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徐霞客并非一位纯粹的自然科学家，也非一位寄情山水的浪漫旅人，他是一位热烈的爱国主义者，所以，他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同样倾注了极大的关注。在他的笔下，大自然中雨、雾、晴、晦的千变万化，山、水、树、岩的千姿百态，再现在徐霞客的笔端，仿佛使我们也随着徐霞客的足迹，跋涉奇峰峻岩、急流险滩，置身于祖国的秀丽山河之中，为之陶醉，为之骄傲，心中油然升起对祖国的无限深情。徐霞客沿途看到土司横行霸道，人民颠沛流离，田园荒芜，交通阻塞，州县残破，便发自内心痛恨明代腐朽糜烂的土司制度，坚决主张“改土归流”，维护国家的统一。
总之，徐霞客不仅对地理学有重大贡献，而且在文学领域中也有很深的造诣。他写的游记，既是地理学上珍贵的文献，又是笔法精湛的游记文学。他的游记，与他描绘的大自然一样质朴而绮丽，读他的游记，使人感到是一种真与美的享受。
怀着对云南的眷恋之情，徐霞客踏上归途，丽江土官木增派滑竿护送他，辗转半年，“至楚江困甚”，经湖北黄冈乘船回到家乡。“既归，不能肃客，唯置怪石于榻前，摩挲相对，不问家事”。半年后徐霞客即与世长辞。他是为旅游和地理考察而献身的，我们永远怀念他。
徐霞客是一位伟大的地理学家，他为我国的地理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一生，是积极探索的一生，是执著奋进的一生。他穷尽一生心血所作的《徐霞客游记》不仅是一本杰出的地理著作，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
为了祖国的地理事业，徐霞客的足迹踏遍了大江南北，他那敢于冒险的精神、无所畏惧的勇气值得后人学习。
地质学家李四光
李四光，原名仲揆，古生物学家、地层学家、大地构造学家、第四纪冰川学家、地质学家。
李四光是湖北黄冈人，就读于英国伯明翰大学并获硕士和博士学位。曾留学日本和英国，历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建国初期，李四光尚漂泊在国外之时，他已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归国后，他长期担任着政府地质部部长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李四光历任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他在地质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他聪明的头脑、执著的精神和严谨的工作态度，更离不开他对祖国的热爱。
李四光出生在湖北黄冈县的四龙山镇。因为他是父亲的第二个儿子，所以，父亲给他起名叫李仲揆。少年时的李仲揆，刻苦学习，成绩一直优秀。14岁时，李仲揆听说省城办了一所官费的高等小学堂，而且听说那里不学“四书五经”，而是教授国文、算学，成绩优秀者还能出国留学。因此，李仲揆终于说服了父母，带着借来的几个盘缠，徒步到省城报考。李仲揆办理了报考手续，买了一张报名单。李仲揆提笔在姓名栏中端端正正写下了“十四”二字。 “糟糕！”他差点叫起来，“怎么能把年龄当成自己的名字呢！”重新买一张报名单吧，身上剩下的钱已经不多了，何况还要住宿、吃饭。李仲揆双眼注视着“十四”二字，一簇思维的火花在幼小的头脑中迸发出来。他重新提起笔，把“十”字改成“李”字，然而，这“四”字与“仲”字的笔画和字形却相差太大，确实是难以改成。难道还能改叫“李四”不行！忽然，眼睛一亮，瞥见大厅正中挂着一块横匾，上面刻着“光报四表”四个大字，李仲揆急中生智，在“四”字的下面，加上了一个“光”字。 “李四光”！他心想：好！四面光明，光照四方，前途大有希望！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南路高等小学堂。从此，李四光便“取代”了李仲揆。他那富有战斗性和科学精神的一生，也正如他的名字一样，光照四方。
15岁时，李四光因学习成绩优异被选派到日本留学。他在日本接受了革命思想，成为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会员。孙中山赞赏李四光的志向：“你年纪这样小就要革命，很好，有志气。”还送给他八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
6年后，李四光从日本学成回国。武昌起义后，他被委任为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后又当选为实业部部长。袁世凯上台后，革命党人受到排挤，李四光再次离开祖国，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并获得硕士学位。此时的李四光决意回国效力。
从20世纪20年代起，李四光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他在太行山的沙河县、山西大同盆地口泉附近发现了第四纪冰川遗迹，虽遭到一些外国专家傲慢地否定，他却没有丧失勇气和信心，继续带领学生在太行山、九华山、天目山、庐山等地考察，又发现了许多有力的证据。
李四光从事科学研究，一向是一丝不苟，对学生的要求也是严格的，连走路，也要学生练好基本功。他经常对学生说，搞地质经常到野外去工作，脚步就是测量土地、计算岩石的尺子，要求迈出的每一步的距离都要相等，并且要记住自己每一步的步长。李四光要求学生做的，自己首先做到。他养成了一个习惯，走路不紧不慢，步子大小相等，迈一步约是0.85米。不论到哪儿，他仿佛老在度量距离。所以，他的学生只看见他那走路的模样，就能认出他来。
20世纪20年代末，李四光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后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会长。其间，李四光以《扬子江流域之第四纪冰期》为题，在中国地质学会第十次年会上作了学术演讲，会后专门请中外学者到庐山实地考察。有的外国专家私下对李四光说，如果这些遗迹在国外被发现，早就被公认是冰川遗迹了。此后，李四光加紧了对第四纪冰川的考察，先后在扬子江流域、黄山等地发现了大量遗迹，最终推翻了外国人的错误结论。其研究成果对掌握地下的水文和构造，对发展建设事业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李四光一生经历了中国社会几次大的变革。辛亥革命的经历，使他得出应以科学来改变旧中国面貌的结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这种“科学救国”的理想已是难以实现的幻想。北洋政府时期，军阀之间混战不已，李四光曾化名在报上发表过一些讽刺、责骂的文章。南京政府时期，他亲眼看到国民党的腐败和对科学的不重视，看到爱国青年仍然受到追捕迫害。不久，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兼“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铨被特务暗杀，李四光非常气愤，把刚鉴定出来的一个古生物化石新属以杨铨的名字来命名，用这种科学家特有的方式表示纪念与抗议。鉴于李四光在学术界和教育界的地位，蒋介石多次表示要其出任要职，都被他拒绝。
由于李四光专注于科学研究，一开始他的妻子许淑彬不理解，两人常常发生矛盾，许淑彬愤然弃家出走。李四光的地质力学遭到中外地质权威们的冷嘲热讽，他十分痛苦，这时，许淑彬回到了他的身边。但此时，他的学生吴焕明却决定弃学从事革命，陈亚宗要到国外深造，只有郑森决定追随他继续进行科学研究。李四光举家南下。在好友杨杏佛的支持下，李四光在鄱阳湖畔建成了一座冰川陈列馆，他打算在此潜心研究。可不久陈列馆就被国民党海军夷为平地，杨杏佛亦遭特务暗杀。抗战时期，李四光一家和地质研究所的同事们颠沛流离到了贵阳，最后到重庆。在李四光地质力学研究手稿写成，苦于无处发表时，吴焕明陪周恩来来看望他，给了他极大的鼓舞。在困顿与痛苦中，李四光逐渐认识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抗战期间，他在重庆两次见到了周恩来。后来他说：“我在周先生身上产生一个最大的感觉——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就有了希望。”
新中国成立在即，正在国外的李四光被邀请担任政协委员。得到这个消息后，他立即做好了回国准备。这时，伦敦的一位朋友打来电话，告诉他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已接到密令，要他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就要被扣留。李四光当机立断，只身离开伦敦来到法国。两星期之后，李夫人许淑彬接到李四光来信，说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夫妇二人在巴塞尔买了从意大利开往香港的船票，秘密回国。
回到新中国怀抱的李四光被委以重任，先后担任了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科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他虽然年事已高，仍奋战在科学研究和国家建设的第一线，为我国的地质、石油勘探和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解放初期，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开始后就遇到石油短缺的困难，当时全国所需石油80％至90％都依靠进口。有一次，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把李四光请到了中南海。毛泽东十分担心地问李四光：“有人说‘中国贫油’，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呢？如果中国真的贫油，要不要走人工合成石油的道路？”李四光根据数十年来对地质力学的研究，从他建立的构造体系、特别是新华夏构造体系的特点，分析了我国的地质条件，说明中国的陆地一定有石油。毛泽东、周恩来在认真听取了汇报后，支持了他的观点，并根据他的建议，在松辽平原、华北平原开始了大规模的石油普查。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勘探部门相继找到了大庆油田、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华北油田等大油田，在国家建设急需能源的时候，使滚滚石油冒了出来。这样，不仅摘掉了“中国贫油” 的帽子，也使李四光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明。
50年代末，李四光由何长工、张劲夫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民族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
60年代以后，李四光因过度劳累身体越来越差，还是以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地震预测、预报以及地热的利用等工作中去。一次，周总理凌晨紧急找他，说有关方面向国务院报告，当天清晨7时某地将发生7级地震，请国务院批准立即通知居民搬到室外去住。周总理问：“李老，你的看法怎样，真是这么急吗？”李四光马上给当地的一些地应力观察站打电话了解情况，根据无异常变化的反映及自己的分析判断，对周总理说明不必发警报。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李四光的判断：该地没有发生强烈地震。
李四光晚年仍极大地关注地震研究。他经常分析大量的观察资料，还冒着动脉瘤破裂的危险，多次深入实地考察地震的预兆。逝世的前一天，他还恳切地对医生说：“只要再给我半年时间，地震预报的探索工作就会看到结果的。”70年代，李四光因病逝世，享年82岁。
李四光是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者和领导人，同时也是我国冰川学研究的奠基人。他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为我国的地质、石油勘探和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正是由于对祖国的热爱，对科学的执著，李四光才能乐观地面对困境，在地质力学的道路上孜孜以求，并取得巨大的成就。强大的信念永远是支持我们站起来并走下去的力量。
著名地理学家竺可桢
竺可桢是我国卓越的科学家和教育家，当代著名的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竺可桢担任中国科学院第一任副院长，同时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等职。他还当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竺可桢从小就对学习有浓厚的兴趣，后专门从事地质学、矿物学的研究，成就显著。
竺可桢出生在东关镇一个普通家庭里。他从小就在私塾里读书，学习十分勤苦。中学阶段，读书于上海澄衷学堂和复旦公学，后又到唐山路矿学堂读书，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公费留学生，赴美国伊利诺斯大学学习农学。后又转入哈佛大学地学系专攻气象。后来，他以台风研究的优秀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时年28岁。
竺可桢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回到了祖国，先后执教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受聘担任南京高师地学教授，次年，学校改称东南大学，在竺可桢主持下，建立了地学系，下设地理、气象、地质、矿物4个专业，并任系主任。这是我国高校建立地学系之始。不久，学校又改名中央大学。在此期间，他一面担任地理系主任，主持日常行政工作；一面教授地学通论。气候学、气象学等课程，培养了我国第一批气象学和地理学研究及教育人才。他还积极参加中国科学社，做了大量宣传工作。
在东南大学任教期间，他积极筹建校南农场气象测候所，逐月发行南京气候报告。这是我国自建和创办气象事业的起点和标志。北伐胜利，政府筹建中央研究院，下设观象台筹备委员会，分设天文、气象两研究所，担任中国气象学会副会长的竺可桢，又被任命为气象研究所所长。竺可桢白手起家，克服了重重困难，努力发展我国气象事业，他首先领导了中国气象台站网的建设，提出了《全国设立气象测候所计划书》，计划在10年的时间内，全国建立气象台10处，测候处150处，雨量测候所1000处。在气象所成立的当年，就首先建成了南京北极阁气象台。在此期间，还开展了天气预报业务，开展了气象资料整编的出版业务，先后出版了《中国之雨量》、《中国之温度》、《中国气候资料》以及《气象月报》、《气象季刊》、《气象年报》等。1934年他发起成立中国地理学会。
两年后，他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历时13年。他以“求是”为校训，明确提出中国的大学必须培养“合乎今日的需要”的“有用的专门人才”的进步主张，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一面组织师生上课，一面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战，并为当地群众服务。在民主爱国的学潮中，他始终站在进步学生一面，保护浙大师生的爱国正义行动。新中国成立后，他出席了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积极投身新中国的建设。新中国成立后，竺可桢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同时兼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主任、综合考察委员会主任、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气象学会名誉理事长、全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等职务，还被选为历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
作为新中国地学界的组织者和教育家，他倡导建立了许多新的研究机构，并培养了大批地学骨干力量。他强调地理学一定要摆脱单纯描述，用最新的科学成果和仪器设备，进行定位观测，建立实验室，采用现代化的工作方法，综合运用生物、物理、化学、数学等基础科学方面最新的理论来进行研究论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