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是哲学研究会。为杨昌济、胡适等发起，蔡元培是该会领导人，宗旨是“研究东西诸家哲学，论启新知”。“毛泽东在会中曾阅读大量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著作，包括18世纪唯物主义者的著作”。
第三个是少年中国学会。蔡元培曾热衷过无政府主义和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对该会倡办的工读互助团，很是赞赏，具名领衔发起。毛当年也曾热衷于工读生活，有过这方面的理想。
在湖南的讲座
1920年10月，湖南教育学会邀请蔡元培、章炳麟、吴敬恒、张东荪，以及杜威、罗素等人来湘搞“学术讲演会”。作为湖南《大公报》记者，毛泽东曾担任讲演的记录。蔡元培一共讲了12次之多，其中有两篇是毛泽东记录的，都在报上刊登，署名：“蔡孑民讲，毛泽东记。”一篇是《对于学生的希望》，一篇是《美术的价值》。《对于学生的希望》，是鼓励学生们继承五四精神，走向社会，并结合群众运动。以下是蔡元培先生当年的见解：
“五四运动”以来，全国学生界空气为之一变。许多新现象、新觉悟，都于“五四”以后发生，举其大者，共得四端。“一、自己尊重自己”“政治太腐败，社会太龌龊，学生天良未泯，便不答应这种腐败的政治、龌龊的社会，蓄之已久，迸发一朝，于是乎有‘五四运动’。从前的社会很看不起学生，自有此运动，社会便重视学生了。学生亦顿然了解自己的责任，知道自己在人类社会占何种位置，因而觉得自身应该尊重，于现在及将来应如何打算，一变前此荒嬉暴弃的习惯，而发生一种向前进取，开拓自己命运的心。”
“二、化孤独为共同”“‘五四运动’而后，自己与社会发生了交涉，同学彼此间也常须互助……如想做事真要成功，目的真要达到，非将学问、思想推及于自己以外的人不可。于是同志之联络，平民之讲演，社会各方面之诱掖指导，均为最切要的事”。“三、对自己学问能力的切实了解”“五四运动”以后，经过了种种困难，“顿然觉悟到自己学问不够，能力有限，于是一改从前滞顿昏沉的习惯，变为随时留心，遇事注意的习惯，家庭啦，社会啦，国家啦，世界啦，都变为充实自己学问发展自己能力的材料。”
“四、计画的运动”“从前的学生，大半是没有主义的，也没有什么运动。‘五四’后，又经过种种失败，乃知集合多数人做事，是很不容易的。如何才可以不致失败，如何才可以得到各方面的同情，如何组织，如何计划，均非事先筹度不行。又如群众的运动在某种时候虽属必要，但决不可轻动。不合时机，不要组织，没有计划的运动，必然做不成功。”这“四端”之后，“所希望于学生界之有第二种觉悟，于此又分五端”一是“自动的求学”。
二是“自己料理自己的行为”不要人家管理，自己自治；自定管理规则，自己遵守。三是，“平等及劳动的观念”“学生要与工役及其他知识低于自己的人讲求平等”。“近人盛倡勤工俭学，主张一边读书，一边做工。我意校中工作，学生可以自为。成天读书，于卫生上也有妨碍。凡吃饭不做事专门暴殄天物的人，是吾们所最反对的。脱尔斯太主张泛劳动主义，他自制衣履，自作农工，反对太严格的分工。吾愿学生于此加以注意”。四是“注意美的享乐”“吾人急应提倡美育，使人生美化，使人的性灵寄托于美，而将忧患忘却。于学校中可以实现者，如音乐、图画、旅行、游戏、演剧等，均可去做，以之代替不好的消遣”。
五是“社会服务”“五四以来，学生多组织平民学校，教失学的人以普遍知识职业，是一件极好的事”。又有“平民讲演”，“调查社会情况”，都是好事，甚为要紧。“吾国没有统计，以至诸事无从根据计划。要讲平民主义，要有真正的群众运动，宜从各种细小的调查做起”。“此次北方旱灾”饥民三千万，北京学生联合会10人一组通过调查，将文字图片公之于世，“乃能引起同情”。蔡元培对当时学生要求参与学校教务会议和废除考试二事，不表赞同。最后说：“吾在教育界当差二十多年了，吾从没有反对过学生。吾只希望学生能有各方面的了解和觉悟，事事为有意识有计划的进行，就好极了。”
支持毛泽东办自修大学
大家知道，毛泽东曾在长沙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得到了蔡元培的极力支持。收到《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之后，蔡元培先生“欢喜得了不得”，立即写了一篇《湖南自修大学的介绍与说明》的长文，发表于《新教育》第5卷第1期，并应聘为名誉校董。他认为这所大学“注重研究，注重图书馆、实验室，全与我的理想相合”。“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有新设大学之模范者与”。
营救杨开慧
1930年夏，军阀何键到处搜杀共产党人及其家属。1930年10月24日，杨开慧被捕后，蔡元培曾迅即进行营救，联合几位知名人士打电报给国民党政府湖南省主席何键，要求保释。何键得电后，即于11月14日将杨开慧处死，然后复电，推说电报来迟。
帮助毛泽东游说蒋介石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
1936年下半年，为推动国民党抗战，发展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8月25日，中国共产党公开发表致国民党书。
可蒋介石还是下不了联合抗日的决心。怎样才能尽快地解决这个问题？
反复思考之后，毛泽东在9月22日给蔡元培写了一封信。
孑民先生左右：
五四运动时期北大课堂，旧京集会，湘城讲座，数聆先生之崇论宏议，不期忽忽二十年矣！今日者何日？民族国家存亡绝续之日。老者如先生一辈，中年者如泽东一辈，少年者则今日之学生，不论贫富，不分工农商学，不别信仰尊尚，将群入于异族侵略者之手，河山将非复我之河山，人民将非复我之人民，城郭将非复我之城郭，所谓亡国灭种者，旷古旷世无与伦比，先生将何以处此耶？共产党创议抗日统一战线，国人皆曰可行，知先生亦必曰可行，独于当权在势之衮衮诸公或则曰不可行，或则曰要缓行，盗入门而不拒，虎噬人而不斗，率通国而入于麻木不仁窒息待死之绝境，先生将何以处此耶？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与农工政策，行之于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之第一次大革命而有效，国共两党合作之时期，亦即国民党最革命之时期。孙先生革命政策之毁弃，内战因之而连绵不绝，外患乃溃围决堤滔滔不可收拾矣！八月二十五日共产党致国民党书，虽旧策之重提，实救亡之至计，先生将何以处此耶？读《新文字意见书》，赫然列名于首位者，先生也。
二十年后忽见我敬爱之孑民先生，发表了崭然不同于一般新旧顽固党之簇新议论，先生当知见之而欢跃者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无数量人也！从同志从朋友称述先生同情抗日救国事业，闻之而欢跃者，更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全民族之诚实儿女，毫无疑义也。然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持此大义，起而率先，以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当民族危亡之顷，作狂澜逆挽之谋，不但坐言，而且起行，不但同情，而且倡导，痛责南京当局立即停止内战，放弃其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撤废其爱国有罪卖国有赏之亡国方针，发动全国海陆空军，实行真正之抗日作战，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精神，拯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于水深火热之境，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召集人民选举之全国国会，建立统一对外之国防政府，建立真正之民主共和国，致国家于富强隆盛之域，置民族于自由解放之林。若然，则先生者，必将照耀万世，留芳千代，买丝争绣，遍于通国之人，置邮而传，沸于全民之口矣。先生其将不令数千里外曾聆教益之人，稍稍减杀其欢跃之情而更增之增之以至于无已乎？
宋庆龄先生，何香凝先生，李石曾先生，吴稚晖先生，张溥泉先生，于右任先生，孙哲生先生，居觉生先生，覃理鸣先生，柳亚子先生，叶楚伧先生，邵力子先生，汪精卫先生，陈璧君先生，经亨颐先生，陈公博先生，顾孟余先生，曾仲鸣先生，甘乃光先生，张静江先生，戴季陶先生，陈果夫先生，丁惟汾先生，宋子文先生，陈树人先生，褚民谊先生，彭泽民先生，李任潮先生，李德邻先生，陈友仁先生，邹海滨先生，徐季龙先生，朱霁青先生，白云梯先生，恩克巴图先生，李福林先生，陈护方先生，程颂云先生，唐孟潇先生，朱益之先生，李协和先生，柏烈武先生，刘震寰先生，谭逸儒先生，张知本先生，冯自由先生，谢慧生先生，茅祖权先生，蒋雨岩先生，孔庚先生，郭沫若先生，沈雁冰先生，陈望道先生，李鹤鸣先生，胡适之先生，章行严先生，周作人先生，钱介磐先生，傅斯年先生，罗家伦先生，段锡朋先生，陈宝锷先生，张东荪先生，彭一湖先生，彭泉舫先生，杨端六先生，胡子靖先生，陈夙荒先生，周谷城先生，舒新城先生，以及一切之党国故人，学术师友，社会朋旧，统此致讯。
寇深祸急，率尔进言。风雨同舟，愿闻明教。
敬颂
道安。不具。
毛泽东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信的开头说：“五四运动时期，北大课堂，旧京集会，湘城讲座，数聆先生之崇论宏议，不期忽忽二十年矣！”信的结尾说：“先生其将不令数千里外曾聆教益之人，稍稍减杀其欢跃之情而更增之增之以至于无已乎？”足见毛泽东对蔡元培的敬重的师生深情。
蔡元培虽然没有给毛泽东复信，但是，对国共两党的抗日态度，却有着自己的独立思考。
他对前来探望的刘海粟说：“现在大片国土沦丧，人民流离失所，当权者对救国大业是包而不办。”不满情绪已溢于言表。
事实上，蔡元培自1927年四一二事变起，即积极营救革命志士，反对国民党屠杀青年。九一八以后，坚决主张抗日，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是心驰神往。
七七事变前，第二次国共合作终于实现。蔡元培对此感到由衷的高兴。
1938年4月23日，吴玉章由欧洲回国，道经香港，前来拜访，两人亲切交谈。吴玉章重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话题，他听后尤为高兴，为国共两党能化干戈为玉帛、共赴国难、同抵外侮而欣喜鼓舞。他对吴玉章说：“国共能重新合作、共赴国难，为国家民族之大幸也。”他对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对停止内战，促进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功绩，深表敬佩，曾激动地向陈翰笙说：“周恩来了不起！”
鲁迅生前曾对冯雪峰说：“其实像蔡先生也还是一般地赞成进步，并不反对共产党而已。到底共产党革命是怎么一回事，他就不甚了然，他甚至于悲愤地说：国民党为了想消灭政治上的敌人连民族的存亡都可以不顾，这是他所始料不及的。可知他同情革命者，也不过是为了民族而已。”确如鲁迅所说，蔡元培对共产党的革命不甚了然，正是因为不甚了然，所以，他才想多了解一些共产党革命和解放区的真实情况。
1939年8月，已过古稀之年蔡元培，在病中阅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和其夫人韦尔斯的《续西行漫记》。他在8月6日的日记下了每一章的标题，还特别记下“其第三章中有‘共产党基本政策，’‘论对日战争’等节，述毛泽东的意见，颇详”。“第五章之等到他醒来的时候，对于中国前途的希望，说得甚为恳切”。他对毛泽东论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尤为关注，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前途充满胜利的信心。
中国共产党始终敬仰蔡元培的高风亮节。1940年2月5日，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在延安成立，毛泽东和陈云等出席会议并讲话，公推蔡元培为名誉主席。半个月后，延安举行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毛泽东出席会议，并作著名的《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的演说，会议又通过蔡元培为名誉主席团成员。
毛泽东对蔡元培的赞誉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消息传来，毛泽东特意向其家属发去唁电：“孑民先生，学界泰斗，人世楷模，遽归道山，震悼曷极！”
1962年春，蔡元培的儿子蔡无忌应邀参加中央在北京举行的一次招待会，陈毅特意把他领到毛泽东跟前。毛泽东热情地握着蔡无忌的手说：“你的父亲真是好人！”
邵飘萍与北大新闻学
研究会对毛泽东的革命活动有何影响？
五四时期，北大的新闻研究会被称为“中国报业教育之发端”，其会刊《新闻周刊》被称为“中国惟一传播新闻学识之报纸”。
新闻研究会的一个导师被毛泽东称为“对我帮助很大”的人。
毛泽东在北京时曾经多次到他的住处问学。
他就是中国报业之先驱——邵飘萍！
邵飘萍在自己的编辑室写下“铁肩辣手”四字，以勉励同人“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邵飘萍的文章对社会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冯玉祥称他“飘萍一支笔，胜抵十万军”。
毛泽东与新闻研究会和邵飘萍的故事
1918年，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图书管理助理员。他的职责是在红楼第二阅览室管理报刊，并登记前来阅览者的姓名。虽然待遇菲薄，但却可以解决生活开销。虽然工作琐碎，但确是一个学习的大好机会，因为他一下子进入了北京大学这个新文化运动的前沿阵地。
毛泽东在这里可以读到更多的报纸。北京大学的这个阅览室比湖南第一师范的阅览室要丰富得多，这里有京、津、沪和全国的各种重要报刊，在这里可以接触到各种学说。还可以经常前去旁听自己感兴趣的课程，参加学校里面的各种学术团体活动。
当时的北大，思想自由，校内各种新文化活动非常丰富。
1918年10月14日，邵飘萍促成北大成立了新闻研究会，蔡元培聘他为导师，这是中国新闻教育的开端。新闻研究会的宗旨为“灌输新闻知识，培养新闻人才”。研究范围包括：新闻之范围、采集、编辑、选题，以及新闻通信法，新闻纸与通讯社之组织。
新闻研究会每星期都有讲座活动，讲授新闻学原理等内容。
当时邵飘萍创办的《京报》刚刚开始，工作非常繁忙，但他一直坚持去上每周二小时的课。邵飘萍成了当时新闻研究会里一个最重要的导师。
由于毛泽东早年就极其重视新闻报纸的作用，所以他就参加了新闻研究会。
邵飘萍在新闻研究会期间，写下了自己的著作《新闻学总论》和《实际应用新闻学》，向会员系统地传授有关报纸的作用、任务，以及如何组稿、采访、编辑、校对、排版、印刷等整套业务知识，并且介绍国内报界和世界各重要通讯社的情况，并讲了自己的许多办报经验。
他非常强调新闻的作用，认为“新闻是社会的耳目”，“与社会有莫大关系。报纸的任务就是供给新闻，代表舆论，提倡道德，传播知识，协助工商业的发达”等等。他强调新闻之第一要义为“确实”，尊重事实，摒除偏见，反对以讹传讹，颠倒是非，尤反对刊登黄色新闻。
他提出记者要“主持公道，不怕牺牲”，品性要完全独立，有操守人格，做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泰山崩于前，麋鹿兴于左而志不乱”。他强调记者要“探究事实不欺阅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