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不着，先生。”儒塞夫平静地回答，“路上尽是泥泞污淖，两个小时以后，您的鞋不是也要和现在一样脏了吗？”伏尔泰微笑着穿上了，一声不吭地走出门去，小厮在他身后跑步追了上来：“先生，慢走！钥匙呢？”
“钥匙？”
“对，食橱上的钥匙。我还要吃午饭呢。”
“我的朋友，吃什么午饭呢？两个小时后，你不也将和现在一样饿吗？”伏尔泰说道。
读了这则故事，我们一定会发笑。它不像“请君人瓮”的故事那样给人一种冷峻的感觉，它给人带来的是轻松——你看，小厮没有及时擦鞋，伏尔泰并没有严惩他，而是在他要食橱上的钥匙的时候，用以谬制谬的方法，揭示了小厮推理上的荒谬，因此导致了幽默。这时，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请君人瓮”的故事中不包含幽默的因素了。因为它不含有荒谬成分，完全是一出正剧，“严肃”占很大比重，说的是恶人有恶报，展示了恶人自食其果的可耻下场，与“伏尔泰的鞋”这则幽默故事不同。从心理学上讲，以谬制谬是一种精心设计的心理过程，它通过有效的诱导和转换，使人在不知不觉中突然面对荒谬，产生忍俊不禁的情感效果。
丘浚一次到杭州寺庙里去拜访一个和尚。这和尚猜度他不像个有钱有势的人物，爱理不理的，对他很傲慢。就在这时，庙门前响起了一阵吆喝声，有个州将的子弟带了一班仆人，前呼后拥，前来拜佛。这和尚马上换了一副面孔，亲自走下台阶，躬身合掌，上前恭迎。
丘浚看了很不满，等到州将的子弟一走，就问和尚：“你对我这样怠慢，对那些人却又为什么这般殷勤呢？”
和尚狡辩说：“阿弥陀佛，施主，你误会了！你不知佛经上说‘有就是无，无就是有’。刚才我是‘接是不接，不接是接’啊！”
血浚听了火冒三丈，从和尚手里夺过禅杖，狠狠将他打了几下，说：“和尚莫怪，如此说来，打是不打，不打是打。”
这则对话的巧妙之处，在于和尚“接是不接，不接是接”的论断的荒谬，丘浚的“打是不打、不打是打”的论断同样荒谬，但他是用和尚的推论方法，以谬制谬，使自己获得心态平衡。
糊涂人也能变聪明
只有正确地运用平衡，糊涂人也会变得聪明。
（1）装聋作哑
这是一个“钝”的战术。在论辩中，对对方的辩词，自己明明十分清楚，但是，却不值得反驳或不便反驳，这时，不妨把自己装扮成“聋哑人”，对对方的辩词置若罔闻，不予理睬，令其无可奈何。
要有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感情不能过于冲动，要服从理智的需要。不能走上极端，凡事皆忍耐，要坚持“该忍则忍，该驳则驳”的原则。最好的方法是先忍后驳，忍可能引起对方的烦躁，从而在论辩中出现漏洞，然后再见缝插针，及时出击。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依靠自己的力量打败了甘当英国傀儡的希腊，走上了独立的道路。英国为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准备严惩土耳其。于是，纠集法、意、美、日、俄、希腊等国，各派代表，与土耳其代表在洛桑谈判，企图胁迫土耳其签订不平等条约。英国的代表是刻遵，刻遵身材魁梧、声如洪钟，是名震世界的外交家；而土耳其的代表伊斯美，不仅身材矮小，耳朵还有些聋，在国际、国内毫无名气而言。在谈判桌上，刻遵非常轻视伊斯美，态度十分傲慢、嚣张，其他代表也是盛气凌人。但是，伊斯美态度从容，情绪镇定，毫无惧色。特别是他的聋耳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对土耳其有利的发言，他全听到了，不利的话，他全没听到。当伊斯美提出维护士耳其权益的条件时，英国外相刻遵大发雷霆，挥拳吼叫，咆哮如雷，恫吓、威胁不断向伊斯美劈头盖脸压下来。各国列强的代表也气势汹汹，包围了伊斯美。但伊斯美大装其聋，坐在那里若无其事，等刻遵等人声嘶力竭地叫嚷完了，他才不慌不忙地伸开右手，靠在耳边，将身子移向刻遵，十分温和地说：“您说什么？我还没听明白呢？”气得刻遵等人直翻白眼，反倒说不出话来。
1953年6月，早已79岁的英国首脑邱吉尔，到百慕大参加英、美、法三国会谈。他利用年事已高的借口，时常装聋，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法国外长皮杜尔在一系列问题上讨价还价，使大家颇感头痛。艾森豪威尔幽默地说；“装聋成为这位首相的一种新的防卫武器。”
1945年7月，苏、美、英三国首相在菠茨坦举行会谈。在一次会谈休息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对斯大林说：“美国研制出一种威力非常大的炸弹。”暗示美国正拥有原子弹，对斯大林进行心理挑战。在杜鲁门讲话时，英国首相邱吉尔两眼盯着斯大林的面孔，观察反映，斯大林像没听见一样，未露出丝毫异常的表情。后来许多回忆说，斯大林好像有点聋，没有听清楚。其实，斯大林不仅听清楚了这句话，而且听懂了这句话的弦外之音。会后，他告诉莫洛托夫说：“应该加快我们的工作进度。”两年后，苏联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破了美国的核垄断地位，使西方社会大吃一惊。
在论辩中，装聋作哑是一种“软”的策略，不露声色，大智若愚，待机反驳，后发制人，是装聋作哑法的主要特点。
（2）歧义岔答
歧，是分歧，岔，故意避开。这是日常论辩中为解脱窘境的“脱身术”。当有些问题我们无法正面回答或者不便回答时，可以把问题岔开，这种方法就是所说的歧义岔答法。
岔题要有术，它基本上是先对问话的一种联想，然后把问题岔开。
回答要迅速，不能拖时间太长，否则就完全失去了意义。
在答话过程中前面尽量埋下包袱，不露任何破绽，最后造成一种幽默的效果。
教师：“谁能在地图上指出美洲的位置？”
尼克走到地图前面，准确地找到了美洲的所在。
教师：“好，同学们，再告诉我谁发现了美洲大陆？”
孩子们异口同声地说：
“尼克！”
在上地理课的时候，地理老师用手指着地图的一个地方，问一个叫伯特的学生：“这是什么，伯特？”伯特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但又不愿意说不知道，就岔答道：“是你的手指。”老师说：“不，我问你我手指的是什么？”伯特又答道：“是地图。”老师又说：“不，我问的是地图上的符号表示的是什么？”伯特又答道：“表示地球上的一个实际地方。”老师都气糊涂了，可也想不出伯特的回答如何错误，就让他坐下了。
文革期间，一农民在傍晚行船，一个干部模样的人从桥上经过，见下面有船行过，疑有私货，就不客气地问道：“下面走的是什么船？”答曰：“木板船。”又问：“干什么的？”答曰：“行船的。”旁边的人听罢，都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问者带有责问口气的两句话，被回答者巧妙地岔开，使问的人很尴尬。
按理讲，行船的农民是了解问话的用意的，“什么船”的问话，所问的是船上装的什么东西，决不是问船的质地。答话者有意岔开，问的人不好再问。所谓“干什么的”，是问行船去干什么事的，而不是明知故问行船与否。答话者又以不提供任何话语信息的“行船的”岔开去，使得两次问话，两次落空。
岔题乃是一种机辩的办法，它能帮助摆脱尴尬，走出困境，而且常能制造出许多幽默来，你不妨一试。
（3）以假当真
假戏真作，并表演得非常真实，几乎可以乱真，从而得心应手地处理某些棘手事情。哲人说，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哲人的思考，总是对事物做出真理性的认识。而在语言应酬中有时却要与真理性的认识暂时分道扬镳。以假当真，就是明知其是假，偏偏当成真，以此来推理，来作判断，造成真理的逻辑关系松弛，甚至完全瓦解，起因与结果不相干或不相称。
以假当真法可以用来搪塞、推委，从而为自己开脱：
8个士兵请了一天假到城里去玩，可是到第二天早上出操时还没回来。中尉十分恼火。
7点钟以后，第一个士兵回来了。
“非常抱歉，长官。”他向中尉解释道，“我的表慢了，没有赶上火车，就租了一辆汽车往回赶。可是半路上汽车又坏了，我只好到村子里买了一匹马，谁想到马又死了。我跑了10多里才赶回来。”
中尉对他说的话十分怀疑。紧接着又陆续回来了6个士兵，全都是那一套误了火车、租汽车、买马的借口。中尉正要发作，最后一个士兵到了。
“我误了火车，就租了辆汽车……”
“住嘴！”中尉揪住他咆哮道，“你再说汽车坏了吗？”
“不！长官。”士兵喘了口气，“汽车没坏，但路上有那么多坏了的汽车和死马，汽车过不来呀！”
士兵们贪恋城里的景致，因此都回来晚了。他们都很爱面子，想编点理由蒙骗过去。可是他们的谎话编得太蹩脚，一下就让中尉给识破了天机。当前7个士兵败下阵来后，最后一个土兵回来了。能够编的理由都让别人说尽了，他别无选择，只好硬着头皮往上冲了，真有点穷途末路的感觉。这个士兵灵机一动，干脆以假当真，说不定还能扭转乾坤呢。前几个士兵都是平铺直叙地编谎话，引不起中尉注意力的震动，逗不起兴奋，况且士兵晚归，他正在气头上呢。最后回来的这个士兵编的谎话，前半截似在中尉预料之中，后半截则在中尉意料之外，而又在情理之中。因为他是把那些士兵的假话当真，所以在路上才被那么多坏车、死马挡住。他的话带给了中尉以情绪上的波折，发生了心理期待的陡转，中尉或许能表现出对他的幽默机智的赞赏；如果真是那样，这士兵还真遇赦有望。
以假当真法还可以用于一般的应酬中：
有个爱吹牛的导游员，不论对英国人还是美国人，都不会忘记提起他的父亲。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文化宫是我父亲主持建造的。”
“这是政府大厦，附带提一下，这幢大厦是我父亲设计的。”
来到死海边，导游喊道：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来到死海边了。这死海……”
“我们已经知道了，”一个旅游者打断他的话说，
“它是你父亲打死的！”
喜欢吹牛的人都有一种极强的表现欲。其实，恰当的表现并没有什么不好。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人与人之间需要了解，需要沟通，彼此要结成一种互惠互助的关系。适当的自我表现，能够起到自我推销的作用，它可以让人们更多地认识自己，而过度地表现，则适得其反，有时甚至弄巧成拙。上例中的那个导游员，可谓表现欲太盛，把他的父亲夸赞成仿佛是一位万能的神。人们对导游的父亲这“不凡”的业绩，显然要提出质疑的，要刺激他一下，使他猛醒，让他的吹嘘悬崖勒马。旅游者以导游的吹牛为真，顺水推舟，说死海也是导游的父亲打死的，其荒谬是显而易见的，而这荒谬恰好折射出导游以前说的话不可信。这也是旅游者的一种借题发挥吧。
（4）金蝉脱壳
