是以前读过的一些外国小说。至于说到郭沫若，他对歌德、海涅、泰戈尔、惠特曼等诗人的民主主义思想及其艺术形式的借鉴，也是十分明显的。他的《女神》，其雄浑与豪放的诗风与惠特曼的诗风不无关系。曹禺每一个成功的剧作，也都与汲取外国戏剧大师如易卜生、奥尼尔、莎士比亚、契诃夫的成功经验密切相联。丁玲也莫不如此。下面，我们分几个阶段加以论述：
其一，“别求新声于异邦”的早期小说。
丁玲小说诞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那时，西方现代派、西方浪漫派、欧洲及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日本的私小说等文艺思潮、流派，作家作品，已经大量地在中国传播。有人说，丁玲受福楼拜、莫泊桑的影响很深，并指出莎菲与包法利夫人之间的联系，阿毛与包法利夫人、贞贞和羊脂球之间的联系。沈从文说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丁玲至少看过十遍。并且“跟那些书上的女人学会了分析自己的方法，也跟那些作书男人学会了描写女人的方法”
（沈从文：《记丁玲》，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4年版。）
日本的北冈正子在《丁玲早期文学与（包法利夫人）的关系》一文中也详细地论证了《包法利夫人》与构成丁玲早期作品的要素，都由描写“梦想”的实现和“梦想”的崩溃而构成。而丁玲则认为她不是专门学习哪个作家的哪部作品。她说：
问我喜欢的作家，很难说，过去有人说我最喜欢莫泊桑，受莫泊桑的影响很大，可能有一点，不过说老实话，那时候，虽然法国小说我看得多，喜欢的不只是莫泊桑、福楼拜，也喜欢雨果，也喜欢巴尔扎克。但很难说我具体受哪个作家的影响。英国小说家我喜欢狄更斯，真正使我受到影响的，还是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学和苏联文学，还是托尔斯泰、屠格涅夫、
高尔基这些人。直到现在，这些人的东西在我的印象中比较深。我看书的时候，都觉得很好，但你说我专门学习哪一个人，学哪个外国作家，没有。我是什么书都看，都欣赏，而他们也是各有特色嘛。”（丁玲：《谈自己的创作》．《生活·创作·时代灵魂》第180，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从这段话可以体察到：丁玲学习外国作品很多，很广但并不专读哪一国、哪一个作家的作品，因而她所受的影响也是比较广的；但是丁玲最喜欢的还是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因而受其影响也较深。其次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外来的影响对于丁玲来说，是潜移默化的，或者可以说是某种精神的渗透和精神的契合。丁玲在写小说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消化、吸收了外来养料，并融化为自己的文学个性的一部分。正因为如此，当你问她具体学习了哪一位外国作家哪一部外国作品时，她自己也会说不清。但是只要我们仔细地分析研究、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影响的痕迹。较为明显的，当然是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影响，关于这一点以往许多论文已经论及了，本文不再重复，而着重从其他方面，尤其是从西方现代派方面的某些影响加以论述：
第一，借鉴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去剖析人物心理。
弗洛伊德用精神分析学去解释一些文学现象，从而沟通了文学与心理学，并且抹去了它们的疆界。心理分析学开始直接结出了创作的果实，并导致了“心理分析小说”的诞生。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鲁迅率先在《狂人日记》中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来分析“狂人”形象，剖析他的敏感、多疑的特异心理。
丁玲女士早期的小说也十分明显地吸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蔼里斯的性心理学说去观察人和分析人，挖掘人物的深层心理，并通过主人公大胆而直率的自白，去剖析人物内心隐秘的一隅，倾诉衷肠，透露心曲。为此，许多评论家称她的小说为“自我表白心理小说”，或叫“自我剖析心理小说”。在这方面，《莎菲女士的日记》表现得最为突出。
第二，摒弃以叙事、描写、评价为主的传统写法，采用意识流的手法。
丁玲女士早期的小说，既在许多方面与中国传统小说相悖，又与马克思主义的典型理论不相符合。它不注重人物肖像的刻划，人物典型性格的塑造和典型环境的描写，它更注重于人物的内心探索，着力于人物内心的扫描，意识流动轨迹的描绘，并以此来表现人物的命运与遭际，及其与周围人物的关系。作者更多地吸收西方现代派小说的技巧，如心理幻觉、象征暗示。自由联想、变态心理、现实与梦幻等。
《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写妓女阿英睡在床上，送走了嫖客，呼呼地睡了。她做了一个梦。梦中，她回到了家，陈老三抱着她，她给他许多钞票，要同他在家乡过一生……可是陈老三慢慢的走远了，她也醒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