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反映的绝不仅仅是乾隆皇帝的文献功底，更重要的是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极大兴趣，以及极力想超越古代帝王而成为中国文化领袖的雄心。由于康、乾数代明君倡导，因此清之文化事业盛极一时。故《清史稿·文苑传》说：“康、乾盛治，文教大昌。圣主贤臣，莫不以提倡文化为己任。师儒崛起，尤盛一时。”就在此时，大规模整理文化典籍、编纂图书的工程开始了。康熙年间，由皇帝的倡导，编纂了古代收汉字最多的《康熙字典》（47035个单字）、收词汇最多的《骈字类编》（收典故十万余，康熙年间开始编纂，至雍正四年完成，凡二百四十卷）、最大的作诗填词索取词汇的分类工具书《分类字锦》、最大的韵书工具书《佩文韵府》、份量超过《太平御览》的大型类书《渊鉴类函》等。这类工具书对于阅读整理文献以及诗文创作实践，都有很大意义。此外还有《古文渊鉴》、《历代赋汇》、《四朝诗》、《御制唐诗》、《历代诗余》、《全唐诗》、《全金诗》、《佩文斋书画谱》等集成性的著作。在《四库全书总目》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以“御纂”、“钦定”、“御定”为名的图书，如《御定易经通注》、《御纂周易折中》、《御纂周易述义》、《钦定书经传说汇纂》、《钦定诗经传说汇纂》、《钦定诗义折中》、《钦定礼记义疏》、《钦定仪礼义疏》、《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御纂春秋直解》、《御纂孝经集注》、《钦定译五经》、《钦定诗经乐谱》、《御纂内则衍义》、《御纂性理精义》、《御纂朱子全书》、《御定清文鉴》、《钦定音韵阐微》、《钦定同文韵统》等等，其数量不下数十种。而最为世所关注的是超大型丛书《四库全书》与超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古今图书集成》由康熙皇帝赐名，康熙朝陈梦雷编撰，后经雍正朝蒋廷锡校订。这是目前所见到的最大的一种类书，共一万卷，仅目录就达四十卷，一亿七千多万字，是《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五倍。收录万馀幅图片，引用书目多达六千余种。张廷玉《澄怀园语》中评价此书说：“自有书契以来，以一书贯串古今，包罗万有，未有如我朝《古今图书集成》者。”《四库全书》规模更是浩大无比，乾隆三十八年奉敕开编，至五十八年毕功。参加编纂者有500多人。全书共收书3503种，计79337卷，约10亿字，按经、史、子、集分为四部，装订为36300册，6752函，共230万页，据有人说，连结在一起，足够绕地球赤道一圈有余。中国古代的传世文献其要者尽收其中。未收入者则列入《四库全书存目》中。这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浩大的文化工程了。这一系列的举措，有效地塑造了清朝政府的文化形象，于是一个强盛而庞大的文化大国出现在了世界面前，以一种强大的声势影响了世界。
在此之前，西方人对于中国的了解只是从商人、旅行者、传教士那里得到了零星的传奇式的信息。到康、乾之世，盛世气象大大地震撼了来华人士，于是他们开始批量地将中国的现状及文献带到欧洲，随而在欧洲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中国的皇帝政治才干、勤政精神、文化素养等都引起了他们很大的兴趣，而且产生了敬佩之情。十七世纪后期法国传教士同时又是科学院院士的白晋，根据他在华期间对中国及康熙皇帝的认识，撰写了《中国现状》与《康熙帝传》。在《康熙帝传》中，白晋向路易十四世介绍：“他和陛下一样，有高尚的人格，非凡的智慧，更具备与帝王相称的坦荡胸怀，他治民修身同样严谨，受到本国人民及邻国人民的崇敬。从其宏伟的业绩来看，他不仅威名显赫，而且是位实力雄厚、德高望重的帝王。”“他是自古以来，统治天下的帝王当中最为圣明的君主。”“他天赋极高、博文强记、智力过人、明察秋毫。他有处理复杂纷繁事务的刚劲毅力，他有制定、指挥、实现宏伟规划的坚强意志。他的嗜好和兴趣高雅不俗，都很适于帝王的身份。他为人公正，伸张正义，倡导德行，爱护臣民。他具有服从真理的性格以及绝对抑制情欲的克己之心。诸如此类高贵品德，不胜枚举。此外，在日理万机的君王中，能如此爱好艺术并勤奋学习各门科学的也不能不令人惊讶。”“康熙皇帝在政治上公正无私，按国法行事；在用人上任人唯贤，并把这些视为施政中严守的信条。因此，从未发生过因徇私情或出于个人利益而反对康熙皇帝的事件。康熙皇帝重视并严格选拔优秀官吏，监督他们的行动，这表明皇上平素对于臣民的仁爱之心。此外，当某省发生严重灾荒时，从他内心中表现出来的异常忧虑之情，充分说明他作为一国之主和国父的强烈责任感。”不只是白晋，当时的耶苏会士们，根据他们对中国的接触，都认为中国的皇帝一个比一个更有学问，在他们的谈说中充满了对中国皇帝的钦佩之情。在由耶会士潘廷章（Panzi）绘制的康熙皇帝画像下有四句诗说：
大家仰慕毫不懈怠地，
日夜忙于操劳政府杂务，
世界上最伟大的君主，
也是其帝国学识最渊博的文人。
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旗手伏尔泰更是对中国皇帝钦佩有加。他的诗集中有《致中国皇帝的第108封书简》，他读到了当时在法国发表的乾隆皇帝的《盛京颂》，认为这是法国没有一个人能写出的好诗。他赞扬说：
伟大的皇帝，如此美妙的诗句和思想出自他，
请相信我，留在北京吧，永远不要再回到我们之中，
黄河之滨的整个民族都在仰慕你，
你的诗句在你的帝国将会美妙无穷，
但在防止巴黎会蹂躏你的玫瑰园。
李明神父在《中国现势新志》中，也曾长篇大论地阐述中国是一个仁慈的帝国。当时许多法国人和欧洲人，都认为中国皇帝是卓越的明君。乾隆皇帝是一名杰出的“哲学家国王”。这种传闻与认识，自然使得欧洲各国的统治者相形见绌，这便刺激了欧洲人对于中国的极大仰慕。因而在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出现了中国化热潮。
皇帝无疑是一个国家形象的代表，康、雍、乾三朝皇帝的高大形象，向西方世界展示出的是中华精神文明的力量，是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于是从十七世纪后期康熙王朝时期开始，中国经典的西文翻译数量以及向西方介绍中国的图书，骤然增多。据考狄《中国书目》（1878年）著录，从1645年到1742年间，欧洲出版有关中国的书籍多达262部。《五经》、《四书》先后出现了不同的译本，《中国札记》、《中国哲学家孔子》、《诗经研究》、《易经要旨》、《孔子传》、《孔门弟子传略》、《中华帝国志》《中国大观》、《中国概况》、《中国通史》之类图书，走向市场。中国悠久的历史与文化，中国特殊的文字书写系统，使多少欧洲人瞠目结舌。于是他们开始研究中国文字、语言。《中文入门》、《中法字典》、《官话简易读法》、《中文研究法》、《中国文典》、《中文札记》等之类的书籍相继出现。在《圣经·创世记》里记载有耶和华变乱人类语言的故事：当初，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彼此商量，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耶和华降临，看到了这一切，于是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作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作的事就没有不成功的了。于是，耶和华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将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球上。欧洲的学者相信这故事是真实的，面对汉语言文字，他们深深感到这种语言文字的古老。十七世纪英国人约翰·韦伯（WebbJohn，1611-1672）撰写了《关于证明中华帝国之语言有可能为人类最初语言的历史评说》一书，他说：中国的方块字自从其创始以来始终未有多大变化，中国在《创世记》所说的人类仅有一种语言的时代就有人居住了，人类在被耶和华变乱语言之前操用的便是汉语。舒格福尔《世界世俗的宗教史》，也进一步说明：大地上确实有人类的一种最早的原始语言，这就是汉语。当时德国著名的哲学家莱布尼茨则更进一步的提出了以汉语作为世界通用语言的主张。我们从这里看到的并不是一种对《圣经》留下的学术难题的解答，而是中国古老文化的强大震撼力对欧洲的征服。正如同20世纪在西方强大的物质文明冲击之下，中国学术界一度出现“中国文化西来说”一样，它所表达出的是欧洲人对于中国文化的崇拜。
当时在西方的思想界，传出的最强音可以说就是对中国文化传统、政治制度以及中国民族的赞美，如：
德]莱布尼茨（1646-1716）：在我看来，我们目前已处于道德沦落难以自拔之境，我甚至认为必须请中国派遣人员，前来教导我们关于自然神学的目的和实践，正如我们派遣教士到中国去传授上帝启示的神学一样。
又：过去谁能想到，世界上还有比我们更具有道德修养的民族存在？现在东方的中国，竟使我们觉醒了。他们在伦理及治国学说方面，使我们相形见绌。承认这点几乎令我感到惭愧。人们无法想像，中国人为使自己内部尽量减少麻烦，对公共安全以及共同生活准则考虑得何等周到，较之其他国家的法规要优越许多。
又：人类最大的恶源是人类自身。如果人类对这种恶还有救药的话，那就在中国。（1967年版《中国近事》序言）
德]康德（1720-1804）：在中国，听不到骂人或者诅咒。到某人处造访如何事先禀报，应该注意些什么，主人应该怎样招待客人等等，这一切的言谈举止，都写在礼仪书上，不得有半点偏差。人人懂得，在什么时候应当如何有礼貌地拒绝，在什么时候应当顺从迁就。（《中国》）
德]赫尔德（1744-1803）：温厚、柔顺，待人以礼、诚实，这是中国自幼习得并整个一生都要保持的最起码的品德。他们治国立法，井然有序，形成了一定的制度。社会各阶层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职责所构成的整个国家体系建立在尊上的基础之上。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君王通过层层官吏，像对待自己了孩子那样保护和统治子民。难道世上还有比这更为完善的治人准则？那里没有世袭，任何的人都可以因功受封为贵族……他们品德规矩，有教养，勤勉、谦虚、幸福。（《关于人类历史的哲学·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