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积极地学英语可以使他在外交方面拥有更大的自由。在国际经济、政治、文化交流日益加深的今天，我们每一个普通公民都可能拥有外交活动的机会。比如，你在路上可能遇到外国朋友的问路。你做的某种活动可能引起了外国朋友的兴趣，他们要主动和你交流。你如果懂得他们的语言，那自然是再好不过了。2008年的奥运会就要到来，对于那些自愿报名参加志愿者的人来说，精通外语无疑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精通外语日益显得重要。
毛泽东学英语对于及时、准确地把握国际时局意义重大。对于普通公民来说，学习外语，对于及时、准确地把握国际时局，了解国外的经济、政治、文化和风俗习惯，了解国外的经济信息，把握日益丰富的国际经济机会，意义非凡。
毛泽东在飞机上，出访苏联仍然不忘学英语，这对于其他领导干部和普通公民学习英语和文化知识具有良好的示范和表率作用。一个单位的领导和管理者注意加强学习，对于整个单位的人都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一个家长注意加强学习，对于孩子的积极进取无疑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即使对于处于平等地位的人来说，一些好的做法，被周围的人看到以后，也会具有较好的示范和影响力。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注意自己一言一行的影响，用好的追求和言行去影响周围的人。
毛泽东的治国策略不仅体现在大的方面，也体现在他日常生活中的一言一行。
“七分政治三分文学”与“七分文学三分政治”
——毛泽东与他的英文老师章含之的故事
70岁的毛泽东拜了不到30岁的章含之为师，这实在是让人感动。
1963年上海仪器厂修理工人送给毛泽东的两个体积、放大倍数都较大的放大镜,一把放在书房里,一本放在卧室里。
1963年12月26日，毛泽东主席70大寿。为了庆祝生日，毛泽东举办了一次家宴。被邀请出席的，除了亲属之外，还有四位湖南老乡：程潜、叶恭绰、王季范和章含之的父亲章士钊。毛泽东在邀请时特地打了招呼：不请夫人，但可以带一名子女。于是，王季范带了孙女王海容，章士钊带了女儿章含之。
这是章含之第二次见毛泽东。第一次，还是13年前即1950年的国庆节。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一次国庆招待会，被邀请的客人很多。那时章含之随家人刚从上海迁来北京不久，完全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十四岁女孩子。在那个招待会请的客人中不少人带了自己的孩子去，当时父亲对她说要去见见毛主席。当时的章含之对于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上海大都市生活充满眷恋，因而对北京的一切也就充满敌意和那种少年时代极易产生的逆反心理，所以对于后来被人们视为殊荣的去中南海见毛主席并不感到激动，只是为了不违逆父亲的意愿随便去看看热闹而已。父亲带她到大厅时，已是宾朋济济，许多人等候多时了。稍许，高大的毛泽东朝父亲走来。他们握手寒暄，互致问候。父亲指指章含之说“这是我的女儿，带来见见毛主席。”
当时的章含之只是对毛泽东看看，点点头，因为她不知道该叫他什么。以往家人从来都告诉她叫谁“伯伯”、叫谁“叔叔”，她还不懂称呼职务的习惯。倒是毛泽东以长辈的姿态拍拍她说“好嘛！好嘛！有多大了？”还是父亲代她做答，章含之几乎一句话没说，那倒并非畏惧，只是不知道该跟这位大人物说什么好。
于是，毛泽东笑着对章含之说：“你父亲是大学问家，你要好好向他学噢！”她还是笑笑，点点头。
父亲又与许多人握手，大概有不少中央领导，但章含之都不认识。章含之只是觉得很无聊，周围全是大人们在讲话。过了一会儿，毛泽东带着江青走过来，给章士钊介绍，他们似乎也是初次见面。这时毛泽东转过来对章含之说：“小孩子和我们在一起没意思吧？我提议，你们都到外面去耍，吃饭再回来。”当时，章含之为能从这群大人们中脱身而高兴。于是章含之就跟在江青的后面，路上又招呼了几个孩子，他们一起在中南海里兜转。后来回去吃完饭，晚宴结束后只见毛泽东忙着与客人们握手告别。
章含之这次见到毛泽东时，她已是年近30岁的英文教师。当初得知要去谒见党的伟大领袖，她就十分兴奋、紧张，又夹杂着胆怯。到了中南海，毛泽东的几个孩子在。江青似乎在忙别的事，她总是进进出出，饭前没有坐下来参加谈话。章含之坐在那里很不自在。在场的老一辈人自然都是老友，他们在与毛泽东热烈交谈。其他的年轻人似乎也彼此熟悉，只有章含之平日一直住在学校，几乎从来不同父亲朋友们的家庭来往，因而同他们都很陌生，自然也就带着几分拘谨。只好坐得远远的，听着老一辈和小一辈的高谈阔论。一种被冷落孤立的感觉包围着她，使她只想早点回家。
就在这时，毛泽东突然从大厅尽头的沙发里朝她说：“含之同志已经当老师了？你教英语有多少时间了？”
章含之恭恭敬敬地回答说：“我1957年从外国语学院本科毕业，下放农村劳动锻炼一年，又读了两年研究生，1960年留外国语学院任教，三年了。”
毛泽东又问：“教什么啊？”
章含之答：“低年级的英语口笔语实践课，还准备高年级的英国文学史讲座。”
毛泽东说：“你喜欢文学？”
章含之说“很喜欢。”
后来，在章含之陪同毛泽东读英语时，毛泽东常常戏称她是“文学派”。谈话到此时，章含之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毛泽东的下一个问题竟是：“章老师，你愿不愿意当我的老师啊？我跟你学英语。”
章含之以为毛泽东是在开玩笑：“主席，我哪敢当您的老师，您是我们大家的老师。”毛泽东却很认真：“教英语我就当不了老师了，还要拜你为师啊！”章含之真不知如何回答，她的父亲来打圆场了：“主席什么时候要含之来，告诉她就是了。”章含之的窘迫过去了，她以为这不过是一场戏谈，随着家宴结束，她也就没有再想过。
没想到大约一周之后，接近周末的一天，校务办公室派人找章含之说主席办公室的秘书打电话找她。当她拿起电话听筒时，那边接话的竟是毛泽东的外事秘书林克。他说：“主席吩咐我给你打电话，说他同你讲好了，你教他英语。主席问你是否可以从这个星期日就开始。”章含之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毛泽东还真把那玩笑当真了！她支支吾吾地说：“我以为主席不过说说而已，没想到是真的。我一点准备没有，万一教不好怎么办？”林克说：“你不要紧张，主席很和蔼，他想读点英文也是作为一种休息，你就来吧。”林克告诉章含之进中南海西门，并说他会关照门口警卫放行。
1964年毛泽东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期间接见农民代表陈永贵和科学界代表钱学森。
于是，从1964年元旦后的那个星期日开始，章含之教毛泽东学英语，每次一个多小时，持续了半年。
毛泽东学英语确实是一种休息。毛泽东和章含之讨论英语词汇时兴致勃勃，总能暂时从他那日理万机的繁忙国事中超脱出来。他自己选定的教材是当时发表的批判修正主义的“九评”文章的英译本。这些文章当然都曾经过他的审定，因而他对内容十分熟悉，不必解释。他要章含之做的仅是告诉他那些政治词汇的中英对照，英语发音以及某些句子的语法结构。每次学英语也不过一个多小时，尽管如此，毛泽东却对每一个语言现象都十分认真。
有一次毛泽东问章含之英语的组词规律。章含之讲到英语的词根，前缀和后缀，动词、名词的转换以及肯定与否定词意的变换。毛泽东听得非常认真。他说：“这个英语还蛮科学的。修正主义这个词从动词‘修正’来的，加上‘ist’就变人，修正主义者。这个很好记，比汉语有规律。”毛泽东对发音也很认真。他的浓重的湖南口音自然不可能标准地读出英语字，但他却一丝不苟地把“L”和“N”这个湖南、湖北人一般分不清的辅音分辨得很清楚。
每次读完英语，毛泽东要和章含之或散散步，或谈论一些别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