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主义与史传传统的终结
在中国百年文学史上，乡村中国一直是最重要的叙述对象。在现代文学起始时代，乡村叙事是分裂的：一方面，穷苦的农民因愚昧、麻木被当做启蒙的对象，一方面，平静的田园又是一个诗意的所在。因此，那个时代对乡村的想象是矛盾的。乡村叙事整体性的出现，与中国共产党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密切相关。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动员这个阶级参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进程，是被后来历史证明的必由之路。于是，自延安时代起，特别是反映或表达土改运动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暴风骤雨》等的发表，中国乡村生活的整体性叙事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紧密缝合，被完整地创造出来。此后，当代文学关于乡村中国的整体性叙事几乎都是按照这一模式书写的。《创业史》、《山乡巨变》、《三里湾》、《红旗谱》、《艳阳天》、《金光大道》、《黄河东流去》等概莫能外。
但是，这个整体性的叙事很快就遇到了问题，不仅柳青的《创业史》难以续写，而且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以“生活真实”的方式，率先对这个整体性提出了质疑。陈忠实的《白鹿原》对乡村生活“超稳定结构”的呈现以及对社会变革关系的处理，使他因远离了整体性而使这部作品具有了某种“疏异性”。在孙惠芬的《上塘书》中，上塘的历史已演化为一份“村志”，那客观性的记录或有意滤去的历史建构，从另一个方面表达了作家面对历史的困境。在张炜的《丑行或浪漫》中，历史仅存于一个女人的身体中。在林白的《妇女闲聊录》中，王榨村的历史几为真空。当然还有许多作品如此。这种变化首先是历史发展与“合目的性”假想的疏离，或者说，当设定的历史发展路线出现问题之后，真实的乡村中国并没有完全沿着历史发展的“路线图”前行，因为在这条“路线”上并没有找到乡村中国所需要的东西。这种变化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就出现了难以整合的历史。整体性的瓦解或碎裂，是当前表现乡村中国长篇小说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乡村叙事整体性的碎裂，在阿来和贾平凹的创作中大概最为明显。几年前，《尘埃落定》的出版，使阿来一夜成名。但此后的若干年，阿来的存在只是在对《尘埃落定》的议论里，对这部作品的议论持续了许多年，甚至至今也没有成为过去。由于《尘埃落定》的影响，对他晚近出版的《空山》的评论肯定也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读过《尘埃落定》之后，再读《空山》会觉得这是一部很奇怪的小说：《尘埃落定》是一部英雄传奇，是叱咤风云的土司和他们子孙的英雄史诗，他们在壮丽广袤的古老空间上演了一部雄赳赳的男性故事，也是从前现代走向现代的浪漫历史。但《空山》几乎没有值得讲述的故事，拼接和连缀起的生活碎片充斥全篇，在结构上也是由两个不连贯的篇章组成。它与《尘埃落定》是如此的不同。
《随风飘散》是《空山》的第一卷。这一卷只讲述了私生子格拉和母亲相依为命毫无意义的日常生活，他们屈辱而没有尊严，甚至冤屈地死亡浑然不觉。如果只读《随风飘散》我们会以为这是一部支离破碎很不完整的小说片段，但是，当读完卷二《天火》之后，那场没有尽期的大火不仅照亮了自身，同时也照亮了《随风飘散》中格拉冤屈的灵魂。格拉的悲剧是在日常生活中酿成的，格拉和他母亲的尊严是被机村普通人给剥夺的，无论成人还是孩子，他们随意欺辱这仅仅是活着的母子。原始的愚昧在机村弥漫四方，于是，对人性的追问就成为《随风飘散》挥之不去一以贯之的主题。
《天火》是发生在机村的一场大火。但这场大火更是一种象征和隐喻，它是一场自然的灾难，更是一场人为的灾难。那漫天大火的背后，有各种表演的嘴脸，在政治文化的支配下，“运动”不是改变了人性，而是催发了人性的恶。自然的“天火”并没有也不可能给机村毁灭性的打击，但自然天火后面的人为“天火”，却给这个遥远的村庄带来了更大的不测。那个被“宣判”为“反革命”的多吉，连撒尿的权利都被剥夺了。他为了维护自己做人的尊严，不让尿撒在裤子里，以免被人耻笑，但他不能，他能够做到的只有舍身跳进悬崖。那个多情的姑娘央金，“在这短短的几天里，她的世界真是天旋地转，先是因莫名的爱情而激情难抑，继而又被抛进深渊，这还不够，从色嫫措涌出来的湖水差点夺去她的生命，当她从死神手中挣扎回来……已经是救火战场上涌现的女英雄了”。于是，这个女英雄脸上出现了一种“大家都感到陌生的表情”：她神情庄重，目光坚定，望着远方。这是那个时代的电影、报纸和宣传画上先进人物的标准姿态。多吉和央金的命运是那个时代人物命运的两极，一念之差，或者在神秘的命运之手的掌控下，既可能上天堂也可能下地狱。这是自然天火造成的吗？
《空山》的写作在当下文学的处境中是一个奇迹。这部小说需要慢慢阅读。它不是消费性的文字，它不那么令人赏心悦目，但它确实是一篇多年潜心营造的作品，它将一个时代的苦难和荒谬，蕴涵于一对母子的日常生活里，蕴涵于一场精心设计却又含而不露的“天火”中。这时我们发现，任何一场运动，一场灾难过后，留下的是永驻人心的创伤而不仅仅是自然环境的伤痕。生活中原始的愚昧，一旦遭遇适合生长的环境，就会以百倍的疯狂、千倍的仇恨挥发出来，那个时候，灾难就到来了。《空山》讲述的故事就这样意味深长，机村琐碎生活的叙述与《尘埃落定》宏大的历史叙述构成了鲜明的比较。仅仅几年的时间，历史主义在阿来这里已烟消云散化为乌有。
贾平凹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已经完成的创作无可置疑地成为这个时代重要的文学经验的一部分。他备受争议毁誉参半恰恰证实了贾平凹的重要：他是一个值得争议和批评的作家。在我看来，无论对贾平凹的看法有多么不同，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贾平凹几乎所有的长篇创作，都是与现实相关的题材。20多年来，贾平凹用文学作品的方式，密切地关注着他视野所及的生活和世道人心，并以他的方式对这一变化的现代生活、特别是农村生活和人的生存、心理状态表达着他的犹疑和困惑。值得注意的是，在贾平凹的早期作品中，比如《浮躁》、《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远山野情》等，虽然也写了社会变革中的矛盾和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作品总体还是洋溢着不易察觉的历史乐观主义。即便是《土门》、《高老庄》这样的作品，仍能感到他对整合历史的某种自信和无意识。
但是到了《秦腔》，情况发生了我们意想不到的变化。在他以往的作品中都有相对完整的故事情节，都有贯穿始终的主要人物推动故事或情节的发展。或者说，在贾平凹看来，以往的乡村生活虽然有变化甚至震荡，但还可以整合出相对完整的故事，那里还有能够完整叙事的历史存在，历史的整体性还没有完全破解。这样的叙事或理解，潜含了贾平凹对乡村中国生活变化的乐观态度甚至对未来的允诺性的期许。但是，到了《秦腔》这里，小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里已经没有完整的故事，没有令人震惊的情节，也没有所谓形象极端个性化的人物。清风街上只剩下了琐屑无聊的生活碎片和日复一日的平常日子。再也没有大悲痛和大欢乐，一切都变得平淡无奇。“秦腔”在这里是一个象征和隐喻，它是传统乡村中国的象征，它证实着乡村中国曾经的历史和存在。在小说中，这一古老的民间艺术正在渐渐流失，它片段地出现在小说中，恰好印证了它艰难的残存。疯人引生是小说的叙述者，但他在小说中最大的作为就是痴心不改地爱着白雪，不仅因为白雪漂亮，重要的还有白雪会唱秦腔。因此引生对白雪的爱也不是简单的男女之爱，而是对某种文化或某种文化承传者的一往情深。对于引生或贾平凹而言，白雪是清风街东方文化最后的女神：她漂亮、贤惠、忍辱负重又善解人意。但白雪的命运却不能不是宿命性的，她最终还是一个被抛弃的对象，而引生并没有能力拯救她。这个故事其实就是清风街或传统的乡村中国文化的故事：白雪、秦腔以及“仁义礼智”等乡村中国最后神话即将成为过去，清风街再也不是过去的清风街，世风改变了一切。
《秦腔》并没有写什么悲痛的故事，但读过之后却让人很感伤。这时候，我们不得不对“现代”这个神话产生质疑。事实上我们在按照西方的“现代”在改变或塑造我们的“现代”，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已经冲破了我们传统的堤坝，民族国家的特性和边界正在消失。一方面它打破了许多界限，比如城乡、工农以及传统的身份界限；一方面我们赖以认同的文化身份也越来越模糊。如果说“现代”的就是好的，那我们还是停留在进化论的理论。《秦腔》的感伤正是对传统文化越来越遥远的凭吊，它是一曲关于传统文化的挽歌，也是对“现代”的叩问和疑惑。这样的思想贾平凹在《土门》、《怀念狼》等作品中也表达过。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同时也不免踌躇：《秦腔》站在过去的立场，或怀旧的立场面对今日的生活，它对敦厚、仁义、淳朴等乡村中国伦理文化的认同，是否也影响或阻碍了他对“现代”生活的理解和认知，对任何一种生活的理解和描述，都不免片面甚至夸张。《秦腔》的“反现代”的现代性，在这个意义上也是值得讨论的。因此，面对“现代”的叩问或困惑，就不止是《秦腔》及作者的问题，对我们而言同时也是如何面对那个强大的历史主义问题。
乡村叙事整体性的碎裂，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文学现象。值得思考的是，在过去的文学历史中，一种思潮或现象经常有理论倡导或意识形态的指引。但这个逐渐汇聚起来并日益明朗的现象却是作家在作品中自发形成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现象究竟向我们昭示了什么呢？
二、没有文学经典的时代
当文学被无数次地宣告死亡之后，2003年美国批评家希利斯·米勒再次访问了北京，他在带来的新作《论文学》中，对文学的命运作了如下表达：“文学的终结就在眼前，文学的时代几近尾声。该是时候了。这就是说，该是不同媒介的不同纪元了。文学尽管在趋近它的终点，但它绵延不绝且无处不在。它将于历史和技术的巨变中幸存下来。文学是任何时间、地点之任何人类文化的标志。今日所有关于‘文学’的严肃思考都必须以此相互矛盾的两个假定为基点。”这确实是一个悖论，一方面我们为文学的当下处境忧心忡忡，为文学不远的末日深感不安和惊恐，另一方面，新世纪文学日见奇异和灿烂的想象，又为文学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和魅力。
现代小说的诞生在中国已近百年。四部不列、士人不齿的小说，其地位的改变缘于现代小说观念的提出。这一点，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大概最有代表性。小说地位的提高及其再阐释，背后隐含了那一代知识分子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强烈而激进的渴望。于是，小说成了开启民众最得心应手的工具，小说带着通俗易懂的故事传播了小说家希望表达的思想。这一现代小说传统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得以延续，并成为那一世纪思想文化遗产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个小说传统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遭到了质疑，普遍的看法是，20世纪激进的思想潮流培育了作家对“宏大叙事”的热情，培育了作家参与社会生活的情感需求。这一传统形成的“主流文学”压抑或压制了“非主流”文学的生长，因此也是文学统一风格形成的重要前提和土壤。如果从文化多元主义的角度出发，从文学生产和消费的多样性需求出发，这一质疑无疑是合理的。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个争论在今天已经没有意义，或者说，文学传统及其解构者谁是谁非都不能解决小说生死存亡的现实和今后。就现代长篇小说而言，其成熟的标志无论是《子夜》还是《财主的儿女们》，它们都是从社会问题出发的，但它们都取得了伟大的艺术成就。当吁求的多元文化在今天可以部分地实现的时候，长篇小说创作的整体水平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百年来的最高水平。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现，包括长篇小说在内的叙事文体的衰落，显然并不来自小说创作的内部问题。
新世纪以来，虽然有《白银谷》、《沧浪之水》、《能不忆蜀葵》、《丑行或浪漫》、《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兵谣》、《桃李》、《经典关系》、《龙年档案》、《抒情年华》、《无字》、《银城故事》、《大漠祭》、《张居正》、《解密》、《作女》、《大秦帝国》、《漕运码头》、《白豆》、《水乳大地》、《我们的心多么顽固》、《狼图腾》、《英格力士》、《人面桃花》、《妇女闲聊录》、《天瓢》、《圣天门口》、《秦腔》、《空山》、《笨花》、《生死疲劳》等一大批很好或艺术性很高的长篇作品，但小说在今天社会文化生活结构中的地位，仍然不令人感到鼓舞。因此，在我看来，一个令人悲观又无可回避的问题是，包括长篇小说在内的叙事文学的辉煌时代就要终结了。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上，每一文体都有它的鼎盛时代，诗、词、曲、赋和散文都曾引领过风骚，都曾显示过一种文体的优越和不可超越。但同样无可避免的是，这些辉煌过的文体也终于与自己的衰落不期而遇。于是，曾辉煌又衰落的文体被作为文学史的知识在大学课堂讲授，被作为一种修养甚至识别民族身份的符号而确认和存在。它们是具体可感的历史，通过了解这些文体的辉煌和衰落，我们认知了民族文化的源远流长。因此，一个文体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它只能以“历史”的方式获得存活。今天的长篇小说同样遇到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无论如何评价近百年的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创作，无论这一文体取得了怎样的成就，它的辉煌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它的经典之作通过文学史的叙事会被反复阅读，就像已经衰落的其他文体一样。新的长篇小说可能还会大量生产，但当我们再谈论这一文体的时候，它还能被多少人所认知，显然已经是个问题。
当然，如果把包括长篇小说在内的文学地位的下跌，归结于市场和利益的驱动是不准确的。这一说法的不可靠就在于，市场可能改变作家的创作动机，但在现代中国，许多作家也是靠稿酬生存的，鲁迅的收支账目大多来自稿酬。这些靠稿酬生活的作家与市场有及其密切的关系，但并没有因市场的存在而改变大师的创作动机，也没有因市场的存在而失去他们大师的魅力。另一方面，市场的诱惑又确实可以改变作家的目标诉求。利益也可以成为一个作家创作潜在或明确的目标。因此，小说的衰落与其说是与市场的关系，不如说是与接受者的趣味变化的关系更大。现在，对鲁迅及其那一代作家有了不同的评价及其争论，不同的评论我们暂不评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鲁迅的意义和价值，其人格成就可能大于他的文学成就。鲁迅的魅力不仅仅来自他对现代小说形式把握的能力，不仅仅来自他娴熟的现代小说艺术技巧，更来自于他的文化信念和坚守的人格。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小说中表达出他的悲悯和无奈。他是在市场化的时代用一种非市场的力量获得尊重和信任的。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不间断的政治批判运动和不间断的检讨过程中，独立的精神空间几近全部陷落。当政治挤压被置换为经济困窘之后，检讨也置换为世俗感慨。当希望能够维护知识分子最后的一点尊严的时候，推出的也是陈寅恪、顾准等已经作古的人。因此，作家人格力量的萎缩和文化信念的丧失，才是当代小说缺乏力量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消费文化的兴起和传媒多样化的发展，也终结了长篇小说在文化市场一枝独秀的“霸权”历史。科学技术主义霸权的建立，是带着它的意识形态一起走进现代社会的。虽然我们可以批判包括网络在内的现代电子传媒是虚拟的“电子幻觉世界”，以“天涯若比邻”的虚假方式遮蔽了人与人的更加冷漠。但在亚文化群那里，电子幻觉世界提供的自我满足和幻觉实现，是传统的平面传媒难以抗衡的。它在通过“开放、平等、自由、匿名”的写作空间的同时，也在无意中结束了经典文学的观念和历史。因此，现代传媒的发展和多元文化，特别是与科技手段相关的消费文化的兴起，是文学不断走向式微的原因和条件。
事实上，关于文学命运的预言和争论，几十年前在西方就已经开始。20世纪80年代初期，英国两所举世闻名的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由师生们发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争论的问题是：“英语文学”教学大纲应包括什么内容？它的连锁反应便是对文学价值、评价标准、文学经典确立的讨论。激进的批评家发出了“重新解读伟大的传统”的吁请；而大学教授则认为：“传授和保护英国文学的经典是我们的职责。”这一看似学院内部的争论，却被严肃传媒认为“一半是政治性的，一半是学术性的”。
类似的讨论在西方其他国家也同样存在过。而事实上，文学经典的确立与颠覆从来也没有终止过。文学史，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就是经典的确立与颠覆的历史，经典的每次危机过程也就是经典的重新确立的过程。经典的危机与确立，引发的原因显然不只是人们对经典作品的认同有歧异。按照我们传统的理解，经典就是不同领域里的权威性著作；按照弗克马的理解，“经典”是指一个文化所拥有的我们可以从中进行选择的全部精神宝藏。但这样的理解又可以追问出无数个问题：比如，认定权威性或“精神宝藏”的标准是什么？由谁来认定？这一认定出于何种意图或目的？这些追问在经典危机的时代不仅咄咄逼人，同时也具有难以抗辩的合理性。但如果认为这样的追问是不能质疑的，那么围绕经典的讨论就变成了另一个问题，即还有没有经典？要不要经典？经典危机和确立的历史，一方面表明了这些追问的合理性，一方面也表明了它的时段性。永恒的经典是不存在的，没有休止的追问也会使追问本身变成假问题。
三、边缘群体的崛起
多元文化，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不仅是一个关键词，同时也是一个最具欺诈性的关键词，它以所谓的宽容、包容、共存等想象性的解释，试图建构起一个文化的乌有之乡。这个词的普遍流行，是缘于一个时代越缺乏什么就要越凸显什么的文化心理，它和经济学家凯恩斯的“有效需求论”有极大的相似性。因此，所谓的“多元文化”从来就没有成为现实而只是一个话语存在。在世界范围内，是以美国为首的强势文化的统治和控制，是强势文化在支配着世界文化的走向并掌控着设计未来文化蓝图的权力。弱势文化的无奈、无助和无辜的处境，几乎就是不能改写的。在中国，市场经济形成以来，“多元文化”被认为将不期而遇，更有甚者，他们认为今天的文化已经形成了“多元文化”的格局。这种自欺欺人的判断在没有被揭穿之前，似乎是不证自明的。但事实却远非如此。
在全球化和金融资本统治一切的时候，文化的领地已经被瓜分完毕，强权政治和商业霸权构成了今天文化和文学的全部要义。凡与此不能建立关系的文化与文学，都已经被排斥在界限之外。这些文化和文学不只是“边缘化”，而是全军覆没。文学的“第三世界”彻底地沦陷了。这是一个消费文化或“中产文化”的时代，这些文化轻而易举地不战自胜。低俗的文化消费者对狂欢刺激的追求和附庸风雅的中产阶级对优雅闲适的追求一样，都是他们对身份和姿态的刻意装点。就其内心而言，优越的身份对中产阶级来说比什么都重要，他们不再关心潜心投入的刺激和装点门面之外的任何事物。因此事实上他们并不需要什么文化。在这种情况下，表达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底层生活的写作，也就是“文学的第三世界”显然已不再被关注。这一状况不仅在中国存在，在欧洲、美洲同样存在，这是又一种“全球化”的表征。这个“全球化”比以美国推行的强势文化为代表的“全球化”还要可怕：它不仅将世界划分等级并重新安排秩序，而且将这种等级和秩序具体化并落实到工人阶级等弱势群体的头上。如果说弱小国家需要依靠强国、大国的承认才有出头之日的话，那么，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底层生活的写作是否也需要被中产文化或文化消费市场承认，才有可能重见天日？这种“承认的政治”在今天不是已经被摧毁，而是正在大行其道。这是文学批评的信誉危机最根本的原因所在。
我们不能不关注这一不平等的文化现象。事实上，西方知识左翼早已发现了这一现象的存在。威廉姆斯在40多年前完成的《文化与社会》一书中，就对文化精英主义颇有微词，他理想中的文化不是由少数精英建构的，“文化”这个词的内涵和边界是不断扩大的，它不仅包括文化精英建构的知识，同时也关涉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包括文学艺术和日常生活行为等实践活动。文化不是抽象的概念，它是由各个阶级共同参与、创造建构的。威廉姆斯注意到，在英国社会，对文化的论述从来都是从统治阶级出发，以统治阶级、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为中心来讨论的。工人阶级文化则被排除在主流文化之外，这种文化阶级论是不正确的。因此他反对任何利用文化观念来贬抑社会主义、民主、劳工阶级或大众教育。这就是《文化与社会》的写作动机和用心所在。
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底层生活经验应该是社会经验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在中国，反映工人阶级生存状态的写作历来薄弱。在现代中国这一写作内容几为真空，当代中国的工人阶级写作虽然不成熟，但却引领过风潮。胡万春、蒋子龙、陈建功等工人作家的小说，李学螯、戚积广、王方武等工人的诗歌，以及反映工人阶级生活的文学艺术作品，都在当代中国产生过积极和重要的影响，并成为当代文学经验的一部分。当然，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写作并不完全是工人阶级的经验，尤其不全部是工人阶级情感或心灵经验，他们写作的时代局限和其他写作没有任何区别。但那个时期工人阶级写作起码没有像现在这样凋零和完全被遗忘。现在，我们有机会重新提及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底层生活的写作，是缘于“文学第三世界”的重新崛起。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也就是中国中产阶级刚刚萌发的时代，是一群热血青年以观念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这个阶级的极大警觉和对底层生活的同情和重视。我将他们概括为“资本神话时代的无产者写作”，他们继承了无产阶级文学中合理的部分，倡导对底层生活和民众的关注。但这一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之命运是可以想象的，他们不仅被嘲笑被讥讽，更重要的是他们被媒体和“精英阶层”无情地剿灭了。事过多年之后，我们发现，当年青年们倡导的文学观念已经被部分作家所实践。林白的《说吧，房间》、曹征路的《那儿》以及内蒙古平庄矿区工人作家群《太阳城》丛书的出版等，集中表达了“文学第三世界”的再次复兴。
林白的《说吧，房间》，出版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它当时并没有引起应有的反响，这与那个时代的时尚不符有关。但2004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再版了这部小说却引起了读者和批评界的极大关注。小说叙述的是一个女编辑莫名“下岗”投诉无门的故事，她的命运和“下岗女工”如出一辙。没有人告知她为什么下岗，那些都在“说的房间”都词不达意事不关己。这个下岗女人的生活可以想象地彻底破产了。《那儿》是新近发表的一部正面反映国企改革的小说。它的主旨不是歌颂国企改革的伟大成就，而是意在检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严重问题。国有资产的流失、工人生活的艰窘，工人为捍卫工厂的大义凛然和对社会主义企业的热爱与担忧，构成了这部作品的主旋律。当然，小说没有固守在“阶级”的观念上一味地为传统工人辩护，而是通过工会主席为拯救工厂上访告状、集资受骗，最后无法向工人交代而用气锤砸碎自己的头颅，表达了一个时代的终结。朱主席站在两个时代的夹缝中，一方面，他向着过去，试图挽留已经远去的那个时代，以朴素的情感为工人阶级代言并身体力行；一方面，他没有能力面对日趋复杂的当下生活和“潜规则”。传统的工人阶级在这个时代已经力不从心无所作为。
小说中那个被命名为“罗蒂”的狗，是一个重要的隐喻，它的无限忠诚并没有换来朱主席的爱怜，它的被驱赶和千里寻家的故事感人至深，但它仍然不能逃脱自我毁灭的命运。“罗蒂”预示的朱主席的命运，可能是当下书写这类题材最具文学性和思想深刻性的手笔。而内蒙古平庄矿区工人阶级的写作，当然离不开今天中国工人阶级的现实处境。在当下社会生活的整体结构中，工人阶级的实际地位已大不如前。尽管它还是我们的领导阶级，是国家的主人公。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受到冲击最大、牺牲最大的就是工人阶级，尤其是底层的产业工人群体。由于历史的原因，这里的合理性我们无须多说。但他们承担的牺牲和面临的严峻的生存困境是不容争辩的事实。而这些并不能置换为一种道德的优越或悲壮的心理。我们在平庄矿区的文学叙事中，明确被告知的是工人阶级以怎样的理解和宽容、坚忍和顽强面对他们的艰难时世。像《家事》、《落雪无言》、《梦醒何处》、《与煤有关的故事》等小说；《割爱》、《刘民家事》、《感动》等散文；《煤城之谣》、《矿工》、《父亲 我驼背的父亲》、《唯一没有被污染的河流》等诗歌，这些作品真实地书写了平庄矿区工人的生活处境和心灵世界。这些作品与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工人写作有了极大的区别，那些年代的写作多是外部世界的描述，是沸腾的矿山，是拂晓的灯光，是怒放的钢花。颂歌、赞歌或时代主潮也是工人写作的主流形式。但在平庄矿区的上述作品中，他们超越了格式化的宏大叙事，但并没有放弃国家民族关怀，在不掩饰个人生存的艰难的同时，在不回避代际价值观念冲突的同时，他们对国家民族的关怀仍然是这些作品的主流。在这些作品中我们读到的是久违的感动和来自心灵的朴素而真实的声音。
这是一个中产阶级话语建立和扩张的时代，是资本神话大肆张扬和战无不胜的时代。但是，在这一意识形态主宰下的文学，再也没有感动和浪漫，倾心的交流和人间的暖意正决堤般地流失，实利主义、金钱拜物教和欲望，联袂出演了这个时代的“人间喜剧”。虽然这不是这个时代文学的全部，也没有或不能构成这个时代文学的主流，但它们被大量生产和消费还是令人担忧和焦虑。与这一现象构成鲜明比较的恰恰是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反映底层生活的写作。这不是没有社会历史内容的抽象的苦难书写，而是直面现实的真实文字。这些写作者对这个时代的时尚和潮流并非一无所知，甚至他们可能一览无余，但他们坚持和崇尚的，还是没有被污染的淳朴和诚实，还是底层生活的本真、善良和博大。汹涌的时尚不能改变他们内心的坚守，短暂的困难当然也不能改变他们的文学信念。于是，他们的文学在红尘滚滚的今日就尤其显得高贵和珍贵。这就是中国“文学第三世界”再次崛起的萌芽，也是曾被文学世界彻底遮蔽而再度显露的微光。
“第三世界”概念的提出，是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借用国际上已流行的第一、第二、第三世界的术语，明确而完整地提出的。这个概念的提出和对世界格局的划分方法，打破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二分天下的局面，“第三世界”在国际上形象的确立，极大地鼓舞了发展中国家的自信心，他们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不可忽视。1974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首次向全世界阐释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思想，这个概念进一步为国际社会所认同，甚至反对使用这个概念的人也不得不接受这一概念。“文学第三世界”的情况与国际社会三个世界的划分，也相似到了这样的程度。曾经被终结的与底层现实生活相关的文学的再度崛起，证实了这一看法绝非虚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