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在贫困中勤奋读书，矢志报国。幼年，在不收学费、日供三餐的泰兴高等小学堂读书，成绩名列前茅。去上海南洋公学中学部求学时，也因成绩优异，受到校长唐蔚芝（文治）先生的赏识。唐先生代交学费，得以继续深造。后又师从唐先生潜心研读中国古典文献。1913年，赴英留学，1915年，日本“二十一条”提出以后，袁世凯方欲以此盗据中国，他“即弃学束装”，万里归来，“不愿以区区之身，与儿皇帝共存于天下。”回国后，随即投入反袁斗争，曾与几位著名革命人士在上海创办报纸，为争取自由民主而呐喊。抗日战争时期，为保持民族气节不做亡国奴，他离妻别子，离开即将沦陷的家乡，绕道越南，远赴重庆教书。解放后，他参加了民主同盟，并以空前的热情，投入了新中国的学术文化建设。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虽历经灾难，但始终刚正不屈，不向邪恶势力低头。粉碎“四人帮”后，先生以84岁高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又被评为优秀党员。这一切，表明了他是一名爱国的知识分子和光荣的共产主义战士。
先生以道德立身，一生从教。他在东园宅门上还题“师友琅玡”四字以明志。他献身教育事业及中国文学研究七十余年，先后多执教于国内名牌大学。1952年，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教学，并主持系政达三十年。他对教育教学工作极端负责，且勇于担当新开课程，每周十课时，少则八九课时。由于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凡受过他课的学生，无不由衷钦佩。他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人才，许多人已成为国内外著名的学者，正在各个不同岗位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结合教课，著书立说，出版的著作已近20种，尚未问世的还不下千万言。他所著述的传记人物，如杜甫、陆游、梅尧臣、张居正、陈子龙等等多是历史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仁人志士。声应气求，今古如出一辙。余读其所著，益想见先生之为人。
先生一事当前，知难而进，不知老之已至，集中反映在他授受研究生的工作任务上。八十年代初，他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先带了两名唐宋文学史研究生。在他俩即将毕业的时候，学校还拟招传记文学史研究生，征求他的意见。用他自己的话说：“如今是应当两次退休都有余了，但是还有工作要我做，自己也觉得应当做，那就做吧”。他对招这门课新生的要求是：能写流畅的语体文；能写能读不太长的文言文；阅读外语能力必须与读中国语言的能力相差不远。且二三项皆由他面试。能及格者则录取，否则，宁缺毋滥。学生进校后的工作都由他自己从头做起。因为这是一门新课，在国内过去很少开过。每周一个下午的课，每课都写讲稿，比前期工作繁重得多。“马上笼头，须纵步直奔”，他决心与研究生共同前进。以有限之年光，为国家造就必要之人才。读书考察，教写结合，撰就了传记文学稿，人才教材，得以从容完成，也为传记文学填补了一家空白。
在这里，我从一个侧面联想到先生是怎样科学地把握时间和正确地对待人生的问题。家乡一故旧，曾向他致意道，年纪大了，可利用暑假回来看看。他说：“我何尝不想泰兴，但是，我如何能走得了？在时代对于每个人提出严肃的要求时，我是找不出这个时间的。暑假能有几天，秋后一个学期里，我要为研究生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这四部大书。
要在这300万字中提纲挈领地讲。当然，只要撮其要的叙述。但是，不把这300万字好好看过，我从哪里知道是要还是不要？
暑假并不太长，在泰兴一星期，事前的准备，时事后的不能定神，至少半个月。这半个月泡了汤，我凭什么教书！我从来是笨做，这个做法，家乡人不清楚，幼小时就有人说我聪明，这是靠不住的，一切的工作靠苦干，说聪明是假的，还有正经事做不完，意外事又不少，要写字的人，要给刊物上做文章的人。
总之，要做的事很多，只能尽力而为罢了”。自然，他晚年常感到精力不济，说衰了，老了，每年差不多都要住一、二次医院。他一有好转，总是要求提早出院，感到有些事要做，不容他偷懒。他还认为“1966年以来，留得一条性命，侥幸之至。既然留下，一切从好处看，这是个好方法，在暴风骤雨中，得此诀窍，目前尚能做一些工作，全靠这一着”。一息尚存，志不稍懈，先生的这种惜时如金，苦干、实干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实在难能可贵。
对家乡教育事业，先生赤子心诚，亦复关怀备至。
有如：1964年暑假，先生时年66岁，曾回泰兴住过几天，当由县组织全县高中语文教师借座泰中礼堂，请他讲学。他即欣然应允。记得他是从当年上海市高考语文阅卷情况讲起的。那年暑假，他曾主持上海市高考语文阅卷评议工作，在看过向他推荐的较好和中、下成绩的同时，他指出，教学要重视基础训练，看来，这往往容易被忽视。不少学生，书写不规范，潦草到简直好像天书，我是不愿看下去的，书法本是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之一，传去日本，得到弘扬，而在国内，却有些人不甚重视。这主要反映在学校教学上，长此下去，远远不只是书写。这仅是举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他同时指出，问题存在于学生中，而根源在教师。在于教师自身的基本功及工作的基本态度不够。如是前者，教师本身就该下功夫补上这一课；如是后者，这是教师的责任心问题。二者要同时重视解决。他接着说，对语言教学，要努力做到并做好讲读结合。他以陆游诗的代表作之一《书愤》为例，当即朗读起来“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他先读后讲，边读边讲，讲后再读，有效地结合进行，要求学校领导重视教师的自学进修，提高素质。“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只有这样，才能尽到“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责，较好地完成中等学校语言基础教学的任务，先生讲了一个多小时，深入浅出，引证贴切，乡音未改，语言质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文化革命”中，学校造反派把泰兴中学当作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黑样板”批，校牌也被砸了，说是上面的字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朱东润写的。还把学校降为县属中学。1978年春，我再度调泰中工作，党的十一届三种全会精神贯彻后，东润先生得到平反，学校恢复为省属重点中学。为此，我函请先生重新写校牌（原为隶书，现写楷书）。那时先生已是84岁高龄了。字如其人，果真是姜桂之性，愈老愈辛。还有，泰中校园内，原襟江书院“讲堂”匾额，“文革”中亦被毁。泰中决定于1985年60周年校庆时，将匾额恢复起来。查原“讲堂”二字为篆体，系清代左宗棠（季高）所书，经议定请朱老新书，将原匾照寄去，以资印证。先生书就寄来，并给信说“……原匾篆是左季高所书，请题者为知县杨激去，湖南人，在天京陷落后，左气势喧赫，书法霸气惊人，与彼时左之地位亦相城”。这里，先生不仅提及书者的前因，还指明书道所具的人物时代精神，知人论书，自属仅见。
先生教书，数十年如一日。真、草、隶、行、篆五体俱全，自成一家，而尤擅长小篆。对乡邑名士陈潮（东之）的篆书，甚为推崇。1987年，乡里一位中年书法爱好者，发现陈潮的一联木刻篆书，但不辨真伪，曾与我商及，当即致书就教先生。不日见复：“……此件确系东之先生所书，观其气势之精邃，可以一望而知，此真当今之奇宝，极望好好保存，慎重珍护”。还说：“东至先生篆书，为一时所仅见，何子贞（绍基）尚逊一席，如天假之年，与邓石如可并驾齐驱。数百年只生得此一位人才，此时竞至绝迹，不胜遗憾！如能传世，庶几不至为东之先生留一憾事”。东之先生30余岁［生道光十一年（1831年）举人，享年35岁即下世，而所得已如此，愚学书七八十年，未尝多所间断（入川八年不计），而所书去东之先生尚远远不如。今已年逾九十（时91岁），大约于此道终于一无所成而已。同时，还寄语该同志：“足下方在英年，又得东之先生亲笔书法，如对大贤，如对严师，尚望日进无疆，庶几无愧于东之先生之乡里也”。并告之“多读书以培养其气质，多摹写以灵活其气力”。足见先生学书要求之高之严，永不知足。而仰慕乡贤，自强不息；勖励后生，与时偕进之精神，跃然纸上，溢于言表，感人至深。
更为乡人称道的是，先生和他的夫人邹莲舫早即有意将所置房宅全部无私奉献给县人民政府作县办图书馆之用。1981年初，县六届人民代表对此也有过提案。经政府办公会议研究决议，即派我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去上海与先生洽谈，并面告了政府的处理意见，他很高兴地说：“我一不为名，二不为利，因为我是泰兴人，得有今天，与泰兴人民的培养是分不开的。将房子和书物献给政府办图书馆，算不上什么贡献，而是以此来报答家乡人民”。他还谈到，当年建造这座房子的经济来源，纯是用他的薪金、稿酬并“撙节”所得。它不是祖产。政府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将原有十个住户分别作了妥善安排，并对房屋全部进行整修，恢复了原貌以后，我再次去沪商定，先生审慎周详地向政府写了赠献书。同时，拟定于198年8月1日，由政府召开有关部门、学校和社会代表人士会议进行赠献仪式。届时接迎先生所派子女君道、惠如二同志回乡，办交接事宜。计房屋4间，图书、杂志等4100多册，家具一部。由我代表县人民政府接收，宣读了先生的赠献书。《新华日报》、《文汇报》分别作了“老教授赠献房产藏书”和“老教授朱东润赤子之心——房产献乡亲、造福后来人”的报道新闻。1988年10月，石刻“朱润东故居”以资纪念。
朱东润先生于1988年月10日在上海逝世，享年9岁。生前，他澡身浴德，独立独行；淡泊自甘，不为物役。他蓄道德、能文章，比山如海，我自莫测其高深。谨以感受所及，对先生一表景仰与缅怀之忱！
1989年4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