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外交方略要求美国的所有对外政策都能反映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挑战和机遇，为此，希拉里要求全面检视内部政策和外部政策，探索运用创新技术提升政策效益的途径。针对于此，提出了21世纪外交方略的三项核心政策。一是互联网自由政策，这一政策是希拉里两次互联网自由演讲的核心。该政策包括三个基本要素：网络空间中的自由言论、出版、集会等人权，有助于创新、投资和经济集会的数字产品与服务的开放市场，帮助世界公众获取连接技术以保证“连接自由”；二是公民社会2.0计划，这一计划是希拉里2009年11月在摩纳哥宣布实施的。该计划意在“打造公民社会团体利用信息技术完成其使命的能力”，使共同体更繁荣更稳定。计划通过技术工具和精通技术的志愿者把“公民社会团体”武装起来，提升数字素质、强化NGO的信息通讯网络、扩大公民社会运动的影响。这些技术既包括网页、短信一类的简单工具，又包括内容管理系统和社交媒体平台这类复杂应用，其目的都是为公民社会群体的成长提供强有力的催化剂。希拉里坚信技术素质高的公民社会成员在推动政府公开透明方面，能够发挥关键作用。该计划的典范式项目是在智力举办的“技术训练营”；三是创新机制化政策。为执行这一政策，美国国务院专门成立了创新小组（Innovation Task Force），任务就是帮助美国外交方略的实践更加现代化，这种现代化的努力通过以下方面展开：在对美国外交人员的培训中加入创新技术内容，鼓励和培训美国国务院官员和各大使馆人员使用当地和全球社会媒体进行国际对话，招募美国大学生利用新技术为驻外大使馆的外交目标服务，每季度举办一次“外交技术交流”，通过交流将思想领袖、技术专家、公司和公民社会团体聚集到一起，为美国对外政策目标服务。
围绕三个政策重心，贯彻“人民—人民”、“人民—国家”的公共外交理念，美国国务院设计了一系列项目和行动计划，通过项目化的运作方式实现蕴含在世界不同人群创造性互动之中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价值。这些项目包括：技术代表团计划、短信海地计划、技术妇女项目、移动妇女项目、匿名举报项目、伊拉克—硅谷企业家精神计划、移动银行项目、非洲竞争力计划、21世纪选举计划等。这些项目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技术代表团计划，该计划由国务卿高级创新技术顾问阿列克·罗斯亲自领衔，通过派出技术代表团或技术交流的方式，把技术市场的力量和一国社会经济需求的创新思维结合起来，既提供美国先进的技术，也结合需求提出问题解决方案。短短两年之间，“技术代表团”的足迹遍布伊拉克、墨西哥、叙利亚、俄罗斯、印度、哥伦比亚和利比亚，事实上，它扮演的是西方“播火者”的角色，播下的是无所不能的信息技术，试图催生出美国价值观和西式民主制度的果实。
四、几个基本判断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1年12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5.13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8.3%，手机网民规模达到3.56亿，同比增长17.5%，据统计，年轻和高学历群体是网民主体，10—39岁的网民占在全体网民中的比例达到82.2%。网络嵌入中国主流人群的生活，已不再是尚显遥远的未来，而已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
在中国全面进入互联网社会的背景下，纵观美国的国家网络战略，结合美国本世纪以来特别是奥巴马、希拉里上台以来的一系列政策举措，可以得到如下几个基本判断：
第一个判断：对中国而言，美国的网络空间战略（包括）实质上是意识形态输出战略，是被现代信息技术包装了的“和平演变”战略。
作为国家战略，美国网络空间战略绝不仅仅是为了保证技术层面的网络安全，也不仅仅是为了阻止所谓网络进攻和黑客入侵，最终目的是把美国价值观和民主制度成功推向全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已经在互联网上对中国发动了一场全方位、深介入的意识形态之战，将其称之为网络时代的“和平演变”一点也不为过。
美国口口声声要捍卫的“网络安全”，实际上只是美国自身的安全，美国道貌岸然要捍卫的人类利益，实际上只是美国自己的利益。根据奥巴马政府2010年5月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涉及美国国家安全有四种“持久的国家利益”（1）美国及其国民、美国的盟国及其伙伴国的安全；（2）持续创新、不断增长的美国经济；（3）在美国国内及全球对“普世价值”的尊重；（4）由美国推进的国际秩序。可见，美国只有建立起符合自身意愿的国际秩序，只有使“普世价值”得到全世界的尊重，才会获得国家安全感，也就是说，对外输出美国价值观和维护国家安全，本来就是一回事。
美国长期以来处心积虑利用互联网对外输出价值观的努力，在“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中得到了成倍的报偿。在2012年1月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奥巴马不无自豪地宣布，“美国领导地位的重振在全球各地都有所体现”，凭借“那些使我们自己的国家受益匪浅的价值观”，美国已经基本完成了在伊拉克、阿富汗的任务，并给突尼斯、埃及、也门、利比亚带来了“令人震撼的变革”，同时影响着伊朗、叙利亚的局势，奥巴马宣称将继续支持建设强大和稳定的民主及开放市场的政策，支持“自由战胜暴政”。“暴政”矛头所指，中国显然排在第一个。
美国在“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中不但收获了看得见的政权更迭“硬实惠”，更积累了利用互联网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社会运动动员的看不见的“软经验”。这些屡试不爽的“软经验”毫无疑问会被美国创造性地用在中国身上。暂且不论互联网等尖端的技术外壳，美国并不掩饰意识形态渗透的战略意图，据奥巴马2010年签署发布的《国家战略传播构架》，美国对外传播战略的基本逻辑就是运用“公共外交”、“国际广播”和“信息心理/运作”等方式，对国外受众进行“认知操控”，从而影响国外受众的判断和行为。在这一逻辑中，公共外交和国际广播是公开的对外宣传活动，“信息心理/运作”是国防部、中央情报局等机构主导的隐蔽的传播行动，这些活动的目的都指向“认知操控”，即向国外受众传达或阻隔特定信息，以影响其情感、动机和判断、行动，这里的受众不但包括普通百姓，更包括所有层级的官员，从而影响一国做出有利于美国的判断和决策（据美国防部《军事及相关术语辞典》）。如果说上世纪50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针对中国提出的《十条诫令》还只停留在原则设想层面的话，那么，为达成《十条诫令》颠覆社会主义中国的最终目标，21世纪的美国已经找到了合适的工具——互联网，找到了有效的策略——认知操控，找到了重塑思想的基石——普世价值。
利用互联网工具引导人们认同普世价值的认知操控过程每时每刻都在我们身边发生，却没有人提出这里有什么问题，这实际上意味着我们对互联网技术的推广应用已经防无可防。互联网技术本身注重自由、个性和隐私的特性，与美国推崇的自由、平等、尊严等价值观具有高度一致性，这是美式价值观能够在互联网上通行无阻的内在原因。在“技术具有价值中立性”这一被大部分人接受的假设影响下，人们很容易接受渗透在各个网络事件、各种网络文化产品之中的“民主自由”价值观，不自觉地放松固有的民族主义情绪和社会主义思想对异质文化观念的警惕，同时也造成我国官方一切抵制西方意识形态的努力在大多数互联网用户心目中不断丧失合法性。可以断言的是，美国有关部门必然已经创作并传播关于“如何利用互联网对中国公众进行认知操控”的操作手册，正如吉恩·夏普训练他国反政府力量如何利用非暴力方式开展街头运动的手册《从独裁到民主》一样，从战术层面讲，我们要破解这种形式的意识形态渗透，几乎无解。
第二个判断：对中国而言，美国的网络空间战略具有压倒性优势，其差距或可参照美国军力对中国军力的优势地位，而且这一战略将不会因民主共和两党交替执政发生动摇。
正如前文所描述的，美国的网络空间战略，具有强大的机构支撑、人员支撑、理论政策支撑、资金支撑和国际支撑，其优势地位是全方位的。
机构方面，美国建立起了几乎涵盖所有立法机构、行政机构的网络治理建制体系，这一体系不但覆盖面广，更为重要的是整合度高，以国家利益统摄部门利益，各个部门各司其职、不做重复建设，形成了整体合力。除了站在台前的国务院等部门，隐形幕后的美国国防部、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等秘密部门也是国家网络战略的积极推动者和坚定执行者。
人员方面，美国网络治理建制体系中的各个部门，相关负责人一般都有深厚的信息技术行业专业背景，同时还引入了较为完善的顾问体制，使精通技术又有志于服务公共事业的人才人尽其才，显示出美国行政官僚体系较好的开放性。
理论政策方面，美国的专家学者在维护国家网络安全、推动公共外交等方面形成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很多具有理论卓识的专家甚至直接就职于政府机构，如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赖斯出任国务卿，提出“网络在国家之上、国家之中、国家之下”的玛丽·斯劳特出任美国国务院政策法规司司长。经过理论政策与政治实践的密切互动，实践具备了更强的方向性，理论政策也更为务实。
资金方面，美国设立各种名目提升网络安全水平、促进互联网自由，2009年，美国参议院批准的用于网络安全资金为3.97亿元，2010年，奥巴马政府投资3.55亿美元用于加强美国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网络安全，参议院一次性划拨10亿美元给国土安全部科学技术局进行网络安全研发。希拉里发表第二次互联网自由讲话后，国务院“拨赠”3000万美元资金用于增加上网开放度、支持世界各地社会活动人士对互联网镇压的抵抗。
国际方面，《网络空间国际战略》发布后，美国加紧了寻求国际合作、建立国际秩序的步伐。2011年11月1日，由英国外交大臣黑格提议的国际网络空间会议在伦敦开幕，60多个国家高级代表与会，英国首相卡梅伦、美国副总统拜登做主旨演讲，美英及其西方盟友攻击中俄两国主导了针对西方的多起黑客犯罪行为，把技术优势转化为政治霸权的用心昭然若揭。
还应清醒地认识到，美国的网络空间战略虽然形成于奥巴马政府，但却是美国各界共同推动多年的结果。特别是尝到“阿拉伯之春”的甜头之后，这一战略的基本理念、建制体系、政策框架，绝不会因美国国内政治的执掌变换而改变。
第三个判断：美国政界已经与硅谷的互联网高技术公司结成了某种“松散联盟”，基于基本价值的彼此认同和各类资金的相互渗透，美国政府将与私营部门越来越“同呼吸、共进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