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说到爱玛接到一封信顿时脸色大变。你道这信是谁写来的？原来是一个叫华莱士（1825—1892）的人，他当时正在马来亚考察。这人也在探寻物种起源问题，过去常来信向达尔文请教，可是他今天随信寄来一篇论文，大有捷足先登之势，达尔文多年的辛苦岂不白费？爱玛将这封信急慌慌送到卧室，达尔文拥被而坐，睡眼惺忪，也急忙读了起来。先是一页短信，说他夜来辗转床头着实难眠，又回忆了这几年考察研究的结果，遂得出一奇怪的理论，写成一篇论文，不知是否妥当，转送上请过目，并请转赖尔，也请他提提意见。达尔文立即如磁石遇铁，捧着论文读了下去：
野生动物的一生是生存斗争的一生，它们所有的器官和力量都是为了保护自己以及子兽幼禽的生存而发挥作用的。在不适宜的季节觅取食物的可能性，逃避最危险的敌人的可能性，以及其他等等，都是决定个体生存和整个物种生存的首要条件。这些条件也决定了物种群体的大小。仔细考虑这些情况以后，我们就能够理解，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原先看来是不能解释的事情——为什么有些物种个体数目非常多，而另一些和它们密切相关的物种个体数目却非常少……达尔文读着读着，激动之情已无法按捺。多么似曾相识的文章！就差这稿纸上不是他自己的手迹了。他一把撩起被子，只穿一件睡衣，坐到窗前的桌子上，飞快地扫过下面的文字：最能适应环境以获得经常性食物供应、并且能够抵御天敌和气候变化的物种，它们的数目必定有所增加，而力量和身体结构上有缺陷的、在食物来源减少的情况下不能适应的那些物种，在数目上一定会减少，甚至完全灭绝……达尔文读着读着只觉眼前一阵晕眩，他稍一定神，将拳头轻轻地击着桌子，喊道：“世上竟有这样的巧事！华莱士啊，你知道我在研究物种和变种问题，可是我从没有把变异的原因和方式告诉过你，怎么你的论文简直就是我的书的缩写呢？赖尔先生，你在前几年就劝我快点儿写书，快点儿发表，不然总有人要抢先的，不想今天被您不幸而言中。这个抢先者今天真的出现了，他已经大摇大摆地走进我的研究室，捧着他写好的论文，傲视着我桌上这一堆散乱的手稿。华莱士先生，你既然写好了论文就该直接去发表啊，为何又要让我看，让我改，给我出些难题呢？”
爱玛一直站在达尔文的身后，她看他像是突然被雷击了一样浑身瘫软，两手发抖。她上前搀扶他，让他到床上休息。达尔文却捏着那几页纸，哆嗦着示意扶他到书房里去。书房像一个战场，桌子上还留着昨晚激战后的痕迹，墨水瓶开着口，稿纸散在桌上，几十本笔记或者敞开摊在灯下，或者里面都夹了纸条，卡片都用小铁夹子分门别类夹成许多小叠，在桌子的右角堆成一个高台。达尔文坐在他那把已经磨穿几个洞的大藤椅里，把目光从桌上移开，环视四周，靠墙都是一人高的资料柜，有各种标本，整柜的笔记，还有别人的和他自己已出版的著作。
这间房里无处不渗透着他的心血啊。
他从椅子上站起，先将散乱的卡片全部收在一起，用夹子夹好，又将笔记本一本一本地合上。爱玛站在旁边忙顺手接过，放回资料柜里。她熟悉达尔文的习惯，每写完一章就这样清理一次，那桌子也就难得地干净一次。但也不会超过一天，下一场战斗又打响了，“战场”上又是一片混乱。今天看来他是要彻底打扫了，连墨水瓶也都放进了抽屉。
达尔文最后收拾的是那半尺厚的手稿。他将它细心地理齐，查过页数，又找来一根丝线拦腰捆了一道，然后交给爱玛说：“我们现在可以宣告结束战斗了。”
“怎么，现在就立即送去出版吗？”
“不，请您把它送到那里去。”达尔文用下巴指指书桌旁的壁炉，又拾起一盒火柴放在爱玛手心里。“查理！”爱玛突然明白了他要干什么。她喊着，声音都变了：“您不能这样，这是20年的辛苦啊，是您的生命啊，难道就这样付之一炬，就这样前功尽弃！”
温柔的爱玛，达尔文这位可亲可爱的表姐、妻子，今天突然十分威严。她将手稿重新放到桌上说：“您最应该知道它的价值，这是伟大的成果，是将要照亮整个生物界的火炬，你怎会这样轻易地抛弃。”
“它是一个伟大的成果。但是这个成果没有我别人也照样能将它取得，说明它在我这里已经毫无意义。现在，只有此法才是最合适的处理。假如我将这本书立即出版，华莱士一定以为是我抄他的。那么世人将认为我不是科学家，而是盗贼。我宁肯不要首先权，也不背这个坏名声。”
“您关于物种起源的研究早就不属于您一个人，赖尔先生、霍克先生，还有那个热情的赫胥黎（1825—1895），他们给了您多大的支持！没有赖尔在地质方面指导，没有霍克在植物学方面的合作，哪能有今天这样的结论？再说您也该想想我们夫妻的情分，这部手稿上不只有您的心血，也有我的许多手迹啊……”
爱玛说着禁不住鼻子一酸，背转身去轻轻地饮泣起来。
爱玛这几句话真叫达尔文心软了。他说：“好吧，我先给赖尔写封信，听听他的意见。”说罢便拔笔写道：
您的话已经惊人地实现了——那就是别人会跑在我的前从来没有看到过比这件事更为显著的巧合；即使华莱士手里有过我1842年写的那个草稿，他也不会写出一个比这更好的摘要来！甚至他用的术语现在都成了我那些章节的标题。
请把草稿还给我，因为他没有说叫我发表，当然我立即写信给他，建议他把草稿寄给任何刊物去发表。因此，我的创造——不论它的价值怎样——被粉碎了……希望您会赞同华莱士的论文，这样我可以把您说的话告诉他。
1858年6月18日
信发出后的三天，赖尔就来到了唐恩村，他的身后还跟着霍克。
在达尔文的客厅里一场很奇怪的谈判在激烈进行，隔壁的爱玛不时紧张地竖耳静听，他们搬进这所房子以来，这里还没有过像今天这样的争吵。辩论的一方是达尔文，而他代表的却是华莱士，另一方是赖尔和霍克，却代表达尔文。
赖尔将达尔文的手稿捧在手里激动地说：“查理，我曾劝您早点儿发表这篇东西，您不听劝告再三推辞，说是要听听不同意见，那么今天反倒听见了相同的声音，若再不发表，就该轮别人去听不同意见，享受优先者的光荣。所以我和霍克今天再次当面请求您立即公布这些研究成果。”
“不，赖尔先生，如果没有华莱士的这封信，我可以立即将手稿托您去发表，现在却反而不能发表了，而且永远也不能发表了。华莱士先生近年来与我书信往来，我们彼此都知道对方从事的研究，他确实独立地完成了这个艰巨的划时代的课题。”
这时霍克插进来说：“达尔文先生，您不是比他更早就开始研究这个课题了吗？而且您还掌握了最丰富的材料，已经陆续发表了《考察日记》和地质、动物、植物各方面的著作，就只差这层窗纸没有被最后捅破。没有公布最后的结论了。
不错，华莱士先生是在搞这项研究，但是当您1831年就出发去环球考察时，华莱士才是一个刚背上书包的6岁孩子，1842年您已经写出那份详细提纲时，他才是一个19岁的学生，1854年他在马来半岛进行考察，只花了两个晚上就写成这篇论文。而您得出这个结论已经有二十多年了。您就是现在发表，谁敢说您是在抢优先权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