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西部，对我们而言，它似乎永远是个神秘的所在。我们可以肤浅或表面地感知它的辽远、苍茫和广阔，一如对古人边塞诗的认识。但是，西部的中心都市和发达地区已相差无几，西部独特的文化气氛和生存环境在中心都市仅仅是剩余的残存，它反而成了我们对西部文化认识的某种障碍。因此，真正的西部“土著”，身体里流淌着西部血液的人，他们无须灵敏的嗅觉，几乎近于本能地就会在字里行间、信手拈来地捕捉到西部独特的气息。这种气息不是文字建构的，也不是刻意渲染的修辞效果——它是那些长久凝视、关注西部的优秀作家与生俱来的。这一近乎武断的判断，是缘于我最近读到的西部作家创作的几部长篇小说。
一、气壮山河的帝国史诗
历史小说在近几年的文化市场上，可谓出尽风头占尽风光。特别是明、清两代的帝王将相，通过“戏说”或“正剧”，得到了空前的表达，尤其是通过改编电视连续剧在大众传媒上的播放，几乎走进了千家万户。这些大众文化获得了市场成功的同时，也遭到了学界的批评，引起有识之士的忧虑。其原因就在于，已经有了客观评价的历史和人物，通过消费性的书写和市场的推动，过去的历史又陷于混沌和不明之中。即便是文学，在消费者或普通读者那里，他们宁愿相信那就是历史。这正如在许多人那里相信《三国演义》是三国的历史，而对《三国志》不甚了了一样。也正因为如此，如何创作历史小说及其他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就不能不成为一个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问题。
《大秦帝国》是一部多卷本的长篇历史小说，现已出版两部四卷。就目前已经出版的四卷来看，与坊间流行的历史小说在艺术品质上是大异其趣的。作者以敢为天下先的艺术勇气和历史眼光，开宗明义地宣告了他的大秦史观：“大秦帝国是中国文明的正源”，“我对大秦帝国有着一种神圣的崇拜”。序言中对大秦帝国的认识固然可以讨论，但他对秦帝国由衷热爱的情感，显然与他严肃的历史观念和对秦帝国历史的深厚研究有密切关系。历史是被叙述出来的，被叙述的历史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叙述主体，历史叙述者的观念影响甚至主导了历史叙述的过程乃至结果。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历史就是史家的历史。即便我们不同意孙皓晖的看法，但他对大秦帝国的判断，经古今之变，可成一家之言。
当然，这是一部用小说的形式书写的历史。这一特殊的小说体式，正如历史学家汤因比在评价《伊里亚特》时所说，如果把它当作历史来读，它充满了虚构，如果把它当作文学来读，它充满了历史。这也正是《大秦帝国》作为历史小说的魅力。秦帝国建立之前，是诸侯蜂起百家争鸣的时代，在这个自由和创造力空前奔涌的大时代，诸子学说的建立不仅奠定了中华思想的文献基础，表达了中华民族深邃的智慧，而且也为后世树立了独立思想、卓然不群的典范和楷模。小说起于六国谋秦，在诸侯混战中揭开了“黑色裂变”的序幕，黄河西岸狼烟烽起，秦魏之战血染少梁。场景之宏大，场面之逼真，显示了作家不同凡响的驾驭小说的语言功力。君王将相逐一登场，名士才俊各领风骚，乱世中英雄豪杰导演了“黑色裂变”，当然也在裂变中酝酿着以求一逞称王称霸。在第一部中，卫鞅的形象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二部《国命纵横》展示了纵横家的风采。张仪苏秦各为其主，但足智多谋和治国方略以及中国早期仕阶层的精神风貌已见端倪。他们的性格不同，但兼善天下的抱负和情怀，在今天的知识分子中仍隐约可见。
《大秦帝国》是一部结构宏大、情节复杂、人物众多的史诗性作品。更重要的是，当文化消费主义已经进入吞噬一切、消费一切的时代，当历史已经可以用文学的方式肆意篡改、戏说，并隐约获得了合法性的时候，这部作品则以严肃的笔触、丰富的想象力和有训练的、简约又富于文学性的语言，为我们重现了秦帝国前后丰富而复杂的历史场景，为我们重塑了那个遥远而又心向往之的大时代，这是作家孙皓晖的贡献。通过已经出版的四卷，我们可以期待和预言的是，这一定是值得我们重视和认真研究的杰出的历史小说。
二、大漠一曲凉州词
雪漠的小说我并不陌生，2001年曾经读到过他的《大漠祭》。这部作品对西部农民生活原生状态的书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红尘万丈的今天，雪漠能以那样遒劲的笔触书写西部农民，应该说是一个奇迹。《大漠祭》后来获得的荣誉证实了这一点。《猎原》在某种意义上延续了《大漠祭》的风格，它仍以没有修饰的、天然的、原生的方式书写和处理了西部农牧民的现实生活。时代的迁动在辽远的西部并没有即时地留下深刻的烙印，孟八爷、猛子、豁子和他的女人以及众多的农牧民，就生活在黄沙蔽日、缺少水源、与狼共舞的日子里。艰难的岁月锤炼了西部普通人豁达、健康和达观的性格。这是一个不述说苦难的人群，是一个直面苦难又乐观生活的人群。豁子的女人是小说塑造的最有光彩的人物，她是一个没有被命名的女人，是一个被拐骗的女人，但在大漠中与豁子构成的平静生活，使她不再有更高的奢望，她多情重义、豪爽智慧、欲望充沛、敢爱敢恨，但在最关键的时候，在豁子危在旦夕的时候，她表现出了一个女人的所有的人性光彩。在她看来，人比一切都重要。金钱、水井都不能换取那个“一无是处”的老豁子。孟八爷似乎是大漠上或猪肚井的灵魂，但小说事实上是围绕着这个江湖“女人”展开的，她才是小说真正的核心和魂灵。猛子、豁子这些重要的人物，离开了这个女人几乎就无所作为。一个没有被命名过的女人在小说中又处于绝对的中心地位，这个处理或安排显然是意味深长的。
小说对男女性爱的描写，与当下流行的男欢女爱大异其趣，他们大胆而不委琐，直露但不下流，即便是调情，也健康智慧。猛子和豁子女人也有“一夜情”，但那是情之所致，并不打算做第三者拆散豁子家庭。而最动人的情爱书写，是黑羔子和拉姆的少年之恋，憨厚的黑羔子和纯情的拉姆是大漠的天籁之音，是人间最动人的少男少女的爱情。因此，《猎原》所捕捉到的大漠气息和大漠风情，不在于小说如何逼真地描绘了大漠的地貌或前现代的荒漠，不在于他们的生活和现代的距离如何遥远。在我看来，最重要的还是作家以直觉、直接和原生的方式，描绘了西部的人际关系。这种质朴、坚韧、粗犷、达观和多情重义是所谓“现代”生活永远消失了的。现代生活的柔软也软化了人的精神和意志，优越的生活也变得复杂而无聊。这些，我们在都市小说、“官场”小说中已经耳熟能详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雪漠创造的另一个世界里，体验了另一种生活和人生。这一体验，就像听到了来自遥远、苍茫边塞的一曲凉州词，它悠长悲壮又充满了英雄气。
这部小说值得夸耀的，还有文字的厚道。这个厚道指的是文字的简洁凝练，它不是注水或充气的文字。雪漠下笔遒劲有力但不雕琢，他对文字的讲究是近年来不多见的。除了对人物刻画的功力，雪漠对大漠、沙丘、沙山、沙包、沙纹、沙海、沙窝、沙壁、沙坡、沙漩、沙浪以及“海子”、野鸭、沙鸡等大漠风光的描写，都是相当优美的文字。读当下的小说，已经很少读到景物描写了。事实上，景物描写不仅验证着一个作家的文字能力，而且，按照柄谷行人的说法，“风景”是有意义的，它同样是一种“意识形态”。在这个意义上，雪漠应该还是一个古典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情怀里，还涌动着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遗风流韵。
三、偶然性和绝对化的书写
王伶、楮远亮的《月上昆仑》，从小说的题目看，“月上昆仑”很壮美，也很诗意，但这壮美和诗意里却隐含着一种悲怆甚至悲壮。事实上，“月上昆仑”是一个隐喻，它隐含的是800山东姑娘为稳定军心、解决新疆军垦官兵的婚姻而西上昆仑的故事。这个故事在今天听来不仅令人震惊，而且匪夷所思。但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确有20万解放军官兵在新疆屯垦戍边，他们平均年龄已经38岁，团以下官兵几乎清一色光棍汉。是党中央、毛主席批准，招800山东女兵奔赴新疆屯垦戍边。那是一个令行禁止的时代，是理想主义灿烂照耀的时代。800山东姑娘如期而至，军垦官兵雀跃欢呼。故事就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拉开了序幕。
军垦官兵和800山东姑娘使昆仑更加巍峨，那个亘古不变的巨大山脉因此更加辉煌，它高山雪冠，甚至成了民族崇高、尊严的象征。但是，军垦官兵和800山东姑娘却在昆仑山下演绎了悲壮苍凉的人生。当800姑娘初临边地时，那种青春的献身豪迈顿时为边地的荒凉和苍茫所击倒，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让她们哭成一团。招兵时说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工厂烟囱林立，学校书声琅琅”的美妙图景，被置换成光秃秃的连一棵树都没有的苍茫。这些细节是特别值得解读的。但是，青春的想象毕竟没有现实更有力量。她们不仅适应了荒凉、适应了艰苦，而且易被感染的女性使她们终于留了下来并迅速恢复了快乐的青春。但是，800姑娘走向军垦大军就意味着男婚女嫁，就意味着走向悲欢离合的情感剧场。事实的确如此。那是个“配给”的时代，即便是婚姻爱情也概莫能外，有了感觉的男女首先要打报告，批准之后才能进入情况。但是，即便在那样的时代，对人的情感控制仍然是有限的。我们发现，无论是连长周福贵还是指导员宋长河，无论是队长梅馨还是曾是逃兵的郑月儿，或者是灯草或者是春蛾，他们的情感波折和经历的苦痛，并不比任何一个时代来得更轻松。特别是指导员宋长河，因才华和英俊，先后和几个女性发生过情感纠葛，但他最后是否获得了幸福呢？小说着重书写的还是几个女性的情感经历，在大漠边关，在最艰苦的日子里，小说为我们提供了那种只可想象而不可经验的“激情燃烧的岁月”。
历史只能检讨而不能假设，《月上昆仑》的人物留给我们的只有崇敬、同情，却不能使他们得以救还，他们永远地留在了历史记忆的深处。但是，当我们有机会再度接触包括小说叙述的这段历史的时候，事实上我们的心情是相当复杂的。或者说，就国家民族利益而言，男女官兵的屯边是无可避免的，即便在今天，同样的历史仍然有人在经历和承受。但是，我们仍为那个时代的青春悲剧和人为压抑深感震惊，那个遥远地域和历史并没有模糊或消失。当然，《月上昆仑》再度将那段历史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对历史的记忆显然是以当下为参照的，那重新建构和叙述的历史，之所以能够变得清晰起来，恰恰是历史的巨大变化使然。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拥有了今天而忘记过去，是20万军垦官兵和800名沂蒙老区儿女的青春，使昆仑巍峨，边塞生辉，但他们个人悲怆的人生在过去却鲜被提及。我发现，在《月上昆仑》中，屯垦戍边更多的时候仅仅成为一个背景，它更多的描述，还是在人的情感和心灵领域展开的。因此《月上昆仑》是在“昆仑”宏大的布景下演绎的“小写”的人生，宏大的叙事退居到了次要地位，这恰恰是这部小说的不同凡响之处。
四、“还是那久久不能忘怀的眷恋”
在我的印象里，读过的所有和西藏相关的文学作品，几乎都给人一种悠远、苍茫、纯粹、质朴乃至理想或崇高的感受。读这些作品的最后时刻，你会怔怔地望着远处，意犹未尽心向往之。西藏，在众多作家的笔下被叙述成一个冰清玉洁的人间圣地，它不止是一个我们经验之外的奇观，不止是一个只可想象飘荡着经幡的神秘高原，我们须对它仰视，不是地理原因，只因为那里似乎与红尘永远无关。人与事，在西藏都透明而简单。每当我读过这些作品，耳边总会响起张千一的《青藏高原》：“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是谁留下千年的祈盼。难道说还有无言的歌，还是那久久不能忘怀的眷恋。”这个感觉在今天已近奢侈，它难以遭遇更难接近。
读党益民的长篇小说《一路格桑花》，与这种陌生而熟悉的感觉再次遭逢。小说的命名简洁高远，它的象征意味既是地域也是精神，地域与精神共同构筑的是格桑花般的纯粹境界。在不大讲“境界”的今天，这个小说的命名才楚楚动人令人心碎。应该说，这不是一部复杂的小说，无论情节还是人物。小说以年轻女记者安宁去西藏的一路见闻为线索，描述了或展现了西藏军人的生活和情怀。这里没有惊心动魄的故事，也没有闻所未闻的古今奇观。如果说多少还有些奇异的话，那就是安宁、郭红和余秀兰，都是去西藏“寻夫”的，不同的是，安宁是去结婚，郭红是去离婚，而余秀兰却是看望丈夫亡灵的。还有，穿插在故事中的人物，包括安宁的父母、姐姐安静、陈凯等，在情感生活中都是失败者。当下物质生活的富足也从另一个方面催发了人的其他欲望，精神危机是这些人难以治愈的心理病患。但是，安宁的西藏之行，使她看到了另一种人生，那是支队长邓刚、女工程师冯小莉、副指导员周明和驻藏官兵的人生。在遥远的所在，在这个冰雪一样透明的世界，他们没有富足起来的人们的烦恼和无边的欲望。他们用青春、理想乃至鲜血和生命浇灌着格桑花般的绚丽而寂寞、富饶又单纯的人生。我们发现，安宁们的西藏之行，不仅改变了郭红的婚姻和命运，同时也将改变安宁父母的婚姻和命运。于是，西藏这个神秘之地，或者说安宁们的西藏之行，对小说中的所有人来说，都具有“涅槃”或再生的意味。在雪域高原受到的洗礼，归来时却会感染所有的心灵，这是一种什么力量呢。
小说中最感人的段落，是余秀兰带着女儿看望丈夫亡灵的故事，等了十年的妻子看到的是丈夫的两个坟墓。她带回去的只是一瓶江水和一捧坟土，留下的是孩子折叠的百只纸鹤。还有周明的葬礼，那是人死之后才浮出水面的动人心魄的故事。参加葬礼的有活佛和喇嘛，有领导者和普通群众，有教师和学生。他们悼念的是一个进藏12年的军人，是一个结婚只有7个月的丈夫，是一个已经知道自己就要当爸爸却永远见不到自己孩子的父亲，一名16个藏族孩子的课外辅导员，一个3个藏族孩子学费的承担者……这样的场景在当下的小说中已不多见，也正因为如此，它才像雪原到处盛开的格桑花，苍凉、凄美，透彻骨髓。
当然，作为长篇小说，《一路格桑花》在艺术上还显得单薄，叙述也嫌简单，情绪不够饱满，语言多直白而表现力不够，它更像是一个“纪实”性的文本。许多地方可以渲染得更有气象，与这个独特的题材更加吻合。这些问题的出现，我觉得作家更多的是出于一种“久久不能忘怀的眷恋”，与作者体验和经验甚至想象的稀缺有关。文学创作只有情感冲动大概不够，它还需虚构和想象的能力。即便如此，我认为这还是一部值得推荐的作品，那是因为，在软性文化无处不在的时代，它可以让我们领略另外一种文学趣味，另外一种叫做“境界”的东西。
五、文明的祈祷和颂词
当年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书，给知识界带来了极大的震动，这一震动不止是亨氏的语出惊人，重要的是，国际局势的发展和局部地区的暴力流血事件，以及因宗教衍生的战事和国际恐怖主义的存在，从一个方面印证了亨氏的预言，亨氏由此暴得大名。但是，“文明的冲突”毕竟是短暂的，和平、进步和发展的努力，不仅是当今世界主导性的潮流，同时也是全世界人民发自内心的共同愿望。有趣的是，在共同的历史处境中，一个中国的文学家在处理宗教题材的时候，他对“文明的冲突”进行了重新书写和命名，这就是《水乳大地》。
当然，文学家和政治预言家所处理的问题和方式是非常不同的，政治预言家是以现实的方式面对现实的问题，文学家则以想象的方式建构他理想的世界。《水乳大地》就是以想象的方式处理了不同宗教和信仰之间的问题。应该说，这是一部非常复杂和丰富的作品，是一部雪域高原般纯粹和透明的作品，它是宗教和人性的对话，是面对天空和大地的深情呼唤与祈祷。在当代中国，宗教题材文学作品的稀缺，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它写作和处理的难度，一方面也与我们对宗教的精神世界所知甚少有关。《水乳大地》的作者范稳生活在中国少数民族最多的地方，而他这部小说故事的发生地——滇藏交接处，也是宗教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范稳曾多年从事这一地区的文化研究，或者说，他的《水乳大地》是经过长期认真准备、潜心营造的一部作品。他娓娓道来耳熟能详的宗教和奇异的生活方式，对我们来说是遥远而神秘的，他命名和要表达的人物、事件及其冲突，也是令人惊心动魄的。说它复杂，是因为故事里不仅有土司、祭司、神父、金发碧眼的异国小姐、朴素单纯的佃户母女和虔诚美丽的修女，而且有藏传佛教徒、基督教徒和东巴文化信仰者，还有纳西女人的勇武、康巴汉子的强悍、多情的姑娘和痴情的男子……复杂的故事和众多的人物，使小说色彩迷离斑斓，雪域高原的独特风情，使小说浪漫又悠远。这部厚重的书写，阅读时如身置其间，孤旅上路。但遭遇的历史和故事，恰如高原奇特的风貌，不胜险峻又忍俊不禁，惊心动魄又流连忘返。
固然，这里也有文明的冲突，20世纪初当杜郎迪神父和沙利士神父要叩开西藏大门的时候，面对“卡瓦格博”雪山时，藏族向导和来自西方的神父们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态度：藏族向导面对神山呢喃的虔诚礼赞，西方神父则要将他们的十字架插上雪峰。在西方神父看来，这个藏传佛教徒是“多么的愚蠢”。虽然是不同的宗教信仰，但作为具体的人，这些来自西方的神父们仍然有鲜明的普通人的个性：杜郎迪神父的自负甚至傲慢、虚荣；沙利士神父的天真和未泯的童心以及藏传佛教徒的虔诚朴素。开篇不动声色的寥寥数笔，就预示了不同宗教的冲突。事实的确如此，在小说中，不同教派的血肉争斗和试图以信仰换取利益的诱惑几乎比比皆是。但信仰在这里高于一切，沙利士神父也曾以利益换取信仰作为条件，但被东巴教的和万祥坚决地拒绝了。在和万祥看来，如果这样做，就是以纳西人的灵魂做抵押。信仰为人的灵魂安放了栖息的家园，对信仰者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这是宗教的力量也是宗教的魅力。但是，也正因为彼此的难以兼容才酿成了血与火的斗争。在《水乳大地》中各种宗教的争斗最后都平息了。作家以理想化的方式处理了这个最难以处理的题材，它是作家美好的愿望，也是作家无声却是深长悲凉的祈祷和呼唤。事实上，各种不同的信仰是可以和平共处的，重要的是相互理解和尊重，在不危及国家民族和他人的情况下，每一种信仰都是自己信仰存在的前提。
《水乳大地》给我以深刻印象的，还有对西方传教士的动人摹写。在过去的历史叙事中，西方传教士被描写成一群阴险的文化侵略者，他们以伪善的面孔愚弄中国人民。但在《水乳大地》中，沙利士——这个为宗教事业奋斗一生的基督教徒，内心充满了悲悯，他叩开了西藏的大门，在纯净的边地播撒他的福音。他敢于到各族民众杂居的危险之地，甚至敢于到麻风病人生活的地方，并为他们带去生活必需品。他到处奔走，传教布道，最后死于异国他乡。因此，小说在表现宗教信仰相互冲突的同时，更表现了作家对人性的理解和期待。在我看来，这更是一部宗教和人性的对话。小说不只生动地表现了沙利士、泽仁达娃、和万祥等不同人物的信仰，同时更写出了他们动人和鲜活的人性。泽仁达娃以强悍的方式将圣母般圣洁的木芳占有，却没有让人觉得不可接受，而感到的是力与美的结合；异曲同工的是独西和白玛拉珍的盐田之爱，人性之爱融化了千年的企盼，粗犷的方式恰似奔涌无碍的澜沧江一泻万丈；同样动人的还有都柏修士和凯瑟琳修女，他们在禁忌中不能自已，人性的冲动虽然有悖宗教教义，但在那个特殊的环境中，却给我们一种凄绝之美……《水乳大地》就是这样酣畅淋漓地书写了人性之美，它发生在遥远的过去，却又像发生在我们的内心，那就是我们想象和欣赏的人性之爱。
宗教教人以善，男女之情给人以爱。《水乳大地》传播的就是善与爱。化解仇恨和恩怨，让大地水乳交融，安宁和平，就是回响在《水乳大地》文字中的钟声和颂词。
六、惨烈与柔美中复活的历史
在时尚文化新潮迭起的时代，小说创作似乎有意放慢了脚步，“向后看”的趋向在近年来的小说创作中逐渐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潜流。这种现象的发生，并不是说小说这种形式不再适于表达当下感性张扬的生活，也不是作家对当下的生活失去了热情。在我看来，这恰恰是小说创作走向成熟的标志性现象之一。20世纪80年代起，包括小说在内的文学，作为社会生活表意形式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或者说，是时尚文化取代了80年代文学的社会功能。这个时代，对意义、价值、问题等的探讨的需要，要远远小于对感性、娱乐、休闲和利益的需要。因此，包括小说在内的文学的“急流勇退”，就不再是被迫的“审时度势”，而更是自行选择的结果。像《生死疲劳》、《圣天门口》、《笨花》、《蟋蟀》、《碧奴》、《过龙兵》、《狼烟北平》等长篇小说，将书写对象转移到遥远或并不遥远的过去，在对历史的凝望中表达对生活、人性、意义、价值或道德的思考，貌似守成，却更加成熟和富于文学性。傅查新昌的长篇小说《秦尼巴克》，无意汇入潮流却恰逢其时。小说叙述了清末民初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锡伯族在新疆边陲的起落沉浮的历史命运。恢宏的场景、众多的人物、曲折的情节使小说跌宕起伏气象万千。英雄家族金戈铁马、情色男人多情寡妇、中西文化混杂交融，各色人等粉墨登场，如此等等构筑了小说斑驳陆离、万象纷呈的多彩世界。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却未在主流叙事的视野之内，这真实的历史逐渐流于传说，又因其传说而具有了神奇乃至神秘的色彩。于是，当锡伯人傅查新昌以自己民族的历史作为书写对象的时候，他也以想象的方式复活了那段惨烈而柔美的历史。锡伯族大迁徙本身就是一段悲壮的史诗。有文献说，这个人口不多却剽悍勇敢的古老民族，世代生息繁衍在呼伦贝尔、海拉尔和嫩江西部等东北地区。17世纪初曾被清政府编入蒙、满八旗，并先后将锡伯族的一些官兵及眷属迁入盛京周边。18世纪中期，清朝廷为防御沙俄入侵，又调派能征善战的锡伯兵连同眷属西迁戍边，历时一年零三个月，行程万里，完成了中国民族史上一次屯垦戍边的伟大壮举。
《秦尼巴克》所叙述的历史，是锡伯族已经完成了迁徙后在新疆边陲所经历的风云际会或内忧外患。我惊异作家对自己民族久远历史的奇异想象，在国家和家族之间的刀光剑影和明争暗斗中，再现了那个时代边陲粗犷复杂、瞬息万变的社会生活，塑造了六七十个性格迥异又鲜明的人物形象。安班家族刚烈粗犷，作为边疆英雄不仅屡建功勋，而且刚正不阿、正气凛然。他们体现了锡伯人的精神魂魄；德英阿家族是翻译世家，但德英阿欲望无边，一生沉迷女色，除了色胆一无是处。他虽然是一个道德批判的对象，但他乱世中为所欲为肆意张扬欲望的个性，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应该说，德英阿是小说塑造的最复杂也是最成功的一个人物。德光与其父大不相同，他也是一个翻译，但他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不仅敢骂皇帝、敢杀死沙俄将军的儿子，同时也敢深爱着母亲般的牧师安娜。因此，傅查新昌在塑造人物的时候，超越了阶级、民族或种族的界限，是在普遍人性的意义上，在维护人类基本价值尺度的意义上，展开他人物的生命图象的。应该说，勇武粗犷的男人世界构筑了《秦尼巴克》的基本框架，而女性世界却构筑了小说生动鲜活的细部血肉。傅查新昌对女性卓越的想象力令人叹为观止，多姿多彩的女性在傅查新昌的笔下呼之欲出。如果说男人也经历着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双重苦难的话，他们还有建功立业的精神幻影，还有大快朵颐或纵情酒色的本能慰藉。男人总会找到娱乐自己的快乐形式。但女性却大不相同。在任何社会环境里，女性的付出总要大于男性。“寡妇营”里女性的悲苦可在命名中不言而喻一目了然。即便是小说中用笔较多的如素花、梅芳、九香、芙蓉、菊兰、那音芝、新芳以及牧师安娜等，几乎无一不是悲剧人物。特别是素花，这是一个深受民族爱戴和尊敬的女性，也是情色男人的欲望对象。在民族危难时刻，她宁愿委屈自己而求全民族。但她却屡遭不幸，被丈夫抛弃、被公公图谋不轨、被沙俄将军霸占。其他女性偶然获得短暂的快乐，但人生的悲剧在小说中几乎是宿命式的。在“秦尼巴克”——中国花园里，这些花朵般的女人只不过是一群乱世的殉葬品而已。因此，《秦尼巴克》虽然有惊雷裂石般的惨烈或悲壮，但女性世界构筑的多难的柔美，同样有动人心魄的巨大力量。
对小说我略感不满意的是后面关于当代生活的叙述。进入“文革”之后，小说与前面的整体气象或气氛相距甚远。对于当代生活傅查新昌几近失语状态，对人物脸谱化的描写毫无生气可言，道德化的评价也显得苍白无力。应该说小说关于当代生活部分的呈现是失败的。这是很可惜的。但总体来说，我仍然认为这是新世纪一部重要的长篇小说。傅查新昌在历史的边缘和地域的边缘发现了值得书写的文学，他的故事复活了被淹没的历史的同时，对我们而言也具有了布鲁姆所说的关于文学的“疏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